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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然:坚决抵制日货
(博讯2006年9月13日)
    (按:拒绝购买某些产品,只要这个消费选择真的是自由作出的,就应该属于个人自由范畴。消费选择当然不是只有价格考虑,这是制造商搞公关搞企业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不是具体选择抵制与否,而是在保障自由的市场的基础上,还原历史真相,允许信息自由传播,给消费者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来作选择。
    会不会有了自由的环境,人们会先选择抵制共产货呢?)
     (博讯 boxun.com)

    “抵制日货”这一主张在中国流传了上百年,表明社会性的对日屈辱情绪也延续了上百年。一代一代年轻人浸染其中,勉力终结它的有志之士层出不穷,然而屈辱情绪却翻转萦绕难抑难平,以至于裹挟着旷世的愤懑和冀求,交织成了贯通世纪洪荒的庶民心结和文化悲鸣。
    
    抵制者乐于并能够为自己久经考量的心理感受支付成本,尊崇生活意志的独立伸张,说明抵制者在中国消费者群体中处于相当高的层次。不仅抵制者不认为抵制行为对他人构成伤害,日货供应者也没有理由抱怨遭到了选择性歧视,因为消费选择是消费者心情的自我满足,这早已成为了日本的主流消费意识。可是总有一些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中国人,在孜孜以求地为日本商人打抱不平。
    
    毫无疑问,消费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消费行为并不单纯由经济规则支配。例如,中共政权在特定时期不记成本采办特定西方国家大宗商品的强烈倾向,就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盘算。而且众所周知,在镇压选举的国家,政权对外利益总体上违背民众切身利益。抵制日货与选举投票一样,完全是政治性消费。对于示威和选举权利遭暴力剥夺的人们而言,这一政治性消费机会格外弥足珍贵。以贩夫卑妇的心态刻意追究抵制日货的得失损益,是以形式化的经济说辞掩盖交易的政治目的,意在迎合特权阶层唯物纵欲的宣传规范。
    
    如果购买日货的行为能够完全归属于个人事务范畴,那么就相反的选择妄加指责显然也是对他人自由权利的干涉。即使着眼于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并单纯以国民经济利益为权衡标准,反对抵制日货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学术品格,仍然难以博得日本社会常识的尊重,因为“抵制洋货”的全民意识是日本经济在世界中后来居上的主要支柱之一,这在日美牛肉输入纠纷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日本牛肉消费需求巨大,接纳着美国牛肉三分之一的输出量,对美国畜牧业的影响至关重要。面对在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日本政府仍然抓住美国出现“疯牛病”的机会,制定了严苛的准入条件,并在个别供应商出现纰漏后再次全面中止了输入。对此,日本媒体报道中充斥着对停止输入一边倒的支持。面对简单明了的利益关系,日本社会各界表现出了基本的诚实和理性,从未有人以学术或神明或什么大局的名义为美国肉代言。当竭力拖延了半年而重新输入势难避免后,输入评审委员会的专家集体请辞。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日本民间持续不息的抵制,东京一家美资超市成为了输入重开当日唯一的定货商,并以低于鸡肉的价格强势促销。由此可见美日两国社会价值的一致性,以及两国政府与民众利益的协同性。此外,从媒体对欧洲品牌电梯人身事故报道的饱和力度上看,在对待工业输入品方面,日本社会的抵制态度也并无二致。
    
    不选购日本商品同样是中国消费者的自主权利,不容昏聩者干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消费者”这一中文词汇也同样来自日本。据报道,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出自日语的中文词汇超过七成。诸如中共政权赖以维持的专制、独裁、公安,一党制反对者倡导的选举、议会、政府,女士们好慕的美白,学生们牵挂的成绩,以及此文包含的科学、社会、文化、意识、改革、利益、权利、市场、工业、商品、价格、供应商、委员会、自我、独立、自由、主义等等,俯拾即是。脱离开来自日本的词汇,现代中国人的表达和思维恐怕会陷入极度混乱,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都会面临冲击。依据该国总统命令,伊朗举国上下正在清除西方外来语,这种恨乌及屋以至于拆掉房子的冲动反倒有损尊严。
    
    日本人也面临着抵制洋货与自身文化的冲突。类似中国的水饺、汤圆,传统的牛肉饭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现今日本产的牛肉昂贵得惊人,100克上等“和牛”的市场售价在5千日元之上,远远超出了大众日常消费能力。与澳洲牛不同,同样廉价的美国肉牛以谷物喂养,肉质很符合日本人的偏好,因此美国牛肉成为了市贩牛肉饭的主要原料。
    
    面对美国货,日本的心理格外复杂,其中60年前的战争记忆不容忽视。但是在停止输入而导致牛肉饭断档的前夕,食客仍会在店前耐心排起长龙,“与一份儿时的心情告别”。他们牵挂的是日本文化而非美国牛肉,并可能由于希望延缓重新输入而加重挂念。当中国货在世界各地屡遭围攻的眼下,独裁帮佣对日货特立独行的情怀与大众利益尤其格格不入。在不应该抵制的日货当中,上述对待洋货的日本国民意识显然应列其间。
    
    对于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来讲,不仅同样拥有抵制日货的权利,而且抵制最恶劣日货的条件比家乡父老更为优越。数千年来,大陆的中国人始终处于各类政权的强制统治下,从未实践过选举政府的权利。大致上在为世界带来随身听的年代,日本又给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中国人强加了一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在1972年9月29日签定的《日本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共同声明》第二项,日方明确表示,“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共同声明》的前言部分,双方还声称,“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当且能够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据报道,最近解密的美国档案披露,美国官员在1972年8月的内部会议中曾经斥田中角荣是叛徒,“小日本是所有叛徒中最恶劣的”。
    
    在中共政权拥有的洋标签中,最醒目的就是日本太阳旗。在西方,唯有日本政界持续存在着中共政权是中国人的自愿选择的声音。当年,正是日本侵华战争为中共政权的发育提供了机会;在发明壁挂式空调的年代,日本又为潦倒的中共政权送去了温暖——巨额ODA援助。由此,中国人民不仅被迫中止了追讨巨额战争赔偿,还被迫为中共政权偿还实质利率不明的巨额债务。此后,日本又对陷入1989年政权危机的中共政权竭力栽培。
    
    在签署《共同声明》两年后,田中角荣政府的合法性被日本国民终止了,而海内外的中国人却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无休止地被迫承受着中共政权这个日货的统治。与中共政权的“唯一合法性”捆绑搭售,任何日本商品的整体价格都昂贵得令中国难以容忍。况且在日本的持续关照下,中共政权这个日货得以持续垄断大陆政治市场和把持着海外外交空间,使民众难以安全抵制这一为害最烈、代价最惨重的日货,所以不得不更多地迁怒于日本的其他制品,以此促使日本社会及早意识到中国民众利益的存在。
    
    对于在台湾岛生活的中华民国的选民来讲,也存在着特别需要抵制的日货,这就是日本政界延续了数十年的对周边反美独裁政权的暗恋。这一点对于相对亲日的台湾独立人士格外重要,因为美国很担心在东亚出现一个效仿日本的亲独裁国家。60年前,亲日就是反华,亲日就是反美;今天亲共就是反华,亲共就是反美。台湾的殖民地宿命被抗日盟国的胜利永久终结了,未来利益有赖于反共联盟的确立。
    
    在中共政权之外,近代史上还有不少汉奸也是日本利益的附庸,自然都是应该抵制的日货。古代中国涌现过许多殊死抵抗劣等文明入侵的仁人志士,他们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更是世界文明的卫士,时代文化的殉道者。而诸如仕元、仕清的赵孟頫、钱牧斋之辈不仅是民族败类,更是文明的叛徒。这些汉奸的作为充其量是协助野蛮的入侵者接近原有统治者的文明水准,不仅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反而起到了扼杀地域文明递进发展的作用,致使中国文明大大落后于时代。此后卖国贼的界定显得复杂起来。
    
    与同美英结盟的蒋介石相比,亲军国主义日本的汪精卫显然处于文明劣势,但是与亲苏共独裁且效法封建暴君的毛泽东相比,却具备显著的文明优势。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苏军进占和中共一党独裁统治的东北民众,对此有切身体验。20年前,惨死于中共政权统治的民众人数就已经达到日本侵略战争期间的两倍。放弃战争索赔的中共政权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汉奸政权,在它的默许下,日本侵华战犯的牌位得以顺利入祀靖国神社,致使中国在胜战60年后仍然频繁遭受参拜之辱。只有终结掉中共政权,中国才有望摆脱对日屈辱,两国关系才能恢复平静。所以,抵制日货的终极价值就在于抵制中共一党独裁政权,而独裁的帮拥就是文明的叛徒。
    
    
    【寻找李毅兵先生】
    
    【写于中共政权默许日本侵华罪犯牌位公祭于靖国神社28年及日本首相平成18年参拜前夕】
    
    2006年8月13日初投
    8月20日再投
    8月22日三投
    9月7日又投
    
    相关评论:http://www.youpai.org/forums/viewtopic.php?t=962
    
    --原载:《右派网》 http://www.youpai.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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