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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志:向耀邦同志“争新闻”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13日 转载)
    来源:学术网 
    
    
    
李尚志:向耀邦同志“争新闻”

    1983年1月21日,首都各报和全国各地、各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振奋人心的重要新闻:《胡耀邦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各级电台也在当天反复转发这条消息。街头巷尾、办公室乃至一些家庭中,也在议论这则讯息,“改革”——尽管当时对人们来说还是个相当陌生的词汇,但自这一报道发出后,“改革”二字一时间成了国人谈论的最热门的中心话题,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
    
    这条消息通过新华通讯社的电波传到了地球各个角落,一时间,世界各大通讯社,各国其他新闻媒体也纷纷转载或转播。它向世界表明:中国要全面地实行改革,改革要贯穿于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东西方舆论界都瞪大眼睛看着中国,进一步密切注视着中国改革的动向。对一些国家的政要们来说,胡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精神,可以说是放了一颗硕大的政治卫星。
    
    这是首次报道我国要实行全面改革的重要消息。
    
    作为当事记者,回顾80年代初期这条消息的发出,不禁感慨万千。
    
    那是1983年1月20日上午8点半,我办公室的红色电话铃声响了,我伸手拿起了话筒。
    
    “喂,尚志吗?有件事情要对你说,若有时间,请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我一听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同志的声音,便驱车到了中南海勤政殿中邓力群同志办公室。邓力群告诉我,当天下午,胡耀邦总书记要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让我们准备发消息。他还叮嘱说:“耀邦同志下午这个讲话十分重要。”他给我一份胡耀邦的讲话提纲,说:“你先看一看这个材料,作好报道的准备。”
    
    我接过材料一看,标题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老实说,这九个字的标题就够吸引人的,我便问邓力群同志:“可以发消息吗?”
    
    “我觉得是可以发消息的,但我请示耀邦同志时,他主张不要发消息,他说这个讲话稿子没有经过中央讨论,是他开了几个夜车写出来的,在会上向大家讲一讲,算是征求大家的意见,等讨论定稿后再说。”邓力群回答说。
    
    “要不”,邓力群同志建议说:“你现在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去,可以当面直接向他请示一下,免得准备不足或白费劳动。”
    
    当我来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向秘书讲明来意后,秘书笑着向里一指:“他在,你直接问他吧。”
    
    看到耀邦同志正伏案工作,我便悄悄地站在一边等。他抬头见我站在那里,便和蔼地示意让我坐下。听我简明地讲明来意后,耀邦同志说:“我已告诉力群同志,今天我的讲话不发消息,因为这些精神都是小平同志多次同我们讲的,未经政治局讨论,是我自己归纳的,等中央讨论后再发吧。”
    
    从耀邦同志办公室出来,心里直犯嘀咕:多年的新闻敏感告诉我,这个讲话十分重要,是关系到全党全国全民的大事,这个问题又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在全国性的会议上讲的,是应当公开发消息的。当我再次来到力群同志办公室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之后,邓力群同志说:“你先准备个报道稿,开会时再同耀邦说一说。”
    
    从中南海回来,我草草吃了点午饭,便跑到办公室里翻看耀邦同志的讲话提纲。耀邦同志在提纲题目下的括号里有这样的话:“提供同志们讨论,没有定稿前不要向下传达和印发。”根据这句话,我知道这个讲话他是不同意发全文的,所以只能准备个消息,在消息中摘用一些话。摘多了,怕他不同意发,摘少了,又觉得不过瘾,所以在准备新闻稿时,还真有点犯难。
    
    这个近万字的讲话提纲共分28条,用了“问题的提出”、“‘继续革命’和改革”、“我们的改革方针”、“机构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等8个小标题。
    
    提纲中关于问题的提出是这样讲的:这几年,小平同志一直在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央同志是完全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个见解的,并且认为,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楚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提纲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断之后说,从破除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要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制造什么激烈的震荡,而是要通过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较快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财富,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现在,我们确定了在本世纪要力争达到的奋斗目标,不抓紧改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这就增加了我们改革的紧迫感。
    
    关于改革方针,提纲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提纲中说,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那种认为问题只存在于别人、别处,正确都在自己、本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提纲中说,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并且要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
    
    提纲在讲了机构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之后强调,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只有改革的侧重点不同,没有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提纲中说,我们共产党员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过去,我们把一个黑暗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光明的中国。现在,我们要把一个落后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富强的中国。我们改造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乐于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革命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勇于抛弃。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
    
    谈到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讲话提纲中说,我们应当坚信: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对改革是有强烈要求的,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只是极少数。持后一种态度的人中,大多数又是不知道如何改或者担心改不好的人。我们应当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我们的改革工作就能胜利实现。
    
    看了这份讲话提纲,我的思想为之大振,真是热血沸腾。因此,一口气准备了一篇新闻稿。
    
    当天下午,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礼堂举行闭幕大会,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在主席台上就座。胡耀邦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基本上是按这份讲话提纲讲的。这天下午,会场气氛非常活跃,听讲的同志都很兴奋,在耀邦同志讲话的过程中,台上台下不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散会后,我在东厅休息室里当场找到耀邦同志,问他可不可以发个消息。他说:“上午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这个讲话还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还要听取意见,进行修改,我看就不要发消息了。”
    
    顺便说几句:根据自己多年采访中央新闻的经验,这么重要的新闻,作为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必须遵守政治纪律,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发表才能发表,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当事的领导同志不同意发表,那是绝对不能擅自作主发消息的。这也是新华社的传统,是新华社对记者采写中央新闻的严格规定,是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但是,也是根据自己多年跟随耀邦同志搞新闻报道的经验和对这位领导同志的了解,他非常平易近人,作风非常民主,而且遇事喜欢同别人商量,就是同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也是有说有笑,不摆大首长的架子,有时甚至同我们这些晚辈、青年人开个玩笑,常常用商量的口吻同我们讨论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拘谨,有话愿意向他讲,特别是自己有些所谓的“想法”,也常常向他坦陈。这次,我也像往常一样,大胆向他陈述看法:“这次会议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重要会议,是公开的会议,不发消息不成了密而不宣的秘密会议了吗?”
    
    “我并没有说这次会议本身不发消息呀?那样的话,作为全总主席的倪志福不就有意见了吗?你可以发会议消息嘛,只是不发我讲话的内容就是了。”耀邦同志边抽烟,边和蔼地说。
    
    “耀邦同志(我们,包括他周围的工作人员都习惯这样称呼他,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那样发消息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您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您这个讲话十分重要,应当发消息,同时,现在应当增加改革的宣传,在舆论方面为改革开路。”
    
    听了我的意见,胡耀邦沉思了一会儿,笑着说:“你说得也有道理。好,那就发个简单消息吧。”
    
    我马上把写好的消息稿呈给他,请他审定。耀邦同志诙谐地说:“你们是先斩后奏哩!”他很快看完了稿子,表示同意。
    
    我多年的采访经验是:凡属重要的新闻,特别是引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讲话,最好有这位首长的签字同意,便说:“请您签发。”耀邦同志大笑说:“好家伙,还得签字画押呀!”说着,接过我的笔一挥而就:“同意发稿,胡耀邦,1月20日。”
    
    稿子是发出去了,但总嫌过于简单了些,对这次全面论述改革的讲话,如果报道再详尽一些就更好了。
    
    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
    
    
    (节选)
    
    胡耀邦
    
    1983年1月20日
    
    
    问题的提出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的呢?就是:拨乱反正。我们作得既坚决而又有条不紊,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开创了今天的局面。如果说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那么,改革——也就是破旧创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
    
    为什么曾经使我们大家最发愁的农业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改革,还有领导作风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大胆改革。这个改革今年才能在全国普及,一共花了五年时间。既然农业的改革使我们争得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
    
    
    “继续革命”和改革
    
    
    我们党坚决摒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这个论断所指的“继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继续革命”,说是因为还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而且首先要在党内产生。这当然是主观臆造出来的。应当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继续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矛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注意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协调地向前发展,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协调地向前发展,而这就需要改革。应当分清两个导致不同结果的论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是错误的,有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论断则是正确的,必要的。
    
    当然,从破除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要在国家和社会政治中制造什么激烈的震荡。而是要通过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较快地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财富,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我们在计划方法和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相当一个时期受了外国模式的某些影响。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许多问题上是不成功的,更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现在,我们确定了在本世纪要力争达到的奋斗目标,而这些不成功的有害的模式,却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手脚,禁锢着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归根到底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抓紧改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这就增加了我们改革的紧迫感。
    
    
    我们的改革方针
    
    
    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大规模的改革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典型试验,保证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过去一谈到改革时,我们的同志喜欢用“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妥,工作要细致”的话,在通常情况下,这三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同志往往由于片面理解“步子要稳妥”,而犹豫不前,老是被动。因此,去年十二月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座谈会上,我们着重强调: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
    
    
    机构方面的改革
    
    
    我们机构的主要弊端和问题是: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改革必须达到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的目的。一方面放手大胆地吸收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科学文化知识,敢于创新的同志,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另一方面,使相当一批数量的老同志退到第二线,并且切实负责地把他们安排好,照顾好。要使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在各级领导班子中不少于三分之一,在大中城市的各级领导班子中,不少于二分之一。这个规定务必实现。要引进一大批五十五岁以下的有高中特别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同志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要领导现代化建设,没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很难胜任的。因此,我们现在挑选干部,在注意革命化的前提下,对于领导经验和文化程度二者,要着重强调后者。那些新吸收的文化程度较高,德才兼备的同志,一下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经验和威望都可能不够,但锻炼几年也就有了。我们的老同志,特别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必然了解,我们是很难工作到九十年代的,因此,必须把诚心诚意支持年青人上台,并且放手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现在全国有了许多人口较多,工作较发达的中等城市,这些地方多半有市、地两套班子,领导机构交错重叠,给工农业的发展带来许多麻烦和困难。各地都同意逐步合并地、市,扩大城市管理经济的权力,由市来领导周围的县和农村,以利于发挥城市在组织工农业生产和流通等方面的作用。凡属条件具备的,这种合并应力争今年九月前与市、地机构改革一道完成。这符合看准了就坚持干的工作方法,我认为是可取的。
    
    农村基层的政企分开,全国都在试点。这样做,党政工作和经济工作两个方面都更好办事,争取明年一年基本完成,并且要把基层党和政府的工作,真正建立起来。
    
    
    经济方面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们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断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我国经济工作已经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这个估价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是站得住脚的。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在经济问题上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除农业以外,在其他方面,我们几年来只作了许多小改小革,以及某些重要制度的小范围的改革试点工作。这些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毕竟因为没有全面触动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所以还不能显著地转变局面。
    
    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我们有理由更深入地问: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活力呢?为什么我国农业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就象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迸发出极大的活力呢?为什么一些技术力量很单薄而独立经营的小企业,劳动生产率反而很高呢?为什么象首钢这样的大企业,一旦在经营管理上实行改革,就可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呢?可见,社会主义经济缺乏活力的弊端,不能归咎公有制本身。谁如果在这方面有怀疑,就要犯极大的错误。问题主要还是在于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几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经营。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试验。这种经营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作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做: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试点证明各类企业都可以搞,还有一些事业单位也可以搞。只要承包合理,生产情况就会迅速改变,生产秩序、劳动纪律就会迅速好转,做到国家收入大大增加,用于公共设施和福利事业的财力有了来源,职工的工资也可提高。人们把这叫做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职工得零头,而国家和企业得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全体职工和全国各族人民。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带动了工资制度朝着实行职务工资和以经营好坏为转移的浮动工资的方向改革,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向上发展。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还必将推动税制、物价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从各方面改变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和职工感到有“压力”,同时也使他们有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活力”。
    
    改革势必触动上层经济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这些年许多经济专家不断呼吁我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但什么叫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值得很好地想一想。我们过去的经济规模比较小,摊子不大,用统收统支的办法管理财政,用统购包销的办法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绩是显著的。现在,我们面对着的不仅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而且经济规模和事业规模也比过去大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已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经济部门做好工作的关键,应该是要多做:全局性的规划工作;思想和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立法工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先进典型的推广工作。
    
    
    其他方面的改革
    
    
    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个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只有改革的侧重点不同,没有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改革,才能打开新局面,才能创造新经验,才能较快地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才能。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战线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对知识分子,我们长时期采取了一种错误方针和许多极左的政策,现在已经从总的指导思想上纠正过来了。但是,许多地方还没有落实好,许多同志思想还不通,知识分子干部的管理和使用等方面还有一些具体政策和制度问题有待解决。我们必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继续深入进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狠抓这方面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当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取得效益,或者为群众提供了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良好服务时,当生产部门和劳动人民乐意为他们的辛勤劳动付出更多的报酬时,我们应当放开手脚,从政策和制度上保证他们能够得到这种合理的报酬。这实际上是把我们坚持要在工人农民中实行的原则推广到知识分子中去。这也是一种改革性质的工作。希望知识分子多的部门和地区,带头把这种性质的改革工作做出成绩来。
    
    我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能不能更大幅度地好转,是普遍关心的一大问题。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政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是,我们的社会治安仍然不好,严重的凶杀、抢劫、偷盗、强奸、诈骗案件屡有发生,每年的犯罪率还相当大,拘捕、判刑和劳教的人还相当多。这就促使我们要开动脑筋,认真思考政法工作的作法是否也有个改革的问题。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作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察、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党的政策日益取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反革命分子和仇视社会主义分子的数量和活动阵地在逐步缩小。当然,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实行开放政策的条件下还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可松懈同敌对分子的斗争,但是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也就是说,实行积极“治安”,而不是消极“保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开创一个政法工作的新局面,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安工作的新路子来。
    
    
    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
    
    
    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们,尚且具有那种至今使我们感奋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我们难道不应当具有更宏大更坚韧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吗?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一年半以前,中央就指出:我们已经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是正确的。但一些同志没有注意,这里指的只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而不是说,在这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完成了,也不是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都已经端正了。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中,要求各地和各部门的同志,用二、三年的时间,对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办法。因为这个提示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去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着重提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认真地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分清三中全会以前或者“文化大革命”以前本部门的业务指导思想和规章制度,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过去是对的,但现在情况变了也已经变得陈旧而不适用了。现在我们要重申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可以说,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改革中的最大问题。如果我们既不总结历史经验,又不钻研新情况新问题,就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就要落后。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我们要特别注意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面对如此复杂的革命实践,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议论纷纷是好事,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可以使用权者减少错误,至少不犯大的错误。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某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兴旺发达,根本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合乎自己口味的就办,不合乎自己口味的就顶着不办;自己有利而国家要蒙受巨大损失的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自己无利而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竟敢蛮横无理地址皮到底。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权力,看做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有同志认为这是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作怪,其实,这并不代表什么局部利益,而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党内存在的为害最大的一种歪风邪气。在这种歪风邪气面前,我们许多好同志竟然感到束手无策,是不应该的。对待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敢碰敢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我们说打开局面要有魄力,就包括对待这种歪风邪气要有鲜明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中央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这种歪风,更要敢抓,坚决克服。这也是改革中的一大问题,是整顿党风中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
    
    
    
    
    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
    
    
    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对改革是有强烈要求的,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只是极少数。持后一种态度的人中,大多数又是不知道如何改或者担心改不好丢人。应当使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充分了解:那种躺在社会主义身上吃“大锅饭”的错误政策,是少数职工中落后思想得以滋生的一种土壤。破除这种错误政策,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也有利于提高广大职工的生活,是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
    
    我们说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整个改革过程中,从中央到基层都应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程,尽可能摆脱日常行政事务,集中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采取得力的措施来加强。这也应当是党的建设者的一项重要改革。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全体党员和全体职工,使整个工人阶级,受到一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经营管理方式的生动教育。我们应当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工人群众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随时随地把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要使广大干部了解,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必须包含人民群众的利益,离开人民群众的利益去谈国家利益的观点,把国家利益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有害的。
    
    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的奋斗纲领,使我国这支经过严峻考验的人数在一亿以上的工人阶级队伍,斗志更加旺盛了。党中央为实现这个奋斗纲领所采取的每个步骤和每个决策,只要同他们见面,为他们所理解和掌握,他们就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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