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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蔡元培等,容不下孤儿寡妇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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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1868—1940年〕向来号称是一个“开明”、“进步”、“宽容”的大人物,但在 1928年,这个五十岁的大人物却在一个仅仅八岁的衍圣公面前,失去了这一风度。2月18日,蔡元培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名义发布“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该年8月,蔡元培进一步倡仪整理曲阜林庙、取消衍圣公封号、没收孔府祀田,从而对他曾经顶礼膜拜过的恩师孔子,发出了致命的一箭。由于蔡元培带头造反,开始了一场墙倒众人推的丑恶表演,其余毒一直流到文革,终于掀起了“破四旧”的末日浩劫。五千多年中国文明,遭到毛派分子的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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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秋,蔡元培在南京再次提议“追回衍圣公印玺”,虽然仍末被南京政府采纳,却预示着“衍圣公”这一“封建遗典”最终要和中国文明一起遭到埋葬。而蔡元培这个满清翰林院编修、儒家叛徒、孔门败类,注定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浩劫中,呼风唤雨、招摇过市。
    
    蔡元培为何不能宽容衍圣公?
    
    这也许要归咎于“反封建的需要”。但更大的因素是出自蔡元培这个人的个性。大家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翰林院的编修,却出来“反封建”,立场转变得何等彻底。在我看来,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风派人物的重要特征。具体到蔡元培身上,这种风派变节,首先使他成为一个寡廉鲜耻的投机分子;其次使他成为一个争名强利的学术掮客。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和左派文人鲁迅一样出生在刀笔吏的故乡绍兴府。1878年仅仅十岁,其父就因病早逝,他不幸成为孤儿,第二年就被寄养到姨母家,不幸造成圆滑投机的性格。再过一年,又被姨母遗弃,转到李姓塾师家,奠定了学术争强的基础。其学术的特点就是实用性。例如1900年蔡元培三十二岁的时候,和妻子的感情出现不稳,于是根据西方新思想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写出了《夫妻公约》,调整与妻子的关系,同年夏天其妻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1884年蔡元培十六岁考取秀才。1885年蔡元培十八岁设馆教书。1889年蔡元培二十一岁中举 同年结婚。1890年蔡元培二十二岁进京会试得中贡士。1892年蔡元培二十四岁经殿试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蔡元培二十六岁应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旧人物,但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中清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激起变法浪潮。我们认为,蔡元培参与变法维新、革命造反,都是理所当然,可以视为出自公义;但他和孔子作对、拿孔门开刀,就是选错了对象。
    
    1903年蔡元培参与的“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1904年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1905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但在1907年5月,他又在满清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开始四年的海外留学生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并把其同乡周树人〔笔名“鲁迅”的左翼文人〕塞入教育部任职。
    
    由于不能胜任,仅仅半年以后的1912年7月,蔡元培就被迫辞职。1913年蔡元培又以“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的名义,留欧三年。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推行“勤工俭学”。这个所谓的“勤工俭学”,其实类似于二十世纪末叶的人蛇偷渡,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在法国“进行学习”的。毛泽东也曾经参与这一人口输送活动,只是由于毛泽东口齿不清,自己始终不敢出国,只得望洋兴叹。多年以后毛泽东前往苏联朝拜斯大林,也是在翻译的陪同下才敢成行的。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7年7月,没有拿到学位却冒充博士的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也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可以说,蔡元培通过其私相授受教授职位的活动,把北京大学引上了歧途。他的教育改革的最后结果,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封闭全国所有大学。
    
    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八十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四十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毛泽东“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这里出来的。
    
    蔡元培十分擅长作秀,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据说是因为是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又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但他并不真的辞职。
    
    蔡元培十分擅长造势,1918年11月16日,一战刚刚结束,他就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极左口号,从而开辟了二十世纪天安门广场前的流血道路。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他的胡闹开辟了毛泽东1950年代一面倒向苏联进行“院系合并”的胡闹。毛泽东后来就是学习了北京大学的这种流氓作风,把一个尊师重道的半壁中国改造成为一个造反有理的盲流社会。
    
    难怪毛泽东要称赞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个泰斗就是翻云覆雨、自我膨胀的泰斗,这个楷模就是过河拆桥、投机钻营的楷模。而毛泽东这个千方百计要钻入北大的社会盲流,后来收罗的一个帮凶周恩来,则毫无原则地颂扬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完全不提,蔡元培其实还是靠着满洲政权的科举制度爬进上流社会的,然后再反戈一击把脏水倒进了衍圣公府里面。蔡元培只知造衍圣公的反,不知道造自己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的反,何其两面三刀、双重标准?其实蔡元培是在欺负衍圣公尚未成年,没有还击的力量。蔡元培自己是个孤儿,却不知道保护比他更加可怜的遗腹子,反倒变本加厉地逞其北大校长、社会名流、党国要人的淫威,欺侮弱小者,毫无骑士风度,哪里懂得什么文明?“科学与民主”在蔡元培这个变节的翰林院编修的嘴里,不过成了整人的道具。就像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手里玩弄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那样。
    
    蔡元培不仅善于作秀、造势,还擅长左右逢源地做官。北伐战争后,他趁机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1932年他又与中共地下党员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此被中共说成是“一生致力于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但纵观其七十二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却永远是左右逢源,因为他是个朝秦暮楚的现代苏秦。
    
    他认为维新派失败是因为没有培养革新人才,决心兴办教育。其实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失败不是由于缺乏人才,而是由于像蔡元培这样的墙头草太多了,以致形成了社会主流,结果是清军来了迎清军、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共军来了迎共军,永远三分钟热度,永远是一盘散沙。中国多的是蔡元培这样左右逢源的家伙,少的是坚持到底的顽固分子。
    
    回顾一下蔡元培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确实是一条变色龙:
    
    1907年6月赴德,在满清驻德使馆工作。武昌起义后回国,摇身一变,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1912年又溜到欧洲,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1月又出任北洋军阀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然,这个“思想自由”里没有了孔子思想的自由,这个“兼容并包”里没有了衍圣公的一席之地。
    
    五四运动之后,转眼之间,蔡元培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北伐军兴后,他又在江浙一带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自治运动。次年2月北伐军攻占杭州,蔡又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一度代理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前后,蔡元培与国民党右派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参加清党反共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表现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这还没完1932年,蔡元培又同宋庆龄、鲁迅等地下共产党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出任副主席。1938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斯大林指挥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蔡元培的表现永远像是钟摆,一左一右,令人眼花缭乱。他被中共看作“民主进步人士”、“是反对孔府封建势力的,且早有反孔言论和举措”,尤其因为他同时具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的另一重身份,就更有利用价值和工具价值。这在“曲阜二师造反事件”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所谓“曲阜二师造反事件”发生在1929年6月。据《山东省情网》提供的《“子见南子”案》一文记载,1929年6月,因曲阜二师学生上演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一场大案。孔府认为侮辱了孔子,越级上告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通过孔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致蒋亲令“严究”,教育部下令山东教育厅查办。结果国共两党势力卷入其中,“揭开了山东进步学生运动高潮的第一幕”。
    
    曲阜二师即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是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考棚改为学堂演变而来。学堂是由孔府主持的学校,两任监督〔即校长〕均由衍圣公孔令贻的先辈及其本人先后担任。民国建立后,1914年,改为山东省立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仍由“圣人家”的代理人孔祥桐担任。五四运动后,孔祥桐被学生赶跑,1920年,山东省教育厅教育科科长熊欢民委任“民主进步人士”也就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范铭枢为校长。范铭枢聘请中共教职员,推荐中共书刊,宣传中共思想,支持中共学生。1926年8月,曲阜二师便发展了一批员工和学生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支部。张宗昌主鲁时压制中共力量,1927年范铭枢被迫辞职。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势力于1928年进入曲阜,在曲阜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逮捕了一些公开的共产党员,但中共思想一直在二师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成立后,教育厅长何思源派其同乡、同学且具有中共思想的宋还吾到二师担任校长。宋校长到任后与校内国民党势力进行了斗争,中共力量又发展起来,亲政府的学生自治会先被冷落、后被打倒。新的学生会由中共学生王宗佩〔会长〕、张继霖〔组织部长〕、刘子衡〔又名刘位均,学术部长〕、仇森林〔宣传部长〕组成,下面还有俱乐部和剧团等中共外围组织。可见,国民政府在1949年的失败,其实在北伐前后就注定了。
    
    中共师生宣传造反思想、组织演出马列主义戏剧,并且编印传单和小册子,还向广大佃户、庙户散发,并设计组织他们一起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旧道德”、“打倒旧礼教”、“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等口号,十分惊人地预演了文革一幕。正是在这一文革预演中,1929年春,由学生马宗俊〔共产党员〕、张凤来提议,学生会剧团排演了《子见南子》一剧。
    
    《子见南子》剧是畅销书作者林语堂根据《论语·雍也》“子见南子”条编写的独幕历史剧,发表在《奔流》月刊1928年10月号上。《论语·雍也》篇的原文是:“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孔子拜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指天发誓:假如我做了不正当的事的话,老天爷责备我吧!老天爷责备我吧!
    
    林语堂具有丰富的色情想象力,他梦想南子作为春秋末年卫国灵公的宠姬,风流娇艳、好出风头、名声不佳,林语堂杜撰孔子到卫国游说卫灵公时,曾与南子“同车出行”的淫秽细节。林语堂的色情想象虽然给人以孔子非礼的暗示,但是中共依然认为“林语堂编此剧有反封建意图,但战斗性不强。”于是导演了下面一幕:“二师学生会接受中共党员马宗俊建议,获得宋还吾为首的学校当局批准同意后,在排练中,对该剧进行了反复研究,针对孔府封建势力,对该剧进行修改,增加了反对孔府的内容,使之成为既具有很强的反对旧礼教的战斗性,又具有对孔子行为进行讽刺的喜剧性。”
    
    1929年6月8日,《子见南子》这一丑剧终于在二师礼堂正式公演。为加强演出效果和对孔府的羞辱,演出前做了充分的宣传准备工作。不仅在曲阜全城大街小巷遍贴海报,而且还特意送票给孔府、颜府和孔氏大家,设计邀请他们莅临指导。为演出人物形象逼真,还特向孔府借用服饰、器用等道具。老百姓好奇,被邀孔氏族人、圣裔们不知底细,都准时欣然前去观看。演出开幕前,学生会会长王宗佩致开幕词并发表演说。当演到孔子拜见南子,南子赠给孔子白璧,孔子接受馈赠,并向南子叩头道谢,为南子的娇艳美色所动,魂不守舍,子路忍不住愤怒,欲出言相讥,孔子向子路发誓,表白自己并无邪念,是正人君子等一系列滑稽情节时,老百姓欢欣鼓舞,而在座的孔氏“圣裔”们却坐不住了,由羞而恼,由恼而怒,竟至大声喊叫起来。“中了共军的奸计了!”看来共军设计的这个陷阱挖得还真是很巧妙。由此后人可以想到,邓小平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推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先富谋略”,其才能应该不是个人的,而是党的“设计”财富,在1929年的丑剧中就有充分的体现,而且“设计”的传统在《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中就拥有充足的奸计范本。
    
    但是1929年的这个设计毕竟不是在一党独裁、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下发生的,所以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府首领执事官孔继伦等“孔氏六十户族人”,向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师校长及学生会“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工商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蒋介石,同时向曲阜县政府指控中共学生。
    
    教育部于6月26日下发“训令第八五五号”,令山东省教育厅“查明、核办、具报”。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蒋梦麟,是蔡元培派系中的人。而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反孔的,且早有反孔言行,因此蒋梦麟假惺惺地派出自己的手下参事朱葆勤赴鲁,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办理此案。而何思源也有中共思想,又与蔡元培有师生之谊,还与曲阜二师校长宋还吾是曹州同乡、兼具济南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宋还吾任二师校长还是他亲自委任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他对此案采取拖延和抵制策略。
    
    何思源的态度引起孔祥熙和张继的不满,二人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迫于要员的这种压力,何思源不得不进行敷衍。但他也同教育部长蒋梦麟一样,自己不出面,而派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代表他会同朱葆勤到曲阜调查。张郁光也是一个中共分子,当时三十四岁,济南人,少时在制锦市小学即师从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鲁佛民,思想受其影响很深。中学时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二十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积极参加共产斗争,1926年参加李大钊领导的“三一八”运动,曾率同学冲击段祺瑞的执政府。在国共合作高潮中,潜伏参加国民党,然后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军北伐,1928年回到济南,隐瞒了中共身份,退伍进入教育界。“子见南子”案发生时,他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受何思源器重,委派他同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去曲阜调查“子见南子”案。
    
    朱、张二人一拍即合:既能代表教育部长和山东省教育厅长的意志,也受自己的中共思想支配,同情甚至赞许曲阜二师的中共师生。他们二人一到曲阜,孔府便对他们极尽礼貌,甚至恭请二人礼居孔府等等,但均遭二人拒绝。调查中之他们偏听偏信,只去二师学校,不去孔府;坚决站在中共师生一边设计为之开脱,以便“保护进步力量”。据左派文人自供,调查结束后他们向教育部呈报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孔府孔氏所控“查无实据”,“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鲁迅:《关于“子见南子”案》,《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在汇报过程中,二人又逐条说明冲突原因指出:孔氏的盛怒,是因数千年来无人敢在曲阜“对孔子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声容,骇诧愤激,亦无足怪”〔同上书〕。据此,教育部7月19日下发“训令第九五二号”,令行山东省教育厅云:二师师生“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同上书〕。因此宣布宋还吾无事。
    
    孔府对此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再次上告,并连告朱、张二位调查人员“偏袒一方”,“查复不实”。不过孔府并不知道二人底细,还以为二人是被二师师生“同化”,因而“随之云云”、“妄附和之”。孔府还诉苦说:“朱参事去后,宋还吾更逞其变性,对人谈话必曰复仇,广印答辩书,沿街宣传,复招集……学生,促令通电全国……如疯似狂,势不可遏。”哀叹说:“生逢今日,不幸而为孔氏,又不幸而与第二师范相毗邻,饱听口号,熟视标语,今日打倒,明日铲除……复不幸而又有朱参事之偏袒。”〔高文浩:《张郁光在曲阜二师》,见《济宁文史资料》第一辑〕
    
    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时,特将何思源召至火车站,当面训斥,令其对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严究”。面对蒋介石的训斥,何思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为了寻找对策,就去求助其大学老师、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蔡元培和教育部长蒋梦麟。蔡元培早就提出过废止祀孔制度、没收孔府财产的主张。同蒋梦麟一样,对“子见南子”案一直十分关注,私下为曲阜二师中共师生的闹事活动拍手叫好。7月中旬,何思源借筹办青岛大学之机,邀请蔡、蒋及后来的人口专家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应付蒋介石之策。蔡、蒋二人路过济南时,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新闻报》,1929年7月16日〕至青岛后,经过商议,蔡元培对何思源正式表态:“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抵制,决不让步。”〔冷铨清、唐旬:《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访杨晦教授、赵西博教授、何思源先生》,见《光明日报》1980年3月5日〕何思源得到了蔡、蒋这两位上司的支持鼓励,于是变得有恃无恐起来,对蒋介石继续采取抵制态度。
    
    7月8日,二师校长宋还吾公开发表《答辩书》,向全国舆论宣传“子见南子”案源于“孔氏六十户族人”“实孔氏特殊之封建组织”,其家长户首横暴虐民,包揽词讼,勒捐功名,无恶不作,“俨然专制时代之小朝廷”,“青天白日旗下,尚容有此制乎”?而孔氏的诉状则是“满纸谎言,毫无根据”,“纵使所控属实,亦不出言论思想之范围,尽可公开讨论”,“捏词诬陷,越级呈控,不获罪戾,而教育部竟派参事来曲查办,似非民主政治之下,应有之现象”〔鲁迅:《关于“子见南子”案》〕。
    
    7月中旬,曲阜二师的中共学生通电全国,表示对“恶封建势力绝不低头降伏”,呼吁全国同学及各界人士给予支持。当张郁光把调查情况和案情提供给左派文人鲁迅后,鲁迅不加复核立即发表《关于“子见南子”案》一文,发动了他的拿手好戏诬蔑战。
    
    有人说这个诬蔑战是文革的预演,其实文革暴行的源头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运动”,包括历史上的“太学生运动”及其导致的“党锢之祸”。当然和历史上一切激烈的“知识群众运动”不同的是,文革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阴谋家和独裁者一手导演的。
    
    蔡元培等人容不下衍圣公的孤儿寡妇,其性质神似于东汉末年董卓的逼宫。董卓的军事暴行,造成汉室政治的灭亡;蔡元培、林语堂等的语言暴行,造成汉人精神的灭亡。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蔡元培等人的压力下,决议废除“衍圣公”。之后仅仅两年半不到,日军的铁蹄就长驱直入了北京城里,然后又过了仅仅半年,就“大日本皇军占领南京”,展开了屠杀的序幕。这其中到底有无因果联系,或有什么样的因果联系,也许要等到所有利益相关的现代人完全死掉之后,历史学家们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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