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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30年祭:24万人成了毛泽东的“人殉”/綦彦臣
(博讯200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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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些与我同龄的人,问他们1976年中国发生了什么,答案一般是: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了或华国锋接班了。几乎很少有人直接地回答:“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就不用说确切地知道24万人,在这场首先是人祸其次才是天灾的灭顶之灾中丧生了。
     唐山大地震是一场天灾,更是一场人祸,原因简单到你不敢相信:震灾早已被预测出来,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稳定的需要而被隐瞒了。于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发生了。 (博讯 boxun.com)

    时隔三十年,且我与那些人没有一点“关系”(比如没有某个远亲生活在唐山),但我没理由不为那24万冤魂而默哀。我无权强迫那24万人接受我的宗教信仰,但我还是祈祷上帝能安抚他们那不幸的灵魂。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学者,我并不想冒充高尚,但是在社会学观察的视角下,如果没有2003年非典疫情的被隐瞒的同类事实,我根本不会如此关注一个与我关系不大的事件。从唐山大地震到非典疫情确实让我感到恐惧:所恐惧者,乃是(各级次的)政府刻意隐瞒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信息,将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平常人无法逆料的灾难——在那个生命随时被剥夺的时间里无论在监狱内还是在监狱外——我都时常想起唐山地震,还有那个无耻的《蓝光闪过之后》。由此我也深刻体验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多么地重要!公众知情权对免于恐惧有多么重要!。
    据已公开的资料看:早在1976年初,就有一位唐山本地的地震专家杨先生预测出,将会发生以唐山为中心方圆50公里的5至7级的地震,时间在七、八月份。杨于中国地震局华北片的一个专业会议上公布了自己的预测;不幸的是,他被组织上视为异端,安排到干校去改造了——其境况甚至好于因公布非典疫情而被软禁的蒋彦永大夫。
    对这个世界极具讽刺的是,那次专业会议的规定竟然是“不准记录、不准传达”。24万人的性命就全系于这“两个不准”身上了。
    如果只是杨先生一个“出风头儿”,组织上“办了他”,那么事情也在“情理”之中。无独有偶,到7月28日那场大灾难来临之前,7月7日、14日、16日、22日又有多人多点测到了大地震将要发生的地质信息,有人甚至以大字报的形式把结果贴在时任国家地震局的刘某的家门口。
    结果,仍然是为了政治上的正确而采取的避而不见的措施。所谓的政治上正确,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唐山离北京太近,发出地震预报可能会导致北京大乱,并意味着毛泽东要从北京搬出去;
    二是,当时正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宜再提出另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否则等于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
    三是,唐山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发出预报将会严重影响采煤与钢铁生产。
    由此,24万冤死鬼在7月28日就成了43天后的9月9日毛泽东亡灵的开路先锋。成了一个现代版本的“人殉”。
    为了这次不幸的“人殉”,当年任国家地震局长的刘某,据悉晚年“一直生活在愧疚中,每天晚上要吃3粒安眠药才能入睡。”还有,一位并不出名的唐山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也声称“自己的负罪感,挥之不去!”再有,既便那位第一个预测出大地震信息的可敬的杨先生,也声称自己对不起冤死的24万唐山人。但是,制度习性并没因24万人的性命被人祸夺去而有所改善,27年后,一位叫蒋彦永的军医因为准确预报,竟然遭遇了比唐山那位可敬的杨先生更为难堪的政治遭遇。
    谁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当我用心灵虔诚为地已远去30年但并未安宁的24万冤魂而默哀、祈祷时,我不由地会浑身打冷颤。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知道我们是否又被蒙蔽在“另一种地震中”,比如因社会贫富严重分化可能导致的社会骚乱,又比如说一些别有用心的权力分子可能突然发起的“经济文革”。
    有可能,某一天早晨醒来,我们的电脑无法使用了,因为社会骚乱使供电中止了。
    有可能,某一天中午,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抽水马桶不能使用了,原因同上面的停电一样,抽水马桶的后箱里已经不可能有水可供。
    这非杞人忧天,因为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位领导人出来向唐山地震死于人24万人说一声“对不起”。更有甚者,这场丝毫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人祸,又成为“二次屠杀”的美妙的理由。没有人究问地震预测信息被隐瞒了的责任,反而变成了歌功颂德的素材——电影《蓝光闪过之后》大力歌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策”,带领全国人民抗震救灾,开始了重建新唐山的“伟大壮举”。在“英明的”华主席滚蛋下台的22年后,1998年新版的《蓝光闪过之后》又上演了,不同的是拍摄地点是长江和人民大会堂,主角也由众数变成了“独舞”,题材更由电影艺术变成了现场直播。第二个“英明”也滚蛋了,但对长江“伤口溃烂”的政治诊断仍无明文。
    人民还需要等待30年吗?!
    政治缺德必然造成社会各群体间的互相冷漠,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当今中国社会阶层间的互憎使我想起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些情状的描述:“人们分成不同的小群体,互相冷漠、互相仇恨”。据报道:一个愤怒之极的小商人把一瓢热油,泼向了一向名声不佳的所谓城管执法人员;几天后,一位在自家门摆菜摊以谋生的妇人采取了相对“柔和”的反抗方式--泼尿于所谓的城管执法人员;又几天后,一位60多岁的老人因在列车上拾塑料瓶,而被处拘留。前两者表明了低层社会在无助状态下的反抗意识,后者表明了执法利益集团对低层社会的深刻仇恨。泼油、泼尿者固可被判刑、拘留,捡瓶者固可在不要脸的横暴下把捡瓶的收入(以交罚款的方式)转给执法者们。但问题的伦理之问,则必然使我们又回到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那里--是否为了一个政治上正确的目标,就有必要牺牲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唐山24万人之于河北省是极少的一部分,之于全国更不足为道。
    同理,中国改革到今天发生了伦理悖论,问题简单到极点:这改革的后来历程是否能以摆摊(讨生活的)小贩、火车上捡者的利益为代价?
    如果不可避免地肯定,那么,今后的所谓改革必然是一场经济版的唐山大地震。
    中国,能否走出“人祸系统”,至今仍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疑问。它是一柄隐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30年前,24万人的生命喂足了这柄剑的血欲,今天它又饿了吗?
    ___________
    2006年6月27日写于绵逸书房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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