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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在两件讼案中的双重角色◎联合报社论
(博讯2003年10月27日)
  不论前总统李登辉为「兴票案」主动要求赴检方应讯,或者因「新瑞都案」被法院传唤出庭,在政治上多么引人注意;但就司法运作而言,均应依照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办理,当事人不能享有特权,院检也不能特殊处理。唯就刑事诉讼法检视司法机关的相关作为,则李登辉在一连串刑事案件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司法机关的处置,却让关心司法运作的国人感到极大的疑惑。

    先谈李登辉在「兴票案」中,从「告诉人」到「证人」的角色变换。八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国民党就「兴票案」控告宋楚瑜时,李登辉仍是党主席;国民党是法人,李登辉则是其代表人。换言之,李登辉的角色就是「告诉人之代表人」。告诉人本即希望被告受到刑事处罚,对被告提出不利的说词,那是必然之事;所以,最高法院有大量判例指出,对告诉人或其代表人提出的说词,其证明力须经深入调查,不可遽信。如今,八十九年的「兴票案」不起诉确定,亦即李登辉作为「告诉人」的指控未被检方采信;现在,检方忽又以「证人」传唤李登辉。「证人」和「告诉人」的角色不同。在理论上,证人只是说明所见所闻的客观事实,不宜有令被告受到刑事处罚的意图;则检方让李登辉的角色由「告诉人」转为「证人」,而李登辉作为「证人」亦表现出如「告诉人」一般的强烈的诉讼目标,岂非产生混淆?将如何取舍其证词?何况,兴票案已经「养」了三年,检方为何不早传唤李登辉,非要拖到总统大选前夕,才要动手?难道检察官是在「证人」李登辉接二连三的函状强势催迫下,才应命开庭? (博讯boxun.com)

  再看李登辉在「新瑞都案」中,「涉嫌人」与「证人」的角色分际。在「新瑞都案」中,从检方侦查直到起诉后法院审理,刘泰英一再向检察官和法官声称「奉李登辉指示办理」;刘泰英的供述若属实,李登辉即有明显的涉案嫌疑;然而,检方却始终不传唤李登辉,起诉书中对这部分也只字未提。如今,在由检方移至法院审理中,检方和辩方竟仍不要求传唤李登辉;最后,法院为发现真实,被迫不得不依职权传唤李登辉。但是,法院是以「证人」的身分传唤李登辉,且法院也只能以证人传唤李登辉;这和检察官以「涉嫌人」传唤李登辉是大不相同的。不仅新瑞都案如此,国安密帐案同样是多名涉嫌人供述奉李登辉指示办理,而检方始终不传唤李登辉进行调查。如此延宕调查,影响真实的发现,责任该如何追究?

  于是,遂出现如今这种司法奇景。在「兴票案」中作为「证人」的李登辉多次具状或发函给检方及其上司,表示「作证」的意愿,催迫开庭。但在「新瑞都」以及「国安密帐」等案中,李登辉自己涉嫌重大,检察官却好象对他视若无睹。

  对照之下,司法当局对「兴票案」、「新瑞都案」及「国安密帐案」的处置是完全不同的;检方究竟有无善尽职责,诉追不法,伸张正义,不免蜚短流长。因为,就受害人而言,「兴票案」的受害人是国民党,「国安密帐案」的受害人则是国家;就案情轻重而言,「兴票案」的损害范围是国民党、相关企业,而「国安密帐案」或「新瑞都案」的损害范围,或者涉及国库,或者涉及金融机关,均有重大公共利益牵涉其中。则检方对「兴票案」锲而不舍若属正当,则将新瑞都案和国安密帐案,办得如此马马虎虎,即不能向社会交代。

  政坛习于「表演政治」,国人深感厌恶。如今,这股歪风竟似亦吹进司法界,连执法者也「表演侦查」。如此这般,不但不能建立司法公信力,反而会使司法形象更形丑恶污秽。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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