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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萧:“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11日 转载)
    

    注:清华附中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通过调查、采访当年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老师、学生,借以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生活体验,同时也希望当年的亲历者们能够坦陈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

     ——马萧                


    受 访 人:甘铁生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访时间:2015年3月16日

    受访人简介:甘铁生:出生于1946年,北京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时期就读于清华附中。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

    甘铁生(以下简称“甘”):我完全是目瞪口呆地眼睁睁看着这场大风暴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种场面。首先,我不可能去“造反”,我的家庭出身注定我就是一个被“造反”的革命对象,而那些被“红卫兵”战将们批斗的“走资派”,都是平时教导我们要“自觉革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校长、班主任、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共产党在学校的化身,如果我去造他们的“反”,那岂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吗?!那时,整个世界仿佛在我的头脑中完全被倒转过来了。其次,我也不可能去“保”那些学校领导、老师,还不说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始终在学校被打入另册,被学校领导、老师另眼相待,受到歧视,没有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所谓“阶级感情”,光说那些走向前台的“红卫兵”同学,他们立场坚定,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学校领导、老师是“走资派”,咬定学校整个儿就是“黑党支部”,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就凭我的家庭出身和思想觉悟,怎么敢去和这些已经红了眼的“红卫兵”战将们去一较高下?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支持他们的呀。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卷过来,一切都是那些自诩为“天之骄子”的“红卫兵”战将们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我就像一片凋零的落叶,立刻被刮到一边去了。

    于是,我就在这场风暴眼里漫无目的地流浪,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明天去地质学院,后天去北航,“革命派”和“保皇派”相互撕杀,斗的如火如荼,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放下了手中的功课,像蚂蚁一样挤在各学校的大字报区,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喘息声,汗臭味,火辣辣的太阳,相互倾轧着揉成一团,以往的教学秩序瞬间土崩瓦解了。

    连外国人也不甘寂寞,淌进这个风暴眼里凑热闹,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看到大名鼎鼎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在演讲,鼓动和支持红卫兵们的“造反”行动,获得阵阵掌声,很快,他又被打成“大特务”,被关进监狱。我还看到一位长得挺漂亮、身穿瘦腿裤的女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群红卫兵团团包围,三下五除二地将她的瘦腿裤撕个粉碎。

    在社会上,我体会到空前浓郁的“革命”气氛:公交车内有中学生率众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大街小巷闪现着身穿褪色军装的红卫兵身影;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的“黑帮份子”怪声怪调地唱着“黑帮歌”,荒诞而又诡异——“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

    回到清华附中,每天都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心惊胆颤的事情。昔日的老师们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有被吐口水的,被拳打脚踢的,有的被挂上“黑帮”牌,这些还算是轻的,重则动用酷刑,被打得皮开肉绽,一些据说受到他们“蒙蔽”的师生们此时正痛哭流涕的悔过,争相揭发他们的“反党”罪行,我心惊肉跳地站在围观者的最后面,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当初拼命“保”校领导、老师的同学,特别是其中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隔三差五就被勒令到学校操场上去受训,女同学被剃了阴阳头,男同学挨揍,这成了家常便饭。罚他们在操场上挖野草,羞辱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围着看热闹的男女革命小将,谁挖得不好就招致拳打脚踢。而那些低年级的小同学甚至别出心裁,抓起一把泥土,或捉到一条小虫子,往被批斗的老师、同学的脑袋或脖子里塞,捉弄他们。他们不敢反抗,谁反抗,谁灭亡。

    更糟糕的是,他们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凡遭批斗的同学和老师,被勒令不允许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些同学可以忍受无数次在操场上、在教室里的暴力殴打,可以忍受难以启齿的人身攻击和污辱,但是却无法忍受被剥夺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这让他们痛不欲生,生不如死,1949年以来的这种“政治洗脑”和灌输教育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尊严如草芥般的无情践踏,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保皇派”同学,虽然能免遭毒打和羞辱,但却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话语权,从此抬不起头来。因此,为了表示自己的悔过自新、将功补过,他们中间有些人表现得往往比先前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更抢眼、更激进。在631班,有一位姓王的同学,他的家庭出身好,在“文革”初期是校党委的铁杆捍卫者,等到学校“党委”被定性为“黑帮”、“走资派”,被打倒之后,为了突出自已,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在对那些先前同他一样的“保皇派”同学,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进行施暴时,那种残酷、残忍的程度比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亲眼目睹过631班组织的这种批斗会,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吓得腿都直打哆嗦,抖个不停。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甘:“文革”初期对我们班班主任老师的批斗,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就在先前班上组织的春节联欢,我们班一些同学还抱着班主任的小孩亲热,逗笑,到了1966年8月份,还是这些同学,突然拉黑了脸,抄了班主任老师的家,据说,抄家的时候,班主任只说了一句话,说:家你们可以抄,别吓着孩子。

    我们班的“红卫兵”还在教室里组织对她的批斗,我们班的情况比较特殊,干部子弟比较少,而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主要是由干部子弟构成,因此,在我们班,“红卫兵”核心小组的成员相对弱势,没有太大的号召力,组织不起来像模像样的“批斗会”。于是,在批斗班主任老师的时候,这些干部子弟就拉来家长助阵,还请过来一些贫下中农的老头、老太太陪斗助威。当时,班主任老师跪在教室的讲台上,有一个抽旱烟的老太太,用特朴素的阶级语言揭批她,说:你把我们的孩子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引,安的是什么心!边批边不时用旱烟枪头朝老师脑袋瓜子上敲一敲,这个场面令我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的邻居们身上,我们家原本住的是个大院落,“公私合营”后,私人房产充公了,我们这个院落搬进来很多住户,人员构成也变得很复杂,有一位在澡堂子里搓澡的女工人,她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在“文革”期间,她表现得非常积极,带上红臂章,逐门挨户的警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院里本来还住着一户“右派”家庭,这户家庭的父母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去了,只剩下一对还没有上学的小姐妹,这位女搓澡工硬是强迫这两个孩子坐上火车去东北找父母。“文革”中,像这种人在北京的老胡同巷子里有很多,我们院子后头的一条胡同巷子住着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她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丈夫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被共产党给“镇压”了,但是,她依然保留了先前的某些生活习惯,穿戴干干净净,平时保养得比较好,还经常爱搓点麻将,总之,生活方式很前卫。结果,在“文革”中,这种“地主婆”式的生活态度很快被邻居们检举揭发了。这样,凡是和这位老太太有过往来、有牵连的人无一漏网,一一被集中到她家接受陪斗,我外婆因为曾经和她一块摸过几把麻将牌,因此也没能幸免,她被“红卫兵”战将们押往这位林太太家,被勒令揭发交往过程中她的“反动”言行。为了表现和林太太划清界限,这些与林太太有过交往的老人们被迫纷纷检举、揭发她。这位60来岁的林太太遭到轮番鞭打,而鞭打她的人,正是她唯一的独生子,此时,林太太的儿子正在念中学,生得高高大大。至于那些“红卫兵”战将们,则站在一边,监督对这位阶级敌人采取的专政行动。那位林太太就在当天晚上因拷打伤势过重去世了。我外婆魂飞魄散地亲历了这一幕,回到家后,筛糠不止地悄悄换洗衣裤,她被吓得当场排泄失禁。而且,外婆本来一直患有抑郁的摇头症,此后便越发严重,即使在睡梦中,她的下巴额也会不由自主的左右摇摆个不停。

    不过,我的家庭出身虽然有问题,但在“文革”期间却没有受到过批斗,没有挨过整。因为老师平素对我并不待见,所以我在班上本来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政治表现,在“文革”期间,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既不惹人嫉妒,也让别人感受不到我有什么威胁,因此没有被卷入到各个派系的斗争之中。另外,我较为瘦小,我的外号叫“干鸡”,平时少言寡语,一直以来,我都是属于不怎么惹人关注、被忽略的那一类人,因此,也没有人想到要来批斗我。

    我被这场运动远远地抛在后头,但即便在此时,我依然积极主动地争取思想上的“进步”,那时,我一直虔诚地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在我眼里,在那段“红海洋”的日子里,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那样优秀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那些遭受过虐待和迫害,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的人们,大多数也都和我一样,虔诚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当这些人临终之时,还有人强烈地希冀“加入中国共产党”,足以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对人们思想影响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

    “红卫兵”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闹“革命”,于是,我就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进行“自我革命”,我甚至还一度自认为自己的革命嗅觉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比如,我和一些家庭出身类同的同学窝在宿舍里,专门研究《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上是否有反动标语,在“回力”牌运动鞋的鞋底纹路上寻找国民党党徽,逐字逐句地推敲校长、班主任、老师们的讲课笔记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不仅如此,我还继续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越走越远,学校掌权的红卫兵战将们除重点抄家外,更是动员“自觉革命”的同学自行抄家,我当然不甘落后,把我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那本相册,从家里抄来交给学校红卫兵。有一次,我回宿舍时看到学校医务室的门敞开着,里面散乱地堆放着同学们从各自家中抄来的物品,其中就有从我家抄来的相册,至于那些相片则散落一地,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锦缎戏装、绣花小脚鞋、高跟鞋、玻璃丝袜、古玩器具,等等。看到这些,我突然感到有一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心理危机,觉得自己从家里抄来的东西太寒碜了。那一刻,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从家里抄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我心里琢磨着,我那个作为“封建官僚”的外祖父曾经当过清政府巡抚一类的大官,一定有什么传家宝留下来,只是我不知道家里人藏匿在什么地方;还有,我那个人在台湾的父亲,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干过,而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他就没有从中聚敛几个“国宝”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还鬼迷心窍地幻想家里的地窖里藏有成吨的金条。

    当然一切都子虚乌有,但我并没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因此而停下脚步。于是我干了一件令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

    就在“文革”初期,母亲偏偏和一位男士交往起来。这位男士大我母亲十来岁,看上去是位知识份子,生着一副清癯、睿智的脸面,戴着一幅金丝边的眼镜,穿着浅灰色、带着格子纹路的西服,每次来我家,他的皮鞋都擦得锃亮锃亮的,还拄着一根文明棍。母亲和他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每次他们在一起,母亲就很开心。我感到非常不满,“文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居然还有人置身事外!这不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吗?但这种情绪只是在我心里慢慢地积蓄着,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回家,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些“红卫兵”小将们正在揪斗那个西服革履、拄文明棍的老者,邻居们都在围观,而母亲、姐姐、哥哥也一声不吭在旁边看着,我心里打了一个颤,有点尴尬,有点慌张,也有点激动。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将这位老者团团围在中间,问他到这个院子里来找谁。老人吱吱唔唔着不肯说。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底细。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便开始揪他的领带、批判他的那幅行头。这时,我头脑一热,冲着这群“红卫兵”小将,大声喊道:“他找她——我妈!”我指着站在院子我家台阶前靠着廊柱的母亲,紧接着,我的嘴里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嘟嘟嘟嘟往外吐个不停,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说过的那些揭发、批判母亲的话:“你们看,我妈多爱美,看她的拖鞋,还是花的!绣得是大花!”

    整个热闹非凡的批斗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些“红卫兵”小将都穿着褪色的军装,但显然大都是低年级的孩子,看见我这个大哥哥如此言辞激烈的批判、抨击自己的母亲,竟然一下子都呆住了,居然不知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场面!也并没因此扑上来批斗我母亲!接下来,他们只是喝令老人脱了西装、摘下领带,让他从这个院子里“滚蛋”——我们院里这场批斗大戏就这样戏剧性地落下帷幕。后来,我再也没有见那位老知识份子出现过。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这个场面却不时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每当我想起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想起故去的母亲,想起她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几人拉扯大,那么不容易,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件事成为我终生悔恨不已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成为我痛恨灵魂被操控,痛恨谎言和欺骗、还有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作者注:因年代久远,受访人可能在记忆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模糊,敬请当年的“文革”亲历者或参与者提出补充、修正以及各种反馈意见。

    此外,如有“文革”亲历的读者希望向外界坦陈当年的人生经历,请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作者将代为编辑,并发表。 谢谢!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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