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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韩：法制进步应该怎么衡量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04日 转载)
非韩 专栏作家
对于权力集团来说，法律的意义和维稳是一样的，甚至低于维稳。
中国法律界常常通过立法和司法的视角论述中国在进步，即认为比起文革的无法无天，今天总算有了法条、法院和法律程序。这一套说法理论依据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思想，其内涵包括两重意思：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良法之治是最好的，如果达不到，恶法能被普遍遵从也好过完全没有法律。
治国方式的这种优劣排序从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用来解释中国从文革到今天的变化貌似也有说服力。不管法律是否符合普世价值体系，今天总算还是有了一整套法律，与无法无天的文革相比，今天人们的安全感还是增加了很多。然而这种说法现实中缺乏解释力的一面是：今天人们能否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不会落入法网，如果不能预测，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又当作何解释。对于在网上发言，从事公益NGO、从事维权活动而被以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等罪名逮捕或判刑的人来说，相信他们大部分都预料不到自己的行为会被国家判定为犯罪，旁观者也很难将这些的行为与犯罪二字联系起来，即使将这些行为的积极意义抛开而仅以法条对照，很多行为也与其罪名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就意味着法律得到普遍遵从不能形容今天中国的现状。
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无法可依、法律（无论善恶）能得到普遍遵从，最后达到良法之治，这三阶段常被用作中国法治先行道路的分阶段标杆。至于本来仅仅是理论上做优劣比较的三种模式，何以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或许能从中国文革到改革被看做是其中两种模式的现实反射中找到端倪。文革无法无天到改革开始立法，后者又确实比前者好得多，将中国现实经历的两个阶段与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两种模式对应起来看上去并无不当之处。然而这种对应只能是一种形容，而不能视为一种解释甚至规律，而且这种形容也存在本文前面讲到的问题，即中国并不是处于法律被普遍遵从的阶段，更不能将今天比文革的进步视为良法之治最终到来的例证和希望，这是比马克思更贫乏的历史决定论。考察真实历史的变迁，法治的进步与民主、自由的进步是交错而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历史中并未出现过恶法被普遍遵从的阶段。专制社会的恶法更常见的是和特权与枉法相始终。只有民主社会中权力受到限制，才谈得到法律被普遍遵从，而这时的法律更多的是良法。权力受限与不受限都会同时体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前一层面决定了法是不是良法，后一层面决定法律是否被普遍遵从，权力受限则两者皆有基础，权力不受限则两者都镜花水月。也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三种模式的假设不能视为历史的三个阶段。
回到中国的问题，文革到改革的变化，更多的是权力集团整体思路的转变，从政治运动转变到发展经济、技术，从人身控制转变到鼓励市场经济，法律只是应运而生的一个治理技术门类而已。对于权力集团来说，法律的意义和维稳是一样的，甚至低于维稳。只要权力不受限，所谓从无法无天过渡到法律被普遍遵从、再过渡到良法之治的图景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这一路径既不符合世界各国真实的历史进程，也无法解释今天的现状。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2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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