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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第一章)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9月2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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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谢选骏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5年第二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 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文化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一、走出“延安精神”
    
    在1988年1月写作的《走出“延安精神”》(出版时改名为《走出黄河心理》,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之前身)的第四集《两种选择》中,我曾经提到,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向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转折,“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这也许就是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以上见《向东方》文集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所谓延安精神,就是长城精神的拙劣翻版,是内陆的、封闭的、退缩的、臣服于北方蛮族的精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必须加以扬弃的恶习。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文化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在野党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这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毛泽东的亲笔手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在野党国民党党史馆主任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他没有说,这个工作是汪精卫给毛的秘书职业。原来毛泽东也是秘书出身的小太监。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一个精神病人如何登上天安门城楼扮演领袖”。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一个重要依据。这在北魏领导人那里也是显而易见的。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尤其是北伐胜利之后,毛泽东等人在农村里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朝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纭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恰如其分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现代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裂;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裂。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裂,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裂、海洋中国──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胡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苏联和现代化的倭寇日本)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蒋介石亲美。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632年间,竟有356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洲人的关系,要比中国与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洲“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1930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
    (四)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汉人自己手里。这导致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跟前跟后。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裂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藩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这并非偶然,而是极度的礼崩乐坏与传统瓦解之后才可能出现的重新整合);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嵩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裂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1)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替、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时代”(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藩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曾国藩确实也开创了清末的藩镇时代,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董卓开辟了曹刘吴的三国志,犹如袁世凯开辟了蒋汪毛的三姓奴。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日寇、满洲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五马分尸。这一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裂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裂时代的产物呢?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说来也许奇怪,在许多方面,北方的内陆中国的革命,有时比南方的海洋中国的革命,所触及的底部更深。行为方式因而更野蛮,国民性的改造也更彻底,文化上更偏离传统,创新也就更多。因此,保守僵化的内陆中国在它无以为继的绝境中所兴起的革命中,表现更甚:
    (一)过激主义的泛滥、极端精神的兴起,成为潮流。在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化荒原期,“中庸之道”的古训不是被忘却,就是被嘲弄。人们不再理解宽容的正面价值,高级精神被急于采取行动的人群,视为万恶之源。而各种极端主义者却在互相淹没的旋涡中厮咬不息──他们如此执拗地牺牲他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为抵达期许的天堂;他们宣称超凡救世,结果带来屠城不断的恶梦。在这种时代,纵欲与清教、欺诈与献身、强权政治与自甘为奴、虚无主义与工作狂热······奇妙地交织,有时竟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幅幅光怪陆离的历史画卷,弄得人们眼花缭乱。这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残忍、弥漫梦想与疯狂的英雄时代。
    (二)旧的社会组织的普遍解体、新的社会制度的摇摆不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意味无政府状态和严酷的军事专政轮流交替;为了在组织解体和制度阙如的沟壑中一步登天,就得求助于“从肉体到精神的屠城不断”──他们将此叫做“运动”,视为社会控制和天路历程的万妙灵丹。这种屠杀,通过文化思想、社会身份乃至阶级和种族肉体的灭绝,“确保新文化生长的方向”。结果,以强悍的战士集团(在古代南北朝为“部曲”;在现代南北朝则为“党”)为“核心力量”。社会分裂,越演越烈。这些“核心”为屠杀机器的组就提供了支点;但一切高级的、精致的文明,却在他们的运动中销毁了。
    (三)文明的荒原化、社会的野蛮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无法无天,非法之法,非天之天,主宰中国。
    马立诚《是谁诱发了中国人的暴力倾向》写道,2006年8、9月间发生在陕西深山道观的血腥大案,“震惊社会”。作案人邱兴华因为怀疑道长熊万成“摸了我的媳妇一下”,就在深夜用斧头砍死道长,接着还杀死了另外九名熟睡的道士和香客,理由竟然是,“不把他们杀了,我跑不掉。”有人以邱某是“变态狂”为由,解释这起惨案,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看法,容易忽略生活中正在累积的一个令人惊心的变化,那就是近年来暴力在社会上的蔓延愈演愈烈。
    “记忆犹新的是,就在半个多月前,北京市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在中关村执行检查任务时,被无照摊贩崔某用尖刀刺中颈部,抢救无效死亡。骇人听闻的是,2005年10月,北京726路公共汽车上,一售票员因怀疑一个十四岁小女孩买票时少报一站,竟当场把小女孩掐死。杀人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几乎每天的媒介上都能找到暴力事件的踪影。暴力正像野火一样蔓延。暴力倾向的普遍化,很难完全用个体的‘心理变态’来解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残忍的暴力,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恐惧不安的阴影,也给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应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并提出相应对策。
    什么原因诱发了暴力心理,使暴力行径四处蔓延?有人说,“文革”遗害是一个因素。在“文革”中,用批斗、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粗暴手段对付异己,把肉体暴力和话语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什么理性,什么沟通,什么耐心,通通在人的内心深处被否定掉了,伦理道德和知识理性被肆意践踏,暴力哲学俘虏了整个社会。“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将会影响两代人、三代人,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后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心理基础、范式影响并未根绝。君不见,网络上某些话语暴力,不就是大字报的翻版吗?”这种说法显然有意忽略了文革和网络暴力之间的纽带:1989年在北京,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镇压,以及更为可怕的,紧接下来的扭曲人格的逮捕、处决、清查、人人过关。
    有人说,官员、执法人员和资本势力中的害群之马对老百姓采用粗暴手段,缺乏法律公正,是诱发社会暴力特别是报复性暴力的原因之一。的确,在各地“拆迁运动”中,颇有一些官员和开发商沆瀣一气,以暴力对付拆迁户。少数执法人员徇私枉法,以刑讯逼供手段折腾老百姓或嫌疑人,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媒体在这方面披露很多,无须赘言。“有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抑制暴力动机,有的社会条件则可能诱发暴力。”
    作者认为,以上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再深入现实生活反思一番,也许会更有助于对暴力蔓延的解读。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不同群体的利益也在急剧变化之中。诸多问题凸显,引发深度焦灼。比如资源紧缺、污染严重、城乡分割、贫富分化、腐败成风、监督乏力,住房、医疗、教育成为“三座大山”。再比如权力介入市场,官煤勾结大发横财;矿工惨遭盘剥,性命难保死不瞑目。欠薪经年累月,农民工呼救无门;假药行销市场,受害者义愤填膺。凡此种种,使弱势人群往往处于无助的困境之中,其中更有人陷入绝望,铤而走险。去年,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未果遭到羞辱连杀四人然后自首就是一例。当然,这种报复性暴力只是习见暴力的一种。因琐细小事而大动杀机,是当前暴力行为又一个突出特点。类似的暴力事件,突出说明了社会中存在的狂躁情绪。至于见利忘义图财害命,应属一般刑事犯罪,近年来也出现了高发势头,比如从南方城市肇始而蔓延各地的骑摩托车抢包案件。从根源上看,更多地与贫富分化相关。
    马立诚的现实分析虽好,但是缺乏历史深度。他不知道,中国当下的苦难有其延续性,是一百多年来“野蛮化”过程的结果。而常人说的“共产党文化”,就是“野蛮化”过程最主要的收获。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在现代南北格局下,中共的统治特征,始终是“内陆”的、“北朝”的、封闭的保守的,而且是野蛮的。中共取胜于北方;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和组织取自北方主子──继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日本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共产党北朝甚至连国号(“人民共和国”)也取自他们北方的老子党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甚至蒙古、满洲的“入主”。
    长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归化北方,北靠贺兰山(这正是民族英雄岳飞梦想“驾长车踏破”的巢穴),得以拉开继续野蛮化的新一幕。后来,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创作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代表了“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颠覆”,它依据的北方农村,由于海洋文明的工商业袭击而陷入了破产。相形之下,国民党则是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城市工商业。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抵制海洋中国的成长,而大力扶持内陆中国的发展,甚至把大量知青下放为奴,恢复农奴制,再企图驱迫中国回到石器时代;这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是其内陆特性使然。
    试比较“国民党的海洋中国”和“共产党的内陆中国”,即“现代南朝”和“现代北朝”,从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对峙以来,海洋中国(台湾)与内陆中国(大陆)似乎不成比例:面积一比三百;人口一比五十。然而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大陆向来具有强烈的对北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台湾排除在外也罢。而从整个渤海湾到东京湾的海洋中国,也是时刻抵制着黄土高原上的尘暴、延安窑洞里的油灯。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是“海洋中国在内陆中国内部的发酵”。对此,毛泽东这位隋炀帝式的北朝诗人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而毛的“人民公社”,实与北朝的“均田制”异曲同工。
    对比一下古代南北朝。
    均田制是历史上蛮族入侵造成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它是在大屠杀过后北中国土地荒芜、自耕农民稀少的时刻出现的。蛮族王朝按照均田令规定的土地项目载入户籍,并且限制桑田的买卖,不许人民迁移,以加强人身控制,保证“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至于均田农户的土地,如果不足均田令规定的分额,是否可以补充,其实没有保障,是因时因地特别是因本乡官府掌握的荒地的有无和多寡来决定的。所以现存的西魏大统年间敦煌残留计账中,就有许多“未受地”的记载。均田的目的,主要是利用荒地来诱使农民耕种,通过“交公粮”来榨取赋税徭役。
    “交公粮”所榨取的赋税徭役,使得“解放军”获得大量的军饷。观察一下1949九年解放军的神速征服,像当年的蒙古和满洲一样,把人们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海洋中国的遗产。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例如南方的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就被日本人赶走了。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共产党北朝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同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海洋中国的北伐火力下。
    历史已经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例如,当年共产党接管海洋中国时的人手紧缺,使得“南下干部”的素质低劣,这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1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在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所谓“海峡两岸”之间,也无法就国家的发展达成相近的观念;而中国大陆本身的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之间更是利益冲突严重。这些,都是由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性质、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来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南方海洋中国对北朝内陆中国的反击所致。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并不是刘邦,只是苻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苻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
    因为“南──北朝”的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
    这一格局,其实在著名的“赤壁战役”就开始形成了。
    赤壁战役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产物。作为最大的军阀,曹操击败袁绍之后把黄河以北诸州收置自己控制之下。208年,他出击襄阳(湖北襄樊)的刘表。恰巧刘表逝世,他的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原先投靠刘表的一支散兵游勇的首领刘备,当时正驻扎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的城镇),仓促南撤,到夏口(湖北武汉)会和刘表的另一儿子刘琦。曹操部队尾追南下,打算一举歼灭二刘和江东(鄱阳湖以东地区)的孙权。这时双方的兵力极端悬殊,曹操有二十万人,对外宣称八十万;孙权不过四万人,二刘联军不过一万人。但二刘和孙权决心结盟,共同抵抗曹操。刘备进驻樊口(湖北鄂州西北樊口镇),孙权坐镇柴桑(江西九江)并派大将周瑜率领主力三万人投入战场,逆流迎战。曹操则率领二十万大军从江陵(湖北江陵)顺流而下,双方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处)会战。结果曹军大败,三国演义的局面开始浮现。
    远在成都的刘璋,受到北方五斗米教教主兼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张鲁的威胁,邀请刘备为他抵挡张鲁。211年,刘备率军进入益州(四川及云南)与张鲁作战,第二年刘备与刘璋决裂,214年,刘备攻陷成都(四川成都),刘璋投降。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改朝换代,灭亡了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灭亡。曹丕自称魏帝,把首都从许县迁回洛阳。当消息于221年传到成都时,一向以刘姓皇族后裔自居的刘备宣布继承汉献帝刘协的帝位,建立蜀汉。222年,孙权在武昌(湖北鄂州)称吴王,稍后迁都建业(江苏南京)。
    三国的形成花费了整整三十年:自190年袁绍在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到220年汉亡。就像1911年清亡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全面争夺满清的帝国遗产,也是三十年。
    毛的枪杆子,虽然渡过了苻坚的刀斧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制”。他只是羞愧没能统一中国反而分裂了中国,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以为两个中国的形成仅仅是美国从中作梗,他也不想想,要不是苏联的支持,他又怎么可能把中华民国“赶到海外
    而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在在警醒人们注意到“现代南北朝”这一事实。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野蛮化过程是多方面的,从“砸烂国家机器”、到“废除《六法全书》”,从“土地改革”到“院系调整”,然后就是连绵不断三十年──血腥的清洗、不断的淘汰、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运动群众”。下面仅举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侧影。
    李刚《扼杀思想──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一文记载: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在19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的、整体性的转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
    1、自主权丧失 大学成政府附属物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等等。
    中共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共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迄1952年底,整个中国大陆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以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地区的调整较为彻底。经过这一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尚为进行调整之旧的系科庞杂的大学,以利于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作法,以便进行整顿。”据此原则制定的调整方案于“1954年5月29日经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原则上批准后,即积极进行酝酿准备工作。其后又经过与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经过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务院正式颁布,立即实施。” 1952年院系未调整前有高校211,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经1953年调整后全国高校总数为182所。
    院系调整中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根本性的改造,下面以南京大学为例说明这个变动过程。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调整前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七个学院共35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调整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
    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理科又各自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进行真正综合,就自身专业之间也缺乏渗透和交融。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十二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的全面控制。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思想控制,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1953年中央有关文件认为 “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材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2、肢解人文学科 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院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目大量增加。据杨东平统计,“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 ,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十二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体来讲是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49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调整中又被取消。原来分布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到1953 年底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 “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是构成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中国近代学术建制从清末发轫,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到民国1940年代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具备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一些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国际上已有相当之地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在大学里已成为基本的理念。
    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官僚(科层)机构的直接管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被取消后,正如博克所言“大学严重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大学教师被一个大学因政治原因开除就意味着被整个国家大学系统开除,将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
    院系调整一方面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而且把他们绝对化,教条化。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学校而已。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这样总结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此言堪称精当。
    “院系调整”为后来的“教育改革”、“关闭大学”、“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等野蛮化措施,铺平了道路。此后,炸药俱全,只等引信了。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南中国文明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河姆渡和良渚。
    考古学称良渚文化为距今5300年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约36,500平方公里(比台湾岛略大)。良渚文化中物质因素已经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但其影响却更广大,达到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人挖掘的井,既在现代的高丘上,也在现代的湖底深处,这是水陆演变的痕迹,良渚人的村落随之搬迁。当然,也有人把井的变迁看作战争的结果:在江阴横塘峰,土墩高达七米,面积约二三千平方米,竟然发现四口水井。一般的灌溉用井当选在较低处,在高墩上挖井,是战争期间一方困守高墩时的无奈选择,这也说明古代部落战争的紧张和残酷。再看井中出土的器物,夹沙陶贯耳壶、双鼻高颈壶、宽把带流杯等,都明显地带有龙山文化的特点,这暗示昆山赵陵山、嘉兴雀幕桥、江阴横塘峰、上海马桥等处,当是古代战争的历史舞台,它们的发掘,为现代人展示了良渚文化集团与龙山文化集团既相互抵御又互相交融的千古遗址。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终于在其发祥地太湖地区失去了生存环境。有人联想到《尚书·尧典》上所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可能就是那个山崩地裂时代的记载。考古地层里不含任何文化物的断层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在阜宁陆庄有良渚遗址,在徐州新沂花厅有良渚遗址,在石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顺着这些遗物延伸的轨迹,似能见到良渚人或其文化四千年前的大迁徙路线,由南渐北,深入中原。有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曾与周围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以玉琮和玉璧为代表的玉器文化曾对周围地区以强烈的辐射,其影响范围向西北抵达中原甚至甘青地区,向西南到了广东。
    河南省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推测为是夏王朝的都城。它是良渚文化消失约三百年之后的遗址。有观点认为,大洪水之后良渚的人们先移到了二里头,并且带来了玉器文化,如果这样,则中国最早的王国夏,就是由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融合而诞生的了。例如,历史学家们人工复原了怀疑是“夏朝宫殿”的建筑,结果发现其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建筑宫殿的方法,与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在那里,还出土了黄河流域以前从未发现过的象征军士统制权的“玉钺”。进一步看,良渚玉琼到了商代不仅为殷人所继承,而琼上雕刻的神徽,更成为商王朝青铜礼器装饰上所具有的饕餮纹,呈现出一派庄严威武而又神秘的气氛。三代以降,良渚玉璧融入中原文明,但其功能仍具有良渚遗风。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富、雕琢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首屈一指。
    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其最早墓葬为西周早期,因此与良渚文化之间的断层长达千年。“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商”、“奄”、“越”三族居民,均源于中原地区,他们迁徙江南地区均在周成王时,迁徙原因均与商禄父及三监叛周、遭周公东征讨伐相关。可见距今四千年左右,有一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人可能是被大洪水覆灭,而不是被外来征服毁灭的,否则就会有征服者在其故地继续活动的文化遗存。
    而从征服和被征服的角度反思一下现代中国:共产国际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及其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它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变态反应。
    而蒙古帝国的传统,并不只是从1206年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开始的,而是源远流长。
    罗新《北魏直勤考》一文考证南朝文献及出土石刻史料所记北魏“直勤”称号,其意义是“道武帝以直勤名号冠称神元帝拓跋力微之子孙”,也就是画出北魏的宗室范围,这与满清的皇太极之启用“觉罗”,颇可类比。这显示两者的部族制度与古代北亚草原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新清史”学者尚未关注。由此也可分析,拓跋鲜卑在其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重要的转折,才改造了蒙古式的部族传统制,走向华夏国家体制,而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曲折甚至痛苦的。
    研究表明,直勤和敕勤等名号,不是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官称,而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英文中的royal clan,是对血缘范围的界定和认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种界定和认可,首先是对统治权继承权利的界定和认可。继承权利的实现要经由继承顺序的制约,而继承权利又是继承顺序的前提。从民族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这种血缘身份源自古老的部族传统及其社会制度。拓跋鲜卑、嚈哒和突厥,以及某一难以确认的胡族,都有这种直勤的社会制度,说明这一制度在中古时期北亚草原民族的普遍存在,而不是某一民族、某一部族的孤立现象。
    在鲜卑之前,由于现存的匈奴史料过于稀少,使匈奴社会的类似制度已无从考辨。在突厥之后,契丹的部族社会传统中,可与直勤相比类的,是横帐制度。辽代所谓横帐,大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宗室”。刘浦江说:“历代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都只包括开国皇帝以下的子孙,而辽朝横帐除诸斡鲁朵皇族外,还包括由太祖的两个伯父和五个弟弟的族属所构成的三父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认为,三父房正是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出长契丹部落联盟以后,耶律氏家族内具有世选可汗资格的大致范围。”可见所谓横帐,正如直勤一样,代表着继承权利,界定和确认继承权的范围。当然,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也并非只包含开国皇帝的子孙,事实上往往要扩大到开国皇帝的同父兄弟及其子嗣,甚至及于从父乃至从祖的子嗣。这与北魏直勤包含神元帝子孙、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还是有一定近似的。与此相类的,还有著名的蒙古“黄金氏族”(Altan Urugh)。所谓黄金氏族,指姓乞颜(乞牙惕)·孛儿只斤(Kiyad Borjigin)的氏族。拉施特《史集》明确说,“把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个儿子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乞牙惕·孛儿只斤(部落)出自其后裔”。这就是说,黄金氏族包含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元烈祖神元皇帝)的所有子孙,这与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完全一样。可以认为,直勤、横帐、黄金氏族,在北亚草原游牧社会的部族背景之下,就显出漫长岁月里游牧部族制度的相似、相同和一致。
    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的汉化,正如田余庆所指出的,北魏前期宫廷政治的核心纠葛,是解决君主继承问题,消除部族传统的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代之以中原王朝式的嫡长子继承制。道武帝为此思虑最多,用力最巨,但是他本人仍然死于亲子弑逆,可见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明元帝以太武帝监国,太武帝以景穆帝监国,显然都是意在及早树立储君的地位和影响。景穆帝的早死,是对成立未久的嫡长子继承制的考验。虽然经历了宗爱和吴王余的小小波折,有嫡皇孙身份的文成帝终于即位,这可以看作北魏嫡长子继承制完全成立的象征。后来献文帝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遭到大臣强烈反对,咸以奉戴皇太子为辞。这更进一步显示,北魏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至此,拓跋鲜卑游牧部族的国家机器,已经具备了全面改造为传统中原王朝的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孝文帝才能够展开其激烈的汉化改革。
    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困扰现代南北朝党国政权的最为严重的难题,也是所谓“接班人问题”。越是强大的专制政权,就越是容易倒在接班人的手下,不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毛泽东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发动文革,企图预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然而背叛他、逮捕其亲属亲信的还轮不到“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而是“中国的马林科夫”华国锋!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就二十世纪的北朝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北魏式的大军营;企图把文弱的汉人训练成俄国式的亡命徒······但这也不是中共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等内陆铁蹄们,均精于此道;毛只是把这一切应急反应推向了高峰,他以此自称“人民的大救星”。但第二次南北朝格局的巨大旋涡,终于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说:“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与和谐富强的幸福无缘的!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合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定向的实验室,而是复杂力量的汇聚。事情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并没有成功······现在即使停止手术,对病人也是远水不救近火的。此外,这一停止对主刀的大师,固然是政治死刑;但对病人也岂不等于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改组方式“重建中国”的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的某时刻。它的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特征,如上所述就是两个中国并存的南北朝格局。
    张云初《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一文指出: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纠偏,读史可以解惑。近日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一文(实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一章《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谢选骏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颇。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长期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包括国内外形势的教育,特别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为乡村小学学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国的“父亲和导师”(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语),就知道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龙云的三条大罪全是“反苏”名下的)······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亲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似乎比天安门的红灯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伟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为“参加工作” 后的我,从前受的关于苏联的教育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我们认真听广播,学文章,什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什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什么“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才知道,原来苏联在长期欺负我们。不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现在又撤专家又逼债,还在我们边境外屯兵百万;就是早在斯大林时代,甚至早在江西时期,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受到斯大林派来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辈(据说有二十八个半从莫斯科回来的马马维奇)的排挤打压、无情打击,而我们的毛委员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之路,终于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义会议上,才战胜了莫斯科派来的李德、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从此才把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道路。虽然以后莫斯科还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如派王明回来取代毛泽东,如什么斯大林阻挠“宜将剩勇追穷寇”,主张国共“隔江而治”,然而我们伟大领袖“不可沽名学霸王”,不听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进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张云初接着说:“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对中苏关系问题也是一知半解。据说沈志华先生近年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澄清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重迷雾,有心人可从中去探寻真相。今天我提出这个话题,是从我个人说,原来在中苏两党问题上,我们一直都在受着瞒和骗。在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上,受瞒和骗最深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先生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张闻天······,长期排斥打压建国前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从山沟里出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长期抵制来自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为了中共领袖,夺取了革命胜利。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读杨奎松《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才知道: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没有莫斯科就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是斯大林为主宰的共产国际精心挑选、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传的中华苏维埃领袖。
    下面,仅摘编该文要点于下:
    △1927年,莫斯科《共产国际》、《革命东方》等杂志广为转载介绍毛泽东为农民造反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是享受此殊荣的中国共党第一人。毛泽东随即晋升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开始,毛泽东名字频频出现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真理报》赞扬毛泽东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行动,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是“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被推举为主席,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搬来江西苏区,博古等排挤毛泽东,试图送毛去苏联养病。然而俄国人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1933年以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压制毛泽东,拟把毛泽东苏维埃主席连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取消掉,但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从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9人政治局正式委员。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单行本。王明为此极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称该书中文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1934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称毛泽东为“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斯大林体制下无疑是具有特定含义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毛泽东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中共领导人。大会后,苏共喉舌《真理报》长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给予毛泽东的地位,传统党史认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联络、违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种决定。杨文认为,恰恰相反,这正与莫斯科重视毛、肯定毛、宣传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时来改组中共中央,无疑会选择毛为中共领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国,长期以来,党史宣传说莫斯科派王明是为了取代毛泽东。杨文以资料证明,王明回国,不仅没有搞掉毛泽东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泽东推上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决议中(为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王明提议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张闻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泽东,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名赞成。这显然并非王明本意,而是执行莫斯科的安排。毛与王的矛盾斗争曲折复杂,非本文主题,从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传达斯大林的主张,“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要树立领袖的权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莫斯科指示后,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康生、陈云等提议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就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称: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周围。
    △1939年春,一把手总书记张闻天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当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了。”进入1940年,张闻天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种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袖了!
    张云初确信杨奎松文章有关史料的真实性,相信毛这个“苏维埃领袖”确由斯大林、莫斯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装出来。张云初十分不解地是,这样的真相为什么长期被隐瞒?有关人士为什么要篡改历史,编造历史?张云初最后愤怒地叫道:“没有斯大林,没有莫斯科,就没有‘伟大领袖毛泽东’!”
    ······
    张云初最后愤怒是因为张云初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毛泽东其实就是高欢、石敬瑭一类的汉奸儿皇帝。毛后来与苏联的冲突,就像吴三桂和清廷的冲突相似。苏联要扶植的,并非某个汉奸个人,而是能够控制局面的汉奸领袖。
    我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chiefdom)形态。
    同时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而且也是后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来源。中国后来日趋严重的“民族问题”,也是生搬硬套这个“酋邦”体制、制造了一堆“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之后,不断产生出来的。
    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在现实中,而中共政治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
    在这方面,比较一下南北朝之间的差异,看一看南朝的特点,也许不无裨益。
    阎步克的《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指出了古代南北朝之间一些很有意思的对比现象,可以用来思考近代南北朝之间的异同。
    例如,文散官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官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官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再如,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浮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浮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而北魏的“三清九流”则主要出自皇权的法令,与江左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
    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的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这一区别,在现代南北朝的“两个中国”也有类似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滥封了“十大元帅”,而中华民国一般才有一个元帅。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
    南中国的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北中国五胡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北方民族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民族专政权力中的军人因而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在北朝比在南朝得到更大重视──不仅古代南北朝如此,现代南北朝也是一样。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个人专权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于等级制、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比中华民国更为显著的“军阀建国”。
    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可以说:印度的挑战造成古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欧洲的挑战造成现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印度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一次外来挑战,欧洲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二次外来挑战。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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