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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西风独自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3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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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文革时期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他们这种毫无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气节可言的知道分子,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博讯 boxun.com)

    
    1928年,36岁的郭沫若通过自己创办的《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写过痛快淋漓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他,“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48年郭沫若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沈从文压力很大,非常紧张,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从此彻底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
    
    郭沫若顺便也报了一箭之仇----1931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郭“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1949年12月,毛泽东乘火车出访苏联,正值斯大林70大寿。郭沫若发表《写给斯大林元帅70大寿》: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1953年,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下对联: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58年,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闻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认为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的定论,发表《李白与杜甫》,把留下千古绝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圣拖出来鞭尸:
    
    “杜甫仅仅是记录,作壁上观,并没有斗争,也没有制止.杜甫的目的只是想完善封建统治,是改良主义,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石壕吏为什么不抓杜甫,这说明杜甫有特权,属于地主阶级.”
    
    1955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和《请依法处理胡风》:
    
    “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他主张对胡风及“胡风分子”们处以死刑!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于是,毛的这些失误和硬伤都化做诗词和书法的顶峰,且上升到了“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堪称马屁之王。
    
    1976年郭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黨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黨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态,但象郭沫若这样有着辉煌的过去的大学者,寡鲜廉耻、丧心病狂、不遗余力地践踏知识分子的良知,把自己变成一条乱咬胡捧的小丑加“狂犬”,也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个案,对解析中国读书人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恐惧和献媚心理不无裨益。
    
    附1.关于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面积15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法国、43个台湾的大小,战略和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其牧场相当于全国的80%,铜矿资源占全国的50%,石油、煤炭、盐湖矿产、磷矿、稀土、钼,钨,水晶,铅,锌等皆资源皆占全国的重要地位。北部与俄罗斯接壤,皆崇山峻岭之地,战略上易守难攻;西部与新疆交界,横亘着著名的阿尔泰山,东、南部与内蒙古接壤,一马平川。
    
    1924年春天,外蒙古还在中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但北京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前苏联乘机进入了外蒙古,在外蒙古扶植起一个人民党,利用它建立起一个亲苏的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北京政府极力反对,并拒绝与之发生外交关系。苏联这时也和孙中山进行接触。后者与前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在苏联方面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赞同苏联红军可以暂驻外蒙古。
    
    中国共产党当时为了推动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协,公开主张对外蒙古的问题应当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即应当允许外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现状,还是选择高度自治,抑或干脆独立出去。中共的这一看法受到国民党人的激烈批评。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美、英为了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1950年毛泽东出访苏联,在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
    
    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1989年2月,邓小平告诉来访的老布什:“雅尔塔不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还把东北也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首先向苏联要求恢复长春铁路(中长路)和旅顺的中国主权,我们也提出了外蒙古的问题,但苏联不作答。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看看地图,外蒙古被苏联分割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的战略处境如何?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中国的形状像枫叶,假如你现在再看地图,就发现北边缺了一大块,使我们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地位。”
    
    附2.关于郭沫若的个人生活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他的小姨妹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于立忱自杀的内情: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郭沫若是与安娜自由相爱结合的,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
    
    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郭“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郭沫若对他自己本人的评价是: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原载《黄花岗》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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