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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社会进步贡献者,而非统治者/俞行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8月11日 转载)
     作者:俞行
     受马列哲学影响的中国人最经常持有的一个观点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人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本家赖以生存的那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为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创造法律和社会条件,让劳动者成为惨不忍睹的社会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资本家拥有的巨额财富是他们的罪恶的剥削所得,是吸取劳动者血汗后留下违背社会伦理的证据。本应该被广大劳动者享有的财产被既欺骗又使用暴力的少数人无情占有。为了维护自己的不道德的财富,为了维持自己在社会上永世剥削的社会权力,为了维护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权,他们操纵选举,收买议员,左右政府领导人,他们成为社会上呼风唤雨和幕后操盘的最大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黑手。资本主义也经历两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垄断资产阶级是真正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虽然西方国家形式上采用民主制,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在统治。
     所以,他们认为,为了摆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窘境,为了实现人人平等和社会解放,就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消灭财产私有制,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的生产分配制度,没有企业主私人经营,没有市场交换,甚至没有货币。剥削没有了,压迫没有了。人们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

     除了这种理论或幻想是一种乌托邦不说,实践证明也行不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家的社会作用的误解是个最核心的问题。虽然经历多少年的理论迷茫,我们并非没有能力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肯定,马克思的那种理论有缺陷和不足。再继续不断重复那种早已过时的论调早就没有新鲜感。而且其陈腐程度实在难以形容。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在提高。无形之中,陈腐论调只会逐渐剩下一个空有其表的外壳,里面的内容早就腐朽而划为泥土。
     我提一个观点,来看看那些坚持旧观点的人,特别是那些精通并认可马列主义理论的人,是否有能力在理论上进行挑战。
     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人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而生产。这样的生产的目的是自给自足,就是养家糊口。我们简单地称其为“小生产。”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阶段中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就是小生产。第二阶段,人们为了面向市场而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小生产仅是维持自己,而大生产则是贡献社会。所以,企业变大以后,企业的生产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至少出现了这个基本特征或倾向。我们为什么不能肯定大企业家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而是一概妖魔化这些社会的贡献者呢?有个论点来自马克思。他认为,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剥削。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所以,企业家办大企业不是为了社会做贡献,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剥削自肥。而且永无止境。
     有人相信马克思的话。这样的人很多。我本人表示怀疑。我的论点是,只要并非不法垄断市场,企业办得规模越大,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对经营者个人带来的好处递减。当企业规模很小而几乎只是为了自给自足的时候,每增加一点收入对维持经营者一家人的生存的边际效用很明显。所以,有可能剥削。哪怕剥削一点,也有可观实惠。但是,随着经营规模扩大,生产带来的收入对维持家庭生存的意义逐渐减少,边际效用递减。每个人的每日消费有极限。正如以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的,一个人每天只能吃三顿饭,每晚只能睡一张床。每个人的消费总有一个极限。他告诫党内官员不要贪污。所以,财富的大量增加对维持一个人的生命的边际效用会递减。反之,对社会而言,财富的大量增加产生的边际效用会递增,除非社会里的人的收入差距悬殊。但是,如果消费者购买力有限,也会限制企业生产。所以,企业希望消费者的收入平均而非差距悬殊。
     相应地,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有极限。如果要提高生产能力,最大的可能是利用先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结果也是对社会有利。所以,企业经营规模越大,其财富的来源就越不会是人力,而是技术和市场。企业规模越大,其财富来源就越可能是技术和市场,而不是劳力,虽然劳力不可或缺。像微软公司这样的大企业的财富不可能仅仅来自数百个工人或数千或数万工人。微软公司里工作的员工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已经很低,从事技术工作的雇员的比例很高。相应地,那富可敌国的财富都是技术和市场的贡献。当然,也有企业经营者的能力的贡献。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蕴含剩余价值(指我自己定义的剩余价值,而非马克思讲的剩余价值),就是他们具有可能的特殊劳动能力。只有经过市场交换才能利用这些剩余价值。企业规模越大,就越能大规模交换这些剩余价值。不是仅仅劳动者有剩余价值,所有的人都有剩余价值。技术也有剩余价值。不利用就浪费了。但是,技术的剩余价值也是人的劳动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剩余部分。简而言之,小企业主有可能剥削工人,从而改善自己,大企业则越来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雇佣劳动者,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有限的。体力劳动的剩余价值有限,但是,脑力劳动的剩余价值则可能无限。然而,由于人们计算脑力劳动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困难,包括脑力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可能也来自于前人无偿提供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其实是社会剩余价值,应该无偿奉献给社会。所以,企业规模越大,它们对社会贡献的意义越大,而对企业主本人的贡献的意义越小。所以,说大企业家是无止境的利己主义者是站不住脚的论点。你批评企业剥削,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可以商榷。说大企业越发展,其社会剥削的程度越深则很可能没有根据,或者是一种误解。换言之,企业越向前发展,它为社会做贡献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虽然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以雇佣劳动制为基础,虽然雇佣者可能剥削被雇佣者,企业的本质不是剥削,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或其根本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人问:大企业家禅精竭虑,不为了利益为了什么?我告诉你,他们为了荣誉和社会地位。或者说,至少有这种倾向。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考虑其社会荣誉和社会地位的程度就越深。这反过来促使他们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上个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仑第一次专门论述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不是我的原创。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思考。人类社会里有很多知名人士都是为了荣誉而努力奋斗的。这些人包括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等。荣誉是什么?是社会奖励有能力的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实现一种社会交换。但是,荣誉的终极目的是鼓励有能力的人为社会做贡献。其根本原因是,在人类社会里,总有一些极为罕见的杰出人才。他们能为社会做出无人能比的更大贡献。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庸才。因此,杰出人才做出贡献时,社会无法给与他们相应的回报。因此,社会给与他们荣誉。人类社会里的最大奖励莫过于荣誉。因此,我们非得正面看待企业家不可。
     具体而言,现代大企业要获得成功,它们都只能从利用先进技术和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入手。依靠剥削体力劳动者那一点有限的剩余价值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些单纯依靠体力而进行的简单重复劳动只能在一个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实现生产力的缓慢提升。通常这类劳动仅仅为了自给自足。要实现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并迅速扩大规模,就要利用技术和市场。结果,企业要获得财富,它们就先要为社会做特殊贡献。它们做的特殊贡献得到社会认可,它们才获得财富。它们要占领市场,就一定要能够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卖给消费者。消费者愿意购买它们的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就认为它们的产品有使用价值。这不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又是什么?而且,企业出卖的产品越多,它们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自己的财富也才能累积。它们也才能获得巨大财富。它们不是白白获得这些财富。如果企业不能做到这一点,再怎样无情剥削工人也无济于事。如果企业家认为只有无底线地残酷剥削屈指可数的若干从事简单重复体力劳动的工人才能将企业发展到世界规模并成为科技最先进的世界500强之一,那就是妄想。历史上,马克思为了证明其剥削理论,无视企业从事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的贡献,实属片面之词。企业成长壮大依靠他们对社会做出贡献而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从事剥削而获得成功。所以,妖魔化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家不仅是理论错误,而且也不符合实际。
     一家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除非不法经营,都是它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结果。该企业生产的产品被消费者购买就说明他们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从我本人自行创立的社会媒介理论看,货币当然就是一种媒介。首先,货币是一种储藏手段。企业家存积货币,然后动用货币购买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其次,货币也是一种价值认可证明书。当消费者支付货币的时候,实际上也进行了一种语言表达。就是认可了企业的贡献。认可的消费者越多,企业获得的财富越多。企业的财富的增加就是它为社会做更多贡献的证明。货币如同选票。消费者支付货币如同投票,认可和支持做贡献的企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就是社会选举的代表。他代表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就是需要维持自身发展的人民。企业家是另类民意代表。所以,企业家要在国家里发挥其影响力有什么不可?例如,企业家游说国会议员起草和表决通过对自已有利的法案有错吗?他们在引导国家对社会进行合理管理。因为他们也是人民的代表,即社会的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代表人民利益。它们获得优越的生产条件最终都对消费者有利。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
     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除非他们不法经营,都是现代社会的进步先锋。他们获得社会权力,包括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都是人民的授权。他们就是媒介。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凡是在国家或社会里拥有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都是媒介。媒介并非无故形成。如果某个人或组织成为媒介,必然存在制造这个媒介的人。企业家是个媒介,就像资本是个媒介一样,背后有制造他们的人。就企业家而言,制造他们成为企业家的人是广大消费者。企业家越大,其背后制造他成为媒介的消费者就越多。每位著名企业家的背后均存在着数量惊人的广大消费者。
     就像文化人一样。一名知名的文学家或艺术家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为社会做出贡献。有的人奋斗一辈子,没能成为知名的文学家或艺术家,原因是他对社会的贡献不够。如果一名文学家或艺术家或哲学家或宗教家或法学家或历史学家很知名,那是因为他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他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他才被人广泛知晓。同时,只要是名人,就有社会影响力。他们也拥有某钟社会权力。例如,一位歌唱家举行个人演唱会。有很多粉丝购买入场券。入场券就是粉丝的投票。再例如,马克思是位知名的哲学家。他也为社会做出贡献,尽管他的理论中存在错误或已过时。只要有一点贡献,他就拥有一定知名度。如果有人购买他的书,也是一种投票行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有不少人购买了他的著作。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一些著作。当然,马克思的知名度很大的原因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误以为他的理论很正确。人们误以为他对人类社会做出很大贡献。随着历史的回归,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人们也可能认为他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有限,而导致其知名度下降,并贬损其社会影响力。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文化人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他就拥有一定知名度。然后,他就拥有社会影响力。他就获得社会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一种媒介的运作,不是来自经济资源。例如,一名音乐家很受人民喜爱,他就有知名度。他获得人民认可。实际上,等于人民投票给他。他就拥有社会权力。但是,我们不能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一切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有产者。你说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代表资产阶级吗?我看未必。据说,他的那些画作反映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是,只要社会上的各种人都能欣赏那些作品,也是人民的表达的一种形式。也可能获得各种各样的人的喜爱。你看北京故宫或法国卢浮宫里面展示的文物不是古代统治者欣赏,现代普通人民也欣赏的作品吗?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家获得选票,就是得到人民认可。他就拥有知名度。他就具有影响力。他就是一个媒介。就是说,人类社会需要组织起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组织能力。只有少数人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在历史上,军事首领曾经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们先领导一批武装起来的人打赢战争。然后,他们又变成国王,组织国家。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著作《社会学原理》中指出,古代的国王都是由将军转化而来。那些国王原本是将军。实际上,国王就是一个媒介。人民通过这个国王将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国家。一开始,人民内部存在争议。或许有不同的人争取成为国家组织者。但是,最终还是由一人成为国家的缔造者。只有一个最终的组织者才能将国家统一起来。后来,有些宗教人士借助于宗教建立神主宰的国家。那些宗教人士也是具有组织才能的人。如历史上阿拉伯民族中涌现的伊斯兰教的创始人默罕默德曾经在公元5世纪时期建立自己的帝国。默罕默德是先知。历史上,还有犹太人中间的摩西和贝都因部落里的亚伯拉罕那样的先知也被认为是民族的缔造者。在中世纪,捷克民族的胡斯和德意志民族的路德也被认为在民族形成中发挥某种作用。后来,世俗化的国家里出现了政党领导者身份的统治者。如俄国历史上的列宁。他们具有非凡的领导能力而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如果人民认可他们,他们就成为组织国家的人。他们被认为为社会做出贡献。当然,以后人们的看法改变了,对那些历史上的统治者的看法也变化则另当别论。
     总之,从媒介的理论看,而不是从马克思的那种片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看企业家(资本家),应该肯定大企业家肯定不是历史的反面角色,而是现代社会的伟大贡献者。没有他们进行那种标准化的现代化大生产,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能够享受现代高品质的生活?那些口中不断重复那种既陈腐又没有事实根据的论调的人一边享受大企业为他们提供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一边又诋毁他们,不是既无知又无道德又是什么?其实,现代化大企业就是人类现代化社会的最基本创造者。现代化最初来自于工业化。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城市的建设又导致人类的生活的品质的改善,从而实现现代化。如果人类仍然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如果城镇里的工匠仍然进行小作坊里面的手工生产,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就是空想。
     马克思的理论总是围绕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行推理。他是亚当●斯密等一批学者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者之一。这种理论解释经济生活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的必然联系和相互作用而提供一种既有广度也有深度的理论分析。这样的研究的确对人类的社会科学的进步作出突出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也是人类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奠基学科。但是,分析人类社会里面的很多复杂情况时,政治经济学的二维思维仍然远远不够。应该也要考虑文化在人类社会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和政治都归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与政治比较,显然有其不同的特性。人们似乎能说人类的所有政治生活都是根据经济生活的需要而安排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社会里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也都受到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影响。例如,人类社会里的宗教、法律、哲学和历史等难道不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难道不能说有时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如果这两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就如同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的一样,陷入循环论证的危险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思考人类社会的文化的维度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经济生活会影响政治和文化,人类的政治生活会影响经济和文化,而人类的文化活动会影响政治和经济。我们需要一种三维思维。
     如果这样的思维可以进行合理推论的话,本人认为,那就是媒介发挥了作用。什么是媒介?媒介就是促进人类相互通讯和互动的一切形式或过程或存在。我这里说的媒介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大众传媒。我指的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意义上的媒介。例如,当人类开始使用口语进行互相通讯以后,他们又开发出书面语通讯。开发书面语通讯的全部意义在于人类利用材料来帮助自己进行通讯。所谓材料就是书面语通讯的媒介,如石头或羊皮纸或纸张。但是,人类不仅仅使用这些基本媒介。他们还开发各类延伸的媒介。于是,河流、马路和铁路可以被视为媒介。它们方便交通,也方便通讯。马匹和车辆也是媒介。它们是交通工具。也起同样作用。马匹的四条腿和车辆的四个轮子代替人的两条腿走路,大大增加人类的机动能力。城市也可以被视为媒介。城市与乡村比较,城市里的人口密集。人们为什么要集中居住:方便相互之间的通讯。所以,根据此逻辑思考,我们认为,市场、货币和资本是媒介。它们方便人类进行劳动分工和调用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企业家也成为媒介。在一个社会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良好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只有少数人具备这样的能力。然而,社会需要社会化大生产。于是,社会委托一些具有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来创办大企业。当然,社会是由分散的个人组成的。并没有社会的代表出面来邀请某位企业家来创办企业。是企业家根据自己的想象认为社会有此需要,而毛遂自荐自己主动办企业。客观上,他们也就成为社会需要的企业家。
     人类组织国家也需要媒介。组成国家的人远远多于组成部落的人。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部落的平均规模是6000人,最大规模部落有3万余人。恩格斯说,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最大部落叫切诺基,人口2.6万人。古希腊城邦国家通常拥有几十万人的人口。恩格斯说,雅典城邦有公民9万人,还有36万奴隶。在现代社会里,国家的人口规模至少有数百万。通常,将所有人召集起来开会研讨怎样组织国家不可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有三百万。三百万人怎样集中起来开会?于是,可能会有少数人在未与所有人协商的情况下就自行宣布建立国家。最初,或许是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战斗英雄自行组织一支军队。他在自己的军队的支持下建立政权,然后组织国家。或许最初的国家组织者是一位宗教领袖。他在信众的支持下建立教会。然后,他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神职政权。然后,组织国家。或许最初是一位政治家建立一个政党,然后,在这个政党的支持下,这位政治家建立政权,然后组织国家。不管怎样,多数人互相通讯的成本较高,而少数人互相通讯的成本较低。为了节约成本,人们通常让少数人的通讯来代替多数人的通讯。于是,少数人之间的通讯成为多数人之间的通讯的媒介。于是,那些互相通讯的少数人成为原本需要通讯的多数人在组织国家过程中使用的媒介。于是,军队、教会和政党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组织国家的媒介。就是,小规模组织充当大规模组织组织的媒介。相对于国家这个大规模组织而言,军队、教会和政党是小规模组织。政府也是小规模组织。人类通过媒介组织政治生活。例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就是人民使用之以实现国家组织的媒介。总统领导的政府也是媒介。也就是说,尽管总统管理人民,他却是被管理者使用的媒介。
     文化也是媒介。文化的本质是通讯。但是,文化的特征是充当媒介。那些美学表达形式都是通过模仿自然的美而加深人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通过美的体验令人类向自然界的回归而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通讯和互动。例如,人类为什么要采用诗歌的形式进行通讯?乔瓦尼●巴提斯塔●维科很早就指出,诗歌帮助人类记忆。记忆意味着什么?我的解释是,记忆延长语言通讯距离。诗歌通过修辞、排句和押韵提供一种美感,从而吸引人。让人无法忘怀。古代人通过诗歌记忆法律、宗教信条和历史。创造诗歌就是创造媒介。我们今天还在背诵唐诗宋词。今天的俄罗斯人也会背诵普希金的诗。英国人也会背诵拜伦和雪莱的诗。很多人有欣赏诗歌的癖好。乐意沉浸在一种精神的熏陶之中。通常,被同一种文化熏陶的人更容易彼此理解,从而相互信任。他们会进行更多的感情交流。能持有相同的社会观念或传统观念。他们对生活方式有一致的理解。他们具备相似的社会伦理。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或许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他们认同同一个社会价值观。他们会最终联合起来。他们通常属于同一个民族。就是说,他们拥有相同的集体意识,包括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社会政治意识。例如, 在中国,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对家庭、家乡、祖先的感情投射、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对本民族的历史的归属感都有相似的一面。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文化是社会组织的媒介。由于国家建立在社会之上,文化也是国家组织的媒介。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的组织的起点可能并非如马克思所定义的在生产劳动的组织过程之中。人类的生产劳动活动并非是形成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原因。也就是说,人类并非因为需要形成某种生产关系而形成社会。也不能说生产关系是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最初因为彼此之间的直接血缘关系而组成社会。在原始部落里,亲属关系是维系部落的基本要素。亲属关系代表一种直接血缘关系。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也说,原始部落里的人实行群婚制。这意味着,在人类建立生产合作关系之前,就已经形成社会。后来,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互相通讯和互动。使用语言时一定要使用媒介。口语通讯时空气的振动充当媒介。这是一种天然媒介。后来,人类创造和开发更多媒介,包括各种人造媒介。最先,人类自己充当自己通讯的媒介。进行人链式语言通讯。后来,人类利用材料进行书面语通讯。最后,人类利用美学表达形式进行通讯。利用组织进行通讯。利用集体意识强化彼此通讯。集体意识也是媒介。还有各种各样的媒介。由于媒介延长语言通讯距离,人类扩大通讯范围。更多的人互相通讯和互动。人类逐渐建立更大规模共同体。这一切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和文明社会形成。在原始社会里,直接的血缘关系是社会基础,而在文明社会里, 语言成为社会基础。这也是文明社会里私有制形成的原因。我的这个解释与马克思的私有制起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令人们拥有物质剩余,开始形成私有观点。于是,建立私有制。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解释不对。人的私心是天生的。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建立财产私有制是因为人们认为大家属于一家人。共同体规模扩大后,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淡化。各个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维护家庭利益的需要。社会建立财产私有制。是人类使用语言导致形成私有制。于是,媒介在国家和社会的组织过程中又发挥主导作用。掌握媒介的人或成为媒介的人通过媒介与语言建立特殊关系,从而获得某种特权。这种特权能影响社会形成,于是演化为一种社会权力。谁成为媒介,谁就拥有社会权力。所以,企业家获得社会权力,文化人获得社会权力,政府的组织者获得社会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均来自于媒介充当中介的社会。并非一切社会权力均来自于经济资源或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所以,在民主制度下,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并非掌握经济资源的人的代理人。掌握文化权力的人也并非依附于掌握经济资源的人。并非所有社会权力来自于掌握经济资源的人或掌握金钱的人。相反,掌握社会权力的人都是媒介,他们都是因为拥有社会的支持而获得权力。所以,拥有社会权力的人都是人民的代表。根据这个推论,可以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家,包括掌控垄断企业的大企业家,是购买他们 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的代表。他们并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力图掌控政权。固然,他们希望政府鼓励他们自身的企业经营。如果他们的事业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于社会的需要的话,他们自己也就没有前途。也就是说,企业发展的最大前景就是其产品有市场需求。没有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任何企业都无法发展起来。在民主体制下,通过选举掌权的政治家管理国家,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影响政治运行最终反映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少数企业家的利益。如果人们要探讨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的话,我的看法是,它们都是媒介运作的形式。媒介具有扩张和全覆盖的特性。媒介支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社会组织。媒介的发展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认为垄断企业操控选举从而维持少数大资产阶级对普通人民的统治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家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他们在社会中发挥影响力是消费大众的需要。而且他们并非掌控国家的一切权力。他们的本质只能是社会发展的贡献者,而不是操控一切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只要国家的权力是经过法律程序由各种社会权力集合而成的权力,权力来源的多元化决定,仅仅掌握经济资源的人就不可能是垄断国家的权力的人。掌握经济资源的人彼此之间也互相竞争。他们代表不同的消费者的利益。他们也实际上代表社会的各个不同部分。他们也只能在经济生活中代表那些消费者的利益和要求。国家中的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介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不存在所谓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问题。所谓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说法只能是一些思想家的想象。就像一位政府的掌权者其背后总有一批支持他管理社会的公民,一位文化工作者其背后总有一批推崇他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观众和听众,一位企业家的背后总有一批需要他提供生产和服务的消费者。只要不是进行专制统治,任何国家都是人民的自组织形式。语言和媒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所有掌权者都是人民使用的媒介。媒介创造文明社会。而且,媒介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媒介的发展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总之,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因素不是生产力,而是媒介。与将生产力的发展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的观点比,不将生产力当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因为媒介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而生产力仅仅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直接作用。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观点来解释政治和文化往往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其根源在于没有意识到人类自己使用的语言和媒介在社会构造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要改变那种不正确的方法和世界观,还需要考察媒介的作用,然后再考察语言的作用。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转向语言。
     如果读者希望了解有别于马克思想象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途径并进入一个独特的深度理论思维过程的话,本人推荐以下一本书:
    
    书名: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作者:Xing Yu 出版年代:2018 出版商: Hamilton Books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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