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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我们的好朋友六四良心犯韩罡弟兄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12月27日 来稿)
    
    
    追思我们的好朋友六四良心犯韩罡弟兄
    
    (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家庭教会)徐永海
    
    2019年12月19日
    
    (韩罡弟兄2019年12月19日安息主怀,12月28日上午举行追思会。)
    
    韩罡弟兄,参与8964运动,作为军人,他反对向人民开枪,被判刑12年。在狱中他经历了很多苦难,但他坚持了下来,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在狱中韩罡弟兄接触了《圣经》,看了几遍,但还没有接受耶稣。出狱后,他来到了我们家庭教会,与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学习耶稣。他还几次去袁相忱牧师家,袁相忱牧师因为基督信仰曾坐牢20多年,属灵前辈的见证,感动了韩罡弟兄。韩罡弟兄,立志一生跟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在2001年韩罡弟兄受洗,公开向世人宣告归入耶稣。并写了《愿基督的爱充满中国》,来表明自己的心志。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一3:16)。韩罡弟兄在信主后,一直关心那些依旧在牢里的良心犯。出于耶稣的爱,韩罡弟兄冒着依旧会被抓、依旧会坐牢的危险,先后写了《“六•四”英雄谱系列》如:《难友胡石根》、《“六•四”判刑最长的“反革命”——孙传恒》、《孤独的抗争者——陈新忠先生小传》、《坐牢十余载本色依旧在——记董盛坤先生》、《劫后余生的刘玉生》、《客死狱中的路洪泽》等文章。
    
    韩罡弟兄,一生追求公义、爱。自信主后,他立志一生以耶稣为榜样,效法耶稣,坚定地跟着主走十字架道路,来活出耶稣的生命,来践行耶稣的爱。
    
    韩罡弟兄做到了,即使在病重期间,在病危抢救清醒后,在身体依旧很虚弱的情况下,他还曾通过网络电话联系我,来关心那些因为公义、信仰正在牢里受苦的主内肢体。因为信仰、公义,我们教会十来位肢体被抓、坐牢,如胡石根长老等,韩罡弟兄对这些肢体很是牵挂,心中充满耶稣的爱。
    
    现,韩罡弟兄,走过了一生的劳苦,荣归天家,安息主怀,在主耶稣那里,他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家庭教会)徐永海长老
    
    2019年12月26日
    
    1、2000年或2001年
    袁相忱牧师、孙亦戎、韩罡
    追思我们的好朋友六四良心犯韩罡弟兄
    袁相忱牧师、孙亦戎、韩罡
    
    2、2000年或2001年
    追思我们的好朋友六四良心犯韩罡弟兄


    徐永海、严正学、韩罡、孙亦戎、何德普
    
    3、2000年或2001年
    追思我们的好朋友六四良心犯韩罡弟兄


    徐永海、高玉祥、沙裕光、马强、韩罡、张晓平
    
    4、2017-11-5
    追思我们的好朋友六四良心犯韩罡弟兄


    徐永海、韩罡
    
    附1:我在2001年写的《因“六四”被关了12年的政治犯韩罡现受洗成为基督徒》
    附2:韩罡弟兄的部分文章
    
    附1:我在2001年写的《因“六四”被关了12年的政治犯韩罡现受洗成为基督徒》
    
    因“六四”被关了12年的政治犯韩罡现受洗成为基督徒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我见到了韩罡,我以前没有见过韩罡,也没有听说过他。我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韩罡说,他刚从狱中出来,在狱中被关了12年。对坐牢我没有太多的惊奇,我也曾被劳动教养过2年,参加那个聚会的也有一些朋友被判过刑、被关过。韩罡说,他是因为写了一本书被判刑的,这本名叫《起跑线》,内容当时说了我没有记过。我们相互留了电话,以后一段时间,我给韩罡打过几次电话,曾邀请他来我家,他也来过几次电话,问候一下,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再次见面。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经常见面,他经常来我家,我也去过他家,并且我们还一起去过别人的家。
    
     这时我才确切地知道,韩罡是为什么被判12年的。韩罡被判12年是因为“六四”。“六四”时韩罡是现役军人,在某战略导弹部队服役,那时他在北京休病假,“六四”从开始到结束,他都亲眼看到,并亲身参加。作为一个军人,看到自己的战友做的一切,内心深处极度痛苦,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些文章和那本书,反对“六四”开枪,他通过寄信的方式把信发给了很多部门。结果可想而知,被判刑12年。韩罡说,是北京法院判的他,如是军事法庭,那就没有命了。即使这样,韩罡也是在北京因“六四”被判刑最长的政治犯,也有刑期更长的,只是他们都是以刑事罪的名义。
    
     在狱中12年,韩罡受了很多苦,如在1995年为了争取改善“六•四”良心犯处境,韩罡书写了《反迫害,反虐待绝食宣言》,为此被关了禁闭,也就是“小号”。关于狱中的“小号”,曾入狱8年的杨靖说,就相当于把人扔到井里,上面再盖上盖。韩罡被关了15天,以后很长时间被几个刑事犯看着,不许和别人说话,这几个刑事犯也不和你说话。韩罡还受了很多很多苦,我曾被关两年,我知道那里的痛苦,12年,不知韩罡如何渡过来的。
    
     每个星期天,在我家里,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和朋友都在一起学习圣经,也就是在我家里有一个基督教家庭聚会。我邀请韩罡参加,我希望韩罡能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这个家庭聚会,参加者大多是北京的异议人士,存在已有一年多了,韩罡时常来聚会。我也把韩罡带到了北京白塔寺袁相忱牧师家,参加那里的家庭聚会。韩罡很快接受了福音,信了主。韩罡在袁牧师那里作过见证,大家对他很是同情,香港来的苏牧师奉献了不多的钱,这钱使别人送给韩罡的一个旧电脑得以修好,使韩罡能用这个电脑写一些东西,为主做一些事情。
    
    韩罡说:“在狱中我就接触了《圣经》,看了好几遍,当时因为不信,是以学哲学的心态看的,现在我知道那是神的安排。信主后,我感到了弟兄姊妹的温暖,我感到主与我同在,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每年中伏的第一个星期六,袁相忱牧师都要给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施洗,今年的8月4日,受洗的人数是365人。在这一天,在北京永定河里,韩罡弟兄受洗正式归入主的教会。与韩罡弟兄同时受洗的还有杨靖,作为西单民主墙的重要成员曾入狱8年。还有钱玉民,曾是“六四”时“工自联”五人常委之一。还有高玉祥,曾因政治原因被关一年零八个月。
    
    袁相忱牧师曾因信主入狱21年,出狱后继续为主工作。受洗后,韩罡弟兄表示,袁相忱牧师给我施了洗,我要向袁相忱老牧师学习,为主工作一辈子。
    
    在这里我请求弟兄姊妹们为韩罡弟兄祷告,求主使用他。
    
    徐永海
    
    2001年9月12日
    
    附2:韩罡弟兄的部分文章
    
    韩罡个人简历
    
    韩罡 男 1967年出生 现年34岁 汉族 高中学历 北京市人 高中毕业后先后当过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产品推销员、模具绘图工、工商行政管理员。
    
    八十年代中期,受经济改革大潮的影响和民主运动的启蒙,立志报国,走入军营,在国家战略导弹部队(特务连)服兵役。服役期间深受“党、国家和军队性质及其关系”等问题的困扰。
    
    1989年初,因患病回京休养。
    
    同年2月,在京撰写并地下印制了《起跑线》一书。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历史和现今社会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跳出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时代。因此,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三位一体的方案,即市场经济、民主革命、联邦制。这就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起跑线”。
    
    1989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6月4日中国政府调动大量军队“平息暴乱”。韩罡为军队的行为感到耻辱,誓以生命捍卫正义。6月5日开始以激烈的言辞向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寄发《告全社会同胞声明书》。
    
    同年7月12日,韩罡遭到逮捕。
    
    1990年1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990年2月9日转入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当日,在监狱警察的授意下,刑事犯对其进行殴打。
    
    1991年3月,韩罡与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梁强联名递交《抗议书》,要求中国政府查明真相,为“六•四”平反 。
    
    1993年9月12日,韩罡连同北京第一监狱的43名政治犯被转到第二监狱服刑。9月17日,韩罡与其他数名持不同政见者联名向北京市劳改局上书反映劳改产品出口问题。9月27日,第二监狱采取行动对十一名持不同政见者采取分管分押策略。
    
    1995年5月24日,韩罡上书中国政府要求改善因“六•四”入狱的90余名良心犯的生活待遇,狱中持不同政见者反响很大。同月27日,韩罡被带上手铐和18斤重镣投入禁闭室。为了表示抗议,韩罡开始了为时15天的绝食。6月12日,离开禁闭室,政府任命六名刑事犯对其进行长达两年多的日夜看押。
    
    1996年6月24日,中国政府禁止韩罡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其理由为“中国的监狱不培养反革命”。当时,韩罡已经用两年半的时间考试结业法学专业(本科)的相关课程,即将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96年下半年,韩罡进行了三次绝食,抗议监狱迫害孙传恒、孙立勇等数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
    
    1998年9月24日,韩罡因拒绝背诵监规和不参加分级处遇,被关入严管队三个月。
    
    2000年9月5日,在还有35天就刑满的时候,监狱警察怂恿刑事犯戴某对韩罡进行殴打,致使身体多处皮下出血、软组织严重受损,头部脑震荡,三天无法进食。
    
    2000年10月11日,韩罡胜利出狱!
    
    在十余年的监狱生涯中,韩罡得到了许多“政治犯”的关怀和帮助,如胡石根、徐文利、陈子明、陈宴彬、孙传恒、吴学灿、王国齐、王天成等。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封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委员:
    
    我叫韩罡,男,34岁,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保安寺街11号。我虽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又为了良心的缘故默默无闻地受了十多年的苦;而且,这种苦至今仍没有终结。
    
    苦难的开始还要追朔到1989年。当年,我曾写过一本小书,名叫《起跑线》和在“六四”后发表《告全社会同胞书》。我为此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1989年7月12日,我被拘捕;1990年1月22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毛伟人说,弹指一挥间。回顾这段苦难,对于我这个凡夫俗子来说,是难于说出口的;何况,未泯的良知告诫我: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直到2000年10月11日我才重获自由。我常与友人开玩笑说,我坐牢可谓“亘古一人”,因为从时间跨度上说我经历了两千年。
    
    然而,自由的获得也未让我感到幸福,接踵而来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但是,现实中的我已经出狱8个月了,我的生存权利不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每况愈下。
    
    大致归纳起来,侵害我生存权的原因来自四个方面。
    
    一。学历问题
    
    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坐牢的十多年里,虽然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每天都受要到“政府”委派的数名刑事犯的看管,但我仍苦学不辍。我阅读了上千册的书籍。从1994年开始我参加全国高等自学考试,用两年半的时间几乎考完了法学专业(本科)的所有课程,即将获得学士学位。
    
    但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96年6月24日北京市第二监狱突然擅自作出决定,取消我参加全国高等自学考试资格。我质问他们法律依据何在?
    他们说:“中国共产党的监狱不培养反革命。”
    
    对此,我要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行政复议,但第二监狱竟撕毁了我的要求行政复议材料,把我残酷地抓到了集训队,让我饱尝折磨之苦。至今我也弄不清他们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居心何在?
    
    二,户籍问题
    
    据说在当今的世界上,户籍制度只在三个国家中实行,即中国、朝鲜、贝宁。这在实行迁徙自由的国家是难以理解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必定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这样的制度并非只是为了统计人口方便,它与每个公民的生存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去年出狱不久,我就向原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提出落户申请。但却久拖不决。最后对我的答复竟是,我在军队期间的档案失踪了。我问是不是永远上不了户口了,他们却顾左右而言它。户籍问题我等了8个月的时间,这次彻底绝望了。想做个自食其立劳动者的资格的希望都没有了。
    
    三,社会保障问题(已解决2001/9/12注)
    
    刚出狱不久,我就去陶然亭街道办事处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按规定,刑释人员将能得到1年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而我却被他们一句话顶了出来:“你连户口都没有,哪有什么最低生活保障金,没饭吃自己想办法去······”
    
    ······ ······
    
    现在,我的弟弟和弟媳全都已失业,母亲患糖尿病,脑血栓卧病在床,四口之家只靠母亲几百元的退休金度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学历被剥夺,户口难以落实,没有身份证,没有求职资格,没有生活保障,难道这些侵害不是由于某些政府公务员不负责任或胡作非为造成的吗?!
    
    四,房产问题
    
    如果说上述侵害是人为造成的,那么,在房产问题的处理上,我就是政策大于法律的牺牲品。
    我祖上曾留下一处房产,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西椅子胡同11号。因为属于共同财产,所以产权问题一直不明确。我出狱后,为了析产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出了继承、析产的诉讼请求。西城法院受理了此案,并于2001年5月18日一审判决七间房中的三间东房归我母亲张玉娥所有。
    
    虽然三间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了我母亲,但同时,问题也出现了。我们发现三间房产在“文革”中被别人抢占。郭氏三兄弟没有任何合法的租赁契约和手续,也从未交过任何费用,祖、父、孙三代在此抢占长达二十年之久。而且,如果以后房屋拆迁,他们还能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拆迁补偿款”。我们将一无所有。到底是谁的财产!!!
    
    为了慎重起见,我向公证员、律师、房管员,甚至法官进行咨询。得到的答复竟如此一致:“你没有办法让房客腾房,就是告到法院也赢不了。在这件事上,还是政策大于法。北京市象你这样的情况多的是。”
    
    我是学法律专业的,在这件事上我就搞不懂了。《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在现实当中,到底政策与法谁大?政策是共产党或政府各部门内部在处理、协调各种问题时的方式方法,体现的是党或政府各部门的意志;法律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至高无上,在政策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必须依法办事,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政策都应是无效的。难道理论与现实之间,真的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沟壑吗?如果认可政策在现实当中大于法律的合理性,为什么共产党的高层还不断三令五申要“依法行政”呢?常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这大概就是当今中国许多问题扯皮不断的原因吧。
    
    再有一点就是这件事也反映出,中国社会产权不完整的一个侧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所有权包括四项权益,即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收益权。通过我的这件个案分析(暂且承认房客的居住权-使用权-具有合法性),现实为什么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如此背道而驰?房客通过租凭关系取得的居住权(使用权),却剥夺了房产主所有权的其它权益?假我所有权以名,取我所有权之实。这不但不合理,更不合法。说句题外话,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产权不完整和不受到尊重,政治民主进程如此,经济改革更是如此。通过我这件事折射出的问题,可谓“一叶知秋”。
    
    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人的首要法则是存在。对于每个公民的生存权劳动权,在我国的宪法中也是规定给予充分的保障。为什么在我身上却难以体现的到。前因加后果,苦难仍在延续······
    
    特此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位委员对我的生存状况给予充分的关注!!!
    
    此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韩 罡
     2001年6月
    韩罡
    住址: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保安寺街11号
    邮政编码:100052
    电话:83512430
    
    童年逸事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最火爆的那个年代里。当我发出人间第一声啼哭时,夜色正浓。那一夜,天很黑,天上只有几点星光。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怕我融入到黑暗之中去,所以,就在父姓的后面加了一个“罡”字。中国人对姓名是很看重的,重视到了迷信的程度。“罡”字代表北斗星,寓意着无论多么深沉的夜晚,只要有了北斗星,心中也就了希望。许多年以后,我对自己的名字又有了一番新的解释。“罡”字与“罪”字在字型上看是很相似的,两个字的头上都压着一个与“死”字谐音的“四”字头;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字的下半部是一个“正”字,另一个字的下半部是一个“非”字。我为自己的伟大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人间的是非标准,早在我出生之时就引在我的名字上了。
    
    我的家庭在我出生时就是不完整的。早在我出世之前,父亲就因“支援三线建设”,户口和人都被发配到外地去了,他很少能回家。我的母亲是一名产业工人,每天都要夜以继日的为国家的工厂奉献自己的(包括家庭的)一切。两岁以前,我是被寄养在外祖母家的。外祖母的腰早就被累弯了。她除了每天忙碌家务之外,大部分时间都要背着我参加街道组织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运动。这种辛劳的日子到了我两岁的时候也终于熬不下去了,因为我的弟弟快出生了,外祖母没有办法同时带两个孩子。所以,我就被送到了农村由一个远方亲戚的老太太抚养。
    
    这位尊敬的老人是我祖父的大嫂,我叫她奶奶。她二十二岁时就死了丈夫,没有任何子女,她终身守寡。她的一生是非常悲惨的,依靠替别人拆洗缝补为为生。她对待我象亲孙子一样,在她一生最后的岁月里,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我的身上。她是我今生最亲爱的人!
    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农村生活凄惨艰难。只有到了每年的春节,村里才杀一头猪。为了不让孩子们看到残酷的场面。大人们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把孩子们哄到村外去玩。所以,在我童年的时期,从未看到过屠宰牲畜的场面。
    
    我的年龄没有赶上饿死人的年代,却遇上过快饿死人的事。那人叫张焕争,五十多岁,是奶奶娘家的本家。原是北京人,是某个运动时期被赶回农村去的。他是初中毕业,在当时算是村里的“秀才”了。他当过村里的记工员,但是,因生产队长排挤“下了岗”。他口吃,不善与人交往,村里人都爱戏弄他。有一次,几天没有见到他,大家寂寞了,就去他住的破草棚子里找他。却见他面色土灰,只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一问才知道,已断粮好几天了。于是,全村人又都来救助他。从那一刻起,他的泪水就永远浸泡着我的心。
    
    我家的门前有一个大水坑,里面长满了芦苇,不时能看到有美丽的鸟飞来飞去。尤其是到了夏天,芦苇晃动,碧波荡漾,更是令人神往。但是,大人们总是警告孩子们说,这是一个“凶坑”,有冤死鬼要找替身。后来我才知道,在毛骨悚然的故事背后原来有一段真实的事实:这个水坑里死过两个人。一个是土改时期的“地主婆”,被贫下中农在刚刚割过的苇茬子上活活拖死;另一个是“贫下中农领袖”老年无依无靠,在此自杀,两种命运一种结局。因此,这里也就成了村里人谈虎色变的禁地。
    
    说到夏季,我就想起了游泳,因为这个有一年我差点送了命。那一次,多亏了一个叫“二路”的疯子救了我。记得那天中午,我瞒着奶奶偷偷跑到水渠里,不想水太凉,刚下水,腿就抽了筋,呛了几口水后就晕头转向了。幸好遇上了中午闲逛的二路,才被救了上来。说其二路也属我奶奶娘家的本家。启先他也并不是疯子,只因和生产队堵了一口气才疯的。那一年,生产队为了报高产指标,把村里人的口粮都算为上交的公粮。人们真是有苦说不出。只有二路火气暴,去找县里。公社只能解释说,这个人精神有点不正常。用铁链子把二路从县里抓回来。从此二路也就成了“疯子”了。
    
    最好玩的事就数赶上抄家的事了。那不是抄别人的家,是抄我们的家——因为,奶奶的娘家成分不好。记得有一天中午,家里忽然来了一群平时非常熟悉的人,由大队书记带着。先是大队书记跟大家讲了一大段话之后,我们全家就被请到一个放柴禾的小屋子里。外面是翻箱倒柜、抬动东西的声音,小屋子里却鸦雀无声。两个小时之后,家里又恢复了平静,我却发现“丢”了不少东西。奶奶说,经历的这种事多了就会习惯的。
    
    抄家事件之后,村里又恢复了平静,人们依然照着原有的习惯生活。奶奶在村里的辈分较大,仍然受到大家的尊重,见面时的问候和柴米油盐的借还依然是生活必须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抄家是我的名声远扬;因为,抄家的人把我的一张戴瓜皮帽的照片拿走了并登了省报。
    
    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如今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但是,每当我遇到大的挫折,沉积在心底的往事就会一一浮现出来。因为,我知道我的根永远在那里!
      
      
       韩 罡
       2001年9月5日 星期三
    
    “六•四”英雄谱系列之一难友胡石根
    
    我自八九年“六•四”被捕后,一坐就是十来年的牢。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事,遇到了不少人,但至今仍让我时时牵挂的人,就是仍在难中的胡石根先生。
    
    北京市第二监狱是一所著名的监狱,所谓“著名”,在于过去和现在是押政治异议人士的处所。陈子明、王丹、包尊信、任畹町都曾在此坐牢。我是一九九三年来到第二监狱的。我通过斗争,获得了很多人(包括狱警)的尊敬和理解。正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我才能经常和一些异议人士进行沟通。大家虽然各自的背境不同,但在改善生存状况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当时,我们做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反对劳改产品出口,一件是反对封闭式接见。这使我们深受鼓舞,影响也在扩大。
    
    后来,我通过内部消息知道“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的一些人被送到二监,没经过入监队,刚刚下车就被分到各中队。通过偷听“外电”才知道他们中领头叫胡石根。因为组党和预谋在“六•四”纪念日时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洒传单而被判刑。当时我很激动,“六•四”过了这么多年,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正直的人不怕坐牢为之呼吁,这些人的人格是让人钦佩的!所以,我一直努力和他们能够联系上。
    
    但是,一九九五年的情况急转直下,我为了争取改善“六•四”良心犯书写了《反迫害,反虐待绝食宣言》,被关了禁闭。出来后又被政府派的刑事犯看住了,所以,与胡石根联系的希望也就断绝了。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实了石根先生的“同案”王天成先生,和在集训队见到了他的另一个“同案”王国齐先生——两个非常正直的人。通过他们二人的口我才初步了解到石根先生是一个性格倔犟、为人谦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来到二监后,他拒不认罪,拒绝参加“劳动改造”,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读书写作。没有坐过牢的人是不能了解坐牢的艰难,尤其是在中国监狱,能够矢志不改,勤奋读书的人真是太少了。这就更加剧了我想认识老胡的心情。
    
    我曾托一名刑事犯看望过老胡,那人除了向我描述了老胡的生存状况外,还带回了老胡送我的一本书。书名我已经忘记了,内容是介绍人权的。这令我非常感激,因为在狱中政府为了“改造好”我们,禁止我们看政治方面的书。这样的书在我们手中简直是“无价之宝”。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一九九八年。这一年初,我又被调了队,恰好和老胡在一个大队。我们俩住上下楼,这次可以说相距咫尺天涯了。
    
    按照监狱的规定,犯人分为五等,五等犯人的待遇各不相同。一等宽管犯人,除有与家属团聚、留宿、打电话、通信自由等特权外,每个月还可以买到200元的食品(虽然价格很贵);二等宽管犯人要次一些,每月买160元食品;普管犯人更次一些,每月买120元食品;二级严管犯人除了不让与家属团聚留宿、打电话外,每月只能写一封接见信,消费额定为80元;一级严管犯人是被抓到严管队,停止接见和通信,每天吃窝头咸菜,每月只能买一些日用品。我同老胡因不认罪被列为“二级严管对象的危顽分子”,并且又有了一些特殊的待遇。如接见时要受到监听,每天二十四小时要受到政府委派的3—6名刑事犯的看管记录,不许任何人同我们讲话等等。中国政府为了不承认中国有政治犯,在各种文件中把我们叫做“特管犯”。
    
    事情又是凑巧,一个被政府任命看管我的刑事犯恰好在北京市看守所时,与老胡同住一个监室,他对我们这些人深表同情。他说老胡受了不少苦,在北京市看守所时被流氓欺辱,右手的中指被拧断,得不到医治,手指已长成畸形。并且,他答应帮我尽快与老胡联系上。机会终于来了,利用出早操的时间我想方设法接近老胡。我并没有见过老胡,只能凭感觉去认。终于我发现了一个在院子角落里踱步的一个人。个头不高,但很威严,雪白的头发根根挺立,戴着一付眼镜脚上系着鞋带的大眼镜,习惯性地背着手在那里踱来踱去。我试探性地与他搭讪,最终确认这个人就是老胡。四支手握在了一起,我第一次感觉到同志间相互支撑的力量,眼前的苦难仿佛天高云淡了。我们握手的情景引来了看管他的人的警觉,开始厉声斥问老胡为什么违反规定。我当即上前质问那家伙,却被看管我的人轻轻拉开,在我耳边小声说:“来日方长”。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后来经过各种关系的协调,我同老胡偷偷谈几句,也就没人管了。那时,我才知道老胡出身很苦,出生在“老革命根据地”江西,九岁才开始上学,凭着个人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任教,如果这样下去可以说前途无量。有一次我曾半调侃半认真的问他,是党培育了你,为什么不跟党走。他却说是祖国和人民培养了我,应该报答的是他们。
    
    老胡的身体很弱,可以说弱不禁风,除了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食品来源紧缺营养不良外,还要受到政府和刑事犯的时时打压。他一般每个星期都要去卫生所看病,有时甚至是被抬去的。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象六十多岁的。每当看到这些我的心中总是一阵阵酸楚。
    
    但是他精神状态却很好,谈论起政治和学问来涛涛不绝,记得我们俩都喜欢读的书是《顾准文集》,那是王天成先生费尽周折才送到我们手中的。我知道自己过不久就要出狱,所以把自己手中积下的一些书送给了老胡。为了怕政府发现,我只能一本一本地利用出早操的时间偷偷的给他夹带回去,真是费了不少劲儿!
    
    老胡是一个大学问家,除了政治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专业知识方面也是颇有成果的。那时,我就知道他正在发明文字编码技术,没有计算机,这种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后来,我们听说监狱办计算机班。老胡提出要去参加计算机学习,遭到了监狱的拒绝。一九九九年,老胡的发明终于完成了,他想向国家报专利,但遭到了各方面的阻碍。首先他属于在押犯,处在剥权期间。其次是监狱的压制,他们不希望让世人知道“反革命”能够出成果。所以,老胡同我商量能否把“专利材料”通过别的关系带出去。我说,试试看吧。
    
    在我努力的过程中,意外的事发生了。就在我即将出狱的时候,刑事犯对我进行了毒打,后来又被政府严密地看管起来。我想,这是政府为了断绝我和老胡的来往故意安排的。他们不准我下楼,也不允许我到处走动。每次出早操我只能站在窗口同楼下的老胡挥手致意······
    我出狱的那天,向往自由的心早已飞出了高墙,但我恋恋不舍的就是老朋友胡石根先生。两年十个月的相处,使我们的友谊不断加深。在这段日子里,我从他言传身教中懂得了不少道理,我感谢苍天给了我与他相识、相伴、相知的机会。
    
    保重,老胡--我的良师益友!朋友们都在牵挂着你,为你奔走呼告。
    
    坚信,我们总有一天会在自由的世界中相聚!
    
     韦北斗
     2001年6月8日
    
    “六•四”英雄谱系列之二“六•四”判刑最长的“反革命”——孙传恒
    
    “六•四”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我出狱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能说是为了生计的缘故,出狱后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把“八九六四”之后,政治犯在狱中的情况写一写。直到今年“六•四”纪念日前夕,我在网上看到了韩东方先生写的一篇关于纪念孙传恒的文章,才猛然醒悟到,自己对朋友和历史还负有一份责任!
    
    谈到与孙传恒的关系,我的内心倒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十多年,一直是相知相伴最要好的朋友。
    
    记得与孙传恒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10月,在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王八楼”。当时我已经在那里关了快一年了。传恒入监分到我们筒道。当时和他一起入监的还有一个叫宗景山的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了三年)。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传恒被判的是“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因为当时判这种罪名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我记忆中只有五个人:刘子厚、胡忠喜、李宝芹、侯军和孙传恒)。而且,传恒被判的是无期徒刑,属于八九六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长的一个。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放烟茅(监狱里允许犯人抽烟的时间)。于是,传恒就蹲在我的对面。互道姓名之后我们就认识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工自联”的人。他为人谦和、勤学不辍、又是硬骨头,于是我们很快也就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了。
    
    令我最难忘的一天是1990年12月24日。在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得到消息,知道明天要把“暴徒”(八九六四按刑事罪判刑的良心犯)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反革命”仍关在一监。我知道传恒不在走的之列,所以也就没有向他道别。谁知第二天忽然发生了变化,在走的名单中出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就开始忙着收拾行李和向孙传恒等人告别。当要上车时,狱警忽然发现我夹在“暴徒”之中,就说,你怎么能走呢!但是走的人数已经定了,少了谁也走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人代替。最后他们选中了孙传恒。常言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生离死别。当时我的感觉确实如此。何况这一次传恒成了我的“替罪羊”,掉进一个新的陷阱,谁知道那里有什么机关。
    
    直到1993年9月12日,因为北京市第一监狱要拆掉了,我们这些“反革命”也被送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这时我和传恒又在一起了。当时,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抗议劳改产品出口,传恒是坚定的支持者。后来我就被调了队。这一次我们在一起十五天。
    
    这之后又过了一年多,因为狱政调整,我们又属于一个大队。但是不久,就赶上了六周年,我向狱方提出了改善狱内政治犯待遇的问题。这一次狱方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而政治犯中也有人对我攻击。说我是沽名钓誉的“民运个体户”,抗议行动只能给狱内政治犯带来更大危害。这时,只有传恒一个人站出来。他说,我们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恩赐来的。当时我好感动,传恒能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站出来替一个被中共认为是顽固分子的人说话,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
    
    传恒的身体很瘦弱,尤其是经过1996年6月24日第二监狱的“大清洗”之后,更是染上了许多病。据我所知,他患有腰椎病、肠结核、贫血等综合病症。他虽然十分需要营养,但从不接受别人的东西。他食素,却不是他的习惯,他是为了家里年迈的双亲,能够减轻家里一些负担。后来我就劝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但是,你的平安不是对父母最大的幸福吗?于是,他才开始吃肉。
    
    在监狱里,我是一个不断惹事的人。1998年我因反改造、对抗政府,被关进严管队(当时我早已不和传恒在一个大队了)。而严管队就在传恒所在队的楼下。严管队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毛骨悚然。那几个月多亏了传恒、王国齐、董盛坤等人的暗中帮助,才度过难关。那也是我和他在狱中见过的最后一面。
    
    出狱后不久,我去他家看望他的父母,知道了他更多的一些事情。传恒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每月依靠四五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电费和看望传恒的开销之外,所剩无几。他们的生活太艰难了。他的父母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为了传恒能早点出来,每天吃斋念佛。他们见到我,流着泪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们这辈子没有什么奢望了,只盼着能这样够熬下去,见着小恒从监狱里走着出来······”
    
    正如韩东方先生在纪念孙传恒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时间快得让人眼晕,有时晕得不敢回首······”当年的一个学生,一个有良知的青年人,对他有多大的仇恨,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从少年到白头要关上二十年;更何况,这个人已经病得基本成了废人······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愤怒的话讲了也无用的,我只希望那些还没有忘记“八九六四”的人,同样也不要忘记,中国还有一批为了当年正义事业,付出或正在付出惨重代价的的人们。他们当年所争取的权利,也许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或正在争取的权利!
    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历史的纪念碑!
    
    孙传恒的通信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六公坟高家园小区
    一区八楼三单元四十一号
    孙克宽(孙传恒的父亲) 韦北斗
     2001年8月25日
    
    “六•四”英雄谱系列之三孤独的抗争者——陈新忠先生小传
    
    每一个为中华民族奉献过的人,共和国和她的人民都不会忘记;因为,无论他们有没有名望,干过没干过轰轰烈烈的伟业,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纪念碑,支撑着我们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英雄,那么,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最值得敬佩的英雄。
    
    “六•四”已经过去十二年了,它仍然是许多人心上一条冒血的伤疤。人们盼望从深埋的地下把它挖掘出来,让它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时代转折的标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许多人一段“忘却的记忆”。没有忘却这段历史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下面就介绍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新忠,——一个正用自己生命延续这段历史的人物。
    
    陈新忠,男,现年30岁,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路营乡岁庄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家境贫苦。他自幼就志向远大,酷爱读书,在校年年是优等生。198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在校期间,除学习专业知识外,他还是一名“政治狂热分子”,与教师和同学们经常讨论国是,指点江山。由于为人正直,深受大家的爱戴。陈新忠在校学习六年,1995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
    
    1996年陈新忠被分配到北京的“七级部”工作。当时,正是陈希同一伙气焰嚣张的时候。在这个时期,陈新忠感到政治空气的窒息。他读了大量的政治书籍,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比,他对自己国家未来的命运越来越感到悲哀和忧虑。痛苦孕育着新的生命,陈新忠对自己的人生作了新的定位。他说:“‘六•四’是我们民族兴衰存亡的一个门坎,要想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就一定要迈过它”。
    
    1997年10月19日夜,陈新忠开始采取他最激烈的行动。他在长安街沿线、中南海一带张贴为“六•四”平反的宣传品。在即将贴完时,被夜间巡逻警察发现,并遭到拘捕。
    
    在法庭上,陈新忠据理力争,严词驳斥了对他的指控。陈新忠的豪情壮举,赢得了法庭上许多人的同情。在休庭时,就连法官也暗地里对他说:“小伙子,你的为人我很欣赏。但是,你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在法庭上低一下头,就可以被少判几年······”陈新忠婉言谢绝了这位法官的好意。结果陈新忠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4年徒刑。
    
    1998年陈新忠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8中队服刑。他与“大贪污犯”周北方是一个中队。周北方在监狱里依然过着“高干”生活。陈新忠却是普通罪犯的待遇。服刑期间,陈新忠拒绝认罪,拒绝改造。有一次,政府让犯人们写认罪材料,陈新忠不写,结果别的犯人偷偷替他写了。陈新忠知道以后,就把别人替他写好的认罪材料撕了并扔到院子里。这种做法,激怒了监狱长王景泰,他把陈新忠关到了严管队,并说,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放出来。
    
    陈新忠在严管队依然不屈不挠,先后四次被关入禁闭室。陈新忠受的折磨越多,在监狱的名声就越大。许多号称“大流氓”的人都翘指佩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监狱非常明白这句话的深远意义。最后只能把陈新忠从严管队放出来。这一次陈新忠又胜利了!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今年的10月19日,陈新忠就要重获自由了。
    
    但愿,他能平安归来!
    
    但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
    但愿,他能更加成熟,为民族国家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韦北斗
     2001年9月9日
    
    “六•四”英雄谱系列之四坐牢十余载 本色依旧在——记董盛坤先生
    
    凡是经历过八九六四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因为那是中国历史上一首最悲壮的诗篇。在这首诗篇里,饱含了从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人民求民主、求自由、求富强的豪迈激情。
    
    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而事件是由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升华而成的。人类历史上悲壮的事,并不象戏剧表演的那样,以落下帷幕而宣告结束;也许悲壮之后的过程更象是煤的形成,虽深埋地下,但并未失去火种的本色。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六•四”之后的事情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里就向那些依然怀念“六•四”的人们,介绍一位因为“六•四”事件仍在苦难之中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董盛坤。
    
    “六•四”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事他是永生难忘的。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十几年,但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栗。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六•四”那天正赶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他看见到处是火光冲天,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并夹杂着哭喊声。人们说,军队已经开进来了,向市民开了枪······董盛坤被惨烈 场面惊呆了。因为,他从没有听说、更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六•四”时期,大家都知道北京市民都是充满激情的,但是董盛坤还算比较冷静的。当时,他最惦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刚刚降生不久的孩子。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冲开杂乱的人群,骑着自行车飞快的往家里赶。但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一队军人。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还没有反应过来,军人们已经向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许多人倒下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由于董盛坤当过兵,知道一些军事常识,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没有跟着人群乱跑,而是,甩掉自行车卧伏在路边的花坛中。密集的子弹尖叫着从他的头顶上飞过去······枪声停了,但军人们一步步的逼近。沉重的皮鞋声仿佛就在耳边。董盛坤只能伏下头,屏住呼吸,按捺着心跳,等待着命运生死毫发之间的选择······终于他听到军人们从离他不到五米远的地方走过去了······不知他又在那里伏了多久,才从地上爬起来,狂奔进一条胡同,坐在街上的一个门楼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这种亢奋的情绪一直持续了大概有四十分钟,他才缓过一口气来,慢慢地走回家······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并不是董盛坤幸运的起点,而是苦难的开头。没过几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烧军车,关于证据吗,据说有一个公安特工记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车牌号。反正恐吓、毒打是少不了的,为了不死在大兵的毒打之下,他也只能暂时认了。总算法官留情,见董盛坤仪表堂堂,才判了个死缓,留了一条命。
    
    1989年11月份董盛坤被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不久董盛坤又遇上了一件生死考验的事情。1990年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了紧跟舆论导向,特别派出记者来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对“六•四”“暴徒”进行跟踪式采访。狱方也积极配合,特意派三名被判死缓的“暴徒”去接受采访,其中就有董盛坤,还有一个人叫朱文义。这件事让董盛坤既紧张又忧虑。在这个时候,正义与生存是一种艰难的抉择。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董盛坤只能向难友们求助。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单独个人的能力是极有限的,在此种情况下只能选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生存方式。这样,董盛坤才算又一次渡过了生死关。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中国监狱对待犯人的态度是要进行“改造”的,西方人把这种行为叫做“洗脑”,我们这里既不用褒义词也不用贬义词,就叫做“人格异化”吧。中国监狱在管理制度上,对待“反革命”和作为良心犯的“暴徒”是两种管理方式。对“反革命”一般采取分管分押;对“暴徒”实施集中管理——因为,据说他们还有一定的“可塑性”。监狱在改造“暴徒”的过程中,注重培养他们的“有罪人格”和“忠诚观念”。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之后,“暴徒”的人格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恶毒的诽谤、诬陷其他“暴徒”,以此博得政府的欢心,而没有遭到异化的人倒成了非常奇怪的事。董盛坤就是这样的“稀有珍品”。
    
    1996年6月,由于一个政治犯不小心在私下递条子时被狱方发现。为了遏止这种“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监狱开始了一次“大清洗行动”。一方面对反改造的“反革命”实行关“小号”和派刑事犯专人看管;另一方面,在“暴徒”之中开展大揭发大检举活动。有的“暴徒”开始趁火打劫,他们反映董盛坤与一些“反革命”来往密切。于是,监狱就找董盛坤让他揭发检举。董盛坤矢口否认。结果就把董盛坤用手铐吊在门框上示众长达两天两夜,但依然没有从他的口中得到任何线索,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生命如同土地,颓废了,不去耕耘就要荒芜。董盛坤入狱前曾自学“公共管理”专业。但入狱后,艰苦生活曾使他一度放弃了自学。1996年以后,不断有出狱的“暴徒”反馈回来信息说,没有知识在社会上生存都成问题。于是,董盛坤又重新拿起书本,开始参加“自学高考”。年近四十的董盛坤今年又通过两门考试,加起来一共有六、七门了,很快他就要取得大专学历了,他还在为今后的前途和人生努力奋斗着······
    
    人生浮华短短几十年,屏弃浮华总是真。象董盛坤这样的普通人有很多,但是他这个普通人却做出了不普通的事。想一想,终日生活在恐怖的环境中十几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未变的人能有几个?他的行为不次于肉身阻坦克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另一个是实现主义的写照罢了。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董盛坤的通信地址:
    
    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西里16楼3单元8号
    韦北斗
    2001年9月15日星期六
    
    愿基督的爱充满中国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上帝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因为通过我们自身的存在是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上帝广袤无边的爱。
    
    上帝爱我们——祂以造物主的威能向我们展示了祂对我们的爱。宇宙空间的秩序,大地山川的秀丽,生命的美好,还有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一点离得开上帝的恩赐!
    
    上帝爱我们——祂用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彼此相爱。正因为有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才知道爱的可贵,大家才能彼此相爱。上帝不但用他的大能造就了宇宙万物,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丰富的条件,还让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彼此搀扶。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伟大!
    因此,我们基督徒也要爱上帝。
    
    1、坚持基督信仰,承认自己有罪,时时刻刻保持一颗谦逊的平常心。通过祷告与神沟通,不断净化自己的内心世界。
    
    2、爱所有的人。在世俗的生活中是没有博爱的,世间的“博爱”往往是骗子的诡计。所以,博爱只存在基督里面。基督用祂的宝血涂抹我們,赦免我们的罪,这种爱才是真正的博爱。因此,我们也要去爱弟兄,爱姊妹,爱邻里,爱仇敌。
    
    3、爱不能只停留在嘴上,要付诸行动,帮助那些贫苦和需要帮助的人。
    
    4、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但是,世上还需要我们为主做工去荣耀主。圣经上说:“因为荣耀、国度、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
    
    5、主的爱是无限的,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的爱是应该有主题的,选准一种爱的方式坚持下去,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坚定、考验自己,在心中建立起上帝的国。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爱我们的主,但是,由于我们的生存状况、个人经历及背景不同,所以爱的方式也是不同。
    
    那么,有民运背境的人能不能信主?是否信主以后,真的受了“精神鸦片的麻痹”,一蹶不振,再也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不了工作?
    
    我说,民运人士应该信仰基督,因为中国需要上帝,民运同样需要基督。
    
    信仰基督并不能使我们意志消磨,反而使我们做更多事情。因为,凡是民运人士都应从关心生活艰难的老百姓开始,把基督的爱传给他们。我们这样做是严格遵照基督教义去做的。正如前面所说,基督精神注重个人的操守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世间为主做事去荣耀主,显示主的大威大能,把爱、帮助和福音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事通过神的灵、我们的手去完成。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是非常可怕的;人类历史如果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今天的民主文明。
    
    信仰基督,并不违背我们理念的初衷,反而使我们的理念建立在磐石之上!
    
    愿 神保守我们的民族,保守我们的人民,不再落入苦难;愿上帝的国早日降临,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的名,阿门!
    
     韩罡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
    
    劫后余生的刘玉生
    
    他算得上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了。父母早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现在一个人住在一所自建的六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平时也没有什么朋友和他来往,每个月依靠他弟弟给的生活补贴,过着简单无聊的生活。他象大部分北京市民一样,在邻里间有一种天然的好人缘。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世。即使知道他的人也只是说,这个人真是太可怜了!
    
    他的故事还得从十多年前的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说起。
    
    当时,他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六四”前后,他所在的单位领导怕工人们聚集在一起“闹事”担责任,就停产让工人们呆在家里。刘玉生平时就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赶上“六四”更是在家里呆不住了。用他的话讲:“解放军都围在城边上了,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怎么着也得尽一份!”就是这种思想致使他加入了援助“六四”行动。
    
    当谁都没想到的事,终于发生了的时候。刘玉生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头顶上密集的子弹不时划过漆黑的夜空,街头到处都是隆隆的坦克声。军队过后,道路两侧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一些瘫痪了的装甲运兵车、坦克车还停在路边,军人早已随着大部队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机关枪,还高傲地对着街头的市民。为了不使这些武器成为杀人的凶器,刘玉生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机关枪从坦克车上卸下来,扔在路边。对于当时行为的评价,他依然认为,那一晚他做了这一辈子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由于是在家门口“惹的事”,没过几天他就被军人们抓走了。当时,军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是“往死里打”(那个时期,究竟打死过多少人现在还无法统计)。刘玉生也只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结果,刘玉生被定为“破坏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1990年5月份,刘玉生被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开始了他十多年的服刑生涯。刚来到第一监狱时,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他身上许多处发生了腐烂,最大的患处,直径有十二厘米,腐烂处生满了绿毛,发出难闻的气味。监狱的“医务所”对待“暴徒”们的态度是极其恶劣的----这是政府对“暴徒”实行“严管”的一部分内容!所以,也只能难友们自己动手进行“治疗”。方法是:先由几个人把刘玉生按住,然后由“主治大夫”用捡回的碎玻璃把刘玉生患处的烂肉刮掉,直到见到粉色的新肉来,最后,在整理好的伤口上涂上食用盐,用卫生纸缚住,一个“手术”才算完成。人的生命力真是强大,没有几天刘玉生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回忆起第一监狱的那段日子,刘玉生总免不了黯然泪下。因为,他年迈的老父亲就是在那段时间去世的。当时,监狱拒绝了他回家奔丧的请求。这成为他终身最大的憾事······
    
    1990年12月25日,政府为了便于对“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刘玉生同其他100名“六四暴徒”被转到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监狱。常言道:惧而相亲。到了一个新地方,所有人都抛弃了个人的成见,团结起来了。但是,凡事都要有人出头。刘玉生是一个实在人,为了别人,说了几句实在话,就被队长拉出去铐在桌子腿上,用四根一万二千伏特的电棍,“修理”了两个小时。之后,为了怕他再领头闹事,正赶上建筑队(9中队)招人,就把他同路洪泽、孙伯光一起调到了建筑队。不过,他倒因祸得福,被分到木工班。由于他为人实在,深受建筑队队长和刑事犯们的赞许,十四年的刑期他减了四年刑,这是在被判刑“六四”良心犯中很少见的。
    
    时间到了1998年,和刘玉生一起调到建筑队的“六四”良心犯路洪泽突然生起病来,没有几天就死了(1998年4月18日)。看到难友的不幸去世,刘玉生的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在这同时,刘玉生也在生病。先是头痛欲裂,紧跟着他的左眼失明、左耳失聪,并经常昏厥过去。他被抬到“医务室”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每次,大夫只是给他量一量血压,说他在“装病”,给几片止疼片,就把他被打发回来了。直到有一次,一位细心的大夫发现他的瞳孔已经放大了,才匆匆忙忙地把他送到医院去。在刘玉生治疗过程中,刘玉生的弟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他上下打点,才挽救了刘玉生的一条生命。最后,刘玉生的命算是保住了,但小脑被摘除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给刘玉生治疗的过程中,监狱方面做出了一些让人难理解的事情。先是不准刘玉生住单人病房,后是三番五次地让刘玉生转院,最后又让刚刚手术后的刘玉生提前出院。幸运的是,监狱方面这些不人道、不合理的要求都被医院一一严词拒绝了······
    
    出狱已有三年多的刘玉生已经是一个残废人了,行动迟缓,但头脑却很清醒。他从不向任何生人提起那段往事。只有和非常亲密的朋友在私下,才宣泄一下心中的怨气。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怪过自己的名字不好,叫什么不好偏叫玉(狱)生,结果耽误了一辈子。
    
    但是他相信正义有一天会到来,在他平凡的生活中有不平凡的等待!
    
     2001年10月7日
    
    客死狱中的路洪泽
    
    路洪泽的事迹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首先,他虽因“六四”判刑,但他没有“同案”;第二,他和“暴徒”关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第三,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在那里。因此,也只能凭着思维的片断来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烈士。
    
    路洪泽在“六四”中的事迹已不能得到考证,只知道他被捕前,是北京市朝阳区四季青乡锅炉厂的一名工人。因为“六四”被判刑十五年。据他生前回忆说,“六四”那天晚上,他在天安门广场。当子弹如雨点般射向北京市民的时候,他随着人群撤到了前门箭楼西侧。在恐惧的狂跑中,大家仿佛都迷失了方向。他突然发现一个女学生扑倒在他的身旁。但当他用手去拉时,发现这位女学生已经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这位女学生还很年轻,大概还不到二十岁,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路洪泽见已无力可救,就脱下身上的衬衫来掩盖死难的遗体。这件事一直印在路洪泽的头脑中,经常向人提起。
    
     象所有的“暴徒”一样,路洪泽1990年首先来到了北京市第一监狱。1990年12月25日,被调监来到北京市第二监狱,先是和“暴徒”关在一起,后来因为建筑队(9中队)需要壮工,和刘玉生、孙伯光一起调到了建筑队。
    
    到1993年底,建筑队的施工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路洪泽就和几名刑事犯开始承包水泥建筑构件工作。路洪泽出身在一个农民的家庭,身上有着洗不去的天然淳朴本色。他为人厚道,不善言词,干活不惜力。他的要求也很简单,能够每个月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能够多干活换得减刑早日回家。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路洪泽却有一个贤良忠诚的妻子。每次到了接见日,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来,大家总是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目光。路洪泽也把这当成自己的福气!
    
    路洪泽也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把自己的良知依然藏在心底。每每他发现了关于“六四”的文章或书籍,他都会不惜一切地弄到手,收藏起来。他对“六四”的人一向宽容,从不斤斤计较,总是尽量地帮助他们。用他的话说:“我们都是同案,何分彼此!”
    
    祸事总是降临在好人身上。从1995年起,路洪泽就经常感到身体不适,头晕、身体麻木。经常要到“医务室”看病.大夫也对他很不重视,给他一些止痛片、降压灵之类的小药来打发他。这就是使他的病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第一监狱九筒被关押的政治犯:
    武文建(反宣7年) 李国强(反宣6年) 王长洪(特务15年) 吴兆强(反宣7年) 姜亚群(放火无期) 李玉君(放火死二) 苗德顺(放火死二) 杨纯志(反宣1年半)
    黄 健(反宣4年) 钱荣冕(特务6年) 李金洞(反宣7年) 常景强(放火无期)
    常永杰(破坏1 年) 王家祥(反宣、伤害死二) 宋 凯(放火无期) 王润江(反宣7年)
    张宝生(放火14年) 顾连仲(反宣7年) 史伟才(反宣3年) 李延华(放火15年) 唐 勇(破坏15年) 梁 强(反宣6年特务10年,合并执行15年) 王健生(反宣6年) 刘 宝(反宣、泄密8年)吴学灿(反宣3年) 刘子厚(持械聚众叛乱8年)
     赵永革(放火15年) 曹英远(反宣10年) 李玉生(反宣、破坏、伤害8年)
     扈利平(反宣、泄密10年) 王永裕(反宣5年) 王兆明(反宣4年)
    申卫明(反宣7年) 李宝芹(5年) 陈宴彬(反宣反组15年) 朱更生(放火死二)
     任新国(反宣3年) 胡忠喜(持械聚众叛乱10年) 袁德山(反宣3年)
    李志欣(放火无期) 韩 罡(反宣12年)
    武春启(放火无期) 王东风(放火15年)
    北京市第二监狱调队:
    刘玉生 路洪泽 孙伯光
    
    请求声援
    各位朋友:
    
    我叫韩罡,1989年因参与“六四”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0年出狱。
    
     出狱后,北京市公安局以丢失本人档案为借口,拒不承认军籍,不给上户口,不给身份证,长达一年多之久。2002年因我结婚,他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给了我身份证。
    
     之后,他们也是对我进行严密监控,严重扰乱了我的正常生活。
    
     例如,2002年9月30日,北京市宣武分局陶然亭派出所以谈话为名,不出具任何证件,将我和身怀有孕的妻子非法强制拘留15小时。他们这种行为不但是非法的,也是非人道的。
    
     又如,警察经常到访我家,有时竟是凌晨一两点钟。他们为此还振振有词,说是“关心我、爱护我”。
    
     正是在他们的这种“关心”、“爱护”下,我丢掉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就又说,“看来北京你是发展不了了,还是去外地吧”。由此,也正暴露了他们想驱赶我去外地的险恶用心。
    
     共产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从11月1日凌晨开始,我的门前就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24小时站岗、跟踪(还有警车停靠路边)。少则3、5人,多则7、8人。甚至连我去探望我母亲,他们也跟进我母亲家里。
    
     11月6日有两家公司(一家是大型企业,一家是外资企业)聘请我去工作,月薪人民币3000余元。我把这件事同公安局的有关人员谈了,他们竟说,“你工作我们不干涉,但是,要由两名警察同你一起去上班。”他们如此既不讲人权,又不人道的荒谬举动,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现在,我和我的妻子都无工作,孩子又要降生,我真不知道今后该如何生活。只能求助于各位朋友主持公道,给予声援!!!
     韩罡
     2002年11月7日
    
    韩罡的联系电话:(010)83512430
    
    民 主 的 必 要 和 理 由
    --我对北京公安工作性质的置疑
    
    近半年来,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真是麻烦不断。
    起初,是以保卫2002年的国庆节和中共的“十六大”为借口,对我及其家人进行“双规”。这种非法行为是从2002年9月30日开始的。当天晚6:30分,我和已经怀孕的妻子在
    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被宣武公安分局陶然亭派出所的警察带走,监禁在派出所
    内的一间小屋内,由数名警察和保安看管。直到10月1日上午9:30分,由一位当值的所
    长训诫宣告我的家庭已从即日起被“双规”后,才被放回。
    接下来,就是他们对我和我家庭实施的看管行动了:家门外,24小时有三名警察,六名
    联防队员和数名居委会值班人员轮班看管,并经常得到他们的警告和窥视;家门外,还
    长期停放着一辆警车,摆出一副随时要把我押上警车带走的架势。
    我虽然刚出狱两年,却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北京的职业经理人。我的妻子没有工
    作,孩子即将出世,每月依靠我的工资养家糊口。但是,在我“双规”期间,陶然亭派
    出所禁止我外出和工作,致使我丢掉了全家赖以生存的工作机会。
    这种“双规”日子,断断续续到了11月20日才停止。我真不知道,我这个无名小辈何德
    何能能够引起北京公安系统的如此“重视”?!
    尝试了这次“双规”之苦,我和妻子也算长了记性。为了生存,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
    是,妻子回南方娘家生儿育女;我虽然仍留在北京,但家是不能住了,只好到外面租房
    避开公安的监视继续偷偷打工。生存局面对于我来说是如何的严峻!
    一切就绪已是2003年1月,可是在我们离开家的第三天,我的家就遭到了歹徒洗劫!
    得知此消息后,我仍不敢回家;因为,警察曾告诫我,每逢重要节假日和重大事件时期
    都要对我进行“双规”。现在,春节临近,我不知道警察要对我采取何种行动,只能在
    外漂泊!
    令人奇怪的是,陶然亭派出所的警察在接到我弟弟的报案后,不是开展对案件的侦破工
    作,而是,以欺骗的手段从我家人处套取我的手机号码,并追问我是否在X计算机公司
    当经理?我现在的住所在什么地方?
    事情发展到至今的地步,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现在,我开始对北京宣武公安分局的工作
    性质产生置疑。
    中国的警察堂而皇之冠以“公安”二字,应把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作为首要任务
    ,而北京公安的许多做法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都知道“百分之百的权力必定产生百分之百的权力腐败”。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
    对权力监督和制约。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许多有志之士才不惜一切的投入到民主运动
    中去。
    2000年之后,所有关心北京“持不同政见者”命运的人都会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
    经不再务虚,而是把目光和精力转移到关心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和“老百姓权益”上
    来。例如,北京“持不同政见者”成功地援助了北京被拆迁所有者权益等事例。就理论
    来说,现在的北京“持不同政见者”的举动,与北京公安系统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
    益作为首要任务是并行不悖的。然而,权力的滥用,却使北京公安工作的性质发生了转
    变。他们调动大量的财力、警力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跟踪、监视、迫害北京的
    “异议人士”,却把社会治安放在第二位。堂堂一个中国首都,到处乌烟瘴气,小偷、
    流氓横行霸道。北京公安的“严打”工作持续了十几年,现在看来已是强弩之末。
    一边是滥用权力,中国有句古话说“苛政猛于虎”;一边是社会治安混乱,就连政协副
    主席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对于此,北京的“持不同政见者”应不应该存在下去
    ,北京的社会应不应该有一个民主的氛围,我认为,每位有判断力的人心中都应该有一
    个明确的答案。
     韩罡
     2003年1月14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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