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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长流,继往开来(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暨辛亥革命100周年/一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2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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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长流,继往开来(中一)

     (博讯 boxun.com)

    七
    
    辛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晚清的宪政变革中,有一深层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大清是满族的江山,要世代相传。满族入关后,二百多年下来,应该说满汉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一方面,汉族接受并习惯了满族的统治;另一方面,满族接受汉族文化,任用汉族官员。满人汉化,汉人满化(前者人们说得很多,但后者则是被征服、强制的,因而汉人不愿正视与提及,比如发式、服装、礼仪等等);至晚清,满汉相处算和谐。但这有前提,即认定天下是满族的,满族有统治的名分和特权。作为统治民族,满族在政治、司法、地位、分配上享有种种特权,只是汉人接受了,习惯了,而不以为然,比如满人控制国家的核心权力,汉人不得介入;满人做官,可不通过科举;同等官职,满人有更大的实权,以保障满人统治国家;满人犯罪,处罚轻于汉人;满人不事工农,由国家领取供奉;满族女性不得嫁给汉人,等等。
    
    如果,满族统治集团进行宪政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皇室可以保存、延续,甚至清帝还可以有较大的权力(日、德式君主立宪),但是整体满族的统治地位将丧失,不再享有政治、司法、地位、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在宪法中不可能确立“满族是统治民族”的条款,授予其特权;在宪政的框架下,只能是各民族平等、共和。而满族是少数民族,当时的人口估约400万(1964年中国人口普查,满族270万),而全国的总人口大约4.5亿(95%是汉族)。在如此的人口比例下,满族必然势弱,被边缘化。晚清宪政改革的根结,不是要不要保留君主,也不是要不要实行宪政,而是满族要不要放弃祖宗传下来的江山,放弃作为统治民族的地位,事关满族整体民族的世代命运。如果当时普天之下均是满人,或者皇室是汉人,中国机会顺利地转入君主立宪。
    
    满族核心统治集团抵制宪政改革是必然的,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可拱手予人。《明定国是诏》颁布第五天,慈禧便给光绪下了三道指令:一、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新任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荣禄出任直隶总督。从启始。慈禧对维新就是有防范的,加强满族中心权力的控制,只可变“用”,不可变“体”。慈禧言“宁予外贼,不予家奴”,这句狠话的后面是:满族对丧失江山的恐惧,及捍卫的决心。恭亲王奕䜣去世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的确,慈禧、奕䜣并非反对变法,修铁路、开矿山、办洋务、兴商业、建学堂、立新军等种种新法,他们均支持,对光绪的《明定国是诏》,慈禧也是首肯的。即使砍了谭嗣同六君子,囚禁了光绪,慈禧也还是继续推行维新诸项新政。应该说,慈禧、奕䜣有其开明,但是其更有原则:“用”可变,而“体”不可变。“体”,即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世代相传,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易。
    
    戊戌变法是“用”(“法”)的变革,但维新党的终极目的则是变国体,改革国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而且“用”变最终必将导致“体”变。康有为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他又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改变国体威胁满族的统治,这是慈禧集团所不容的,也是其镇压百日维新的根本所在。1898年,清廷在宣布对康有为等人处置时,指责其“保中国不保大清”。固然,百日维新之败也有其它原因,如欲军变、废弃慈禧(新党背光绪所谋),变革草率,得罪大批官员等等;但根本所在乃是慈禧满族权贵集团要保大清江山。
    
    “体”变则威胁满族的统治(立宪变革即使保留皇室,而一旦满族丧失了统治地位,一个光杆皇帝最终也还可能会被废除,因为皇帝是国家之象征,庞大的汉族最终不会接受一个异族征服者作为皇帝,代表自己。南北和谈时,袁世凯曾提出虚位保留清帝,但是革命党、立宪派都不同意,因为汉人不能再让一个满人来做皇帝),事关满族世代江山,慈禧、奕䜣核心权力集团远比年轻幼稚的光绪看得清楚。这是“宁予外贼,不予家奴”的原因。当时,如果慈禧、光绪合手变法,即会成功。一则变革来自最高实权,二则可避免光绪、维新党的草率幼稚,最终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前提是满族甘心放弃统治地位。
    
    再假设,如果当时是汉族的天下——皇帝是汉人,中国也很可能会和平地转入君主立宪政体。中国没有世袭贵族利益集团,官员来于科举,民众也不受等级制的压迫,相较欧洲,利益冲突没有那么激烈,于君(王权受限制,但世代相传,再无争夺帝位的威胁)、于国、于民均有益。相对欧洲封建等级制,中国的立宪会较其更容易。但是,中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现实中,民族矛盾常常高于政治。
    
    满族能否放弃祖宗打下来的江山,放弃其统治地位?这是晚晴立宪改革的根结,也是中国是否会走向激烈革命的关键。有学者认为,戊戌虽然杀了六君子,囚禁了光绪,但是“维新”仍在继续,如奖励实业,设立商会,创办银行;编练新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1905年废除科举;还准许满汉通婚等等。况且,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因此“革命”是不必要的。应该说,这是学者们好愿望,但是这个结论是有前提的,即满族权力集团要接受“满族失天下江山”的结局。应该说,载沣集团是真心立宪,只是他们迈不过“满族之天下”的坎。比如,1911年载沣废军机处,建立内阁,这本是迈向立宪的好事,但是在具体实行中,却搞出了个皇族内阁,而导致辛亥革命。皇族参政,连满族祖训都是不允许的,载沣高皇族内阁无非是穷途末日,拼死一搏,强化“满族之江山”,可见其即使真心立宪,也还是迈不过“丢天下”这个坎。
    
     八
    
    传统专制国家,民智未开,民众在政治上是盲目的。一个这样的国家,如果旧秩序失效,执政者就有责任及时改革,设定新秩序,并将国家引入轨道,否则国家就走上瓦解或崩溃。旧秩序失效,而统治者固守残缺,拒绝变革,国家就自然滑向瓦解或崩溃,事态至此,人心惶恐,“暴乱”、“造反”、“革命”便无可避免,人性使然,如同水加热便会升温。问题不在要不要“革命”,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永远都有人要“造反”要“革命”,但是一个国家为什么让“造反”、“革命”成了势?1907年,张之洞进京进奏对,慈禧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答:“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这话反过来看,如果不适时变法,自然是将国家推向“革命”。
    
    晚清的形势,大而言之,时势所在,旧机制不能应付新局面,国家不再能维持正常之秩序,以致出现危机;如果不适时应变,国家、社会与政权都将崩溃,各方均将沦入血灾。变革不仅是救国家、救社会,也是权力集团的自救;如果统治集团没有这份明智,或贪图自身利益,拒绝及时变革,那就是将国家、社会、人民,包括其自己推向灾难。晚清,满族统治集团本具有立宪变革的可能,但是他们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保其天下,拒绝适时变革,这才将中国推向了“革命”。
    
    由上自下的和平变革,最高统治集团是决定的因素,其既需要明智地看到大势所在,又需要出于国家,主动地放弃专制统治及特权(即使不放弃也必将丢失,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就是:社会多元力量增长,中央权力消弱,以致丧失专制能力)。这是体制内和平变革的关键。但放弃统治及特权违背权力的本性,权力的本质就是统治和扩张,要其放弃统治和特权是与虎谋皮。因此,历史上由上而下的体制内和平变革很少成功。“宁予外贼,不予家奴”,满族统治集团并非没有看到“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变局”,只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祖宗之天下。
    
    变革时代,各方权益冲突加倍激烈。因为,变革本身即是洗牌,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丢失或者得到,这是关键时刻,在此一举。因此,由上自下的体制内变革,统治集团需要充分考虑各方各界的权益要求和力量的平衡,并且需要把握时机,在自己尚有力量掌控全局的时候进行,时间上越早越好。因为:1、变革是两种秩序的冲突、替换,容易发生混乱,需要中央政权有力量有权威,在变革中起到保障秩序,稳定社会的作用。2、变革时代,是激进(极端)思想和政治力量迅速膨胀时期,因为在专制状态下,反抗力量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一旦有缝隙,便加倍生长,且而极端化。因此,中央政权需要在激进思潮普及,极端力量尚未成势之前,完成变革;一旦激进思潮蔓延社会,极端派结成足够的力量,由上之下的和平变革即无可能。3、变革需要时间——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时间。变革越早,留予建立秩序的时间便越充分。有时间,便有渐进之可能,有避免混乱、秩序过渡之可能。如果错过时间,将蓄积的洪水在最后一刻才开闸排泄,结果自然是崩溃。4、变革时代,社会运动是加速度的,启动得越早,便越容易把握,容易有序;反之亦然。在正常状态中,人遵从理性,服从秩序;而当社会发生混乱,人即受非理性支配,陷入盲乱。因此,改革需要赶在社会尚稳,中央权力尚有力量和威望,人们尚保持理性状态下进行。一旦错过时机,社会陷入危机,人们受非理性情绪支配,和平变革便失去了机会。
    
    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事件表明,满族权贵集团于内于外均以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能力。对外不用说了,就是平定太平天国还是靠曾国藩的民团,如果曾再分有点野心,清朝也就灭了。满清统治之能得以继续维持,得感谢儒家的忠君伦理,感谢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因他们而保住了大清朝,方有同光中兴、洋务运动;可惜满族统治集团执迷不悟,未抓住时机立宪变法。可以说,同光中兴是末日前的回光返照。甲午一战,洋务派的经营毁于一旦,事实证明,政体不改,国家将亡,由是1200名应试举人联署《公车上书》,请求维新,变法图强。
    
    戊戌维新是清朝最后的变革的机会。前面提到,如果慈禧与光绪联手,加之汉族精英同心支持,立宪当成。体制内变革,需要最高实权统治者操刀,非此无以为。光绪作为傀儡,变法而无慈禧支持,败已在先。光绪的幼稚有四:其一,康有为等维新党所求得变法,实则是变体——变国体,而非仅在于办学校、修铁路、建新军、兴商务,而是“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光绪对之不明,他所求尚是“用”的变革,故恭亲王终前告诫光绪,康有为是小人,不可轻信。其二,体制内变革需来自最高权力,光绪无实权,即无推动变法之可能。无权而求变革,只能是政变,而政变,无军队,则坐以待毙。其三,帝党、后党力量相差悬殊,如果光绪执意变法,需要有消灭后党之决心:决心政变,囚禁慈禧。但光绪无此勇气,亦无此决心,更无此之实力。其四,急促草率。变革是国家结构、秩序之变,是危险的事,牵一而动全身,需慎之、可行而又要果断,令行禁止。百日维新,光绪发布上谕110多条,变法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言论,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一揽子推行这么多的变革,实则无法实行,且而光绪又无实权,官员们对之束之高阁。得益者尚未得,而朝野恐失利者已是一片惊惶,“守”与“变”的政治力量失衡。
    
    戊戌镇压之后,维新派重创,其成员或被杀,或被清洗,或逃亡。固然,慈禧依然继续光绪的种种变法内容,但不离其宗:变“用”尚可,但“变体”不可。镇压激化了慈禧集团与立宪派的矛盾,促使统治阶层及精英阶级内部分化,顽固派得势,开明派失势,如果我们想想戊戌后《公车上书》一千多举人的心态,便可知其状。太后囚禁皇帝,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失民心。林琴南曾就此撰文说:“呜呼,唯光帝神圣,力图宪政,乃见沮于群小;……臣纾不肖,未与仕版,然恋恩之心,至死不泯。”囚禁光绪,西方各国对之亦不满,这又加重了朝廷外交的困境。同时,镇压刺激了“革命”“反满”思潮与力量的发展,特别是青年一代汉族精英,决心要推翻满清。比如,大批留日学生转向反满革命,成为革命党的骨干。
    
    如果说,兴洋务尚显出慈禧集团开明的一面,那么义和团一事乃说明其昏庸之至。甲午之后,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外交、国防本是国家之事,但是朝廷已全无能力应对,于是鼓动愚民“扶清灭洋”,致使八国联军进入,满清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银4.5亿两。不是不该反帝,民间反“洋”情绪甚可理解;但是国家不能鼓动及利用民间愚昧暴行,反自己所惧怕的“洋人”,此可谓借刀杀人;而惹下祸端,朝廷担当不了,乃推卸责任,翻脸杀戮那些愚怜之百姓。国家、朝廷昏劣到如此地步,乃到了末日,天将丧之。
    
    之后,虽有“新政”,但败势难回。慈禧接受立宪,欲借改“体”挽救满清,但是时间已晚。1905年废科举;1906年慈禧下诏预备仿行立宪;同年成立资政院筹备处;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年慈禧、光绪去世。立宪在推进,但国家内里已散了架,朝廷既拿不出银子,亦无威望,众叛亲离,所训新军也归了袁世凯;地方各行其是,官员各打主意,民潮四起,党社林生,革命党暗杀、起义接连不断……,加之天灾外患,大清朝已是风中残烛,气息奄奄,只等哪一阵风将之吹灭。
    
    (待续)
    
浩气长流,继往开来(中二)

    
    九
    
    1911年,两件大事促发了辛亥革命。一是5月份,清朝廷废军机处,成立内阁。这本是好事,但13名内阁大臣,满蒙9人,其中7人为皇族,汉臣仅4人,人称“皇族内阁”。在最高权力中,排汉重满,皇族专权,非此一事。载沣任摄政王后,第一要事是除去袁世凯(皇族共议),因其权势太大,袁被解除所有职务,被迫还乡。同时,载沣亦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如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铁良为训练禁卫军大臣;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设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决策最高军事。以载沣兄弟三人为核心的皇族力图掌握全国的海陆军权,包括禁卫军(实际上做不到,国家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北洋新军忠于袁世凯)。载沣确是准备立宪,但是他的具体所为都是强化满族皇权。立宪本在限制皇权,分化中央权力,但载沣实际所为恰恰相反,特别是将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到满族皇家手中(假使载沣让袁世凯任总理大臣组阁,君主立宪的改革或许还有希望)。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满族权贵还是念念不忘: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能拱手予人。
    
    这一系列倒行逆施之行,加剧了满汉的矛盾,使汉族精英寒心,断了他们君主立宪的念想,促使他们决心抛弃满清。立宪派首领张謇论及说:“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啬翁自订年谱》)。又说, 皇族内阁“足令全国咨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咨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廷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引:刘厚生《张謇传记》)。不难理解,何以武昌枪声一响,十三省随之独立。
    
    辛亥革命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汉族推翻满族之统治,且占有一定的比重。满族依武装暴力入关而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它的统治是成功的,这要归功于满族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接受,至晚晴满汉基本同化,但满族统治者却多有一重心计:满族是少数,但祖宗的江山要世代传下去。这个情节阻碍他们实行宪政变革。晚清无论如何动荡、变化,但这个情结对他们始终如一:“防汉”,废黜袁世凯、“皇族内阁”均是体现,日后满洲国的建立,还是这个情结的延续。
    
    辛亥革命具有双重性质,民族革命与宪政革命,但是更主要的是后者。孙中山论述:“我们革命,不等于专门排满。革命的宗旨:第一是废除专制政治,第二是创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而立宪派只主张宪政,反对排满,乃至要求保留满族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其纲领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汉族精英的主流思想是君主立宪,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严复、林琴南、张謇,甚至袁世凯;反清革命的激进思想是边缘、少数。孙中山革命的目的本是推翻帝王专制,实行共和,因为革命得不到响应,这才提出驱逐鞑虏,借助鼓动汉族的民族情绪,达到推翻专制,实行共和的目的。驱逐鞑虏是他鼓动革命的手段。比如,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这与世界史上推翻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可以说,反满包括在宪政革命中。
    
    其时,反满在两部分人中有影响,一是民间帮会,比如洪门会(孙中山为发动革命参加此会,并任“元帅”,黄花岗起义牺牲者主要是洪门会的人)、哥老会,反清复明原本即是其宗旨,从明末一直坚持到晚清。二是汉族青年新锐。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汉人的民族意识已经很单薄了,百姓基本没有了对满族的反抗意识,满汉同化。但到了晚清,世界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并激烈冲突的时代,而中国又是受害者,在此潮流中,汉族青年新一代精英民族意识苏醒,特别是曾留学海外的青年,而满族统治与专制统治重合,再而青年又正是反叛与激进的年龄,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接受反清的思想。邹容《革命军》可谓代表,其将革命、反满、反专制、共和为一体,可以说是思想混乱,但也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就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之结构,本可以和平实现君主立宪制,但是由于满族统治集团不愿失去满族之江山,致使中国无法和平地实现宪政改革。辛亥革命敲掉了这个障碍,于是中华民国得以建立。
    
     十
    
    其实,辛亥革命也可以从四川保路运动算起。保路运动开始于1911年5月,蔓延四川、湖北、湖南、广东诸省;其由立宪派主导,参加者有乡绅、商人、市民、学教、士兵、农民等各阶层的人,甚至包括僧尼,它是一场广泛的民众运动(民众以“田亩加赋”、“租股”的方式入股);起始,其很像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只争路权,不反朝廷;聚众、请愿、抗议、罢课罢市,但和平,不打砸、不暴动。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后,民众开始出现暴力行动,冲击捣毁,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保路运动转向暴力,有两种因素,一是,如果民众运动缺乏有力地组织和领导,会不断地激进化,而转向暴力;二是,当时的革命党,有意借助民众运动,发动革命,推翻满清。
    
    面对民众袭击政府机构,9月4日,清廷错误地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7日,赵扣押护路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数万民众到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弹压,枪杀30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制“水电报”,投入锦江,号召各地“自保自救”。保路运动由之转向革命。
    
    同盟会与哥老会在成都附近十余州县组织数千同志军发动起义。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军政府,11月1日,民军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10月10日武昌起义进一步促进了四川全省革命,10月27日,四川省建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武昌军营一偶然争执,而导致起义,说明革命之势已在,而武昌革命之情绪不能不受保路运动之影响。因此,说辛亥革命自保路运动起,亦可。
    
    从经济、商业而言,盛宣怀是对的,当时铁路需国办才是;无论从资金,还就技术、管理,当时民间均无办好铁路之可能;且而保路运动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萧功秦先生的《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对之有很好的梳理分析,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缺乏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来源,这可以说是任何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1909年邮传部查勘各地自办铁路实况的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资金应为7200万两,而实际到位的资金公仅1310万两,仅占应集资金的16.6%。这些铁路估算里程为3420里,而实际建成仅为89里,仅为应建里程的2.6%。而且,在已经筹措到的资金中,实际上也主要为租股、土药股、盐茶股。”“在所有绅商自办的铁路中,川汉铁路问题最为严重。自商办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年,集款只及全路所需款数的1/10,有人估计,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须90-100年时间才能完成。”“平心而论,这项年利息为5%的贷款应属于低利率的。清末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本合同规定了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铁路宜国办,不宜民办,这是就效益而言,但是保路运动的核心是民有否筑路的权利?而且,川汉铁路民办是先皇帝光绪钦定的,凭什么朝廷说收就收呢?这是撕毁契约。进而言之,如果朝廷要收回路权,也该按商业事务办,高价收购(四川铁路公司炒股亏300万两,如果清政府担负此亏损,民方将同意路权收归国有),而非强制收归国有。这是“公正”——“理”的问题。《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称:“国无万数人,日奔走狂呼以求立宪者,宁非曰:立宪则政府不得横施葬送吾民死地之政策哉!今国会方招集,而新内阁第一政策,即蔑视先朝钦颁法律如弁髦。……吾人当此不争,则宁缄口结舌,永永不置立宪二字以齿牙。如尚欲据宪法数十条文,以苏吾国而活吾民也,则惟据死力争。”张澜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属于大逆不道。”
    
    保路运动说到底是权利之争:民权与政权之争,是地方权与中央权之争。而宪政即在保护民权,制约中央政权。传统帝制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一言九鼎,莫说路权,就是性命也是说杀就杀,民敢于抗命就是逆反。保路运动说明时代已变,帝权、中央权下降,民权、地方权上升,民不再唯朝廷是从,而为保障自身权利,抵抗朝廷。而这正是宪政的根本。而当和平的请愿、维权毫无希望,特别是遭到镇压的时候,和平的民权运动即转向暴力革命。由此,我们说保路运动更体现辛亥革命的性质,甚至可以说是其缩影。
    
    再,保路运动也说明:1、大清朝廷已经失去对地方的控制;2、汉族精英要求分权,且已有力量抵抗朝廷;3、朝廷失去民心,民已撇开对它的恐惧;4、暴力抗争已蓄积充足,可随时爆发;5、大清朝的全面崩溃,由此开始。
    
    (待续)
    
浩气长流,继往开来(中三)

     十一
    
    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半和平的革命。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今天来看,大可质疑。辛亥革命建立了宪政共和的框架——中华民国,至于如何落实,需要各政治势力共和、博弈,共同建设,即使出现问题,比如袁世凯独裁,也需要通过政党、议会博弈来解决,就是一时解决不了,也还可以经过时间逐步接近宪政。这即宋教仁的道路——政党、议会政治。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背弃中华民国宪政,民国内战由此开启。
    
    民国初建,不可能一下落实宪政,需要过渡的时间,此期间维护国家宪政框架远远重要于具体执政。民国二年,孙中山不顾同仁反对,断然发动二次革命——武装革命,此行实是背叛宪政,开民国内战与分裂之先,其害远过于袁世凯的独裁。1913年6月初,国民党要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袁世凯免职;7月,受孙中山指令,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起兵讨袁;之后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黄兴宣布江苏独立,孙道仁和许崇智宣布福建独立;熊克武与杨庶堪在四川兴军讨袁……。梁漱溟评述“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袁伟时《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
    
    后来,孙中山因为得不到西方各国对其资金与军事的支持,而转向联俄容共苏俄,以换取军援,可谓引狼入室,养虎为患,中国共产革命的灾难由此而生。再,以俄为师,开中国现代极权政治之端,以党抓军,以军控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远比袁世凯独裁专制而有害得多。“军政、训政、宪政”,孙中山实看到中国不可能一步实现宪政,需要过渡的时间,但他为个人之意志,弃国家和平与宪法。对于民国的战乱、分裂,乃至共产革命,孙中山是有责任的。
    
    至于大陆将辛亥革命说为失败的革命,乃是出于中共宣传的需要,否定辛亥革命是为了神化中共革命。如果孙中山可以革北京政府的命,共产党自然也可以革南京政府的命,且而因有前者而“天经地义”。数十年后,毛再次如法炮制,以个人发动革命——文革,打倒刘少奇集团的各级“人民政府”。毛的继续“革命”,来于孙的“革命”尚未成功,且而此“革命”乃暴力“革命”。假设一个绝对目的,将之作为绝对价值,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所有存在都可以抹杀、摧毁、打到,这就是共产党的“哲学”,也是共产革命给人类带来巨大破坏的原因。而此“斗争哲学”的真正底牌是领袖至上。
    
    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国体——中华民国。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国宪法未能真正落实,但是其为中国确立了宪政、共和、民主的主体框架,以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例,其包括: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议会选举、保障民权(保障私人财产及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司法独立,宪政、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均已具备。
    
    很长时间内,人们将辛亥革命的意义主要定于武装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但是辛亥革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中华民国——宪政政体。这是中国由数千年的专制帝国进入现代共和国家的根本转变;尽管中华民国有种种混乱和欠缺,但是其宪政、共和、民主的制度框架则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本。而1949年所建立的“新中国”是共产极权政体,其基于对中华民国宪政、共和政体的摧毁,由而将中国带上反文明的歧途,其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经此,我们则更清楚中华民国的宪政框架于中国是何等重要,无论中华民国的各届政府、首脑、执政党有何不好,可以对之否定、反对,乃至推翻,但是中华民国的国号、宪法、宪政政体的框架乃是国家之本,需要坚持和维护。对于大陆同胞,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要为中华民国正名,要求恢复中华民国宪法,回归宪政政体。
    
    在简体汉语中,革命已是流血、暴力推翻、摧毁的同义语;毛为“革命”作了经典注释“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易.革.彖辞》有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不仅在否定、推翻,更在立命:顺天命应人事;而西语Revolution乃是彻底转变。我们需要为“革命”正名(谢选俊先生对之曾有明确论述),改变也好、否定也好,推翻也好,革命终在“立”,在肯定,在建设,在我们建立了什么?是否正?是否合天命?是否应人事?也就是说是否合乎人类之文明?纪念辛亥革命,不仅要见其所“破”,更要见其所“立”。
    
    辛亥革命是个完整的过程,并非只是武昌起义。中共讲辛亥革命只讲武昌起义,目的是确立其自身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文革,这是毛革命,中共力图将辛亥革命也纳入其模式,但是辛亥革命与中共革命的性质与方式全然不同。如果从武昌起义算起,辛亥革命还包括,十三省独立,南北和谈,袁世凯与朝廷谈判(逼宫),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当然,还可以将保路运动算在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整地看待辛亥革命,实际它是相对和平的,我称之为半和平的革命。
    
     十二
    
    武昌起义有偶然因素,但在辛亥革命中有重要作用,没有武昌的成功起义就,不会即时有十三省独立的连锁效应。如果说,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之火,那么武昌起义则是辛亥革命的雷管,引爆了整个国家的革命。为什么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在前,同盟会已发动过多次起义,均失败,黄花岗起义仅比武昌起义早5个月。武昌起义之成功除了时机对头,还在于是政府军内部的起义,而以往的起义多靠帮会。
    
    政府军内部的起义更有力量,也更有影响。武昌起义起于军士间的偶然争执,并非由同盟会直接领导的,但该起义前的策反、准备、谋划是由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所为,其以同盟会革命宗旨为纲领,以驱逐鞑虏,建立民国是武昌起义的思想纲领。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说武昌起义是革命党发起的。但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关键一步是湖北立宪派首领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率商团支持辛亥革命,这才请出黎元洪,有了经费,得以建立军政府,当时起义士兵正群龙无首。再,经过汤化龙兄弟的运作,驻守长江的朝廷海军放弃了对起义军的镇压。更重要的是汤化龙是民意代表,有声望,他带动湖北乡绅、商界、学界支持革命,弃清独立。汤化龙发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对十三省独立起到重要作用。
    
    对辛亥革命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十三省独立和南北和谈。晚清,革命党与立宪派一直是冤家,水火不容,但是辛亥革命两家却不谋而合,联手使十三省独立,可谓良好之合作。以“革命”之手段推翻满清,是革命党之目标,始终如一;但是立宪派一向保皇而反对“革命”,而此次却为何支持“革命”,并积极参与?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唐德刚先生说“从湖南、陕西、江西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
    
    立宪派并非要保清王朝,而是担忧暴力革命会将国家拖入战乱,祸及国家与民生,当然作为上层社会成员,其也求避乱自保;保君主无非是求“体制内变革”,和平、渐进,降低变革的代价;“保皇”是求和平的手段,而其目的是实行宪政。“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应该说,立宪派的思想是当时国家、民族之良知,即使今天看来,梁启超以上之见也大有教益。但是于人的存在,权益大于良知;于国家、民族、全民是良知,但于某人、某家族、某集团却有损;因此,历史总是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
    
    可以说,立宪派“卷入”辛亥革命是“皇族内阁”的结果。但广而言之,这也是大势所趋。仅一月余,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说明在先大清朝内里已经散架;革命党虽然不是主流,但已成势,特别是青年一代;保路运动,数省公然对抗朝廷,大清朝已在崩溃,势不可挡。立宪派加入“革命”,顺势而已。其中根本所在,乃是立宪派代表地方上层社会,而革命一旦到来,他们乃需要保护自身之利益,维护地方之稳定,大清朝左右是完,在崩溃及大乱中,宣布独立乃是最好选择。脱离满清乃完成革命,革命完成,动乱乃止,由是有自治、有稳定安全,有地方之建设。立宪派加入辛亥革命,有双重性,一是作为革命力量,决定了清王朝的灭亡,二是作为保守的力量,减少暴力,维护地方秩序。这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暴力不剧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十三省独立中,革命党是起义先锋,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立宪派。立宪派是地方实力领袖,代表士、绅、商,他们一旦倒向革命,政府在地发就成了孤零的衙门。特别是,自1909年各省建立咨议局(1910年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1911年成立立宪派政党宪友会),这对立宪派起到了联络和组织的作用,其作为民意代表,成为地方对抗朝廷、制约当地政府的政治力量。比如各省咨议局代表三次进京立宪请愿,迫使朝廷将9年的立宪准备时间缩减3年。“辛亥革命如果没有南方各省的谘议局支持,定会成为一次‘流产的革命’。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反清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新军的革命,更是一场来自议会内的革命。”(马飞:《地方精英与清末宪政——晚清江苏咨议局的多面观察》)如,1911年11月8日,广东咨议局召开各界代表大会,讨论广东独立,次日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和平实行革命。
    
    正是由于立宪派的参与,决定了辛亥革命得以成功,并将暴力降到最低的程度。十三省独立中,其中有5省是和平独立,湖南起义只杀了4人,其它诸省除南京有较强的抵抗,均很顺利,当时有“兵不血刃,城门大开”之说。梁启超赞之“成功至速,流血至少,代价至薄,为中外古今之少见。”太平天国之后,满族统治集团基本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各地方基本是汉族精英集团——士、绅、商所领导,他们拥护朝廷,朝廷即稳定;他们抛弃朝廷,大清朝即完结。十三省独立正是其体现。辛亥革命是上层社会革命,立宪派代表地方实力集团,代表上层阶级,他们加入革命,那么起义也就是冲入官府,杀几个忠于朝廷的官兵。而作为上层阶级,立宪派不希望发生社会动荡,其目的是完成政治革命,而保持社会稳定;而他们作为地方实力集团,既有政治力量,也有经济资源,且有名望,因此在革命后,能迅速组织地方政府,维护地方秩序。归纳一下立宪派在十三省独立中起到的作用:1、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满清的完结;2、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暴力;3、提前结束革命;4、组织新政府;5、提供资金;6、维护地方秩序。
    
    杨光先生说:“清末立宪派既是传统儒家观念的继承者,又是西方宪政新知的传播者,因为这一双面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中庸阶层:对激进派,他们训之以保守主义,对顽固派,他们导之以进取精神;他们曾经诋毁皇室、痛骂政府,但那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呼唤革命;他们转而赞成共和,但仍然反对穷追猛打、一往无前。他们又是天生的妥协派,对清政府让步妥协,对革命党也让步妥协——之所以让步妥协,是为了减缓对抗,削弱敌意,制止杀伐,让暴力破坏适可而止。”(《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
    
    十三省独立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但是我们也要格外注意,十三省独立也为中国未来国家之分裂、军阀割据及战争留下了隐患,比如,之后广东、云南、四川、山西、广西等地的军阀割据,均由其始。一个专制大国,如果失去由上至下的改革机遇,而走由下至上的革命,国家即可能陷入分裂和内战,多民族国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维持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倒塌,维持统一的力量突然消失;另一方面各地方势力,达不成认同、妥协——实现共和。而国家、人口的规模越大,差异越大,分歧越大,利益冲突也越大,因而达至认同、妥协,实现共和即越困难。革命后,即使能很快地建立中央共和新政权,其也是十分脆弱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因而需要各方以极大的努力和克制共同维护,如有一方稍有偏执,新共和国便可能崩溃。由此,由下而上的革命——即使是民主革命,新政权也常常是专制的,孙中山痛绝袁世凯独裁,但他提出的军政更甚,实际就是军事管制。当然,分裂、自治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分后能否相安互利?能否一致抵御外敌?这是问题之本。
    
    如果一个大国,分而能联,联邦乃成,实为幸运,可谓真共和。辛亥革命后,联省自治是个好方略,如实现乃中国之大幸,免去其后诸多灾难,可惜坏于孙中山武力统一,而孙的后面是苏俄的军援和卢布,而军援与卢布的后面是苏俄在中国的红色扩张。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厄运来于外力,否则也不至于阴差阳错地走到“新中国”。理性地设想,中国未来之最好出路,也还在联省自治,也就是回到中华民国之“初年”。此是本文题外之话。
    
    (待续)
    
浩气长流,继往开来(中四)

     十三
    
    十三省独立决定大清朝的完结,但是如果没有南北议和,国家仍要经临大规模内战。当时,袁世凯的新军仍是强势,未有匹敌者;但是如果袁要平定全国诸省,恢复大清朝,也绝无可能。在此状况下,议和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袁世凯有对革命的镇压,但是在议和及建立民国中则有重要贡献。议和中,袁世凯是主要方,因为他在军事上更有优势。首先,他中途主动停止对武汉的镇压,与南方议和,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他接受宪政、共和,中华民国由此可以建立;说服清帝退位(逼宫),为建立中华民国扫清最后的障碍。
    
    可以说,中华民国是在南北议和中诞生的。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通过大规模的武装暴力,但中华民国则是和平建国,这不能不归功于南北议和。其间,南北双方都做了重要妥协。近年来,有史家称辛亥革命是妥协的革命,对南北双方的妥协给予肯定,这是中国史学的进步。
    
    孙中山说:“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列,何必用兵?”“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公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作为满清朝廷的重臣、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让其任共和国总统,是革命党的一个很大妥协,但有此让步,才有和平,有民国之建立。当然,让步妥协并非仅出于道德,更是根于现实力量的对比,南京临时政府无资金、无军队,更无一列强之承认,难以支撑,但是孙中山能将总统让予袁也就是良知和胸怀。南北议和,袁世凯是大受益者,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他的贡献,在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中,他是最重的一枚棋子,有他的决定才能有国家之和平,才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在清朝廷、北洋派、十三省独立政府、革命党等诸政治力量冲突和较量中,袁世凯做到了最大的中和,你可以说这是权术,但也可以说是政治能力和智慧。重要的是,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中止了战争,促就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可以说他是建立中华民国的功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武昌起义、十三省独立决定了大清朝的完结;而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决定了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这两件事袁世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史家总是说袁世凯盗窃了革命的果实,实不当。于政治而言,袁世凯任总统是南北议和的结果;由宪政而言,是国会选举的结果: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应该说袁世凯任总统是宪政共和之结果。何来窃国?革命党打天下,就当由革命党坐天下,乃是枪杆子论,有悖宪政。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两大贡献:一是促成南北议和,将大总统让予袁世凯;二是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主持制定)。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所做的最具建设性的两件政事,前者不用再言,而后者则这是中华民国的首部宪法,确立了现代中国之政统: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宪政共和之国体。其后,民国宪法再三修订,但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民国宪法的基本框架。当今,大陆的政治前途也还是回归此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宪政共和之政统,遗憾的是今天中国离此目标倒比一百多年前更遥远。就此,国人倒是应该说“革命更未成功”。
    
    袁世凯的另一贡献是说服清帝退位,史学家称之逼宫。清皇室并非弱智,大趋所在,退位确是当时清皇室最好的选择。大清不保是明面的事,负隅抵抗,良弼即是结果;与其徒加血腥之灾,让国家受难,百姓受难,满族遭戮,皇室巢灭,不如退位,换取厚遇。《清帝退位诏书》说:“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至此,清帝可以说是光荣退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朝也算是和平体面地落幕,为中国作了最后一件善事。
    
    清帝退位是皇族、袁世凯、革命党三方的妥协,可谓最好之结局。由满清来说,清帝退位,交出国家之权力;由民国来说,保留大清皇帝尊号、保留皇室、每年拨四百万元费用,可以说是厚礼厚待。这是国体和平之转型,国家权力和平之移交。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宽容之革命、温和之革命。
    
    据以往,朝代更换都要经临大杀戮;推翻异族统治,更是要伴随对原统治族群的报复性屠杀。民国优待皇室不用说了,对曾统治汉族近三百年的满族亦给予保护和尊重,《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规定:“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辛亥革命的口号之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之主张),但是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对清朝统治者及满族不杀、不清洗、不报复,而能以平等国民待之,并保护其权益,帮助他们生活,体现了中国传统恕道,也体现了五族共和的精神。正是由于宽容,给予皇室和满族厚待、保护,而换得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免除了一场鱼死网破的血腥之灾。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荣,也是中国文明仁义精神之光荣。
    
    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故宫,倒是激昂、痛快,有“彻底革命”之精神,国民凭什么每年挤出四百万元的血汗,养个废弃皇帝呢?义正词严。但是,驱逐出故宫的废皇帝,数日后入日本使馆避难,日本正求之不得。1925年关东军制定《占领满蒙计划》,1932年,满洲国建立,日本扶植溥仪为皇帝。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在全国开展镇反运动,全面清洗政敌国民党残余势力。“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如果加上群众专政、加上受迫害的家属,遭受迫害的人数可能超过千万。与国民政府对比一下,我们方可知道,宽容于革命之重要。梁启超主张不到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尚要加之,革命一旦到来,不可不有宽容之精神。政治的目的在于改变政体或政策,而非在于消灭清算政敌。于中国,这是万万重要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更在于改变野蛮之政治,残酷之政治。这是中国重新走向文明的起点。
    
浩气长流,继往开来(中五)

    十四
    
    
    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三者本身就是立宪派、革命党、北洋派、满清朝廷、独立诸省(放弃独立)等多方力量谈判、妥协、共和之结果,是中国近代最好共和之政治,成功之典范。
    
    由传统专制到共和宪政是文明的进步,此进步包括去暴力之政治、杀戮之政治。对之,胡平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激进的革命家总是高调“正义”,将之既作为革命终极目的, 又作为革命根本之理由,但是正义是没有止境的,可为绝对真理,而以无限强求有限,人类的全部所存都将摧毁。且而,正义是抽象观念,人们对正义的判断有主观性,此认为正义的,彼恰恰认为是非正义,基督教、伊斯兰教征战千年,彼此都是为上帝之正义而战。罗伯斯庇尔是为了正义,无数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也是为了正义。人类诸多大屠杀多冠以正义之名。政治不可不有正义之精神,但是不可警惕正义之高调。政治是正义与现实之间的妥协与平衡,或说政治中的正义是妥协的正义,否者则将陷入灾难。因此,要赋予正义以程序,担当后果之责任,限制暴力之使用,伴有悲悯与宽容。特别要强调,正义不可逾越常识,不可不遵循文明之经验。不可告密是常识,正义于此之前,必须止步。一旦到了以“政治”强迫人告密的时候,即该抵制。常识是大真理,经验是正义的根据,人类文明中的那些基本原则,是政治的边界,不可触犯。政治的基础是人性,是求人世俗之共生,它是俗事,现实之事;而不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政治不能是实现正义的板斧。衡量政治好坏,其准则是可行而有益(共生),而非真理、正义。政治鼓励人向善,但不可强制人向善;政治承认人性之恶,接受恶之存在,对之制约、牵制,而不是消灭。按基督教教义,人有原罪,原罪即恶,人、社会只能伴罪与恶同在。对人类的原罪、原恶的惩罚上帝事,而欲清除人世的罪与恶,是对神的僭越,执意为之只有消灭人类,而此乃最大之恶。
    
     十四
    
    人们一向批评辛亥革命不彻底,但是“不彻底”正是辛亥革命的好处,是它成功之原因。换种说法:辛亥革命是有限的革命,因为有限而成功,而有益。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共革命,其糟糕之处都在要求“彻底”,即要求绝对价值的革命,也就是乌托邦的革命,有学者称之为“大革命”。
    
    “大革命”:1、要求绝对价值,即将革命价值绝对化,以之为革命之目的;2、要求改天换地——全方位革命,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诸领域革命;3、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鼓动全民参加;4、暴力革命,暴力是革命的同义语,天经地义;5、仇恨与敌视,将某群体标签化,作为敌人,将之全体消灭,如贵族、资产阶级、地主、官僚集团、某宗教等等;6、以革命意识为最高道德,高于一切,不允许非议;7、偏执和极端化,中和与妥协等同与敌为伍。
    
    革命到了这一步,即是毁灭性灾难。人类的存在是有限的,具体而现实,因而是欠缺的存在,善恶交融的存在、灰色的存在、甩不掉泥水的存在;绝对的理想、道德、价值只能体现于宗教。乌托邦、绝对价值在思想领域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益的,可平衡人性与现实之欠缺,但是要依暴力而实行,则是天下最大之残暴;以“上帝”“正义”“真理”为名的屠杀是残酷的屠杀。人类走到今天,要对“大革命”深怀警惕。当我们反省柬埔寨大屠杀的时候,也一定要反省红色高棉的那些理想、正义、真理
    
    如果将“改革”定义为“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将“革命”定义为“民间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推翻现政权,改变政治制度”(革命自身的定义本为彻底转变,二者均可包括);那么能改革则尽量求改革,因为其代价最小,当然前提是执政者愿意改革;而改革延误,致使革命不可避免,那么当行非暴力之革命;当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又当将之限制在:最小之范畴、最小之暴力、最小之动荡。
    
    辛亥革命之成功,之有益,就在它是有限革命——限定于实现宪政,目的明确、具体、实际。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宪政,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目的。它是政体革命,达此即罢,不搞社会、种族、宗教、意识等种种革命。鲁迅批判辛亥革命只是剪了条鞭子,赵七爷还是赵七爷,七斤依旧每天撑船进城,大家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笑嘻嘻地招呼。其实,这就对了,谢天谢地。将革命限制在政体范畴,而避免波及社会,保持其稳定,实乃幸运。如果未庄也要革命,那就是湖南农民运动和土改,除了杀,就是斗、抢、分。赵七爷是倒了,但阿Q当了权,就是镇反、大跃进和文革。革命是剧烈之事、危险之事,没有极大的克制、束约、保守之平衡就是毁灭性的灾难。暴风骤雨、改天换地、熊熊烈火,革命家、文学家是高兴了,有了高飚施展的机遇,但遭殃的是百姓和国家。
    
    辛亥革命是上层社会的革命,精英之共和,而不是全民全社会之革命,这是其得以限制在小范畴,能达至妥协,适可为止的原因。
    
    晚清,中国基本还是农业社会,工业经济刚刚起步,城市规模有限,市民阶级也尚未形成,民之主体是农民。当时,中国农民既没有政治革命的要求,也没有社会革命的要求,更无意识革命的要求。中国传统农村是氏族(宗族)社会,规模很小,且有血缘关系,因此有共生基础,没有很强的对立性,如不遇到暴政、大灾荒及战乱,以致农民活不下去,中国的农村社会相当稳定。历史上,常常是朝代更迭,国家政权变更,但是乡村社会依然如故。八十年代,有史家批评中国是“超稳定结构”,其实稳定是好事,而中国“超稳定”的基础即在农村的氏族社会。至于天平天国,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属于中国近代新宗教运动,中共革命也有这种成份,此话题不在本文论述之内。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为宗,其针对于贵族、等级制。比如,农民没有土地权,固定于贵族的领地,不得迁徙,不能任国家官职;而贵族享有特权,不纳税,享有司法权,垄断国家官职,而且贵族身份世袭,等等。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贵族、等级制,因此也就没有要求“自由”、“平等”的意识,按照欧洲的观念,中国农民本身就是自由民,享有平等之权利。比如,贫苦农民可以通过勤俭成为地主,富裕的地主,经营不善,也可以沦落为贫苦农户;农民有土地权,可以经商、迁徙,其子弟可以靠科举为官,甚至可以做到最高层。
    
    因此,我们说晚清农民没有革命的要求。辛亥革命之长,就是尊重这个现实,未鼓动农民革命,之后国民党也没有鼓动人民革命,尽管孙中山提出均田地,但是并未实行。这是非常好的,是成功之处。这使辛亥革命仅限于政体革命(包括推翻满清),而没使其扩大到社会革命,没煽动起民众的盲目暴力。保路运动有民众参加,原因是他们以纳税方式买有路权的股份,他们的要求是保护其股份利益,而非革命。该运动显示出,如果民众卷入工业化,他们需要维护自身权益,如果国家不能保护其权益,他们亦得不到公正,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但是,在晚清至民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绝大部分国民尚是农民,他们并没有革命的要求。
    
    鲁迅批评不许阿Q革命,后他解释,“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阿Q正传〉的成因》。但是要说清楚,阿Q不是农民,而是农村的二流子——流民;鲁迅笔下的农民是闰土,闰土不要求革命,革命来了也不会参加,至多是躲避。阿Q——二流子在任何社会、时代都有,他们永远欢迎横杀暴掠、翻天覆地。阿Q的革命就是张献忠的“革命”。阿Q没得参加辛亥革命,实乃中国之幸运。
    
    农民、市民都有革命的权利,比如最近广东乌坎事件,就是现代农民革命,他们的要求天经地义:追回被盗卖的土地;掌管自己的经济、财务;赶走腐败的党官,建立自治村政权。其革命方式:目的明确、有组织、非暴力。乌坎的农民革命是自己的革命,正义而正当的革命;而不是被绑架、被忽悠、被枪杆子强制的革命。如此的人民革命应该被肯定。人民革命的关键所在:1、其是不是自己要求的革命;2、革命的要求是否正义;3、革命的方式是否得当。
    
    中共一向自称代表人民,称其革命是人民的革命,而有史家也将之断为人民革命。所谓“人民革命”实乃弥天大谎,与“人民共和国”同出一辙,均为“伪”。太平天国之后,人民并没有革命的要求,中共革命是无中生有,是由苏俄制造出来的。上世纪,中国只有文革中的造反派造反,倒是有些人民革命的成分(仅是有些成分),因为党的专政到了每个单位、街道、车间、村庄,于是民众在毛的号召(毛利用群众收拾刘官僚集团)下,起而造反。但这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之后毛便以军管镇压下去。
    
    中共自我神话的革命本是苏俄革命的延伸,是苏俄红色帝国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使中国赤化来对抗西方。起始中共革命的思想、组织、资金、军事、干部训练,以致行动策略都是由苏俄输入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苏俄的附属力量。苏俄革命除了在思想上迎合了中国部分激进知识青年的乌托邦幻想,和中国人民没什么内在关系,如果说有关系,那么就是苏俄通过中共来革中国的命,将中国民族绑架到苏俄红色帝国的战车上。
    
    苏俄革命进入中国后,迎合了两部分人,并成为骨干。一部分是激进激进知识青年,他们为此革命宣传、鼓动,进行组织;另一部分则是流民,如李先念、许世友、王震一类,这也就是阿Q革命。中共革命就是阿Q造反,加之乌托邦幻想,而背后的主谋是苏俄。
    
    从1921至1949,中共革命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国家政权。至于其所谓的“人民革命”,只有农民运动和土改可以算是。而中共发动土改是因为要打内战,需要在农村征集兵员和物资,且中共下派工作组,是带着武装进村的,也就是说土改是在党的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强制下进行的,并非农民自愿。至于农民运动就更离谱了,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当地40万人口,有1万多人被处死,5万多农民逃难避祸,有些村落全村被焚,民怨冲天。此和红色高棉是一个版本。提及这些,是说中共革命并非是人民革命,反之它倒是人民被忽悠、被绑架、被革命、被专政、被祸害的革命。
    中共用“人民性”否定辛亥革命实乃荒谬,目的是占据话语权,神化自身。如果回到真实之历史,中共革命实在是中国民族之灾难。
    (待续)
    
     2012年1月19日完于伊萨卡
    ——《纵览中国》首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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