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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日本人是犹太教徒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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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孙子”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孙子。日本人不是犹太教徒,不是“基督教中国古已有之”的信徒。
    

    我想说,你要信基督教就好好信,从头学,不要把自己的老祖宗挖出来,强迫他们变成一个“假犹太教徒”。
    
    卖假药害人,卖假货坑人,卖假福音、假圣经更是大逆不道。
    
    (一)
    
    日本有很多中国人熟知的体育明星,例如乒乓球的福原爱,体操的内村航平,游泳项目的北岛康介等。据日媒报道,今年有一位“奇怪走红”的日本选手,在中国网络非常火,不是因为其优秀的体育技能,而仅仅是因为名字。早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女子撑杆跳高比赛上,当获得第三名的我孙子选手的名字打在体育场的主显示板时,全场爆发了一阵骚动,中国观众们纷纷被“我孙子智美”这个名字所吸引。当中国的广播员念到我孙子选手的名字时,“第三名,我孙子,日本”,全场一片哗然,许多中国观众都奇怪:“我的孙子第三名是怎么一回事?”
    
    而在伦敦奥运会上,我孙子智美也参加了比赛,对于这名选手的热议再度在中国网络掀起。对此,日媒首先澄清:
    
    1、“日语里的固有名词在中文里会变成其他的意思,‘我孙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词在中文里会变成‘我的孙子’的意思,根本不会让人想到这是日本的一个姓氏。”
    
    2、我孙子也是日本千叶县一个市的名字,日语读成“あびこ(Abiko)。日本有专家表示,该地名有表示该处是祭祀火神之地的意思。也有人指出在希伯来语中“Abik (Our Father,我们的祖先)”作地名时也是祭祀先祖之意。如今,“我孙子”只是日本众多的姓氏之一。
    
    对于中国网民的评论,日媒表示极大不满,称“应尊重我们日本的文化”,另有一些日本网友也大为不满说:“不要拿中国的文字与我们的文字混淆,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这样理解是对智美的侮辱,更是对我们日本国的侮辱!”
    
    (二)
    
    但实际上,中国网民这样的望文生义并不孤立。这也许是由于中文的“国情”造成的,但后果常常差强人意。
    
    有的学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与“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可以对观;甚至得出结论说《诗经》中的天是“造物主”、《书经》中的上帝是“历史的主”,进而言之,这两经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属灵性”!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在《易经》、《礼记》、《春秋》中“发现”了“三一真神的教义”!(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教义的比较》,《基督教文化评论》1,152──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今北京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可能来自甲骨文的“帝”和《书经》的“上帝”;然而,“皇天上帝”的牌位,毕竟是明清皇帝登基祭天的道具,与基督教毫不相干,否则中国早就是“基督教国家”了,何必传教士们如此辛苦,四处布道呢。那么,先秦的乃至甲骨文的“上帝”,“帝”、“天”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殷人及其周围诸国的宗教信仰,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从制作于殷代后期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日月“、“星辰“、“河流“、“土地“等原始自然力观念仍是商人的崇拜对象。他们向有关神灵祈祷问卜,奉献大量牺牲作祭,求雨、祈求好收成并防止自然灾害。杀人献祭,也是为的祈求掠夺性战争的胜利。这些神灵,掌管自然,还把握人间的吉凶祸福。他们的崇拜对象,决不限于一个“帝“;卜辞中的“帝“,与殷族的祖神“高祖夔“、“高祖俊“同一,也与《山海经》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同一,是殷人的始祖神兼有宇宙至上神的身份。“帝“对诸神有支配力,如对风神可以“帝史(使)凤(风)”、“帝其令凤”,也可“帝不令风”。对于雷神,可以“帝其令雷”,还可以具体指示“帝其于之一月令雷”。对于雨神,可以“帝其令雨”。(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显然,这种宗教不仅是祖先崇拜的,还包含万物有灵论遗风。这位“帝”后来演化为“上帝”、“昊天”、“皇天上帝”,但还是与《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上主具有不同的位格。我们总不能说,因为迦南人和犹太人一样是耶和华所造的,迦南人所崇拜的神就是耶和华吧?如果用“上帝X”来指代甲骨文的帝与天坛的皇天上帝,用“上帝Z”来指代圣经中的上帝;就不难发现,两个“上帝”差别之大,一点不亚于《旧约》中的耶和华和巴力神!
    
    帝王即神,这是古代神权政治的残留意识。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圣人”来源于怪、力、乱、神。这一意识在世界古代各国和近代落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代埃及的法老,死后可成为神;日本的天皇活着的时候就是“神”(“现人神”)。而这种思想在中国先秦神话则得到最为鲜明彻底的表现,因为中国最古的帝王本来就不是“人”,而是一群神怪。
    
    中国民间历来有封神习俗,如关公、岳王、妈祖等即是。那么,古代的神又是如何下降为人的呢?原来,是经过了“神话的历史化”,也就是对神话作出道统化的阐释,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而上述“四凶”除“三苗”因属一异己的种族集团(见《周书·吕刑》“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一节)外,其余三凶竟无一不带有动物神的形迹。
    
    1,如上所述,儒家的圣王史观和圣经的启示有什么关系?答曰,是X与Z的关系,它们分属文献A与C──除了“ABC神学”的极力撮合,它们毫无关系。
    
    2,殷周卜辞金文里的帝(X),与新旧约的上帝(Z)同样没有共同之处;正如北京的天坛(X)不是崇拜上主的教堂(Z)。中国农村巫教里跳大神的“神”(X),与福音的“神”(Z)没有共同之处;正如洪秀全式的萨满通神(X),不同于基督徒的祷告(Z)。
    
    3,圣王史观,也并不是“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喜欢崇拜圣人、依靠伟人;而要求别人也常以圣人标准;结果虚伪客套、理论脱离实际之风盛行。
    
    4,“ABC神学”是没有生命的。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三)
    
    还有的学者拿老子的道(X)与比作耶稣的道(Z),甚至说《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会联想起我们自己的浸礼”!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说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都是中空的、虚己的,同样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Pelphrey:《碗的默想:<道德经>与东方基督教之虚己基督论》,《基督教文化评论》4,175──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承认他不懂中文,对老子的理解可能受到翻译的影响。
    
    确实,引起误解的恐怕是我们的翻译过程。因为既然我们的译本用“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一词来翻译《圣经》中的永生的造物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就难免会激发我们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甲骨文里的帝和天坛里的皇天上帝牌位(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圣经》里的上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在几千年以前就有关系,甚至得出可以等同(X=Z)之的谬论。其实,如上所述,这样的“关系”只是翻译时不得不借助的语词借代上的关系。
    
    就以老子的道(X)与耶稣的道(Z)来说,因为我们用“道”这个汉字来翻译英文圣经中的“Word”或是希腊文中的“Logos”,就难免会激发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哲学家的老子道(“道X”)或是儒家圣王道统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道X”),是对耶稣基督道成人身之道(“道Z”)所进行的预表,从而得出《老子》是“中国先知书”,甚至是《神州福音》的荒谬暗示。其实呢,《约翰福音》借用希腊语词Logos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并不说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乃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这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或是法则Logos或是话语Word,并不是哲学家的推理(“道X”);而是上帝的话,是明明白白记录在《圣经》里的,这也就是耶稣在旷野里回答魔鬼的诱惑时所说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里的那个“话”(“道Z”)。
    
    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的“话”,希腊哲学里有过吗?当然没有。中国文化里有过吗?当然没有。在《新约》中,这样的道和话,集中体现为基督的救恩,是耶稣为拯救我们世人,替罪人死、并要我们通过分享他的血和身体,来永远纪念他和他的福音······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不是《老子》所谈论的权谋战略(关于《老子》的“战国阴谋书”特点,笔者在《联想与印证》的第六章《乱世的哲学及其哲学家》和第七章《道与术:哲学的两系统(比较《老子》与《孙子》)》,已有深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兹不赘言)。耶稣基督的道,也就是使徒所说的“十字架的救恩”。
    
    再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耶稣之“道”(Z),在《老子》和儒家道统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读过《老子》又读过《圣经》的人士可以明察:《老子》的基本精神与《圣经》尤其是与《先知书》、《福音书》大相径庭。《老子》具有“兵书之祖”、“战国阴谋家”的方面,讲权术,人情练达皆文章;《先知书》、《福音书》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天父,不是以爱与谦卑做为手段,谋求克敌制胜。《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是要成就“江湖所以为百谷王者”的霸业,与基督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眼,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岂可同日而语?
    
    《老子》是,无为无不为地取天下,《先知书》《福音书》是,尽心尽力地舍己归主:二者真是,南辕北辙。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老子的“圣人”与耶稣基督划上相似号甚至暗示性的等号,那么,比耶稣更早五百年降生的老子,岂不再度成了“化胡的先锋”?不过,这次老子所化之胡,不仅是西域、印度的佛教徒,而且是欧洲、美洲的基督徒了!如果接受了这“老子化胡说再版前言”,那岂不平添了一部特殊启示,这样,《老子》岂不称为《神州福音》或是《第五福音》了?中国的基督徒,岂不是要在《圣经》外,还必须查考《老子》──如此繁琐“ABC神学”,越学越麻烦;还不如直接改宗,皈依太上老君,成为道士算了。然而,老子或是四书五经拥有十字架的救恩吗?断乎没有。
    
    诚然,传《老子福音》或是《四书五经福音》,倒是比较容易为国人接受,仿佛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但其实只是就地取材、偷工减料,结果入了保罗话,“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10)忌邪的排他的福音,如何等同于“和光同尘”的老子权谋呢?又如何近似于“修齐治平”的文武之道呢?──哪怕它披上了“民主政治”的西装。人民主权论的民主政治和上帝主权论的基督教有何关系?有替代的关系,但并不是同类关系;所以说民主政治的基础乃是基督教,就像说基督教的基础乃是罗马帝国一样,牵强附会。对基督教来说,民主政治基本上是异教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产物,这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圣王史观,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乐于崇拜圣人、制造偶像。尤其值得注意,启示与福音还不是知识与理论,更不可随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修改、损益。
    
    (四)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ABC神学家们的思想是基于主观的臆造,没有事实的根据。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本着“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现代精神,它们可以自成一派。可是ABC神学家们不此之图,反而一定要过分谦虚,把自己的创造强说是古人的实况,为此,他们不惜动员一切手段予以“论证”,甚至以文字学来“考证”。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部ABC神学家们的经典作品:《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1996年由香港道声出版社印刷出版。作者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该书100多页,分为12章,主要手法是以北京天坛为背景,圣经故事为线索,串联159个甲骨文字,通过“系列考证”来进行“传道工作”:1,孔子发现的线索;2,上帝是谁?3,起初有上帝;4,中国人对人类被创造之概念;5,乐园的奥秘;6,园子的入侵者;7,咬了致命的一口;8,宝贵的救赎计划;9,孔子指迷;10,女人的后裔;11,天坛的原始意义;12,上帝最后的应许;13,后记。
    
    其“考证”方法遭到多方质疑:如“婪”字,林下之女,什么意思?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再如“船”字,“八口之舟”,什么意思?是挪亚的方舟?
    
    本来,作为初级传道(“松土的预工”)的宣传读物,也许无可厚非,然而通过上述自言自语的“系统考证”,最后作者们竟然据之得出以下自言自语的教义:
    
    1,上帝这个名词是至高者的意思,是古代中国人所敬拜的创造主;
    
    2,郊祀(祭天大典)是古代中国四千多年以来,祭拜上帝的仪式,也是预表将要来的救主;
    
    3,中国古代文字的神秘都刻记在甲骨上,这与希伯莱人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有关联。
    
    ABC神学家们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在随后出版的一些书中,甲骨文──天坛的“上帝”被宣告复活了:
    
    “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黄帝的神,尧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别无真神。”(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61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话语,被指明是基督教的上帝说,但是却完全不见于圣经和任何严肃的历史著作,而完全是ABC神学家们自己杜撰的。而据此书拍出的七集电视片系列片《神州》(2000年,美国旧金山神州传播公司出品),则完全按照《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风格和思路来展开,甚至封面都是用的《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主要插图,由此可见,我们指出的“ABC神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宗教现象。对该片的具体批评,笔者已在《<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中国之春》杂志2000年11月)、《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举目》杂志2001年第一期)提出。
    
    (五)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信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着《管锥篇》。该书在1980年代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钱钟书本人则在1990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人称“官方学者”的钱钟书所作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本人对此还有些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其“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
    
    (六)
    
    “ABC神学”的根源,不仅是汉语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精神的病理学问题,也是一个民族自卑感的心理学态的问题: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否则我们岂不落后于人了吗?外国人有的,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如果没有,哪怕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也一定要说是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类。
    
    如果有人立足于上述的“ABC神学”,去建立所谓“基督教汉语文本”,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基督教不是语言游戏,不是祖先崇拜,不是解释学的对话结构,不是佛教的超一切理,当然更不是甲骨文萨满教的鬼神崇拜。所以欲建立“基督教汉语文本”,需要避免以下陷阱:
    
    1,中华思想的翻版。基督教并不新鲜,中国古已有之。亚伯拉罕有耶和华信仰,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有上帝信仰;而且比圣经记载的还早,有五千年历史。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而且老子的圣人比《福音书》的耶稣基督更早,而且要早上好几百年,甚至不比《以赛亚书》来得晚。(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直接来自文革中“批儒评法”、“《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缩影”的毛式怪论。)
    
    2,圣人神道设教。把基督教作为工具,来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督教版──以基督教来推广福利,以基督教来铺垫民主,以基督教改革社会······这与个人英雄以社会主义的盛名夺取政权,以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其实,基督教是神本位的,民主是人本位的,这在新旧约都是一目了然的。硬说基督教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乃是儒家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为贵”思想的翻版,与斥责人性罪恶的基督教和要拯救一切罪人的福音,毫无关系。
    
    3,仿效“你们要斗私批修”的论调,以基督教作为教化他人的理论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中国历史上的杀伐血腥,阴谋诡计,巧取豪夺,过河拆桥,本是人的罪性表现,如果将之一一归于儒家圣王道统史观的“大道隐没”,以“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当作“没有信仰”,“不能得救”的同义语;再把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地缘政治现象,归罪于没有基督教信仰──那么,如何解释“有信仰的基督教社会”:罗马帝国的败坏、拜占廷帝国的沦亡、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以及征服美洲、屠戮澳洲、掳人非洲、圈地亚洲的历历罪恶?对此,当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主流社会,也都多少开始悔悟、试图改过,难道我们自己反倒视而不见?祖先崇拜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洋人崇拜?
    
    4,基督教的佛道化。如修身养性,把中国的隐士心态(所谓“逍遥”),注入基督教(所谓“拯救”),结果跌入佛道的窠臼: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随从如云,升官发财。直至把基督的福音变作老庄的禅学,东西对比,南北对话,好不热闹。
    
    前面说过,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与自圣传统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言不由衷的虚伪了。
    
    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戒除“ABC神学”,尤其记住“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这里十分清楚,不同信仰的神名(Z/X/Y等等),是不可互换、不可混同的。根据圣经的有关记载,“ABC神学”不该归入基督教神学。而X=Z的上帝混同论、信仰混合主义,则是没有生命的。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七)
    
    “我孙子”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孙子。日本人不是犹太教徒,不是“基督教中国古已有之”的信徒。
    
    我想说,你要信基督教就好好信,从头学,不要把自己的老祖宗挖出来,强迫他们变成一个“假犹太教徒”。
    
    卖假药害人,卖假货坑人,卖假福音、假圣经更是大逆不道。
    
    2012年8月7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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