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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交往与隐性人力资本结构——彦臣经济学讲义【7】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11月05日 来稿)
    
    理性交往与隐性人力资本结构
     ——彦臣经济学讲义【7】

    作者:綦彦臣
    引言:特定项的有限展开
    “理性交往”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指:人们通过语言交往活动,达到互相理解并遵循各自行为体现的“理性是人的共同本性”。作为哲学上的晚发(Jürgen Habermas,1981)概念,它与“人是理性的”经济学公理存在何种渊源关系我们不去考证,可以清楚知悉的是:无论经济学的理性公理还是哲学上的交往理性,它们都可以溯源到启蒙思想。洛克(John Locke,1693)关于教育效果的追求即为理性人的养成,在交往层面,他把“粗暴、轻蔑、非难、刁难”之非理性行为视为导致礼仪毛病的原因,即“没有礼仪的毛病,通常都是从这四种品质中的某一种产生出来的”。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四种品质当中的第三项已经广泛散播在人际关系的当中;而在凭借网络技术的即时交流平台,非难更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
    哲学层面的哈贝马斯理性交往理论虽然不能消除今天人际(尤其网络界面)的非难盛行,但是,诠释它的三层含义至少可以降低交往非理性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如此诠释那三层义:其一,对话的人(一般称为“认识主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即双方或多方是否可以互知彼状;其二,因对话而有持续交往愿望的人(一般称为“行为主体”)同所生存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即双方或多方的社会价值判断尺度能否有交集而不是完全抵牾;其三,无论是认识主体还是行为主体,它们均具有自己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与各自的主观性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第三项在经济学意义上涉及到了隐性人力资本结构问题,而这里的“人力资本结构”不是指经济组织或其他集团(阶层性机构)里面的人具有何种可划分的层次,如一家上市的实业公司有多少操作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有多少分析能力很强的研发人员、有多少业绩耀眼的营销能手,而是狭义地指单个人(对话者)内在的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公开的无形资产结构,其如非学历(学位)教育之家庭教养形成的无形资产。如此之类者,还有个人研究、阅读所产生的判断力、联想力。联想力是非常重要的,在一般含义上,可形象化为“举一反三”的能力。比如,报纸上一则关于无人武器研发的报道,在被上面假定的实业公司里面之研发人员读到时,研发人员不仅会考虑无人武器批量化生产是否需要本公司产品,还会得出特定国家人口老龄化将促使无人武器常规化的未来市场状态。
    在信息相对匮乏时代,个体联想力是社会巨变之“核能”。那些“核能”载体从中华文明少年时代的姜尚到青年时代的陈平、张宾,再到老年时代的刘基、宋献策,都是典型人物。但需要说明的是:一则,该系列不包括卜筮者流如李淳风、邵雍等;二则,在中华文明大框下研究该特殊历史现象,可以说“知张良而不知张宾,不可谓明史也”,尽管这个“定理”仍需严密论证;三则,关于中华文明青年、中年、老年的时期划分,是一家之言,接受质疑。不过,讲义本身的主题不是在史学方面铺陈,因此,不做与经济学关联不大的讨论,尽管后面的行文会以张宾为案例。
    一、为幸福经济学研究打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隐性人力资本结构对婚姻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阐明这一点可以加深人们对理性交往的认识。在此,我们以简单计量(十分制)形式来表达:A.女方的家庭教养因素,2.5分;B.男方的自我教育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判断力与联想力,3.5分;C.女方的自我教育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判断力与联想力,2.5分;D.男方的家庭教养因素,1.5分。尽管这四个要素的分值分配不是十分精细化而只是许多案例经验的抽象,但是,在排除了财产因素之后,分析模型变得比较有用。这里不是说财产在作为契约的婚姻中所起的作用不重要,而是说:在财产之外,夫妻双方各自具备的无形资产及其结构才是婚姻成功(或降低到“可维持”程度)的关键。双方初始贫穷的婚姻大概率地要比双方初始富有的婚姻成功或可维持,是无须大量调查就可以支持本模型的社会生态。
    上述分值分布有必要说明的地方是:第一,无论是在传统因素较多的中国社会还在现代因素居多的广义西方,男权仍然是婚姻可以作为品质标志来“统计一个社会”的主导因素;第二,因于前点,男方的B因素对家庭生活、婚姻维系更重要,或曰维系的责任多在男方;第三,在C因素相对于B因素而显得权重较小情形之下,D因素显然小于A因素。这里的第三项仍须有限展开,但必须进行风险规避即是说无论是在讲义本章还是在整个讲义体系,绝对没有歧视女性的预设。同时呢,对非典型婚姻我们不采取道德拒斥态度而是以宽容的姿态看待,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宽容并非道德表现而是利益计算的结果。
    模型里的A>D=1,意味着女性家庭教养在婚姻中起决定性作用,尤其在中国这样传统因素居多的社会且在男女比例失衡条件下,更是如此。当然,这个社会生态能很残酷地冲击男权主义思想,而这种冲击是社会生态中天然存在的诸多补偿机制之一。诸多补偿机制之存在将社会最大程度放置于市场之中。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哲学问题,这里不展开讨论。简单而言,在一场婚姻危机中,B>C=1是起到最后维护作用的,而 A>D可以起到最后的摧毁作用。因此,就一个非成熟市场体系暨理性不充分社会而言,女性通过自我教育而形成高价值判断力与联想力仍是社会的繁重任务,更是女权主义在经济学上应考虑的事项。
    在不算精细的模型分析之后,我们要针对夫妻间(婚姻存续时间内)的理性交往进行探讨。以正常的生活环境判断,夫妻之间信息对称程度最高,这个程度远非父母、子女所能比。正因为对称,夫妻之间在交往不理性发生时会毫不留情地互相揭短。有时,理性交往的前两个条件均已具备——夫妻双方对现实世界认识一致(如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对生存社会的价值判断也一致(如共同认为亲朋关系的维系基于利益而不是传统观念),但是,各自的内在性(如由自我教育形成的联想力)与主观性(如一时的生活兴趣)难以形成一套四元协调关系。甚至说,由于单个人的自身内在性与主观性出现了不协调,导致了“自己跟自己生气”。进一步地,就引向了夫妻关系的矛盾,于是,夫妻之间会出现:(一)大体会有一方“没事找事儿”;(二)纠纷的原因在外界看来,几乎是不值一提。
    虽然微观经济学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本章讲义不打算做卜筮式的经济心理学描述。比较准确的意义是深化贝克尔(Gray Stanley Backer,1981)关于家庭婚姻的研究,在深化可能发生之后,对人力资本的隐性结构做出初步探讨,从而推导出:(一)由于人力资本隐性结构差异太大,绝大多数的人情化(非利益)交往不会达到理性化程度;(二)更进一步地,这个研究成果有益于分析现代社会的普遍焦虑问题,更为“幸福研究”成为“标准的”经济学内容提供可能。
    二、复旦努力:一种好的市场征兆
    贝克尔的杰出研究为微观人口经济学确立了一个里程碑,他对时间投入构成消费中自我生产的总结更是无与伦比的。而他过于注重“正规教育、培训的成本和收入”使得隐性人力资本结构遭到了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个较大的遗憾。当然,贝克尔主要是为成熟的市场体系、理性充分的社会提供分析方法,有以上遗憾也无可厚非。不过,就整个世界来看,非成熟市场体系暨理性非充分社会在经济体积计量上占了全球的很大比例,使得我们不得不关注传统因素(比如家庭教养)的影响。在中国(2019),发生了一桩醉酒者跳河自杀事件,事件中的四人有三位是单亲家庭;自杀者作为单亲家庭的女儿在大学成绩之好,让人不敢相信她是一个无节制的酗酒者。依据上节的简单模型,自杀者即便没有死亡,未来的婚姻状况也将是非常危险的。例外的情形或有之,那就是:源自她自身的C值提高到3.0,同时,源自配偶的B值提高到4.5。
    以婚姻质量为分析标的,上面的描述将人力资本中的隐性因素列示出来,它们是家庭教养、(自我教育形成的)判断力与联想力。其中,家庭教养有正值与负值两种情况,而判断力与联想力则是纯正值而没有负值情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来抵销家庭教养的负值。由于一个人的家庭教养并不是由出身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状况决定,所以,它的隐性程度更深,以至成为影响理性交往的关键因素。网络社会以来,人们使用即时平台成为比家常便饭更一般化的生活细节活动,但是,人情化群体互动的结果大多数是非理性的:一个是,群体中一对一吵架现象普遍,以至绝大多数参与者不再发言;另一个是,具有较高判断力与联想力的参与者往往会主动退出。
    一旦出现第一种情况,基于人情而非利益关系组织起来的即时平台就成了“喷喷群”,所谓善意提醒或者批评就成了“教规训诫”。事实上,所有的参加者都是成年人,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不需要别人来做他的“教父”或者训导师。可以这样说:一场失败的婚姻是三个家庭的战争——夫妻双方在明面上,各自的父母家庭在文化层面发挥作用,哪怕是双方父母均已亡逝;一群即时工具使用者组成的互动结构之失败,则是多个几无生活关联的家庭发生了“文化战争”。言之为文化战争或许有所夸大,但是,非难是文化战争的核心而不管是在哪种文明里面。洛克对“非难”的界定时至今日仍然发人深省,他说:“非难别人,找别人的错处,是和礼仪直接对立的。人们无论犯了什么过失,或者其实并没有犯,他们总不愿人家当着他们,或者当着别人的面,把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宣布出来。任何人有了污点都会感到羞耻。缺点一旦被人发现了,他总会感到不安的,哪怕仅仅被人疑心优缺点也一样。”
    简化上面的论述,在规范经济学方面的总结是:市场体系的成熟、社会充分理性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社会成员)的自我教育,总体性的自我教育偏低必然导致大量个体的家庭教养负值被放大。换言之,非成熟市场体系暨理性非充分社会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交往。基于利益交换的理性交往则有可能,其如重大利害关系互涉的商业机构负责人,他们的交往一定是理性的。但是,这超乎了初始哲学意义上的“交往理性”之界定。
    在另一方面,家庭教养差异作为人际间冲突的隐形因素虽然还没受到高度关注,尤其是社会学尚未给出网络条件下的解释,但是,总有一些受损者愿意采取技术性挽救措施。比如,诞生于复旦大学的“夸夸群”(作为“喷喷群”的实质反对方)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其社会扩散效果非常之好。媒体爆料,“中国职场社交平台最近(2019年3月)还出现‘夸夸群’的招聘广告,每小时薪资高达500元”。之于市场,复旦的创意是质量非常高的供给,尽管我们主张“不是供给自创需求,而是需求启发了供给”。从案例角度讲,“复旦努力”提升了单个人自我教育的质量升级机会,尽管这只局限在“夸夸群”的参与者范围。在同年内,复旦开设了一门叫做“似是而非”的课程以揭露伪科学。虽然它的基础智力来源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Calling Bullshit In the Age of Big Data(抵制大数据时代的狗屁课程),但是,在精英高度伪化的现实场景里(——已经有专业人士指出“很多中国学者无法正确运用逻辑分析工具”)挽救判断力的丧失以及有可能培养联想力,可以促进人力资本隐形结构的生成。
    至于何为“伪科学”,不是经济学予以定义的任务,而且,在纯自然科学里面,武断地判定一项伪科学往往判断本身就会成为伪科学行为,其如地外文明是否存在的问题。毕竟物理世界的巨大发现让非专业人士知道了太阳系之外存在绕恒星运转的行星(——这是二十世纪的伟大知识进步),因此,指斥地外文明探索是伪科学,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判断行为。而依据复旦“似是而非”课程开创者的本意讲,它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判断力。换言之,不管一个本科生是否将来可成为学者,哪怕他从事很一般的职业(如只是某家公司的一名绘图员)也得有很好的判断力,而不至于被“火灾时死在卫生间的人最多,所以,火灾时不能往卫生间跑”的错误逻辑所诱导。事实上,没有优秀的判断力就无从谈及联想力。所以说,复旦努力在值得赞赏的同时是存在缺憾的。然而,正像不能因导源于学术服务对象特定而出现的缺憾来否定贝克尔那样,也不能否定复旦努力的基本价值,毕竟“只要市场上出现了绿心萝卜(比白心萝卜有吸引力),很快就有人倒来紫心萝卜”。复旦努力是好的市场征兆,相当于贩卖绿心萝卜,随后的紫心萝卜即便不是由她来贩卖,那里面也隐含着她的贡献!
    三、“是钱”观念:普通公司的事业天花板
    之于单个人,判断力与联想力具有换取经济收入的可能性。而自我教育除了人们一般理解的大量阅读、高深研究,还应当包括在特定环境中的习得。这种习得无论是屈辱换来的社会经验还是付出额外工作量而取得的专业技能,它们均具有贴现性质——在特定时刻,经验与技能可以变为直接的经济收入。“好人的腐败”是比较生动的例子:他(她)在积累资历的时候往往付出了常人所不愿乃至不能的努力,其如额外承担机构的勤务、主动抢干他人懒惰所余,更有对领导层的无原则迎逢;这种实质性屈辱能大概率地得到职位升迁回报,回报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价值上升;而当这种资本价值上升到某个高度时,拥有者就会产生类似于本币高估的行为,高估的结果就是博取非法经济收入;到这个程度,过来的“好人”与周围的人不仅不存在一般理性交往(剔除网络因素),还会使理性交往变成负值,正像家庭教养所具有的负值那样。尽管理性交往会出现负值,但已经积累的社会经验与专业技能却不会出现负值,所以说,大多数人都知道:所谓贪官“痛哭流涕的忏悔”都是表演性质的——那是过来经验与技能变形发挥。
    社会公众固然痛恨腐败,但现实是:其一,腐败不可能根除,因为每一份隐性的人力资本结构都需要回报;其二,这种结构本身由于没有相应的公开机制为其估价,它倾向于“本币高估”;其三,就社会公众心理而言,“某种程度的腐败”是可以容忍的,尽管“某种程度”难以计量化。上世纪末的禇时健经济罪案曾轰动一时,案主因在保外就医及假释期间承包荒山种橙子并培养出“禇橙”而被不少人称颂至今。在案发当时,就有不少人同情他即理解他的腐败行为。对于禇时健律师在法庭的辩护(也含其本人的自辩)有经济学家总结为“禇律之辩”:个人的人力资本投入理应获得比名义收入(合法工资)更高的回报,因为他的生产经验、市场预见、管理能力给烟厂带来每年一亿元收益(含上缴国家的税款)。尽管当时的经济学家没有使用“隐性人力资本结构”概念,但是:(一)对单个人的经验与技能给予了市场预期,即希望有一个公开、公平的评估机制来为它们定价;(二)“腐败可以容忍”的心理既因为它有社会效用,也因为市场评估机制的缺失。从纯理论角度讲,如何评估隐性人力资本结构的价值是一个严肃的市场课题,而隐性人力资本结构被发现也是因于其难以达到市场化程度之故。
    在另一端,不能正确评估隐性人力资本结构的价值又是货币资本拥有者的事业天花板。现实中,只认为货币资本“是钱”而不认为人力资本“值钱”的人其数量非常可观。这是非成熟市场体系、理性程度偏低社会的经济文化特征。在中华文明中,发现隐性人力资本结构并给出可靠评价的案例都形成了非常精彩的历史片段,其如《史记》所载的姬昌“卜得”姜尚以及刘邦启用陈平,再如《晋书》中所载的少数民族军事强人石勒依靠汉人张宾共创新国家基础,等等。就张宾案例而言,他在没有遇到石勒前对自己持有很高的公开评价,其云(依《晋书•载记•石勒下》而译成的白话):“我的知识水平及判断力绝对不在汉代的张良之下,仅仅是遇不到刘邦那样的人,才致不得势罢了!”这项自我评价的基础是他的隐性人力资本结构非常优秀:其一,好学且研究范围广涉,即“博涉经史”;其二,博学而不拘于一般规范以备实用,即“不为章句”;其三,对世界与社会的认知是清楚的,因此,没有人生低潮时的忧郁而表现为“阔达有大节”。
    当张宾的隐性人力资本结构得到石勒认可后,它渐渐为石勒的“政治公司”(军事强力集团)带来了巨额收益。史称:“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石勒给予了张宾应有的报酬,一则 “大执法”之位使张宾居于其他政治合伙人之首,二则在正式的朝廷会议上称张宾为“右侯”而不称其名,以示绝对尊重。这两种报酬是超乎经济利益的,同时,经济利益在那种交易机制里是附属性的。石、张二人的政治合作是一场成功的隐性人力资本结构交易案例。在这个交易案例中,理性交往达到了相对成功的水平,尽管在合作后期石勒对张宾有所疏远。而以这个远不如张良与刘邦合作之知名度的案例来反观现实社会(特别是非成熟市场体系),货币资本持有者(或曰普通公司)遭遇事业天花板,是它们无法正确评价隐性人力资本结构所致。其中,货币资本拥有者没有理性交往的基本观念更是非常大的制约。然而,历史是过来社会生活的高度精炼,它不可能给非常普通的“是钱”类社会细节以展开的机会。所以,就目前的宏观状况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文化还不足以形成历史价值。改变这种可悲的情形需要市场力量来慢慢推进。
    讲义本章已经提到的“只知张良而不知张宾,不可谓明史也”是限于史学领域的说法,它如“禇律之辩”的现代经济现象总结一样是小众说法。但是,任何独见即等同于隐性人力资本结构中联想力的东西,在其初始绝对不是大众化的。在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历史,它对隐性人力资本结构的渴求是长久不衰的市场状态。其中,将崩溃系统的沉没成本转化为新建系统的巨额资本即便不是天道使然,也是冒险者们的幸运。比如说,与张良、陈平相比,叔孙通、张苍是次重量级人物,但后面这两个人均是秦朝培养出来的优秀专家,因于特定的个案条件,他们均变成了秦朝(体系)的沉没成本。作为典章制度专家(文学待诏博士)的叔孙通看到旧体系没希望而主动逃离,作为财政计划专家(柱下御史)的张苍因获罪于旧体制而被迫淡出。无论此二人在旧体系里有多么“不荣誉”,但他们对冒险者刘邦的新体系而言,是极度稀缺的高级人力资源。在新体系的大规模制度建设中,此二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结语:效用最大化——经济学之终极指向
    如果说张良是张宾的首选历史范本,那么,叔孙通、张苍一定是张宾判断力与联想力形成的重要参照系。附带的,还可能有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尽管诸葛亮的自况遭遇了“时人莫之许也”的羞辱。还有,绝少认知者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信息,它们会扩散以至于形成特定的卖方市场状态。对于诸葛亮的自况,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得肯定构成了日后诸葛亮与刘备交易的重要基础,毕竟此二人已经具有很好的隐性人力资本结构且得到了较大范围的认可(估价确认)。在历史系统里面,张宾虽然没有诸葛亮产生的信息那样多,但是,他的政策设计优秀程度、执行效率都不低于诸葛亮,他的死亡对石勒造成的巨大打击是一个重要证明。
    选取精彩历史片断来为经济学增加可读性,仍是本讲义“半小说化”方法论的贯用,与此同时,针对历史学的人力资本结构研究,无论隐性的还是显性的,均未能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两门学问的遗憾。局限于经济学本身,隐性人力资本结构的理想化,不仅有利于任何社会形成理性交往文化,就是限于某个专业领域,“专业外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张宾以儒学人士面目出现于社会,他必定以读儒家之“径”(专业书籍系统)为主,但是,他的非专业所涉是“史”。以历史记载来看,他至少是将经史两者等量齐观的。在张宾以后的历史上,著名文人因过度注重经学而导致史学欠缺以至于留下学识遗憾的人屡屡有之,其如晚唐诗人章碣写下久被身后精英所推崇的“刘项原来不读书”名句,而事实上,项羽不读书是本真,刘邦则有可以相当于现在的硕士学历(学历),因为在秦朝做吏员至少要认识九千个字。还有,刘邦的《大风歌》是对《诗经》严肃作品的模仿,说明他在诗学方面㪰很好的修养。至于唐朝的章碣出现知识谬误,原因是科举制度本身边缘化了史学,进士出身的章碣缺乏历史知识(可谓之“专经荒史”)有情可原。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张宾式人物。
    回到经济学的专业范围,这门学问对“能成一家”的人士要求是非常高的,不应该力避专经荒史的悖论情形。以前面提到的贝克尔为例,他对教育学、政治学、犯罪学甚至生物学都有研究,至于经济学必具的社会学分析能力更不在话下,否则,就不会写出《家庭论》一书。仍是美国但非具体个人的情况,可以说明高端人文类职业对个人隐形资本结构的要求——“具体判决哪些案中,有时要求大法官兼具经济学家的洞察力、诗人的领悟力、为官的经验、政治学家的眼光与历史学家的远见”,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1960)在他的文章《最高法院及其工作量》(The Supreme Court and Its Caseload)中这样说。法学在道格拉斯学问体系是第一位的,上面的话也是以法学家身份所做的专业阐释。虽然我们不能说在他的学问体系里,经济学居第二位而诗学、“官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排位靠后,但是,经济学因为具有特殊的洞察力,它才能终极性指向效用问题: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劳动、语言、宗教,而在于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因而有了“自身的历史”。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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