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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真相调查团 公告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3月23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吴英案真相民间调查团
    
     (博讯 boxun.com)

    (参与2012年3月23日讯)
    
    促进司法公平公正,捍卫公民合法权益
    
    为了正义!为了公理!
    
    吴英案真相调查团已于2012年3月23日在北京成立亮相。这是我们向全国各界关心此案的朋友们,发出的第一份公告。希望大家给予关注和支持!
    
    温家宝总理3 月14 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就浙江吴英案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指出:“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第三,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他提出:“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督。”
    
    这就不仅为正确地处理吴英案定下了明确的原则,而且将这一“个案”的处理作为解决民营企业对大量资金的需求和大量民间资本没有正常的出路的突破口。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彻底调查吴英案的真相和彻底消除判决吴英案的错误的重大意义。我们认为,这与加快中国民主宪政步伐,争取司法独立,伸张社会公平正义,也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决定组织民间力量对此案进行调查,义无反顾地帮助蒙冤居狱的吴英姑娘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揪出幕后黑手,直到她无罪开释,并且力求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深层意义有所了解。
    
    此事牵涉的方面很多,估计可能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团队和工作班子。由铁流联系一批离休退休老人发起,初步组成“吴英案真相民间调查团”,调查团下分设顾问组、专家组、律师组、调查组。
    
    顾问组由有名望的离退休老人组成,负责把握政策和方向,尽可能地与高层沟通和对话;专家组由经济界知名的学人组成。他们将从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与发展态势角度,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线;律师组由全国知名律师组成,作为此案律师的后援力量;调查组由各界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和专家组成,将亲临浙江东阳第一线,搞清吴英案的事实真相,定期用公告形式向全国人民公布。
    
    调查团团长将由茅于轼、钟沛璋、郭道晖、燕凌、荆山水等老人出任,由铁流、吴小军出任总干事。顾问组联络员为王晓丽,专家组联络员为孟元新,律师组联络员为何砚平,调查组联络员为俞梅荪。
    
    调查团在两会后正式问世,有三至五人临时性的工作人员。第一步工作是向中央呼吁落实温总理关于妥善和审慎地审理案件的承诺,异地重审吴英案;第二步,在调查事实真相的同时,为吴英无罪进行法律辩护;第三步追回非法拍卖吴英的资产;第四步揭发控告贪官与黑恶势力的不法行为;第五步,推动金融垄断的体制改革,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为联系方便,我们己把吴英的父亲吴永正接到北京居住,并和吴英的律师张雁峰先生取得联系,将一起协同工作。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正义之师。
    
    凡愿加入者不分地域、也不分男女、年龄、职业、种族,只要关心此案,热心此案,做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均可。但务必写上真实姓名、地址、职业、电话、邮箱,以便联系和寄赠资料。
    
    另外,为打赢这场官司,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做后援。希望全国各地关心此案的学者、企业家,以及各行业的朋友,发慈心、发善心、发爱心,能给予无私的支持,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均可。无论多和少,我们都十分感谢、感激。如愿意支持捐赠者,请按以下标名的帐户汇寄。吴永正收款帐号: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永顺潞苑支行。帐号6222020200114484252
    
    如邮寄,请寄(邮编101100)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217—1吴永正收。
    
    捐赠款项,一定专款专用,并由调查团监督使用开支,按月公布收支情况,接受捐赠人审计和查阅。如吴英无罪开释,重办企业,将在她重办理企业的介绍文字中,镌刻上善心者的大名:正义永存,公理必胜!!!
    
    吴英案真相民间调查团
    
    2012年3月23日于北京
    
    真相调查团电子邮箱: [email protected] _
    
    真相调查团工作电话:010—89590824、010--89557407
    
    吴英父亲吴永正先生电话:北京号:13501330700:杭州号:15925950086
    
    【附件】
    1、吴英案民间真相调查团现有成员名单:
    团长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副团长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副团长钟沛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
    
    副团长燕 凌(前《人民日报》编委、农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
    
    副团长荆 中(全国工商联原经济部部长)
    
    总干事铁 流(老记者、老作家)
    
    副总干事吴小军(香港真相出版社社长)
    
    成员(未分组)
    
    于浩成 (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辛子陵(著名学者、党史研究专家)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高 瑛(女诗人,艾青遗孀)
    
    程巢父(胡适、陈寅恪研究学者)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孙大午(民营企业家)
    
    曾小明(杭州民营企业家)
    
    滕 彪(北京律师)
    
    刘晓源(北京律师)
    
    杨 松(深圳律师)
    
    刘子龙(北京律师)
    
    王 勇(北京律师)
    黄 钟(《炎黄春秋 》执行主编之一)
    欧阳劲(《太平洋月刊》总编辑)
    
    谢朝平(原《中国检察报》记者)
    
    昝爱宗(自由写作者)
    
    王小丽(上将王诚汉之女)
    
    黄宝松(退休教师、自由写作者)
    
    俞梅荪(原国务院办公厅法务秘书,长期从事立法工作和法学研究工作)
    
    黄大地(原新华社高级记者)
    
    孟元新(北师大图书馆理员)
    
    叶孝刚(杭州退休教师)
    
    蒙木生(退休地质工程师)
    
    魏 青(浙江温州自由写作者)
    
    金为民(温州五七战士)
    
    刘云卿(福州公民)
    
    黄 河(北京公民)
    
    
    
    2、吴英其人其事(铁流摘编)
    
    
    吴英,1981年5月20日出生,星座是金牛座,生长在浙江省东阳市一个农民家庭。据说在她十多岁的时候,有人欠了她父亲近百万元工程款,打起了官司。吴英因此早早地领略到了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或许是在东阳、义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太多的商业故事和机会,让吴英的心不安分起来。没读完技校,她就辍学去姑姑的美容院学美容技术,后结识了丈夫周红波,一起开了家女子美容院,并做起了生意。之后因发展需要在西街开设了贵族美容美体中心。她聪明能干有心机,很快捕捉到“羊胎素”项目的商机,挣到了不少钱。紧接着,她又开出了东阳最大的足浴店千足堂。接着,“嗅”到汽车租赁生意,利用原先积累下的资本,一口气买下了十多辆车。当“韩流”袭来,她又开出了韩品服饰店。此后,她又接收了喜来登娱乐城,成了娱乐城的老板。
    
    吴英在这些行业中,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除了有形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吴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她的客户几乎都是当地最有财富的一批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人脉关系,都有自已的团队和群体。生意场上有句话,“要想成功,就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
    
    吴英在与这些成功人士的耳濡目染中,逐渐锤炼了自己的商业禀性。她在与这些朋友相处中,吸收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因此生意越做越大,来往于广州、义乌之间。有朋友说:“吴英的脑子转得实在快,而且动作更快,有时候一天来回广州两趟。‘神龙见首不见尾’,快速度、高强度,很多男人也赶不上。”还有,她为人仗义,并不只顾着自己赚钱,有好的赚钱机会,也带着朋友赚。有的朋友因此赚到了钱,自然会回报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给她。有的不但提供信息,还投资,由吴英操盘,按约定比例分成,投资人只数票子,不担风险。这可能就是吴英“非法集资”的起源。
    
    起先的几年,吴英经常奔波于广州与东阳、义乌之间,后来她投资的地域越来越广,直至大西北。她经营过化工原料,洗浴婚纱。2004年后投资房地产,进入当地和全国很多城市的楼市,住宅、商铺,都炒过。此后,吴英在服务业和商贸业中完成的原始积累成倍地膨胀。然而,期货市场才是她真正的创业实验田。在这里,她的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放大。她所谓的“非法集资”,也就旋风般的开始。2006年4月,她创办了“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了要做大生意,要赚更多的钱,需要更多的资金,她向银行借不出,找国家立项批不准,只能通过朋友大肆借贷。要借到钱,只能给以高于银行借贷利息数倍、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回报。2005年,她通过九位至亲好友,在有契约的前提下一共借了7个多亿。这巨大的借款,无疑给她埋下了爆炸性的祸根。她明知有风险也得去借去筹,为的是企业更发展更壮大。谁个生意人没有侥倖心理?
    
    在“国进民退”的这些年,民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困难,各地贪腐势力都张着血盆大口,吞食一个个富了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吴英早成了他们的吞食对象。2007年2月1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至少在本色集团普通员工和市民看来),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在短短几分钟内,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与本色集团有关的债权债务,开始登记。
    
    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宣布: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吴英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徐玉兰等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在已负债上千万元的情况下,为资金链的延续,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继续以高息和高额回报为诱饵,大量非法集资,并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为掩盖其已巨额负债的事实,又隐瞒事实真相,采用给付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用非法集资款购置房产、投资、捐款等方法,进行虚假宣传,给社会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骗取社会资金。
    
    ——如被告人吴英与杨卫陵等人合伙炒期货,但却不要杨卫陵等人承担风险,而是给予固定的回报。杨卫陵等人投入3300万元,吴英在炒期货实际亏损了近5000万元的情况下,隐瞒其已巨额亏损的事实,宣称有盈利,向杨卫陵等人支付了1400万元的所谓利润。又如赠送家纺及同等价值的家电等。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
    
    ——本案的被害人大多是放高利贷的人员,其资金也大多系非法吸存所得。仅林卫平一人,所涉人员和单位就达66人。另外,吴英除了向本案11名被害人非法集资外,还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王泽厚、陈庭秀、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非法集资。被告人吴英除了本人非法集资外,还授意徐玉兰向他人非法集资,徐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涉人员达14人。
    
    ——被告人吴英在负债累累,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仍对非法集资款随意处分和挥霍。如花2300多万元购买的珠宝,不用于经营,而是随意送人或用于抵押;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投标或投资开发房地产,造成1400万元保证金、定金被没收;用集资款捐赠达230万元;在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花近2000万元购置大量汽车,其中为本人配置购价375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为所谓的拉关系随意给付他人钱财130万元;其本人一掷千金,肆意挥霍,其供认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同时进行高档娱乐消费等花费达600万元。被告人吴英不仅随意处分和挥霍集资款,巨额非法集资款本人竟无记录,公司账目也管理混乱,三个会计师事务所均无法进行审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英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属正常的民间借贷,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鉴于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故作出以上判决。
    
    吴英不服法院判判,依法提出了5条上诉理由。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一、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吴英所借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只有极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用品,不存在肆意挥霍;
    
    二、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没有对公司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债权人。而且用借款偿还公司经营债务,也是经营行为。吴英没有虚构借款用途。
    
    三、债权人不属于社会公众。吴英的债权人都是亲朋好友,不是集资行为;
    
    四、借款行为是单位行为,不是吴英的个人行为;
    
    五、本案的林卫平等所谓“被害人”,已被法院判决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所以,原判决明显是在保护这些所谓“被害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
    
    对此,腾彪先生一针见血地写道:“民营企业急需贷款银行不管,绑架、抢夺属于刑事案件公安不管,本属民事领域的民间金融活动,因为有利可图,政府的积极性来了。”
    
    吴英报案似乎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报案后不久,2007年过年之前,资金链趋紧的吴英被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审开庭时,给吴英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认为,“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如吴英集资是为“占有”,何必搞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众多的实业?在刑法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哪里?
    
    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尽管她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吴英案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从导致国民奴役和经济崩溃的计划经济中挣扎出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腾飞”了、“大国崛起”了。但问题是,这个市场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的。一来政治体制没有跟上经济体制变革,缺少基本的政治自由和起码的司法独立,官商勾结,腐败蔓延,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二来关键的经济领域,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石化、铁路等仍然被垄断(实际上被高干家族控制),行政扭曲价格,公权豪取利润,顽固对抗市场。“入世”这么多年,美、日、欧盟等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应该在此。
    
    
    
    
    
    3、著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声音:
    
    
    张思之:就吴英集资诈骗案函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
    
    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尚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2012、1、25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评论
    
    
    我们最近知道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他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三百年,至少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他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个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个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不是特权,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再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有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主席,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以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虽然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既然都不是新的理论,我举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制度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的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一种严重的侵害。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他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我们人口当中,自然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的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他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他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吴英案例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但是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对中国改革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吴英案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因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在一个特权社会中,很多企业家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掠夺财富。吴英被判死刑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收到摧残,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非法集资罪”是一条恶法,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评论
    
    
    2月7日,天则经济研究所金融秩序司法公正研讨会在北京青竹宾馆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由吴英案引起的讨论——“金融秩序和司法公正”。会上,茅于轼就此发表了评论:
    
    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我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是扶贫的慈善性的机构,本来我用自己的钱,朋友捐赠的钱,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后来我就吸收存款,在当地农村向农村的村民吸收存款,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这个事情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山西省的省长写了条,非常好,要发展,要保护,银监会的领导去看了也是要支持,而且他们这些领导都出钱捐赠给我这个基金会。在这个情况下你能把我抓起来吗?
    
    说明这条法律是完全不成立的,当然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因为我是做慈善的,所以就不抓你。请问如果我是牟利的话,是不是就要抓呢?做慈善损己利人,是不是好,利己利人是最好,我又做了慈善,又赚了钱,为什么就不好了呢?可见这个问题思想上有严重的缺陷。你把大家的钱集来,乱七八糟的,把钱花完了,最后还不了了,这也是不行的。所以也不能说你做慈善你就可以非法集资,你必须把它管好,但是问题又来了,做生意是有赚有赔的,谁能保证永远不赔呢,赔了就是非法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找不出十全十美的界限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法律就应该暂时不实行,经过更好的参考,我们可以参考外国,香港,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跟我们的处理完全不一样。
    
    张星水律师曾经接受过陕西的一个案子,很好的一个企业它是非法集资来的,但是做得很好,创造了财富,帮助了就业,最后把他抓起来,这个企业就此完蛋。政府干了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本来政府要保护公民利益,你把非法集资人抓起来,一个好好的企业被你搞掉了,这个时代法律是可恶到极点,我觉得通过这个会把这条要废除掉。
    
    
    
    著名维权律师腾彪说: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
    【一】
    
    2003年夏天,我们在孙志刚案后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开始营救身陷囹圄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时候,22岁的吴英在东阳市新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展露出不凡的经营才华和交际能力。其实在15岁的时候,她就与别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生意逐渐做大。2005年又经营KTV、理发休闲店等,2006年注册两家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之后大手笔组建本色控股集团: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多行业的同时运作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但年轻没背景的吴英和更年轻的本色集团几乎得不到银行贷款,只能借助于朋友熟人。材料显示,除了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来自工商银行东阳支行外,她的几乎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信贷。2006年12月,因债务纠纷,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绑架,并被强迫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被抢走,被强迫交出数张银行卡密码。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她却在两天后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民营企业急需贷款银行不管,绑架抢夺属于刑事案件公安却不管,本属民事领域的民间金融活动,因为有利可图,政府的积极性来了。吴英报案似乎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报案后不久,2007年春节之前,资金链趋紧的吴英被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审开庭时,给吴英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认为,“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但一心要置吴英于死地的法院完全不理会这些意见。法院认定,从2005年至2007年,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吴英的罪名从被拘时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成了可怕的“集资诈骗”。2009年10月,吴英一审被判死刑。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原判。
    
    【二】
    
    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如吴英集资是为“占有”,何必搞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众多的实业?在刑法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哪?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吴英与11位债权人均为朋友或固定合作伙伴,因此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都够不上,判定“集资诈骗罪”乃是欲加之罪、司马昭之心了。
    
    
    
    4、吴英案一审张雁峰律师无罪辩护词
    
    
    我们受吴英家属的委托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吴英的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我们进行了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参加了庭审,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
    
    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按照《刑法》第192条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由此可见,构成集资诈骗罪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使用诈骗方法,三、非法集资。而被告人吴英的行为并不具备这三个要件。
    
    一、吴英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外人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深入其内心予以了解,所以其主观心理只能通过外化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具体如何推定,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都是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21日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以下简称《纪要》)来认定。
    
    按照《解释》的规定,以下4种情形属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
    
    (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按照《纪要》的规定,以下7种情形属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由于《纪要》的条款含盖了《解释》的条款,所以我们可以对照《纪要》规定的7种情形分析一下吴英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其中的4种情形控辩双方没有争议,即吴英不具备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等行为,所以我们只需要分析其他3种情形。辩护人认为,其他3种情形吴英同样不具备。
    
    1.吴英不属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
    
    公诉机关认定“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如果不被绑架、不出事,未必不能偿还。公诉人称其“明知没有归还能力”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客观归罪,二是主观臆断。吴英现在确实没有归还能力,但是这不能表明如果不出事就一定没有归还能力,更不能表明当初“明知”后来没有归还能力。因为“明知”是一个人对事物发展结果的确定性的评价,根据当时的条件和吴英作为20几岁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奋斗的结果就是失败。公诉人称吴英借款利息太高根本不可能通过经营所获利润还款,因为经营企业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利润,2008年银行利润只有17.8%,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推断哪个行业究竟能够获利多少,如果按照公诉人所谓经营企业不可能有过高利润的理论,那福布斯评出的数百位亿万富豪就无法解释了。
    
    2.吴英没有“肆意挥霍”资金
    
    所谓“肆意挥霍”指的是任意花钱、胡乱花钱,包括吃喝玩乐、建造豪宅、豪赌等,而吴英并没有这些行为,集资的款项绝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管理、购置房产、房地产开发、购买股权、购置汽车等,都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事业;有一部分用于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购买珠宝,似乎属于“肆意挥霍”,但事实上购买珠宝也属于一种经营,所以虽然至今有巨额借款没有返还,但没有返还的原因并不是吴英将该借款肆意挥霍掉了,换句话说,吴英没有“肆意挥霍”资金。辩护人提交的多份证据几乎都证明了这个问题。
    
    3.吴英不具有“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非法占有”,一是“拒不返还”。这里的所谓“占有”,按照《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及法理,其不同于民法中的临时使用,而是指永久性地取得所有权;而所谓“拒不返还”按照法理以及参照有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应该指的是“有能力返还而不返还”。可是本案被告人吴英所借款项除了用于生产经营就是用于偿还借款本息,部分借款尚未返还,是由于种种原因客观上无力返还,而不是有有能力返还主观上故意霸占不予返还,即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并非赖帐不还。
    
    二、吴英没有使用“诈骗方法”
    
    按照《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实践中,行为人经常采取的方法有:编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者企业计划,伪造有关批件,以能够取得高回报的养殖、种植、生产产品等为名,骗取社会公众信任,使人相信其投入一定能够获得几倍几十倍的回报。而其实这些绝大多数都是子虚乌有。
    
    吴英并没有伪造虚假的证明文件,没有编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项目。借款时只是称做生意,或者称缺少资金,所以根本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
    
    三、吴英的借款行为不属于“非法集资”
    
    按照《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由于吴英的借款对象全都是亲戚朋友和熟人,而且《起诉书》只涉及11人,完全是特定人员,根本不属于“社会公众”。
    
    关于认定集资诈骗必须符合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2003)刑复字170号复核裁定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1999年2月至2002年2月,被告人尹生华以虚构其做生意、归还欠款等为由先后骗取41人现金和财物共计1000余万元人民币,北京一中院判决其构成集资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被告人上诉后北京高院维持原判;最后最高法院复核认为,其在诈骗相关财物时,不是以非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为手段,其行为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特征,所以将集资诈骗罪改判为普通诈骗罪。
    
    可见,无论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复核裁定,只有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才能构成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只要不是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就不能认定为非法集资或集资诈骗罪。
    
    四、吴英被指控的部分行为应为公司行为
    
    吴英是本色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有的贷款是以公司名义进行的,有的虽然以个人贷入,但购买的财产包括厂房、设备、汽车等也确实用于公司,所以应当认定为公司行为,公诉人将所有行为都归到吴英个人名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五、公诉人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按照《刑法》第14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有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才应当提起公诉,可事实上,本案事实并未查清,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如集资款的数额、还款数额、集资款的去向、吴英和本色集团现有财产的数额等都没有客观准确、令人信服的数字。第一、集资款的数额、还款数额有的只是按照当事人的陈述,没有客观、详实的证据;第二、集资款的具体去向也没有经过司法鉴定;第三、吴英和本色集团现有财产的价值所依据的是东阳市价格认证中心做出的结论不客观、不公正、不准确、不全面的(2008)第244号《鉴定结论书》(鉴定书本身的问题在法庭调查时已经质证,这里不再赘述),律师曾书面申请东阳法院委托重新鉴定,但未被准许。2009年4月2日律师又申请金华中院对吴英借款的准确金额(剔除不受法律保护的高额利息、剔除借据中所含利息、剔除被杨志昂绑架时的假借条所涉金额等);吴英借款的资金流向,即哪些用于公司经营、哪些用于还款、哪些用于所谓个人挥霍等;吴英和本色集团的财产价值,包括对违规拍卖的财产重新评估,对购买的房地产现值等进行司法鉴定,但未获批准。
    
    显然,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而且,辩护人有充足证据证明吴英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见下表:证明内容出处、证人证言。
    
    吴英不存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情形
    
    吴英侦查卷十一方鸿(集团总经理)P52做期货吴英亏了几百万是有的,总的来是亏的。(证明经营亏损不属于明知)
    
    吴英让我在湖北荆门市关注荆门大酒店和京都大酒店,吴英有意收购这两个酒店,因为这两个酒店存在职工安置问题,我们一直在等荆门市政府对这两个酒店的拍卖公告,等拍卖公告一出来我们就开始正式洽谈收购的事情,但这拍卖公告到2006年9月份都一直没出来。
    
    证明吴英努力经营:
    
    辩护人证据
    
    蒋辛幸、周巧、徐玉兰证言(内容略)。
    
    证明吴英没有肆意挥霍资金
    
    辩护人证据
    
    蒋辛幸、吴喆、周巧、杜沈阳、徐玉兰证言(内容略)。
    
    5、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我想,吴英一案,就不能换一个方式处理吗?
    
    试析吴英的集资情况
    
    浙江省高院在刑事裁定书中载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名义,先后从林卫平杨卫凌杨志昂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万元,用于偿还集资款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尚有38426.5万元无法归还。
    
    我不大明白,吴英借来的钱到底是多少,本息如何计算?应该剔除这里面的高额利息,因为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法院要算清,现在剩余未还的这3.8亿里面有多少是利滚利的,已偿还的3.9亿里面有多少是本金?有多少高额利息应该剔除和追缴?
    
    2003年,孙大午事件发生时,媒体曾经公开报道我非法集资1.8亿元。这个1.8亿元就是一个累积数字,是大午集团从1997年至2003年这几年所有借了还还了借,借贷数额的累积,最后法院认定我未偿还的借贷余额为1308万元。所以我想,吴英集资的7.7亿元,应该是吴英从2005年5月起至2007年2月期间的累积借贷数字,也包括本金和利息。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只保护债权人的本金和合理利息收益,即“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因此,如果上述分析大体准确的话,浙江高院的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非法集资77339.5万元”和“尚有38426.5万元无法归还”,是不是等于承认了高利贷的合法性,保护了高利贷的非法权益呢?
    
    根据以上分析及现行法律规定,吴英案案发,就应该废除追缴高利贷的不当得利,对涉案的借贷双方都应保护,都应处罚!现在仅仅以刑事案来惩罚吴英是远远不够的,既没有好的社会效果,也达不到惩前毖后的目的。
    
    按照刑事案处理吴英的后果
    
    2007年3月,本色集团的法人代表吴英被抓后,公安机关以吴英无法偿还集资借款追缴其非法所得为由,将吴英的部分资产拍卖,后来一审二审都判处吴英死刑。
    
    这样处理的结果有三:
    
    一是吴英可能真的无法偿还剩余的3.8亿元借款,部分债权人将血本无归,而部分通过高额利息收回了本金甚至获取暴利的债权人并没有受到伤害,这样做既没有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也没有打击高利贷者;二是没有给本色集团还债的时间空间,更没有走破产程序,但本色集团也彻底破产了,企业和员工损失都很大;三是当地政府失去了一个税收来源,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就业岗位,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因此,这样处理吴英案,债权人企业和政府的损失都很大。
    
    现在有人将吴英案与孙大午案相提并论,二者的相同点是都属于民间融资,两人都是经济涉罪。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以前的报道中曾经提到,虽然吴英为了从银行贷款,曾一度向一些银行高管行贿,但最终也没有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英只能借高利贷来融资。很多民营企业即使明明知道借高利贷是饮鸩止渴,但也不得不走这条路。
    
    吴英案与孙大午案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大午集团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企业自身积累,二是向职工和村民借款。孙大午案发生时,大午集团已经在当地发展了十八年,当时政府对大午集团进行评估,企业的固定资产就有1.1亿元,负债则不到3000万元,企业有偿还能力。另外,虽然大午集团的借款被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大午集团的借款利率很低,不要说是银行贷款利率的几倍,甚至还低于银行同期的贷款利率。
    
    虽然最终我被判三缓四,但庆幸的是,我和大午集团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政府没有拍卖大午集团。现在大午集团早已起死回生,并继续稳步发展。
    
    若按民事案件处理如何?
    
    我们的法律规定,经济涉罪案件遵循的是“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吴英案发,依照刑事案处理,对吴英进行拘捕,封存公开拍卖本色集团的资产,这个程序无可非议。但我想,如果这个案件按照“先民事后刑事”或者就是按民事案处理的话,结果会更好。
    
    如果我们按民事案处理,吴英案案发后,我们的法律机关应该保护合理的民间借贷部分,废除和追缴高利贷不受保护的高利息,追缴高利贷者的不当得利。既然我们的法律规定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只保护债权人本金及不高于同期银行利率四倍的利息收入,那么就应该以此来核实吴英的借款。我们应给吴英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其积极主动地还债。我曾在一些场合表过态:我同情吴英,也相信吴英能站起来。如果可能,我愿意为吴英担保1000万到一亿的偿债额。
    
    按民事案或先民事后刑事处理吴英案,就应甄别高利贷,废除或追缴放贷人的不当得利,处罚责任人。
    
    这样处理的结果有四:
    
    一是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客观上鼓励了合法的民间借贷;二是打击了高利贷,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三是吴英有能力偿还所有借款,并承担合理合法的利息;当然,从减轻企业负债压力的角度看,停息还本是更好的办法。即使吴英的企业无法偿还借款,还可以走破产程序,靠拍卖资产来还债;四是吴英毕竟涉及了高利贷集资,自身有违法行为,政府应依法对吴英进行经济处罚,国家也可以得到应有的收益。
    
    2003年的孙大午案,基本上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是集资者企业和政府三方都能接受的一种方式。
    
    目前对吴英一案,京都律师事务所坚持无罪辩护,浙江一审二审坚持死刑判决,同是熟悉法律的工作者,分歧竟如此之大,令人困惑!社情民意,舆论汹汹,处理吴英案的方式方法就应该反思!其实现在无论杀不杀吴英,都已经形成了悲剧。留给我们的思考是:该如何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该如何健全我们的法制?
    
    经济涉罪案件,现在实行的是先刑事后民事,已经走到了以刑抵债,甚至以死偿债的地步,这绝对是不可取的。现在有的专家学者在呼吁取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呼吁取消经济诈骗罪的死刑,我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处理经济涉罪案件时,确立民事优先的原则,根据债务人偿债的态度结果,减轻或免除涉案人的部分责任,效果会更好。因为经济涉罪案件,其本质上还是要债务人还债。
    
    建立和谐社会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在处理经济案件时,不仅要提倡少杀慎杀,还应该提倡少刑慎刑,把民事案搞成刑事案,把刑事案炒成政治案更是走向了歧路。(作者系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
    
    6、自由写作者甘泉的论断
    
    吴英之罪不能成立。法学常识告诉我们,构成犯罪的“三要素”是:①犯罪动机;②犯罪事实;③犯罪后果。既为“要素”,就是缺一不可。那么,就让我们撇开枝节,直指根本,来看看吴英之罪究竟能否成立。第一,吴英筹款是为了做生意,毫无诈骗意图,因而根本没有犯罪动机。第二,吴英所筹款项,基本上全部用于开展业务,没有过多的不适当开支,没有携款潜逃的企图,更没有携款潜逃的行为。因而可以认定没有犯罪事实。至于她有些奢侈享受,或许不够妥当,但与犯罪无涉。第三。吴英集资数额确实巨大,但没有赖账,自然没有损害借款者利益,更谈不上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而也构不成犯罪后果。按理,犯罪“三要素”是缺一不可的。而吴英连一个“要素”也定不死,其罪名何以成立?当然,如果按照所谓“非法集资”的罪名来衡量,吴英的集资确实与相关的法律条文有所抵触。可是,倘若民营企业能够正常地从金融机构贷到款项,他们何必以远远高于银行利息的高利贷方式筹集资金?无须讳言,按照某种“潜规则”,也能贷到款项,但“人情”加“回扣”,其实与高利贷差不多,而且更黑暗、更肮脏!“非法集资”,本身就是一条“逼良为娼”的罪名,是一个理应被取缔的恶法。何况,即使按“非法集资”的罪名来衡量,吴英也至少缺乏犯罪动机这一个要素。所以我认为,吴英之罪不能成立。
    
    (2012年2月20日于北京)
    
    
    
    7、铁流:向中央政法委书记建言:重审吴英案
    
    吴英一案是个错案,吴英一案是个冤案。吴英如果有错有罪,也不至于大到判处死刑。她集资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企业,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养活更多职工,给国家纳更多的税,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与享受。比起贪官墨吏来,精神境界不知要高多少倍!
    
    奇怪的是,她的九个债主——也就是借钱给她的出资人,并无一人告她咬她,而告她咬她的却是“吃皇粮”的地方官员。这些官员两次集体签名,给东阳市法院、浙江省高院写信,要求“杀掉吴英”。这是为什么?显然是滥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明目张胆地干预司法。
    
    更奇怪的是,吴英一被抓捕,当地法院就快速地贱价拍卖她的公司的数亿资产。这是谁下的命令?民间有不少揭发插手此事的官员的材料,而东阳官方全不采信,一意孤行。这又是为什么?
    
    特别奇怪的是,在公安机关拘捕吴英前夕,吴英“流亡失踪”了8天。不是她自己要“流亡失踪”,而是被黑恶势力绑架了。这些有持无恐的亡命歹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下抢走她公司的公章、几百张现金支票、十余张银行卡和数百万元现金,并对其人身进行侮辱。她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不但不立案,不去拘捕绑匪,却收审拘捕了她。这是哪家的公安机关?根据的是哪家的法律?朗朗乾坤,竟有如此咄咄怪事!
    
    我是78岁的老人,干过政法工作,当过记者编辑,被打成“右派”坐过23年大牢,“改正”回归后又活跃在新闻界,再后长期在“商海”打拼,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经历过?我判断,吴英案一直是当地官府和黑恶势力在操作。当地官府在后台,黑恶势力在前台。试想,一个20多岁的弱女子,无权无势,能在短时间内集到几个亿的资金吗?没有官府的授意,没有黑恶势的摆弄,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除非吴英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仙本领。当吴英“非法集资”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时节,突然某个环节、某个部位出现了问题,资金链卡嚓一下断裂,雪球滚不下去了。恶势力为了自保,就抛出吴英来,公然抓捕吴英,图谋除掉吴英,“杀人灭口”,“瓜分赃物”。依我推断:吴英案其实是东阳市最大一桩贪腐案,与当地官员有直接关系。他们是吴英案的操盘手。先初用吴英出面集资分赃,用黑恶势力护航摆摊,然后嫁祸于吴英。
    
    吴英有错,错在年轻不懂事,错在胆大妄为。因此吴英无罪,有罪的应是东阳市有权力的贪腐集团。如不信,中央可派人深入地查下去,或异地组织公检法司力量重审此案。
    
    为此,我向中央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建言:重审吴英一案。
    
    2012年1月20日于美国休斯顿
    
    
    
    8、黄宝松整理: 从郑乐芬到吴英
    
    
    1986年, 《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到浙江温州采访,在一个长篇报道中,她用了这样的开篇:“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这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情景:阳光下的市场是属于国营企业的,黑夜则属于个体户。在孟晓云那篇充满了正面报道气质的通讯中,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就在当时,一群属于黑夜的“金融鼹鼠”正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那时已有“半壁江山”之称,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
    
    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
    
    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家庭破产。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
    
    那时候, 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令人惊奇的是,一直拖到五年后的1991年9月,郑乐芬才被处决。原因是,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虽然有罪,但罪不当死。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郑对会员收款、清点、记帐、付款,均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办理。“抬会”崩盘后,当事人都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1991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一位时年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当时她不会料到,二十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今年1月18日,吴英案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
    
    在两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当年致郑乐芬于死地的“投机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去除了。而此次判决死刑的罪名是“集资诈骗”。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另外两位浙江籍女性――丽水的杜丽敏和台州的王菊凤,因同样的罪名,被判死刑并已执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诉求放在了地方官员贪腐和资产处置的不正当性上。有传言,东阳当地政府官员私自拍卖了被没收的资产,而且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因此,才有十多位官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情,希望严惩吴英。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些人是杀死吴英的“凶手”。
    
    在我看来,真情还要深刻得多。真正杀死吴英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社会经济制度。
    
    中国自从开展现代化运动之后,国家主义――它有时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有时则又叫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潮。孙文当年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宗旨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国民政府在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之后,国有资本便开始全面控制金融业。到1948年,国家资本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超过了90%。国民党迁台之后,仍然不改国策。到1986年,台湾政府当局仍然控制了将近80%的银行资产。其金融自由化,是后来随着党禁的开放才逐步实现的。
    
    在大陆地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在半个月后就关闭了上海证券市场。1956年之后,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到1978年之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私人企业的复苏,民间对金融的开放产生了强烈的需求,1984年方兴钱庄的出现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然而,金融业的开放远远滞后于其他的产业领域。1990年代之后,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实施了比之前更为严厉的打击。在1993年,北京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其董事长沈太福最终以贪污和行贿罪被处以死刑。
    
    无论是投机倒把罪、贪污行贿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主题无不在于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现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业。在现行经济犯罪活动中,被处以死刑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增值税发票犯罪,另一项就是非法集资。
    
    即便是在如此高压的政策之下,处于非法地位的民间金融业仍然有扩大之势。特别是在宏观调控时期,一旦银根开始紧缩,地方高利贷市场就如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顿时抬高。这一景象,我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已经目睹。据中国人民银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温州地区的地下金融资金就高达1600亿元,若以一个“庄头”运作10亿元来计算,那么就等于活跃着160个“吴英”。放眼全国,大大小小的“吴英”当以万计。
    
    如果不从社会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吴英案,拯救将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这两点分别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对吴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方面,当是案件评议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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