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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的神话/斯科特·肯尼迪
(博讯2010年04月26日发表)

    
      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北京共识”最初也是由一个人发起的。这次是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他发表了一篇夸张而雄心勃勃的长篇论文《“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作为《时代》杂志的前编辑,在论文发表之时,他是高盛集团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雷默在中国的专家中基本上还默默无名,但他立刻吸引了中国学者和官方的注意力,并在这片土地上卷起了一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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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北京共识”视为鼓吹中国的成功并对“华盛顿共识”的标准权威提出挑战的宣言,那么任何人都会钦佩雷默所做一切的大胆和他散文式写作在修辞上的华丽。这一雄心是值得钦佩的,尤其是以一个教授的角度来看,他的学生们通常抱着骑墙的态度,不愿挑战传统看法。此外,就这一标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赢得了容身之处和共鸣而言,它就可以被视为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和中国不断增长的软实力的标志。不过,作为一种分析,“北京共识”相对不太连贯,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准确。
    
      很显然,雷默选择“北京共识”这一术语是作为对“华盛顿共识”挑衅性的回应,但是,“北京共识”的三点原则(theorems)(见表二)与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并不平行对应。明确的是,雷默致力于解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第一个信条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根植于创新和科技飞跃,它们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快速增长的原因。正如雷默所说的那样,“传统看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放开大量廉价劳动力后所发生的情况的典范。但事实上,创新领导的生产率增长支撑着中国经济,并有助于抵消灾难性的内部不平衡”。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目标不仅在于扩展经济实力,而且在于实现公正的财富分配,从而使利益实现广泛分享。他写到,中国领导人和地方官员已经将“持续而均衡的增长”作为其关注的中心点。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承诺降低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因此,使“环保”成为衡量经济表现更准确的标准这一做法受到欢迎。
    
      构成雷默“北京共识”的第三个元素是如下这一观点,即中国已经有能力保持对其发展政策和路径的控制,而且凭借中国对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榜样所具有的吸引力及其自身实力的增长,中国的成功正在对美国形成挑战。按照雷默所说,中国并没有被迫去严格遵从“华盛顿共识”,而是在寻找各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参考点(point of reference)现在是,而且一直都是中国自己。”因此,“当根据综合国力进行衡量时,中国已经在很多重要领域成为了美国的竞争对手”。同样重要的是,第三世界正在涌向中国,将其视为经济伙伴、政治同盟、发展榜样,而这一切正在侵蚀着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
    
      尽管对中国开明的政治领导层极尽夸赞之辞并从策略方面进行了论述,雷默的“北京共识”还是存在几个神话。当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没有严格遵从“华盛顿共识”的信条,而且它的国际影响力也确实增强了。但指出中国没有遵守“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证明雷默的宏大设想是正确的。考虑到本次会议的议程,接下来的评论将直接聚焦于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不是讨论中国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和它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潜在挑战。后一个问题的各要点将在结论中提及。
    
      首先,科技创新并不是中国发展的核心所在。雷默像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一样,提出中国可以跨越好几代的科技发展,实现这一点的基础是自身的创新。断言创新与中国的发展历程没有关系,是不准确的。毫无疑问,在不同的经济部门都存在大量的渐进式创新,尤其是在制造加工业。此外,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人数也在快速增加。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在研发中投入的资金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各企业。这些投资的效果反映在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的数量急剧增加上。
    
      但是,中国人还没有成为创新的领导者。在极大程度上,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都是由外国设计与发明的。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作为其他国家设计的产品的装配商和制造商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中国信息技术出口产品的绝大多数附加价值都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且这些出口产品中超过 85%都是由合资公司或由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全资跨国公司的分公司制造的。在最近几年,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大力倡导促进“自主创新”。这一目标的核心就是在信息技术方面开发不同的技术标准,然后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迫使其他国家按这一标准进行生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成果一直不理想。这些努力中的绝大多数没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只有那些与外国技术相容的创新才显得比较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追求可持续的和公平的发展。这些最多可以被视为中国未来的目标,它们在改革时代并没有成为中国政策的主流。中国已经采取了重要措施来为环境保护建立一个管理机制,但每一次在环境和增长之间进行权衡时,总是后者获胜。雷默对胡鞍钢的绿色GDP的计算极感兴趣,但人们也并无惊讶地发现,尽管中国政府确实允许公布了一份基于2004年数据的报告,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却没有再同意公布其他类似的报告。类似的是,不平等,而不是平等,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经历中的重要印记。几亿人口已经摆脱了贫困,但是不论是按照个人、部门还是地区进行衡量,不平等都在扩大。雷默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最近,北京已经取消了一些对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并且增加了对中国西部的投资,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2008年5月,在四川地震中坍塌的劣质学校、住房和办公建筑就是这些地区差异存在的不幸证据。
    
      雷默提出的第三个神话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独一无二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没有其他国家采用过同样的整套政策并取得同样的结果。和我一样对雷默持批评态度的诺顿,他在本次大会的论文中确立了几个将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经济区分开来的有特色的元素(规模、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和等级制的“威权政府”)。然而,强调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不同并不能说明什么。这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世界上其他全部194个国家。而将任何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贴上“某国共识” 的标签,毫无疑问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的现实并没有靠近“华盛顿共识”的观念,雷默因此为这个国家的独特性欢呼。但是,如果他从一种更精确的角度加以比较,他就会发现中国的政策和发展轨迹与一系列广大的国家有着共同点和不同点,包括那些实行更加自由的资本主义统治政权的国家以及那些发展主义国家。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大部分经济改革的知识来源一直是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的专家和官员们严格地考察并借用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如果雷默说中国是在追随其他发展主义国家的步伐,那么他可能更接近事实。中国政府不断利用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手段来干预经济,中国也明显采用了其邻国的一些政策。雷默说,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印度建立经济特区的灵感来源,但中国的这一做法是从其他地方借鉴而来的。
    
      同时,中国和其东亚邻居在一些方面也出现了差异。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即沿海私有经济部门,已经在没有获得中央政府鼓励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并且不得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通过建立企业联合或使企业破产的方法来使各经济部门合理化的努力总是失败。在最近十年,中央政府努力压缩钢铁部门,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有了6000多家钢铁公司,比这一议程开始时多了2000多家。与日本和韩国对外国投资和进口坚持极端的贸易壁垒不同,相对而言,中国对国际经济开放得多。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标国,这部分是因为外国的政治压力,部分是因为中国自身经济薄弱,需要吸引国外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针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商拥有高度组织化的系统不同,行业协会在中国的发展却很薄弱。中国和外国的企业确实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不过大多数与政府的商业联系却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的渠道实现的,与俄罗斯和印度的政府—企业关系更为相似。而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远远不如其邻国,更像那些“发展不均衡的国家”(uneven developers),比如南非和埃及。而所有这些例子最终说明的是,对特殊性的广泛概括所模糊掉的东西远远多于它所澄清的东西。致力于对中国经济的组成要素进行调整过的对比研究将更有价值。
    
      雷默理论中第四个有问题的方面是他假定中国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行动一致,都共同追求一个定义清晰的目标,而中国的经济表现正是这些计划的反映。这种观点赋予了邓小平及其后来的领导者在这一历程中的核心地位。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是非常强势的,但是事实表明他们并不是全能的统治者,无法将他们的愿景强加给社会中的其他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统治精英不得不应对并非出于他们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在改革时期的最初15年中,许多政策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一种妥协。虽然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消失,但是官僚之间的冲突一直继续左右着政策的采用和执行。不久前,商业利益集团和社会其他成员的游说活动都已经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对政策讨论变得至关重要。中国许多最成功的政策最开始都是在地方采用的,不是被视为获得中央批准的试验,而是被视为对中央政策的破坏,后来才获得全国性的支持。结果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妥协,而不是共识,才是大多数中国经济政策的来源。
    
      雷默提出的最后一个神话是另一种类型的共识,即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方都认可其“北京共识”的准确性。写作三年后,科兰滋克(Kurlantzick)称,雷默的想法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我本人关于中国的争论的评论是,如果在中国存在一个共识,那就是“北京共识”是错的,它对美国和全球社会过于敌视。
    
      一些中国评论家发现了“北京共识”的可利用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它对“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和东欧与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的批评态度。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为那种符合各国国情的发展路径进行了辩护。其他人认可“北京共识”是因为它承认了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成功。一些中国学者相信,最低限度,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将带来更多对中国的研究。
    
      中国的绝大多数评论对“北京共识”是持批评态度的。一些人认为,它不够准确,或者有些夸大其词,而其他人认为,它忽视了中国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因素。许多评论家撰文指出,“北京共识”是要求宣布一种并不存在的共识。还有其他人强调说,“北京共识”低估了中国经济战略所导致的问题的严重性,也低估了那些仍然需要去克服的问题的严重性。最后,大量观察家坚持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战略依赖于“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构成要素,比如自由价格、竞争、限制通货膨胀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中国那些独有的要素不过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补充,而不是挑战。
    
      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们对“北京共识”缺乏共鸣,这应该是对雷默理论最后的致命一击,原本以为中国会因为得到了这样的头衔而受益颇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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