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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建国后政府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8日 转载)
    
征粮:建国后政府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


[导读]由于政府强行征粮,甚至不惜动用武装部队,因此到1952年上海郊区各县相继发生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沉船等严重骚乱。干部宣称:“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你们几个我们又怕啥?”
    

作者高王凌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建政初始第一件大事
    
    历史学最重视初始。一般认为,在农村,中共建政初始的第一件事,无疑就是土地改革。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么?
    读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黄金娟:《建国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我们却有了全新的看法。终于发现,原来所谓第一件大事,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征粮”。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它是真的吗?又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不幸的是,这些都是真的。而且还造成了农民的暴力反抗。文章还告诉我们,党和农民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一般土地改革论者所说)。
    问题就出在粮食上。首先,是新政权粮食紧张,征收数量过大。这种现象又不仅存在于上海,也存在于南方“新区”各地(如东南、中南、西南诸省)。显然,经过几年的残酷战争,北方“老区”已不胜负担。所有新的负担就不能不转移到“新解放区”。
    
    其次,则是对南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了解。特别是对江南。黄金娟的文章(《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期)指出,上海郊区租佃关系、阶级关系异常复杂;农村中大部分人亦工亦农亦商(据高王凌《活着的传统》,这种现象存在已有数百年之久了),阶级成分不易划清。其中更为复杂的是80%以上土地盛行“一田二主”的土地制度,不但存在三种业主:底面业主、田底业主、田面业主,同时存在三种佃户。佃户只向地主交租,而由地主向国家纳税———这一般是指田底业主,他们拥有较多的土地,多数居住城市(上海),被称为“城居地主”。而那些农民(佃户)却经常拖租、抗租,实际交租率并不像外界所传那样高(此处可以参考的读物有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以及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也并非完全依靠收租为生,所以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紧张。
    
    然而,“中共对南方新解放区的状况是很不熟悉的”。结果,在进城以前的“征借”之后,借粮未还,紧跟着又开始了夏征、秋征。历史上佃户只交租(秋季,夏收不交),不交粮,现在不但要交,而且夏秋两季都要交。农民的意见当然大了。当年又遇到大灾。于是不少农民明目张胆地拒交、抗交。一些地方爆发各种武装抗粮运动,有40余名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当局也施以强硬手段应付。

“抗粮,反征粮”
    
    那些极端做法遭到了中央的批评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阶级分化”方法,如“查黑田”、“划分成分”等。其中那些老生常谈,包括它的“扩大化”,我们就不再重复(可参阅高王凌、刘洋《土改的极端化》)。
    
    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三亩以下是贫农,五亩以下是中农,十亩以下是富农,十亩以上是地主”,不同阶级之间区分很小(也出现七亩以下的富农)。负担很多在贫苦农民身上,征粮无法达到目标,抗缴现象相当普遍。在这样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也已不是(革命的)什么目标,而成为(征粮的)某种手段。
    
    由于解放以后,田底业主一般都收不到租,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业主负担,佃户代缴”。没有想到,佃农原来可以不交、少交给地主的租子,却必须交给政府了,出现了“交粮要比交租高”的怪现象。为了笼络贫苦农民,政府颁布了减租条例,规定“按照原租减低25%-30%”,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欢迎(因为不了解地租的实收率,所谓减租变成了实际上的增租,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征粮工作出现僵局。
    
    各级干部开始与普通农民对立起来,据县委调查,许多农民家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为完成指标,使用了行政命令、强征、硬征。如威胁农民说“你不交粮吗?共产党来给你发火”、“你不交解放怎么来的”。不管有粮没粮,直接派人到农民家里搜粮、抬粮。学界一般以为,这种现象是统购统销时才出现的,没想到这时就有。
    
    到1950年底,形势急转而下,上海郊区接连爆发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人政府”为号召的暴动和骚乱,且“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
    
    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据说有些地方无论本地有无恶霸,有无不法地主,都要找出几个人逮捕、枪毙,有的甚至以捕人、杀人的多少作为打击地主阶级的标准。并一度出现长达20多天的乱斗、乱打、乱杀的严重混乱状况。由于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到1952年秋征,又一波暴力事件爆发出来。农民反映说,征粮大大超过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是一步紧一步,总归让你吃不饱,饿不死”。有几个村子召开联村大会,号召“哪村先缴粮全到那村吃,全乡公粮由他代缴,区里捉一个,我们去十个,捉十个,大家全去”,把清朝时对付地主的方法都使出来了(参见乾隆年间的崇明案件,《租佃关系新论》)。
    
    由于政府强行征粮,甚至不惜动用武装部队,因此到1952年,上海郊区各县相继发生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沉船等严重骚乱。临近诸县也有此类事件出现。干部宣称:“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你们几个我们又怕啥?”
    不错,历史上江南农民既有“欺负地主”的传统,也有“抗粮”的习惯,但这样一来,在他们眼中新政权成了何许人?新政权又如何看待他们?
    我多年研究农民行为,也把它概括为农民的“反行为”(或曰“不反之反”),但这次看来不像。问题是:农民为什么拿出了他们最激烈的武器———一种最奢侈的斗争形式?

个案的价值
    
    对这些,还有其他一些方面,黄金娟的文章似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许多问题值得“追踪”,也可以使用“口述史”的方法。涉及农民行为的地方,更有必要作细致的了解和描绘(如果有口述,有些字义如“博衣”等,就不必猜测了)。如果没有口述,而只是从档案到档案,从文字到文字史料,那我们与外国人治中国古代史,还有什么区别?
    
    我的读后感是:新区负担过重,以致南方各地“造反”———如黄金娟文章所说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地在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暴乱,王海光的文章主要披露的贵州等地情况(据我了解,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四川;十年以前我就从当事人口中听说过这个故事)———看来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无疑成了共产党与(南方新区)农民之间的“第一场遭遇战”。
    这就是这两篇文章给我们的主要信息,重中之重。
    
    这一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按本文所说,解决的主要原因好像是粮食税收额有所调整,当地粮食产量也有了提高。我觉得似还可以追问。粮食问题是否真的解决了?那,1953年统购统销之际,又曾发生什么问题(如果说之前还能吃到人均六七百斤,统购以后则不可能)?显然,也应该有纵深的探讨,包括给出较长时间的系统的有关数字(而且,也无须以有无“集体反抗”为其标志)。上海,处于江南棉产区的中心,粮食问题严重到这种地步,是否引起了退经(经济作物,如棉花)还粮?导致经济格局的大转变……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最后,还有必要回到所谓“代表性”(或所谓“典型性”)问题。可能与多数看法不同,我认为,我们面对的一些较小的“个案”,并非不能引申到大的问题,此其一;其二,它也可能只代表它自己,而不必考虑其“代表性”的大小(或是否“典型”),但能揭示它的存在,表明在“整体”中含有这一部分,恐怕也就够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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