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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之“郭沫若现象”
(博讯2006年4月11日)
    
    综合消息:国外对郭沫若有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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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
    
      《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为我们朗诵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不知是不是全文)。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好学生向毛泽东导师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我和王东成绝对无意为郭沫若作历史评价,但是从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郭沫若现象”是不是只在文革时期有,文革后就没有了呢?是不是只在过去有,现在就没有呢?不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郭沫若现象”。“郭沫若现象”是不是只在文艺界的诗词中表现出来呢?在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报告、长篇论文中,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家的关于重大决策方案和政策、口号的学术性文章中,可以找到各种形式的郭沫若现象的表现。从三门峡到三峡方案可行性论证上,从“率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到“把贫困留给20世纪”的口号的诠释性文章中,都可以找到郭沫若现象:跟风,只唯上、不唯实。我承认,我自己也有过类似于郭沫若现象的拙劣表演:我不但宣传过连自己也不相信的“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林牧副渔各项主要作业机械化程度要达到70%以上,1985年要达到80%以上”的口号,还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上写过(主要调查人、执笔人)《华主席关怀农业机械化》。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懂得了,人应当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我不再想做小郭沫若现象的演员了,我不愿再写令自己和子孙脸红的文章了。
    
    想到了“郭沫若现象”,必然令人想起“一九八四”那本书里的故事。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48年写过一部小说《一九八四》,董乐山译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中文版本1998年3月出了第一版。小说《一九八四》预言位于伦敦的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党)领导下大洋国的未来政治生活。“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主角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按照英社老大哥的指示修改历史上的旧报纸的错误。“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一九八四》,36页)
    
    温斯顿还要改正过去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一九八四》,37页)
    
    “不过说到底,记录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或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个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和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后者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话叫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纸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一九八四》,38页)
    
    《一九八四》中的赛麦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灭。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消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一九八四》,47页)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一九八四》,47页)虽然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一九八四》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的画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他的眼睛、思想警察的眼睛正盯着你)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一九八四》,25页)温斯顿知道,“自己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一九八四》,31—32页)为什么在英社党领导下的人有双重思想呢?因为恐惧。《一九八四》小说中的大洋国“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人就从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可能根本没有死。……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一九八四年》,40页)但愿《一九八四》这样的思想迷宫双重思想的人及郭沫若现象都成为过去的悲剧,悲剧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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