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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完整性不可能定理——彦臣经济学讲义【6】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11月03日 来稿)
    首发
    契约完整性不可能定理
     ——彦臣经济学讲义【6】

    作者:綦彦臣
    前言:尾款被砍现象
    追求契约的完善是一种专业精神,而在经济实践中,相对完整的成文合同(literal contract)一般会有“未尽事项表示”。未尽事项表示旨在解决合同订立双方未能涉及到的问题,或(和)处置合同执行中发生的特殊情况。相对完整的契约对双方均有利,完整性严重欠缺的契约会给双方造成不利。
    一位兼事企业咨询的经济学家讲过这样一个案例:作为加工公司的A企业从作为机床生产公司的B企业购买了两台不同型号(1417与1520)的数控机床,合同虽未标明交割标的是与B企业名相同的品牌,但依据习惯即市场考察结果,A企业需要的是B企业名相同的品牌;但是,A企业收到的数控机床则是B企业的新产品——使用了与B企业名不同的商标(也未提供产品说明书);加之调试中发生了质量问题且B企业售后服务未跟上,A企业以拒付尾款来反制B企业。该份双方均负有责任的合同给双方均造成明显损失:(一)由于B企业不提供最基本的操作说明书,致使A企业操作员无法短时间内达到熟练程度,严重影响了加工合同的完成进度;(二)B企业即便通过诉讼拿回部分尾款,但会耗费相当的财力与精力,尤其是诉讼会导致企业无形资产会损失。推理而言,B企业赢得诉讼的概率非常小,因为一旦主动提起追索尾款的民事诉讼,A企业很可能在应诉时提出反诉,要求法院判令B企业承担假冒责任。根据现行合同法的法理,厂商使用非规定的商标即便未有侵害他人持有商标的情节,也是假冒行为。“有假就得赔”是商业交易中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尾款被砍是设备交易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有的上市公司三年的积累会高达数亿元。
    “半小说化”地讲述案例,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补充:B企业的销售代表与A企业的咨询顾问(谈判代表)进行过多次磋商,其中一次有B企业法定代表人参加,更以人情方式向A企业谈判代表赠送了名酒、名茶;但是,名酒、名茶在中国商业文化中只能作为“礼节性的东西”而不可能促使利益受损者放弃权益,再有,谈判代表在磋商之前未被特别授权,不能起到B企业所希望的“能给多少”的拍板作用。至于这个“半小说化”案例的戏剧性细节在哪里,可扼要而言:A企业要求B企业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书,以便证明现商标之1417型与1520型数控机床是B企业生产的,B企业拒绝。
    一、行为者附加愿望解析
    该半小说化案例肇因于半小说化合同,尽管合同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做跨越性处理(相当于影视的剪辑)。推测而言,B企业拒绝出具生产证明之原委当是二居其一:确实在试制新产品,只是商标注册及产品技术参数体系未完成;或者,销售代表与B企业有约——前者可以在后者名下销售其他来源的产品,而后者认可这种行为是以前者交纳管理费为前提的。但是,无论哪项属实,A企业都是“被当成小白鼠了”。 不想当小白鼠又怕耽误正在进行的加工,A企业选择“不要求退货但拒付尾款”以惩罚B企业。
    “更像小说”的地方是双方微妙的尊严心理:B企业认为自己是品牌大公司,供给A企业新产品本身就是“瞧得起你这小门小户”,而且,价格比企业名品牌机床价格便宜不少(——这是售后服务不积极的根本原因);A企业认为B企业店大欺客、“拿我当小白鼠做试验来了”,宁可让你民事起诉也不给尾款。抽象整个案例,契约执行中的尊严心理是隐形因素,它往往被契约订立者所忽视,而此等隐形因素一是不可能写进契约,二则它一旦发生作用会导致契约总成本增加。简言之,契约的完整性是不可能的,完整性只能是无限性趋近。在此,我们称之为“契约完整性不可能定理”。
    基于尊严心理非文字可表述之事实,趋近契约的完整性需要人们理解道德的可交易性。同时,经济学应当对道德问题保持自始至终的清醒,即是说经济学的道德性在于它不会把人群区分为“君子”与“小人”,而强调利益在人的活动中的关键性。但是,道德作为市场元素而具有可交易性需要经济学家严肃关注。关于这点,本章讲义会在后半部分展开讨论。
    就每一桩契约纠纷或及合同诉讼而言,均可写一部小说。而经济学家在专业写作中引述小说情节以增加作品可读性更是有趣的行为,其如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以亨利•詹姆斯(1881)小说《华盛顿广场》为例,讲述了财富继承与身份不平等的关系。小说中的女主角凯瑟琳因为嫁妆太少而被未婚夫逃婚,在契约的完整性层面,它涉及到了订立者的尊严心理。即是说,未达到凯瑟琳未婚夫期望值的嫁妆对他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他不愿承受自己社会价值在特定人群中贬值结果。至于凯瑟琳父亲狡猾之言“你长得太丑”是对方逃婚的原因,则是那位不称职父亲极为悭吝的必然反应。
    契约订立活动中存在着非纸面表达的“行为者附加愿望”是普遍现象,无论是在纯经济合同还是在意义更宽泛的社会(人际)契约中,均是如此。本章讲义开头使用的A、B企业机床合同案例,有一个类似《水浒传》“史进信使王四被摽兔李吉拿住”的非主要情节,是为:A企业试图以即将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做结算款项之一部分,而B企业的销售代表几次拒绝这一结算方式——若A企业一定坚持,该宗合同就不签订;而对于A企业来说,它谋求手中商业汇票在未到期前使用是行为者附加愿望,尽管它最后放弃了原先的坚持,尽管双方一致确认的合同内容没有任何表述涉及商业承兑汇票。同样,凯瑟琳未婚夫在婚姻契约订立时预期的“巨额嫁妆带来每年三万美元(而不是一万美元)收入(如房产租金)”,虽然没写在纸面,但它是行为者附加愿望无疑。
    以含有明确道德指向的社会(人际)性契约为例,可以反推行为者附加愿望的普遍存在。比如,希伯来宗教最初训诫(The Ten Commandments)的第七条是“不可奸淫”(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Exodus,20:14]),它泛指一切不正当性行为;时间过了二、三十年(不准确,推测数),希伯来宗教领袖层即政治统治集团重申诫命,明确说“与岳母行淫的,必受诅咒”(Cursed be anyone who lies with his mother-in-law.[Deuteronomy,27:23])。在经济学层面看待不正当性行为由被泛指而具体列示的变化,可以知道:作为社会性质契约的希伯来婚约暗含了行为者附加愿望,它至少是婚约中岳母身份人的预设,尽管她不具有与丈夫平起平坐的家庭决策地位。这种预设与道德几乎没有关系,尽管道德是契约经济收益的重要保障。明白地说:岳母与女婿存在婚外性关系可以让一个新劳动力付出没有报酬或远低于正常报酬的劳动,家族财富因此而大幅度增加;同时,岳母身份人由于丈夫多妻或(和)常年游牧而致的性压抑得到补偿,而这种补偿是被多数岳父身份人所认可甚至暗中鼓励的事情。因此,希伯来宗教领袖层在狭义化诫命时,专以此项针对女婿身份人而没指向岳父身份人。换言之,婚约中的行为者附加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岳父母身份人的合谋。女婿与岳父的经济纠纷可从侧面印证这点。雅各(Jacob)在拉班(Laban)那里不辞而别且带走大量财产,乃至于其妻拉结(Rachel)偷走父亲家族神像,尽管这个具有普遍性含义的宗教与历史细节并没有涉及到雅各与岳母是否存在不正当性关系。至于后来的叶忒罗(Jethro)善待摩西并指导他建立族群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了雅各与拉班纠纷的教训。还有,雅各与拉班的纠纷源于不公平的契约,最后的解决办法则是重新立约——非经济的,而是关乎各自族群安全的政治契约——石堆(this heap)和柱子(the pillar)作为证据,也是界标(not pass)。
    二、不成文契约的微妙之处
    在婚约里预设不成文的行为者附加愿望确实是一种家族治理策略,其内容不只是在希伯来文明中成为风气的女婿与岳母通奸之被允许乃至暗中鼓励,并且,经济利益只是一方面,长期且利益关系稳定的婚约必然会有契约补充行为。任何一种长期契约只要确实长期存续,其自动机制会对契约订立之初的弱者进行补偿。岳母身份人在其本身婚约中绝大多数是初期弱势,自动补偿机制对性需求被压抑、尊严地位被降低等均会有所作为。即便是在中华文明中,相同情形有之,其如上了年纪后的夫妻发生“性格反转”——原先强势的男人到了老年竟然“驯服得像奴仆”。
    中国史书明确记载过妇女得到长期执行婚约补偿的事件,是为春秋时期的卫灵公将其夫人南子在祖国(宋国)时期的情人召到第三国(曹国,洮城),以与南子幽会。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导致了卫灵公合法继承人蒯聩实施杀人计划。计划未得执行,蒯聩选择了出逃,其国内同党遭到政治驱逐。蒯聩杀人计划的对象是南子(非生母,政治上的“嫡母”),他的杀人计划以契约形式谋划与执行。该契约故事有两大看点:其一,不成文,即他与自己的家臣戏阳速说的“南子见我时,我回头看,你就杀她”是为口头命令;其二,契约的道德性问题,即超乎戏速阳杀人合法性(作为家臣必须执行主人命令),戏速阳事后为不履约所作的辩解是“我以道义作为信用”。换言之,太子杀嫡母不合乎道义,尽管时谚有云“民保于信”(做人必须有信用)。
    由于制度经济学本源于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家当然地对历史抱有深厚且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们仍将上述的蒯聘杀人计划看作一个经济学案例。案例中的戏速阳显然是错误的,这可从二百六十九年后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得到印证。后者是实现概率极低的政治安排,但执行人冒死犯难去执行,而且,在被砍伤八处之后还坚持“必得约契以报(燕)太子”。发生公元前227年的该次谋刺事件与发生在公元前496年的杀人计划未得执行事件一样,都是以不成文形式做出最初决策的。不成文契约不利于商业活动,至少在民事诉讼发生后欠缺核心证据支持。然而,它们却会为一个非成熟市场体系的进化提供巨帮助。不成文契约得到执行是理性社会的内在素质,这好比“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一样。比如说,在尊重儿童权益的社会,绝少有家长大声训斥做错事孩子的社会场景;再比如,就是在“骨子缺少文化”的社会里,有修养的家长也不会大声训斥孩子。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法律写明“家长不得训斥孩子”,即便不承担明确的法律责任而只是倡导性条款(advocacy clause,也称“提示性条款”)也无此内容。不过,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均会认为大声(甚至公开)训斥孩子是不文明的行为,尽管正常人难免有不正常的时候。对于一个市场性社会,不管它成熟与否,不成文契约才是“真正的宪法”或曰“最后宪法”。这样的宪法虽然不能避免市场体系失效即社会突然崩解,但有助于减小社会成本即让灾难造成的后果尽可能小。能否培养出最后宪法几乎与道德主张没什么关系,而是诸多利益的微妙平衡。甚至说,这是一个文明宿命问题。它里面没有什么人或哪个阶层责任更重的要求,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自动分担,才会诱致最好的社会后果。在可举例的细节上,任何一个就餐者将用过的餐巾纸丢在地面、桌面乃到餐后的盘子里,都不成其为被指责的理由,但将用过的餐巾纸投进纸篓或垃圾筒是比较好的作为;如有可能,放进塑料袋里带出餐馆是最好的作为。后二者没人强求,但它们构成了不成文契约的要件,要件的核心是“尊重他人的服务”。涉及到人们社会行为的“市民公约”以及“文明出行标准”之类的成文契约随处可见,但它们在合约本质上是提示性的,与法律中的倡导性条款一样不具有诉讼效力。
    尊重他人的服务仍然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道德问题,而是一般性社会心理平衡问题,尽管我们没法排斥经济学专业人士将此与道德联系起来。不尊重他人的服务现象背后是不平等意识起作用,即“谁更该死”的生存伦理逻辑。当然,“谁更该死”在本质上不属于经济学研究对象,而归于宗教领域。还好的是,经济学可以策略性地干预这个宗教命题,即不成文契约所内含的精神一旦被多数人理解,偏激的宗教训条就会自身弱化,恰像长期契约对初始弱者的自动补偿。偏激的宗教训条被弱化也是道德具有可交易性的证明。
    三、“斯密定理”与斯密悖论
    在纯学理上,长期契约对初始弱者的自动补偿是道德具有可交易性的理论印证,这个印证的再印证可以通过亚当•斯密在学术两领域、时间之先后的矛盾表现来实现。斯密影响身后世界的两部巨著一个是属于伦理学范畴的《道德情操论》(1759),另一个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国富论》(1776)。前者以人类天然具有的同情感为基础,研究正义、仁慈、克制等重大的道德分项;后者以人的理性为公理,确认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之同时推进了社会公益。以纯粹学术逻辑来看待斯密两部著作,它们互相矛盾是无疑的,尤其是在现代世界里,“斯密定理”被高度认同,逻辑性地加剧了这一矛盾——被后世称为“斯密定理”的那段话说:“不是屠夫、厨师或面包师傅的恩赐,而是他们关注自己的利润,而使得我们有晚餐可吃。”
    对于斯密的自相矛盾,我们在此称之为“斯密悖论”。而就斯密经历而言,终生不婚影响了他对交易本质的深刻认识,毕竟婚姻是人类最普遍的交易形式且对任何一个文明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说,希伯来文明形成初期的宗教训诫会不厌其烦地涉及婚姻问题,从雅各的婚约到摩西的婚约都具有历史镜鉴作用。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或一位社会学家,婚姻经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残酷一点地说,婚姻历程相当于医生拿自己身体做药理试验。在中华文明传统上,婚姻是洞明世事的绝对重要渠道(或曰观察窗口)。渠道或者窗口作为“试验场所”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即使不讨论斯密个体经历的缺陷,斯密悖论在“理性人”概念本身也能得到印证:其一,不懂得在交易中尊重他人的人肯定不属于理性人,因为不尊重行为会破坏交易,进而损失利润;其二,在非交易而是一般社会交往中拿别人“找乐儿”之行为虽获一时效用,但很快会遭到反感、疏远,理性人不会以时常拿人“找乐儿”为生活习惯,尽管不排除偶尔为之;其三,行为者附加愿望尽管不成文,但普遍存在于作为理性活动的契约签订之初,也在契约执行中以某种方式实现,而理性程度更高的人可以理解行为者附加愿望并给予认可,尽管不可能是完全满足。这三个印证的最后一项更加经典地说明“世事洞明皆学问”的理性性质及其深度。
    交易中的尊重心理作为道德可交易性的最通俗证明大量存在于现实生活,其如讲义本章开始时涉及到的兼做咨询业务的经济学家有“买茴交易”经历:他选定一个相对专业的菜摊(只买茴香而不兼黄瓜、莴苣等),该摊子报价是两块五(人民币)一斤(500克),而旁边的非专业摊子的茴香报价是三元一斤。经济学家选了最小一捆,摊主说是差点不到三块钱的,要给添上点儿而实收三元。但经济学家认为:就算付给摊主三块钱即摊主沾光几毛钱也没什么,毕竟是只有他和太太两人消费这些茴香,买多了会是扔掉,不扔掉就会增加存放成本。在没有接受“添上点儿”的好意之后,他拿出五块钱,让摊主找给两块,但摊主坚持找给三块。为了验证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摊主的报价,经济学家回家后用厨房秤做了计量:茴香毛重626克,如果刨除草葽子7克,净重是619克(折合一斤二两四)。准确地说,这次交易的成交价是1.62元一斤。它比市场高报价低46%,比市场低报价低19%,由此,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其一,有折扣的交易对双方都有利,尤其是对卖方——“卖出去是金子,卖不出去是石头”;其二,交易不仅是经济活动,还是社会活动、心理活动,尊重对方是交易元素,至少是把事情做好的基本素养(这是大额产品有严格售后服务的逻辑依据);其三,摊主“坚持找给三块”的细节排除了算错账的因素,“少收的一元”是对受到尊重的回报。
    对于茴香交易案例,假定按市场高报价(三元一斤)交易且经济学家付出三元,本次交易对经济学家来说,也存在额外利润,其幅度是119/500(=23.8%)。这个幅度是消费者剩余以外的,因为消费者剩余存在于心理层面。以这个假定为理论分析基础,经济学家在这次茴香交易中获得利润远高于23.8%,实为35.7%(=3/2•23.8%)。除了实际让利形成的现实之买方收益,消费者剩余作为心理因素虽然无法加总,但理论上,越多的消费者剩余存在则意味着社会理性化程度越高,而加总起来的消费者剩余总量越大责意味着市场体系越加成熟。
    结语:萨伊错在何处?
    毫无疑问,社会理性化、市场体系完善程度的提高能为契约趋近完整性提供帮助,尽管人类必须面对契约完整性不可能情形。这是因为此等不可能存在,道德性概念才被重视,这也是斯密悖论存在而其第一部巨著仍受经济学家重视的内在逻辑。不过,研究消费者剩余的经济学家们往往限于肤浅,还未能涉及到消费者剩余背后的“货币幻觉”问题。这是个有趣且复杂的经济学问题,只能在非常精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讨论(比如一部专业著作)里解决,这里只是思路性地讲一下。
    首先,讲义本章的货币幻觉与费雪(Irving Fisher)意义上的同名概念不完全重叠,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系列即在纯粹经济学层面说“斯密错了”、“萨伊错了”、“费雪错了”,等等。其次,一个消费者剩余越多的社会一定是温和通胀保持得比较好的市场体系。在那里,无论是生产厂家还是经销商以及两者的雇员都觉得“自己赚了点儿”——资方看到利润爬升而不是暴利盈仓,劳方因工资慢慢提高而不致分期债务成为严重的生活负担。简言之,温和通胀一定能产生良好的货币幻觉,所以,我们这里讲到的货币幻觉不是贬义的。当然,在消费者剩余普遍存在的市场体系里,无论使用基数方法还是序数方法,都没法计量消费者剩余与货币幻觉,就像边际效用没法用这两种方法来计算一样。不过,货币幻觉下的消费者剩余一定不是贪婪性的,形象地说:希望一块钱能买两个而不是一个萝卜绝对正常,而希望一块钱买一车萝卜的人一定是患上了失心疯。一块钱买一车萝卜的情形意味着严重通缩发生,同时,大规模失业发生的概率加大。
    依靠规范经济学的支撑,我们还不必过分忧虑一块钱买一车萝卜的市场现象,这是因为:其一,“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偏好存在,喜欢萝卜胜于喜欢白菜的人口数量有其稳定基数,所以,萝卜一定有最低销量;其二,任何一类消费品都有被进一步开发的可能,萝卜不仅可以专门拌丝、做油炸素丸子,还可以用来榨汁;其三,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将一种本身没瑕疵的消费品赶出市场,就算造谣“萝卜可以致癌”。以上三项证明“萨伊错了”,即:不是供给自创需求,而是需求的无限性向供给提供了任何可能。简言之,市场因需求无限性而具有了宽容性格。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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