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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混合型经济的失序和腐败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9月24日 来稿)
    
    摘要:存在大量国有经济,同时又存在大量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是一种失序的经济。中国现在的经济乱象,包括社会性腐败,无不由这种混合经济而生。所以我们不能再搞什么国企改革,而要坚决实行私有化。
    

    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要深化改革,但仍未摆脱国企是“社会主义”的条框,不敢理直气壮的提出国企私有化。所以在中国仍要实行混合性经济。但混合性经济会带来市场失序和社会腐败。这源于国企的两个特征:国企的“不自私”和国企的行政垄断。
    
    一,自私与“不自私”的交易
    
    小时候看过一本书,书的题目忘了。大约是讲作者出海云游,见到的“各邦”风土人情。其中有一个地方的交易与常情相悖。常情是卖方要高价,买方还低价。比如,卖方说:你看我这东西多好,怎么也值个二百块。买方则说:你这东西好是好,也就值个一百块。一番讨价还价,结果一百五十块成交。这个地方却匪夷所思,卖方出低价,买方还高价。卖方说:我这东西不大好,想卖个一百块,买方则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只值一百块,我出两百块买。一番讨价还价,也是一百五十块成交。同是讨价还价,常情是买卖双方自私,而这个古怪地方则是双方不自私。但交易结果相同。
    
    这就是交易中的均衡。卖方自私,买方也自私,自私与自私互相制约,交易均衡,结果合理。如果交易中有一方不自私,则另一方也必须不自私,才能保持均衡。否则既无秩序,也无合理结果。我很怀疑,这位作者所写的双方都不自私的交易,是否存在?是不是他的想象?但有没有一方自私另一方不自私的买卖?有啊,中国改革之后,私有经济与私企快速发展。但国企还大量存在。国企与私企或个人的交易,就有大量一方自私另一方不自私的交易行为。
    
    2012年,财新《新世纪》曝出一份南车公司动车组件采购目录: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15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座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等等。与市场价相比,普遍高出四倍。这种高价说明什么?说明南车公司作为买方,不自私,而组件供应商作为卖方,自私。是不自私与自私的交易。
    
    其实这种采购,在国企和与“国”字号有关的买卖中大量存在。比如中石化的天价吊灯,比如医院的药品采购,比如某些政府采购,这类新闻不绝于耳。这是买,如果卖,贱卖国有资产更是比比皆是。一个值几百亿的油田,几千万说卖就卖了。如果换成私企或个人,决不会有这种买卖。为什么?因为私企或个人自私,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何有贵买和贱卖?国企或政府参与的悖逆常理的买卖,说明其在交易中“不自私”。那么,国企中那些买卖的实际操作者不自私?非也。他们个人得了好处,而国企或政府则变成了冤大头。个人的自私使国企这个市场主体“不自私”。
    
    国企“不自私”,源于其体制结构。理论上国企产权归国家,国家归人民,人民委托国家管国企。这种委托,与股东委托董事会或经理完全不同。因为股东是具体个人,能通过股份制企业的规则对管理者进行具体监督与追责。委托链条很短且明确。通过这种监管,股东可以把个人的自私传导至企业,使企业自私。而国企的监管者是国家管理者。国家管理者也不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从人民到国家管理者,再到国企管理者,委托链条很长且模糊。而人民利益又很抽象,不是明确的具体的个人利益,所以很难把人民的“自私”传导为企业的“自私”。国企管理者就会为了个人的自私而使国企“不自私”。
    
    这当然是腐败,却是交易中产生的腐败,即社会性腐败。腐败中外历史皆常见,但大多是官场腐败。纯粹私有制,或只有少量国有制的私有经济社会中,有官场腐败,难有社会腐败。因为大部分交易各方均自私。纯粹公有制或只有少量私有制经济的社会中,也有官场腐败,同样少有社会腐败。因为国企与国企之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易。唯独既有大量公有经济,又有大量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体中,因为私企自私,国企可能不自私,只要给国企管理者好处,私企就能在与国企的交易中获取好处。由此带来社会性腐败。公与私交易经济规模越巨大,社会性腐败的规模越巨大。社会性腐败或可叫灰色收入。有学者研究,这种灰色收入在中国经济中已超万亿。但这种腐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交易的混乱和交易的失序。只要实行私有制,交易的自然秩序就会恢复,社会性腐败也会消失。
    
    市场经济建立的微观基础,条件之一,市场主体是经济人(另一条件是市场主体是自由人)。通俗的说,是自私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你尽可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可以去救济,去慈善,去损赠,悲天怜人而又同情弱者。但在市场的交易中,在经济活动中,你必须自私。所有人的自私,正是交易得以产生并平等进行的前提,是交易秩序的基础。如果在市场中出现一部份不自私的市场主体,或自私与不自私的交易行为,交易的平衡和秩序就被打破,它不仅是这部份不自私的市场主体失去应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失去对交易另一方自私膨胀的遏制。所有市场主体自私并追求利益最大化,通过市场中的互相博弈和反复交易,会使交易逼近理想的平等。这正是人类社会这个自组织,在进入社会生产分工日趋细化,交易不断拓展广度的市场经济时代,由人的本性自私性而内生的一种自我均衡机制。
    
    所以,存在大量国有经济,同时又存在大量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是一种失序的经济。中国现在的经济乱象,包括社会性腐败,无不由这种混合经济而生。
    
    二,中国物价高的体制原因
    
    合理的市场价格由市场主体的自私相互制约而生成。在一个私有经济或私有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中,通过每一市场主体的自私和自由,即自由的讨价还价,价格是真实且公平的。所以在自私和自由条件下产生的市场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但显然,因为商品的自由流动,会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向一致,所以市场价格又受无数的单个交易所影响,每一次交易都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产生作用。如果市场中出现不自私的市场主体,产生有一方自私另一方不自私的交易,这种交易产生的价格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它会对正常市场价格产生或推高或推低的影响。这种交易量少,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也小。这种交易量大,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也大,它或多或少会使价格偏离合理的轨道。
    
    南车公司的动车组件高价采购,会推高这类商品的价格,但那些纸巾盒,面板,水龙头,都是大众化的商品,南车的购买只是这些商品社会销售中极少的一部分。无数大众的自私和自由买卖,主要的决定着这些商品的价格。南车的购买对其价格的影响较小。所以它的“不自私”采购一方面不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大太影响,另一方面人们也正是从它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巨大差异,看到其腐败。但南车的其它采购,比如动车专用件,它的采购几乎就是社会全部或大部的需求,如果它“不自私”,即便是天价采购,人们看到的,这种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过自私的相互制约而产生的市场价格。是被扭曲了的市场价格。同样,南车产品(动车)的唯一交易对象是铁道部,铁道部是一个更大的国企。如果铁道部自私,南车公司因高价采购导致动车价格高,就很难卖出去。动车能够卖出去,说明铁道部在买动车的交易中,一定“不自私”,交易的产品动车价格更不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
    
    事实上,国企“不自私”的采购只要达到社会总销售量的一部分,就足以扭曲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比如,中国的药品价格,煤体经常爆出其价格与成本的百倍差异,原因很显然,医院是药品的主要用户,而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是国有,当药品生产者是私企,医院是国有时,一方自私与另一方“不自私”的交易就可能甚至必然产生,而且因其交易量占药品总交易量的比重很高,必然推动药价虚高,并通过药品的流动和均价,形成一种貌似的市场价格。即便药品买卖中另外那些自私对自私的正常交易,也必然受这种貌似的市场价格影响,使交易不平等。中国药品市场的发展就是一个药价疯长和政府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压药价的拉锯过程,这在完全私有制经济中不可想象,充分体现国企与私企共存的混合经济的无奈之处。
    
    但这只是因国企“不自私”带来的推高市场价格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国企的垄断也会推高市场价格。国企“不自私”,当然会推高生产成本,在私有经济并存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最终会使国企破产。遗憾的是,国企之所以叫国企,是它有两个与市场规则不相符的转移成本的方式。一是它可以通过国家补贴来转移高成本,二是它可以借助行政权力实施垄断,从而可以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向其它市场主体转移高成本。前一种方式涉及国家财政,现在已经越来越难采用,后一种方式则是现在国企普遍采用的方式。当国企的交易对方是不特定群体时,比如中石油产品(汽油柴油)的销售对象,就是不特定的群体,国企中掌握权力的个人很难从与不特定群体的交易中获得利益,国企就会自私。自私并不可怕,因为交易对方也是自私的,问题是国企可以借助行政权力和垄断,来限制对方的自由和自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买卖,你就只能以它的价格去买它的产品。结果交易失去平衡,价格则偏离市场轨道。这一方面消化了国企“不自私”推高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带来国企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高杨。中国的高房价来源于土地高价,土地高价明显与政府垄断土地有关。而在土地的买卖中,政府就是一个“国企”。
    
    中国物价为什么比美国还高,甚至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卖低价,在国内卖高价,很多人在研究,却说法不一,如汇率,如税收,如运输费用,如货币发放等。但我想一个很重要且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是混合型经济且国企经济规模过大,不合理的交易大量存在于国企(政府)与私企(私人)的交易中,推动了物价的升高。这种不合理交易的影响,既包括国企“不自私”的交易及其对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也包括国企的垄断高价,及其垄断高价推高其它生产企业的成本,带来终端产品价格上杨的影响。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价格上张,中国经济早已进入买方经济,按照市场逻辑,市场竞争一定会导致价格下降。为什么价格不降且升?当然有货币发放的政策性原因,但一部份市场主体(国企)因体制结构,交易行为扭曲(垄断高价和“不自私”的交易),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使市场价格只是貌似的市场价格,则是更根本的体制性原因。
    
    价格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貌似的市场价格使市场机制失效。
    
    三,财富转移与贫富差距拉大
    
    中国目前最容易挣钱的企业是那些?不是那些因创新推出新产品或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因为创新是一件很难的事,中国即便有因创新挣钱的企业,也是风毛鳞角 。也不是那些洞察市场需求,生产短缺产品获得高利润的企业,因为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生产都处于过剩,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不一样,短缺只是局部个别现象。中国现在最容易挣钱的企业,是那些傍国企(或傍政府),进入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产业链的企业。因为你要挣钱,与你交易的对手最好“不自私”,而国企的体制结构,只要给掌握权力的人以好处,最容易使其“不自私”。这既不要艰难的创新,也不要绞尽脑汁去研究市场,是一条捷径。人都喜欢走捷径,中国体制“以公有制为主导”则提供了广泛的走捷径的可能性。所以中国绝大部分富翁都与权力有关,要么是掌权者,要么与权力有勾兑。
    
    交易既是产品的交换,也是财富的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一种最重要的分配手段。如果价格不合理,交易就变成了一种财富转移。以南车公司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财富转移链条。那些动车组件供应商,因南车“不自私”,通过高价获得不合理利益,而南车公司,因铁道部“不自私”,则通过动车的高价格,从铁道部获得不合理利益,铁道部的利益何来?一是申请国家补贴,这当然来自纳税人。二是通过高票价向不特定的交易对象(乘客)进行不合理的掠夺来取得。由于铁路的垄断,乘客的自由选择受到限制,其自私无法对铁道部的票价产生约束,票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国家补贴和不合理的票价,就成了普通民众利益向铁道部(实际上是官员而非铁道部)的转移,向南车公司(实际上也是官员而非南车公司)的转移,向动车组件供应商(私人)的转移。这种转移,使大部分人更穷,少数人更富,财富从大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少部分人手中。交易推动贫富差距扩大。
    
    这种贫富差距有什么特征?
    
    A,财富由权力生成而非创造生成。权力并不创造财富,却有分配财富的力量,所以这种贫富差距由财富的权力分配(通过价格)生成,而非财富的创造生成。比如那些动车组件供应商,通过高于市场价四倍价格获得的利润,是权力通过高价给他的。如果按真正的市场价格,他要通过起码不低于现有交易量四倍的产品交易量,才可能获得同样的利润,这就必须通过增加起码四倍的生产来取得,所以利润来源于产品增加即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
    
    B,对社会经济发展无意义。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中,有二种情况也会产生因交易价格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一是短缺。包括某种生产的短缺和新产品出现最初阶段的短缺。短缺带来高价。高价使财富迅速向生产者集中。二是地区之间商品和要素价格存在差异。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获得差价利益,可以使从商者迅速致富。但这两种财富积聚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意义。短缺带来的财富集中及其效应,会迅速增加生产,消灭短缺。要素流动会均衡和消灭要素价格差异,均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消费水平。两者都具合理性。而混合性经济中因价格产生的财富聚集,既非源于短缺,也非源于要素价格差异,所以对经济社会发展毫无意义。
    
    C,少数人财富的增加,是大部分人财富的减少。在常态即私有制社会中,权力要掠夺民众财富,只能通过横征暴敛。皇帝财富的增加,是子民财富的减少,明显而直观。而通过价格掠夺,则很隐蔽。表面上,这只是一种交易。但价格是权力操作而成,不是自然形成的,交易变成一种财富转移。通过价格操作,卖方或买方财富的增加,是交易对方财富的减少。而自然形成的价格,比如短缺形成的高价,购买者付出的高价,并不是自已财富的减少,而是购买者获取稀缺产品的代价。
    
    D,贫富差距固化且持续升高。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差距,但市场又有均衡贫富差距的机制。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某一产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时,其它资本就会涌入,从而会降低先入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劳力工资很高时,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劳力就会流入这一地区和行业,从而遏制这一地区和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同质劳动的收入趋于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包括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收入一致;等等。但在混合性经济中,权力进入微观经济活动,限制了市场的自由,市场的自我均衡机制被破坏。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只有通过摧毁权力才能消除,只要权力不变,这种贫富差距就会固化且持续升高。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0*5,比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还高出很多。而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受市场的自然调节,是很难出现如此之高的贫富差距。
    
    四,混合性经济的本质
    
    混合性经济表面上看是国企与私企,公与私的混合,实际上是权力与自由的混合。不要说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如房地产市场),是一种权力进入市场。国企作为市场主体,与私企性质也完全不同。它的“不自私”和垄断,也是权力的一种显示。当权力进入市场之后,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竞争,就变成一种权力与自由的相互对抗。有人把中国目前的矛盾归结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其实是权力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变中的矛盾。私企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自由,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国企,则在限制这种自由。所以改革是改权力,当然也包括改权力的延伸物国企。
    
    能否通过国企改革把国企改造为与私企一样的市场主体,恐怕很困难。第一,要使国企“自私”,必须使国企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把国企高管的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正是为了使管理者与企业融为一体。但挂钩大多,国企成了私企,失去国家所有的本来意义。挂钩大少,则管理者仍会为个人利益使国企“不自私”。第二,国企是国家的企业,国家又是行政权力的来源,行政垄断可以说一定会产生。如果让国企不受国家行政权力庇护,国家就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失去国家控制的企业,还叫国企吗?所以,不论用何种方法对国企内部进行改革,都不能使国企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私的,并与其它市场主体平等的经济体。
    
    实际上,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中,国企根本不能存在。我们现在说国企利益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是人民的共同利益,不能与人民或人民中的一部分产生利益对抗,否则便不是人民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不能表现为企业利益。因为所谓企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企业与公益组织的最大区别。一旦追求利益最大化,必定在市场中与其它市场主体形成利益对抗,国企也是企业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与其它市场主体对抗,如何能反映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所以,国家可以建立公益组织为公众的共同利益服务,但不能把公益组织变成一个国企,在市场中与其它市场主体竞争对抗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显然,所谓的混合性经济,就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是权力掌管者除暴力掠夺民众财富之外,通过市场掠夺民众财富的另一手段。现在中国的国企,其实就是为权贵服务。国企是中国经济与中国发展的最大禍害。国企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选择。当然,因生产技术特点,某些行业较难私有化,如铁路,电网等,但不宜私有化的行业,就不能使其变成企业,并退出市场,成为公益组织,比照行政管理方法进行管理。
    
    国企要不要私有化是一个问题,怎么样私有化又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反对国企私有化的一个理由是私有化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向权贵,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经理人购买,就带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但那正是所谓的“国企改革”,而不是私有化。私有化是把存量国有资产转变为实际上的具体的全民个人所有,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份资产凭证,并可向国家要求兑现。存量国有资产的处置则实行市场拍卖,而不是什么经理人购买。市场拍卖或有腐败,特别是在非民主体制下,但还是有很多措施可遏制,而且即使有,也只是一次性腐败。比之国企这么改来改去,终究还是掌握在官员手中,形成了一个长期腐败的根源,不知要好多少倍。所以我们不能再搞什么国企改革,而要坚决实行私有化。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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