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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互联网主权”是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侵犯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2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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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一)
    
    网文《互联网主权的沉浮》认为 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权是一个逐步扩大的概念,从最初的领土到领海、领空,在信息时代应该强调信息主权。“防火墙之父”方滨兴认为,网络主权管辖的范围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中国境内支撑网络的物理基础设施;其二是在中国境内基于网络物理设施所形成的空间,也就是上网的网民和由此形成的网络社区的“拟制领土”。
    
    其背景是这样的:2010年6月8日,中国大陆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关于互联网的白皮书,在其中特别强调了“互联网主权”。这份题为《中国互联网状况》的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这份白皮书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对当年早些时候它与谷歌之间不快遭遇的最详细的回应,它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享有使用互联网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觉维护互联网安全。”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首次明确“网络空间主权”概念,规定“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权是一个逐步扩大的概念,从最初的领土到领海、领空,在信息时代应该强调信息主权。“防火墙之父”方滨兴认为,网络主权管辖的范围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中国境内支撑网络的物理基础设施;其二是在中国境内基于网络物理设施所形成的空间,也就是上网的网民和由此形成的网络社区的“拟制领土”。
    
      对于物理基础设施,方滨兴认为,由于根域名解析体制,各国的网络不能独立存在,仍受限于美国。而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事件,则更进一步使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美国推行互联网霸权的野心,以及其对本国利益的潜在风险。
    
      相较于物理基础设施,由网民组成的网络社区的“拟制领土”的主权观念受到了更多的争议。一般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自由主义者坚信,互联网从其诞生之初就刻有去中心化的特质。但反对者则认为开放并不意味着平等。由于技术手段和国家、组织间政治、经济地位差异,互联网使用主体间存在传播能力上的确实差距。
    
      具体而言,方滨兴概括了网络主权的四个方面:维护本国网络独立运营,无需受制其他国家的独立权;网络之上各主体互联互通、互相尊重的平等权;保护本国网络免于攻击和打压的防卫权;以及主权者对网络的维护管理权。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所下的定义同“互联网主权”的原意恰好背道而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美国学者提出,既然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自身的规则与居民(有人专门发明了netizen一词),它应该享有某种程度的“主权”。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这段激动人心的话来自约翰·巴娄1996年发表的《互联网独立宣言》,它是当年互联网上的理想主义者们对“互联网主权”的诠释。
    
      当我们说某个空间是有主权的,就意味着它只服从自己的规则,而不会服从其他国家的规则。中国的互联网白皮书显然主张,互联网并不能构成一块自治的领土。其实,在世界上不单单中国这样想。眼下,大多数国家都这样认定,网络公司或内容供应商必须遵守该国法律,至少是当它们在其境内产生了影响力或网站服务器实际存在于其境内的情况下。所以,吴修铭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论,虽然说法难听些,但“就是国际私法中一句如实的典型论述”。不过,他同时也认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即便都不承认网络空间的主权,但它们对网络作为一种言论自由的平台还是抱着一定的尊敬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态度与观点是,网络空间主权高于言论自由权。
    
      吊诡的是,这种说法的正当性竟然被美国人给证实了。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世界上掀起了一片对赛博空间重新予以国家化的呼声。在此情况下,重新打造“互联网公地”成为关乎人类自由、交往和利益的关键挑战。
    
    (二)
    
    网文《中国力推“互联网主权”,维护网络管控合理性》多少呼应了上述说法:
    
    过去六个月里,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外交官们一直在开展谈判,讨论一份旨在规定未来互联网治理的政策和框架的文件的内容。当定稿文件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上公布时,其中会包含了一个民间社会团体、企业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反对的词:多边(multilateral)。
    
    “多边”是由各个国家制定规则的代名词。参与谈判的人员称,这个词的列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推动的。中国一直努力在文件中认可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根据参与者所述,以及记录哪些国家提出了何种修改意见的草案文本,中国代表在讨论中一再要求将这个词加入文件中。
    
    联合国本周的一场会议公布的成果文件显示出,中国正更积极地寻求对互联网治理方式施加影响力。
    
    “中国在谈判中一直非常积极地主张,让政府对人们如何上网、谁有权访问数据进行更多管控,”彼得·米采克(Peter Micek)说道。他是总部设在纽约的数字权利组织Access Now的全球政策和法律顾问,该组织也参与了谈判。
    
    这份成果文件将在联合国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十年审查进程高级别会议上公布。文件文本体现出,中国在怎样努力施展自身对互联网治理方式的影响力。虽然该文件对成员国不具约束力,但它提出了政策纲要并授权联合国机构执行,其中包括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及其他中国有显著影响的组织。该文件还提供了一个国际先例,使各国政府可以借此宣称,其议程具有合法性。
    
    并非中国提出的所有添加和删除意见,都成功纳入了文件。在某些部分,中国官员试图删除诸如“言论自由”和“民主”等措辞,而其他国家则希望将这些措辞加入文件中,以保障人权和在线隐私。文件的最终版本保留了这些字句。
    
    “值得表扬的是,谈判人员竭力否决了最糟糕的建议,并且承认我们的人权,包括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以及使用信息和数字安全工具的权利,仍在受到威胁,”米采克说。
    
    不过中国似乎对文件感到满意,因为文本中认可了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问题上,具有“领导作用”——这是中国的首要目标之一。文件还援引了《联合国宪章》,宪章中承认国家主权及联合国不干涉国家内政等原则。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互联网通信技术,”一位中国谈判人员说道,由于没有公开发言的权限,他不愿透露姓名。“我们认为这份成果文件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份文件获得正式通过之时,中国正在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这场星期三开幕的会议是中国全球游说活动的一部分,意在推动所谓“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来规范其领土上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活动,包括审查和限制境内的信息和进出边境的信息。
    
    在浙江省举行的这场会议为期三天。在去年的会议上,官员曾敦促与会者签署一份承诺书,接受中国宣称的互联网主权。几位熟悉与会者的人士透露,由于担心会分发新的文件,今年参加此次大会的西方企业和外交人员较去年有所减少。为避免中国官方的报复,这些知情者要求匿名。
    
    对于全球互联网,乃至更广泛的科技领域该如何监管,中国一直试图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北京方面促使其国有电信运营商投入大量资金,对蜂窝通信标准的制定取得更大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官员也努力在全球互联网监管机构中获得升迁,例如国际电联的秘书长就是中国公民。该机构越来越多地承担网络安全管理职责,而这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也是2005年第一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成果文件的结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中国的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对互联网主权表示了支持。中国“互联网沙皇”鲁炜在热门社交消息应用微信上的别名,可以理解为“我正注视着你”。他因赴外国访问,意图游说外界接受中国对互联网管理方式的看法,于是提升了国际知名度。这包括9月份西雅图举行的一场重要的中美技术论坛,硅谷企业如苹果公司(Apple)和Facebook的高管都参加了。
    
    中国使用复杂的管控手段,监视着超过6.4亿名互联网用户,并使用一套被称作“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的系统,屏蔽数以千计的外国网站,从而限制中国用户在网络上看到的内容和做出的行动。在中国看来,互联网主权为这些做法提供了正当性。
    
    首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公布的成果文件中,设定了以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数字鸿沟等议题为主的议程和进程。但社交媒体的崛起及过去十年的黑客攻击,促使中国等国家在去年提出,就之前的网络治理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这些协议将所有的非政府利益攸关方都排除在外。
    
    参与谈判的人员透露,甚至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有关当前成果文件的谈判,很快也变成了一场针对措辞的激烈争吵。措辞的争议点在于网络安全,以及政府在数字边境内管控互联网的权利。这场从今年夏季开始的谈判涉及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
    
    最终版本的文件支持了美国、欧盟,以及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包容性更强的“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网络治理方式。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倡导一种民间社会团体、企业、学术机构、工程师和政府之间,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管理体系。
    
    谈判参与者表示,中国在谈判中为试图增强其影响力,时常与俄罗斯、古巴,以及发展中国家组织“七十七国集团”(Group of 77)结成联盟,后者实际上有134个成员国。
    
    中国及其盟友上个月试图添加措辞,将涉及互联网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描述为“国家主权”。但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国家表示,如果文件中包含这一表述,就会终止谈判。与会者透露,西方阵营谈判了两天时间,对方才撤回了提议。
    
    虽然互联网主权一词没有出现在最终文件中,但很多外交官及民间社会团体表示,他们仍对中国的“多边”意图持谨慎态度。
    
    “中国人是非常棒的谈判者,”美国国务院前国际通信及信息政策协调员戴维·A·格罗斯(David A. Gross)说。格罗斯曾带领美国代表团参加首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今年代表美国电信及媒体产业组织互联网治理联盟(Internet Governance Coalition)参加了联大的会议。他说,“他们一步一步来,以推进他们的利益,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立马赢得一切。”
    
    (三)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笔杆子”的摇唇鼓舌,其作者都是“国家主权的代言人”,其实质都是国家主权在“发起对于思想主权的进攻”。这是一种弑父行为,不仅极为缺德,而且自掘坟墓。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思想主权能够创造国家主权,思想主权亦能颠覆国家主权、更新国家主权。
    
    这就是“改朝换代”的必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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