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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辞海》的错误删改反思中国意识形态的混乱(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2日 转载)
    
    
从《辞海》的错误删改反思中国意识形态的混乱

    
    《辞海》是今日中国被阉割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反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耻和下贱。
    
    
    关于我国的改革大运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段话的实质和基本精神,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我们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本前提”的,今天我们就应由此出发来总结和反思三十年来我们的“一切发展”。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是应该肯定的。然而,也应看到这个发展存在不少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如自然资源的浪费,自然环境的污染,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人们应认真反思和总结的。但是,笔者今天在这里要谈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方面的问题,而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要着重回顾和反思的是30年来这个方面工作的失误和教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也就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也就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搞革命和建设始终重视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个方面,1989年发生动乱后,邓小平就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见《邓选》第三卷第305、306页)三个月后他更明确指出:“过去一段时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见《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日)这是对我国前十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和教训,作了高度的概括,是一针见血的科学总结。
    
    显然,这说明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十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没有做好,甚至“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这是出现“严重腐败”和“八九”年动乱的重要原因。之后,如果我们真正接受这个教训,那么后来的二十年就会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批评和不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情况就会有根本的改观。可是,我们后来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有些地方使这个“最大的失误”变得更大了。我们的思想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得到了加强,而是遭到了进一步削弱甚至否定。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辞海》中遭到否定。这充分地表现在1989年版《辞海》、特别是1999年版《辞海》的错误删改之中。后二十年来思想的更大混乱,各种错误思潮和历史翻案风的更加泛滥,都能在1999年版《辞海》中找到根源。
    
    现在,笔者着重从三个方面指出1999年版《辞海》删改中的严重问题:
    
    (一)1999年版《辞海》编者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早已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5卷,共选编有242篇文章。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录,是永远的历史丰碑。这些却遭到否定和贬低。
    
    1、1999年版《辞海》编者否定和贬低毛泽东著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书,1979年版《辞海》是基本正确的,它精益求精,又从《毛泽东选集》选编出的242篇著作中,再精选出48篇文献,编成48个词条,写进《辞海》,永载史册。但是,这些“永远的丰碑”竟然被1999年版《辞海》编者几乎全部否定了 。其中19个关键性“词条”被干脆取消,其余的29个重要“词条”的大量内容被删除掉了。(详见拙著《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评1999年版<辞海>对有关词条的删改》,以下引拙著均只标页码)
    
    2、1999年版《辞海》编者还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这三个关键性词条的重要内容各删除百分之七十左右。一是删除、否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把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激动亿万人心的话也删除掉了;二是删除、否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三是删除、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上详见第2页)四是删除、否定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详见第8、92页)。
    
    3、1999年版《辞海》编者还干脆取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两个关键性词条(详见第10、12页)。还干脆取消亿万人民群众始终歌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东方红】词条(详见第248—253页)。
    
    试问:假如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没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没有高唱《东方红》的亿万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还会有今天的新中国吗?还会有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永远铭记”的改革开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吗?
    
    4、1999年版《辞海》编者还有更进一步、更具体的否定,这就是把1979年版早已编入《辞海》的,毛主席和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上,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性文献的词条都干脆取消了:
    
    比如:编者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把肯定这条革命道路的关键性词条【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干脆取消掉了(详见第30、31页)。同时,在与此“道路”有关的十七个词条中,把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民为主力军、农民的革命性等内容都删除掉了。编者根本否定农民阶级有革命性。
    
    又比如:编者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把【三湾改编】词条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删除、否定(详见第44页)。编者并在与此“原则”有关的十七个词条中,都删除、否定体现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和人民军队性质的内容,把【新式整军运动】、【诉苦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关键性的词条都干脆取消了(详见第51、52页)。
    
    再比如:编者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取消、删改有关抗日战争的词条有33个。把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关键性词条干脆取消掉了(详见第94、96页)。试问:如果否定了这些,如果没有共产党提出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会有“八年抗战”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吗?
    
    又比如:编者否定解放战争。把毛泽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关键性词条干脆取消掉了(详见第131、138页)。实际上,假如没有这些词条所提出的指导方针、战略、策略和实践,就不会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1999年版编者一方面否定解放战争,另一方面却肯定蒋介石“剿共”的【戡乱条例】,运用“曲笔”,实际上把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所谓“戡乱”解释成“平定叛乱”(详见第144、145页)。
    
    还比如:编者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编者几乎在所有词条中,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字眼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和成就都删除、否定掉(详见第181—189页)。
    
    又比如:编者否定和贬低“抗美援朝”。把有关“抗美援朝”的23个词条都作了删改。把“抗美援朝”的“反侵略”性质及其“胜利”删除了,把“抗美援朝”的英雄模范人物黄继光等“壮烈牺牲”的“壮烈”二字,“光荣牺牲”的“光荣”二字均删除,把“荣获英雄”称号的“荣”字均删除(详见第168、169页)。删改【彭德怀】词条,只保留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一句话,把他去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和功绩连同“抗美援朝”这四个字全都删除、否定,“一字不留”(详见第165页)。暗示他“师出无名,无功而返”。相反,新增写美国侵朝军司令【李奇微】词条,却写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晋升上将’。”显示出他侵朝有“战功”,获得“晋升”。但把他搞侵略、搞细菌战却隐瞒了(详见第166页)。
    
    为什么要大量取消和删除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革命领袖著作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和成就呢?《辞海》主编说:“在编纂过程中有个吐旧纳新的问题。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吐旧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转引自《解放日报》2008年10月7日第2版文章)
    
    显然,1999年版编者在搞“非毛化”(亦即“非共化”)。不仅搞什么“吐旧”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光荣历史和功绩,还否定雷锋、王杰、王进喜、焦裕禄等英模人物和民主人士中的先进人物沈钧儒等人学毛著,运用毛泽东思想和拥护共产党的事迹。在这些人的词条中,把原来肯定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话和事迹全都删除、否定。这岂不意味着“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都是既不能“学”也不能“用”?那又怎么“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呢?
    
    请问1999年版编者:你们对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和各个历史阶段上的正确领导和功绩都当作“过时了”的“旧”东西而“去掉”、“吐”掉,抹杀掉,把大是大非问题都加以颠倒,搞所谓“重新评价”,那么,你们还承认不承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搞“非毛化”(亦即‘非共化’)的这些年,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影响《辞海》编者,《辞海》的错误删改又反过来大大助长错误思潮,相互呼应,推波助澜。在此情况下,有些单位的“政工部门”也取消了,进而淡化和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党校和大专院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也取消,改名为“社科部”了,这就为资产阶级的“学说”以“社会科学”的名义进入“社科部”铺平了道路,进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然而,众所周知:“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这已写在宪法、党章和我们的基本路线中,是一百年也不能变的,怎么竟被否定和“任意”变了呢?
    
    搞到这个地步,又怎样加强我们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呢?又怎样来接受教训不再放弃“思想阵地”、纠正“十年最大的失误”,并加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呢?如果教育者说:“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那末,有人就会反过来教育你:“这是毛泽东的‘已过时了的旧话’,君不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这个词条也已被1999年版《辞海》‘去掉’、‘吐’掉,淘汰了吗?”
    
    这些年在“非毛化”(亦即‘非共化’)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否定,是非功过均被颠倒了。但在实际上,思想领域也不会和不可能出现真空,那就只能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占领阵地,错误思潮泛滥,精神文明滑坡,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这必然导致的后果,只能是行贿受贿,贪污盗窃,嫖娼卖淫,黑砖窑等等事件层出不穷了,甚至在旧社会中也已罕见的各种腐败现象都出来了。
    (二)1999年版《辞海》编者,搞所谓给历史人物摘“帽子”,颠倒是非功过,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在《辞海》修订版出版之前,《辞海》的内刊上就发表过一篇《人物的“帽子”》的文章。该文指出:
    
    “人物的帽子,主要表明人物的身份”,“如果该加头衔而不加,便缺少了对一个人的总的评价”;
    
    “‘帽子’反映评价,切忌任意褒贬”,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如果政治上或学术上不够格的,似乎可以不收”;(已收了的自然要“去掉”了)
    
    “除了极少数条目,一般不宜加‘伟大、杰出、著名’这类形容词”。
    
    (以上引语见《辞海》的内部刊物《辞海通讯》总第15期第8页)
    
    此文是要统一编者的思想。这些话,抽象地看说得都不错。问题在于编者怎么具体地做?以什么立场、观点来修改词条?是否真正做到对人物和事件不“任意”的“褒贬”。
    
    一、1999年版《辞海》有关编者对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先进人物搞了所谓摘“帽子”、“重新评价”,例如删改下列词条:
    
    1、编者在【毛泽东】词条中,给他“去掉”、摘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帽子,删除他的伟大创造和功绩,并增写了他有“主观主义”、“个人专断”等九大“错误”。(详见第2页)
    
    2、编者给【中国共产党】“去掉”、摘掉“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帽子,并删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详见第7、92页)
    
    3、编者给【周恩来】“去掉”、摘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帽子。(详见第14页)
    
    4、编者给【刘少奇】“去掉”、摘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帽子。(详见第14页)
    
    5、编者对【邓小平】也不给戴“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详见第14页)虽然邓小平自己说过“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见《邓选》第三卷第173页)但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不承认邓小平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6、编者给【艾思奇】“去掉”、摘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帽子。并删除他的贡献。
    
    显然,编者把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写成没有一个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也是为的否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7、编者给【张思德】“去掉”、取消“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的身份。并删除“毛泽东在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详见第255页)
    
    8、编者给【雷锋】“去掉”、摘掉“共产主义战士”帽子。并删除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大量先进事迹。(详见第259页)
    
    9、编者给【王杰】“去掉”、摘掉“共产主义战士”帽子。并删除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大量先进事迹。(详见第261页)
    
    10、编者给【王进喜】“去掉”、摘掉“劳动模范”帽子。并删除了他的许多优点和先进事迹。(详见第258页)
    
    11、编者取消【许家朋】词条,把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黄继光烈士相当的英勇战斗、牺牲精神和功绩全删除、否定掉了。(详见第168页)
    
    12、编者取消【狼牙山五壮士】词条。把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五位英雄的光辉事迹都取消掉了。(详见第104页)
    
    13、编者取消【郝建秀工作法】词条,并把她的“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及其事迹都取消、否定掉了。(详见第259页)
    
    14、编者取消【向秀丽】词条。把在和平建设时期为“抢救国家财产”、“保护群众”而牺牲自己生命的青年团员的光辉榜样的事迹否定。(详见第258页)
    
    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1999年版编者对历史上所有英模先进人物的光辉事迹,个个都作了大量删除或部分删除或取消。这样“重新评价”,引起人们对英模先进人物的光辉事迹的“怀疑”。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写出了许多文章,既造谣污蔑英模先进人物事迹有假,又污蔑共产党为了“政治需要”制造出许多假“英模”。严重搞乱人们的思想。
    
    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全部历史都作了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神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要问:现在1999年版《辞海》编者凭什么来推倒这一系列的评价和搞“重新评价”?这些“重新评价”符合历史真实吗?符合我国的宪法吗?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吗?符合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观点吗?是党和人民还是1999年版《辞海》的有关编者才有资格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二、在另一方面,1999年版《辞海》编者,为历史上早已有定论或者说已“定格”的一大部分人物也摘了“帽子”,搞所谓重新评价,例如删改下列词条:
    
    1、编者在【秦桧】词条中,为他摘掉了“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帽子,并把他杀“抗金名将岳飞”这句话中的“抗金名将”四字删除掉了。(详见第407页)
    
    2、编者为【李鸿章】摘掉了“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帽子,并把他“扼杀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投降”等等内容删除掉了。(详见第408页)
    
    3、编者为【袁世凯】的政权摘掉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帽子,把他“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向国民党要挟议和”等内容删除掉了。(详见第410页)
    
    4、编者为【汪精卫】摘掉了“大汉奸”的帽子,并把他“受袁世凯收买”,“破坏革命”,以及他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等屠杀共产党人等罪行删除掉了。(详见第411页)
    
    5、编者为【蒋介石】摘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帽子,并把他背叛孙中山,屠杀共产党等大量罪行删除掉了。(详见第423、425页)
    
    6、编者对【何应钦】等几十名国民党内战战犯均不戴“战犯”帽子,删除或不写任何罪行、错误、缺点,只写他们的经历,种种官衔,显示其不凡身份。(详见第413页)
    
    7、编者为【戡乱条例】词条摘了“反动法规”的帽子,把原来写的是:蒋介石发动“剿共”内战,“以‘戡乱’为名,加紧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法规”――这个正确解释删除后,紧接着新增写一个【戡乱】词条,把“戡乱”解释为“平定叛乱”。(详见第144、145页)
    
    请问1999年版《辞海》编者:你们的以上4、5、6、7这四个摘“帽子”、“重新评价”,欲置中国共产党与革命人民于何地?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岂不成了应该加以“平定”的“乱党”、“乱民”、该“戡”、该“杀”者吗?
    
    8、编者为【张国焘】摘掉“叛徒”帽子,并把他“拒不悔改……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反革命活动”等铁的事实删除掉了。(详见第415页)
    
    9、编者对【向忠发】的叛变,不给戴叛徒帽子。(详见第416页)
    
    10、编者对【顾顺章】的叛变,不给戴叛徒帽子。(详见第415页)
    
    11、编者对杀害【陈胜】的叛徒庄贾也摘掉“叛徒”帽子。(详见第416页)
    
    1999年版编者更进一步,竟然在《辞海》中,将【叛徒】这个词条也取消掉了。(详见第406页)这是否意味着昭告天下:今后欲当“叛徒”者,可大胆地去“当”,因为在中国的辞典中已无“叛徒”,不必再担心会被戴“叛徒”帽子而被后人唾骂了?
    
    果然,我国这些年来出了不少叛徒、汉奸,有的尚未被揭露出来的还在搞腐败,有的已卷巨款逃到国外定居、享乐去了。
    
    12、编者为【陈独秀】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把他被“撤职后仍坚持错误”等内容删除掉了(详见第37、66页)。铁的事实是陈独秀在病死之前,还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毒文。实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13、编者为【王明】摘掉“左倾机会主义”帽子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并把他“排挤毛泽东,特别是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极力反对毛泽东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等铁的事实删除掉了。(详见第59、60页)
    
    14、编者为【章伯钧】摘掉“章罗联盟”帽子。并把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删除掉了。
    
    15、编者为【罗隆基】摘掉“章罗联盟”帽子。并把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删除掉了。
    
    按上述《辞海通讯》的文章所说,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摘“帽子”、删除掉原来的评价,是体现了“重新评价”。然而,这显然是违背史实、颠倒是非功过的“重新评价”。
    
    正因为《辞海》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搞了这样颠倒是非功过的摘“帽子”、“重新评价”,社会上就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大刮历史翻案风。有人为秦桧鸣冤叫屈,说他在西湖边上含冤受苦跪了几百年了,他也有“人权”,应该让他站起来了;有人美化、歌颂蒋介石,说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说汪精卫“降日”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在中国得胜,那是“真正的爱国”;有人美化当年勾结“倭寇”杀害明朝沿海地区人民的大汉奸王直,把他说成不是大汉奸而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并为之修“芳名塔”来纪念他等等。
    
    这样对历史上的正、反面人物作所谓摘“帽子”、“重新评价”说明了什么呢?《辞海》内部刊物《辞海通讯》上的文章说“‘帽子’反映对人物的评价,切忌任意褒贬。”那么, 难道这些颠倒是非功过的所谓摘“帽子”、“重新评价”就是编者对人物并非“任意”摘“帽子”,“任意褒贬”,而是“正确的”重新定位,“重新评价”吗?
    
    显然,有些人说什么工具书是中性的,对人物是不作褒贬和评价的,事实却证明这是骗人的假话。1999年版《辞海》编者是有褒有贬的,不过它说的是不“任意褒贬”,做的是颠倒是非功过的“任意褒贬”,它对革命一方的人物是“任意贬”,对反动和反革命一方的人物是“任意褒”。
    (三)1999年版《辞海》错误删改词条的主要原因或出发点
    
    一、曲解解放思想,而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搞了个大颠倒。
    
    本来,“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选》第二卷第179页)可是,1999年版《辞海》编者根本离开了这个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原则,他们不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是相反,用资阶级唯心主义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编者不承认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和国家。于是,把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卖国投降的历史全否定了。从而达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面否定。
    
    1999年版《辞海》编者,在数以百计的词条中删除、否定“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同时,它的副主编王元化公开发表文章说什么“是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见王元化:《对于五四运动的再认识答客问》1999年5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他在文章中表示要对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既定观念”作“重新认识”和“重新清理”。把他的话说白了,就是否定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事实及其正确性。
    
    按王元化所说,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毛泽东个人所定,不算数。按王元化的逻辑,也就是说旧中国不存在“三座大山”及其对人民的压迫。那么,成立共产党、搞推翻旧中国统治者的革命就完全错了,建立新中国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错了。
    
    1999年版《辞海》的编者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正是这样做了“重新认识”、“重新清理”和“重新评价”,把历史搞了个大颠倒。这是编者的根本立场的错误,不改变立场要纠正这个错误是不可能的。
    
    二、为了“搞好中美关系”而无条件地迁就美方。
    
    中美“合编辞书”(即合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笔者不知是美国首先提出还是中国首先提出的。其实,辞书是不可能不涉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的,给某个人物戴什么帽子,的确是对他的“总的评价”;辞书也是不可能不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因此,“合编辞书”必然会遇到分歧,发生争论时谁服从谁呢?尊重美方的意见,这就不可能不放弃我们的原则。
    
    后来,果然出现了这个情况。“合编辞书”对关于中国的词条内容怎么修改,双方谈判得出的“意见”是“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删除。为了“达成协议”(指达成“合编辞书”的“协议”),中方同意了以上这个“意见”。(以上引语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转载胡乔木给中央的“意见”信,)
    
    显然,“合编辞书”按上述这个“意见”来改写关于中国的词条的内容,是必然会违背事实,颠倒是非的。笔者已核查过这部“合编辞书”的不少词条,比如【毛泽东】词条,由于写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美方“不接受”,中方就同意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句美方“不接受”的话取消了。并解释说以后对历史人物都不用“颂扬性形容词”。可是同一部“合编辞书”写【周恩来】词条,却又写他“作为中国的主要外交家获得世界声誉”,又用了“颂扬性形容词”,并解释说这是因为美方表示“对周恩来有好感”才同意写的。(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在与此同时,这部“合编辞书”写【赵紫阳】词条,却又把这个主张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写成为“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又用了“颂扬性形容词”(参阅拙著第542页)。这岂不是太“任意”了吗?
    
    又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词条,在“合编辞书”中,已被改写为【四一二事变】。不但把“反革命”和“政变”的性质删除、否定掉了,并在内容解释方面也改了,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改写为蒋介石执行国民党中监委通过的 “请查办共产党”决议案,为国民党进行“武装清党”。(参阅拙著第462页)
    
    我国的《辞海》难道也应按上述“合编辞书”一样作颠倒是非的修改吗?
    
    在读者对1999年版《辞海》错误地取消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和评价提出批评后,1999年版《辞海》主编竟发表公开信为《辞海》辩护,他引证上述胡乔木为“合编辞书”致中央的“意见信”为“依据”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即:“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删除。现已清楚,党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并未同意国内的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然而,《辞海》却“按此‘意见’办理”,已走了大两步,即1989年版的删改和1999年版的删改,已错误百出。拙著对已被错误删改的500多个词条提出了批评。显然,我国国内的《辞海》绝对不应按上述“合编辞书”那样作颠倒是非的删改。已删改错了的必须重新改正过来!
    
    结束语
    
    回顾和反思30年来的实践和事实,无论在经济基础领域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都已十分清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去巩固和加强,便会被削弱;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削弱和放松,便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加强。现在,我们党动员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是很正确很及时的,我们必须端正立场、明确大是大非,刻不容缓地纠正《辞海》违背科学发展观,违背科学历史观的错误!我们一定要搞好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辞海》已累计发行六百多万册了,《辞海》大不同于一张小报、一本杂志、一本书,它是人们经常会查阅的工具书。如果它的错误不改,2009年又要出新版,将会错上加错。纠正《辞海》的错误,消除它的不良影响,实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让它长期地搞乱人们的思想。
    
    2008年12月25日改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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