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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女生遭“棒子队”连番施暴/冯敬兰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06日 转载)
    
    从成都回来,学校里四三派红色造反团(简称色儿团)和四四派东方红公社(简称东公)依然势不两立,当年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没有散伙。
    

    “东公”支持军训、遵守秩序得到解放军的偏爱,他们把握了斗争大方向,继续批判“黑帮”原副校长胡志涛(8—5事件中身受重伤)。我记得一天胡校长被几个东公的学生簇拥着在宿舍楼前的路上往校园里走,初二年级一高大女生不断按压她的头,她气愤地一路质问,一路反抗。胡校长留在许多学生记忆里的,就是不屈服、不低头的样子,时至今日,提起她的名字,没有不敬佩的。 “色儿团”是保胡校长的,同时因为质疑解放军解散造反派组织、强制大联合,也被认为是反军训、反对解放军。
    
    
    现行秩序永远存在反对者,而反对现行领导注定没有好下场。运动初期反对校领导的学生只是被警告被隔离,工作组来了,她们立即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被批斗、孤立长达40天,工作组走了,她们成为革命左派。这次军训,旨在把中学生圈进校园,重新恢复秩序,与工作组时期看不出两样,然而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因此反军训的性质更为严重,有的学校四三派头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大牢。我校的“色儿团”也已成为一盘散沙。
    
    
    学校停课一年多了,派仗和运动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再也激不起任何兴趣,我们变成了一个百无聊赖的群体。八月初的几天,哈军工的大学生从成都撤回来,返校途中路过北京,和他们的重聚,多少又燃起了我们的革命热情。他们说,黑龙江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要回去参加斗争。没过几天,我班两个同学就不见了,原来悄悄去了哈尔滨。一天,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萧森告诉我,她有两张到哈尔滨的火车票,咱们去找狗熊他们好不好?“狗熊”是哈军工一个64级大学生的外号,大智若愚、厚道随和,我们都很喜欢他。去哈尔滨?太好了。大串联中我走过一些地方,觉得最美丽的地方就是大学。不说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北大、清华,就是派性斗争激烈的川大、浙大、甚至连弹痕累累的郑州粮食学院在我眼里都那么神圣。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哈军工虽是我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能看一眼也好哇。     
    
    我口袋里正好有母亲给的八块钱,是在学校的当月伙食费。没告诉家里我就和萧森偷着跑了,那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第二天火车到达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堡时,忽然不走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特快”根本没有这一站,为什么在这儿停车?人们你问我我问你,大眼瞪小眼,列车员也不知哪里去了。有红卫兵在截车!谁大声嚷嚷。不少脑袋探向窗外,这才注意到站台上三三两两穿着褪色军装的学生不是等车的旅客,车厢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快关窗户,别让他们爬进来!”声音未落,窗户已经纷纷落下。我和萧森面面相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双城堡车站是俄式建筑,尖尖的红屋顶,窄窄的玻璃窗,象童话里的小房子。我扒着车窗往外瞅,一支穿着清一色旧军装的红卫兵队伍从车站美丽的小房子里跑出来,他们个个腰系武装带,臂带红袖章,在统一指挥下迅速散开。这一来使列车上所有旅客的心都砰砰地加紧了跳动。只听有人在大声嚷着:“北京来的黑五类和反革命狗崽子听着,你们都他妈的滚下来!”他们浓浓的东北口音让我觉得很新鲜,禁不住偷偷地笑了。
    
    萧森推我一下,低声说:“他们过来了!”我扭过头,立即被恐惧攫住了,全身都是鸡皮疙瘩。我相信那时的感觉犹如遇到了洪水猛兽,那分明是北京1966年恐怖八月的再现,可现在是1967年8月,他们怎么还敢这样疯狂?天高皇帝远,原来应验在这儿了。
    
    一些人正被皮带驱赶着涌进我们的车厢,几个男红卫兵抡着皮带,把人抽得无处奔逃,聚成一团,他们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身体跳上座椅背,手扶行李架在坐椅靠背上行走如飞,看谁不顺眼回手就给一皮带。其余男女红卫兵堵住了车厢两头。“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有勇敢者在抗议,马上招来更粗暴的谩骂和推搡。“所有北京来的黑五类和反革命狗崽子都给我听着,我们是哈三中红后代红卫兵,现在勒令你们立即下车,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车下车上一片喊声。萧森给我使个眼色,告诉我沉住气,就不下去怎么着!她年龄比我大一些,也还不到18岁,可比我沉着多了。
    
    陆续有人被推下车去,红卫兵挨着座位搜索,见不顺眼的就立马揪出来,连推带打踹下车。终于到我们跟前了。他们拿着我们的票看了看,问,你们到哈市干哈?萧森白皙的脸顿时涨红了,她说:“我们去亲戚家玩儿。”一个红卫兵模仿着她的口气说:“别(四声)玩儿了,有什么好玩儿的?回你们北京玩儿去吧。”在哄堂大笑中我两颊发烧,不知所措,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皮带快抽吧。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一定不能哭。他们倒还客气,说,下车吧,我们保证把你们安全送上返程车。
    
    我俩被押下车厢,立即被那个场面镇住了。站台上红卫兵排成两列人墙,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他们唱得特别卖劲,声音极有威慑力。这种歌只在六六年八九月间北京流行过一阵,很快就臭了,想不到一年后在哈尔滨的红卫兵中能唱得这么整齐雄壮有气势。我觉得滑稽好笑,心里却更加恐惧,不知这帮狂妄野蛮的“红后代”究竟能干什么。所有学生模样的人都被抓下了车,在两排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中间走过,就像电影里被捕的共产党员一般。
    
    解除包围的17次特快列车撇下我们,长叹一声,终于往哈尔滨去了。
    
    候车室里,所有的长凳都围成一圈,把抓来的各地学生围在中央。哈三中红卫兵们站在长凳上。起初是双方辩论,都叫红卫兵谁怕谁呀?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是黑五类,再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叫你们滚就赶快滚,少废话!黑龙江是独立王国吗为什么来不得?争吵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不一会儿形势的均衡就被破坏,只见皮带和铁链子在人群头上横飞。有人流血了,场面迅速被暴力控制。萧森拉住我不知怎么竟躲到了包围圈外面。天色已黑,候车室的白炽灯泡光线昏黄,打人者与被打者都累了,红卫兵们开始补充给养,吃面包喝汽水,气氛松懈下来,其他人席地而坐,静等事态继续发展。
    
    那真是浑浑噩噩的一天。饥饿、干渴和劳累使我们麻木淡漠,恐惧不再难以忍受。随他们便吧,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半夜,一列慢车无声地靠站,我们在哈尔滨三中红卫兵的夹道押送中,被赶上火车。火车慢慢腾腾地走了一会,又进站了。是个小站,没有站台,萧森拉着我跳下火车,黑黢黢地找不到北,我们趟着没膝的青草网友灯光的地方走。几间砖房就是车站了,票房里灯光昏暗,灯泡上落满了苍蝇屎。地上、长椅上蜷缩着几个乞丐和流浪汉,我俩拉着手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坐下来,用眼睛的余光不时监视着那几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他们除了脏,也不特别令人惧怕,夜深以后就纷纷睡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又脏又累,又饥又渴。回忆这惊心动魄的一天,忍不住嗤嗤地笑起来。就不走,偏要去哈尔滨,看你能把咱怎么着。我们啃着硬面包,就等着下一班下行列车。
    
    
    到达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天知道哈军工在东南西北呀?哪里的高音大喇叭正在高呼炮轰、打倒、绞死谁谁的口号,大字标语的墨汁还在流淌,人群熙熙攘攘。萧森说,你看,哈师院的大学生不知在接谁,咱就跟他们走,管他呢,先有个地儿睡觉,明天一早咱再去找狗熊他们。于是我们就去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到了师院真像到家了,有两个陌生的大姐姐领我们去食堂吃饭,黑龙江的土豆炖豆角太好吃了,我吃了一大碗,直到肚里没缝了心里还惦着。后来我们被领进一间女生宿舍,我最后一个印象是那张床铺又干爽又舒服。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瓷实,第二天早晨萧森问我听到枪响没?半夜里机关枪突突地,就在附近。我什么也不知道,连梦都没做一个。哈尔滨也是军工厂集中的城市,什么四海厂伟建厂听说都是造飞机的,还有三大动力也很有名。
    
    
    吃过早饭,食堂里有人来告诉我们,今天是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一会要上街游行庆祝。我俩很兴奋,决定游完行再找狗熊他们去。北京的运动虽然紧张激烈,都是静坐,大学生们在府右街、长安街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可是没有上街游行这回事,我们觉得很新鲜。不一会儿,我们就跟着队伍出发了。队伍不长,规模不大,大概是到什么地方集会吧,我和萧森手拉手,走在行列里,大家反复地高唱国际歌,气氛有点悲壮。记忆里沿路的车很少,看热闹的人也不多,马路两旁全是高大的树木,层层叠叠的绿遮掩了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有的路是花岗石块铺的,路面一格一格的,一步一格,就成了走台步,一步两格,是比较适中的行军速度,一步三格,就有点象木偶皮诺曹走路了。
    
    走到林机厂附近时忽然有骑车人赶上来,大声说:“你们快走,棒子队来了!”
    
    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什么也看不见。队伍继续行进,国际歌唱得更加悲壮。萧森拉紧了我的手,紧张使手冰凉潮湿。
    
    “亚麻厂棒子队出发啦!”
    
    “他们已经到林学院啦!”
    
    “你们快跑吧,不用五分钟他们就上来了!”、、、、、、
    
    不断有好心人骑车赶上来报信。气氛大变,有了火药味和血腥气。我们开始小跑。杂沓的脚步和气喘更增加了不安。跑了一会儿,有人喊了口令,改为齐步走,稀稀拉拉的队伍重新归拢,大家挽起臂,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时迟那时快,棒子队已经包抄上来,他们人高马大,脸膛黝黑,头戴柳盔,手持铁棒,前堵后截,铁壁合围,把我们这一小撮困在马路中央。我们的队伍乱成一团,大家都往中间挤,谁也顾不了谁。我因瘦小单薄被甩在最外面,立即被一只大手抓住揪出队伍。慌张中我拼力挣脱,急忙拉住一个我校高中同学的胳膊,我可不想被棒子队抓走。这时我感觉有什么重物落在前臂上,我的手不由自主松开了。我被推搡到一辆大卡车旁,他们命令我爬上去,我偏不。于是有人把我举起来往车里扔,我挣扎着失去了平衡,伸手去抓大厢板,咦,手一点不听使唤,前臂自己扭了九十度。我成了第一个俘虏。
    
    不一会儿,陆续有男女同学被推到车上。我在此无法描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不是记忆力衰退,而是当时我什么都没看清。我的眼镜在混乱中不知何时怎样就丢了。
    
    几分钟或许十几分钟吧,棒子队就把我们干净利落一个不剩地全部抓获。萧森是在我之后被抓来的,她一上车就确认我手臂骨折了,于是她一直搂着我,用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右臂,在以后的许多天里她始终象个小姐姐一样呵护着我。我被同学们围在中间,因为大家认为我最小,又受了伤,不能再被棒子队伤害。棒子队队员一圈人都坐在卡车槽帮子上,象屏风似的。“战斗”一结束,棒子队们就把俘虏押回各自的单位,我们去的地方是哈尔滨亚麻厂。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有个男孩子,好象是个南方人,他躺在地板上,他的肚皮有个洞,大概是被梭镖扎的。棒子队除了铁棍还有梭镖呢。天色已经暗了,(为什么记忆里事情总是发生在黄昏呢?而且还吃不上饭!)有两男一女来给我验伤。他们让我把手伸直,可是手却自动旋转,一个男的严厉地说,你使劲伸,咋就折了?不可能。我用左手捧着右手,尽管不太疼,可是它不听使唤了。那女的轻轻捏了捏我的胳膊,又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是一问三不知,细细地想,也说不清楚胳膊怎么就折了。她说她看不了,伤处都肿了怎么不是骨折?必须送我去医院。
    
    到了医院,我即被送进急诊室。一照X光,果然是桡骨骨折。医生说,小姑娘,接骨特别疼,你受得了吗?给你打一针麻药吧。我说我不怕,我保证不哭不叫。萧森说打一针呗,要不多疼啊。我说我肯定能忍住的。在X光机下,三个医生,他们象拔河似的,一人从肩膀处扯住我,一人握住我的手,第三人负责把错开的断骨复位。因为是暴力打击致伤,齐茬断了的桡骨已经重叠在一起,必须把它拉直对上缝,才能打石膏。我那柴棒一样的小细胳膊被两个成年男人的大手又拉又拽,我抓住萧森的胳膊,指甲掐进她的肉里。暗室里非常热,医生们额头上都渗出了汗。只听他们说,这小姑娘还真坚强,疼你就哭嘛。我特别疼,可我就是不哭。终于把石膏打上了,一照X光,骨头还是错开的。他们只好打开石膏,先用夹板固定,让我第二天再做一次复位,实在不行,只有开刀用钢板内固定了。
    
    我们回到亚麻厂已是半夜,不知其他同伴被关在哪里,萧森和我被单独安置在一间办公室,她把两条长椅拼在一起,照顾我睡下,那夜尽管我们人困马乏浑身伤痛,但谁也不敢睡实。我们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因为是女生,只觉得无名的恐怖充斥在房间内外和我们的心头,所以我们也不敢关灯,蚊子劈头盖脸,只好用衣服包住头,于是更闷更热。后来我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押上卡车,送到哈工大,关进U型楼最高一层一间非常大的阶梯教室,所有被抓的男女生全部集中到此。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大男生从外面走进来比比划划给我们训话,没有人听他的,依着阶梯大家有坐有躺,嗡嗡声一片。他非常恼火,用武装带啪啪地敲打着讲台,后来就在黑板上写一些口号。他幼稚的举动引来一阵哄笑,连他们的人都笑起来。后来就开始个别谈话,大概看我长得小,容易招供,最先把我叫出去。和我谈话的是两个女大学生(其中一个是六六届毕业生,后来她和我还通过信),她们先是问我知不知道谁是领导,怎样策划的游行,我自然是什么也不说。她们居然知道我的外号,亲切地管我叫“小麻杆儿”,我就势做天真状,其实我一点儿不天真。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压根就什么都看不清,我的眼镜都让棒子队打飞了,我哪里分得清谁是谁。她们笑说我受了蒙蔽。回到大教室,许多人都围上来对我表示慰问,是不是他们威胁你啦打你了没有?我说他们对我态度挺好,问的事情我真是不知道嘛——上级的姓名我不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不知道。大家就笑起来。当天下午,我们中的领导人——原来真有领袖呢,他们可能是大学生——作出决定,其中一条是要求立即送我住医院,另一条是无条件释放全体被抓学生,由事件策划者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宣布绝食抗议。
    
    在绝食二十四小时以后,他们答应送我去医院。临行前那位六六届大姐姐还给我买了饭,我拒绝吃,因为我不想做叛徒。萧森说,你要开刀呢,不吃饭怎么挺得住?其实我特别想吃,就和萧森即刻把饭菜卷个精光。
    
    
    我又来到了那家医院。骨折内固定是比较简单的手术,医生耐心地对我解释,为什么必须开刀,在断骨上镶一小块不锈钢板,使齐茬的骨头对好,不再重叠,骨头很快就长上,比外复位效果更好。我听着,觉得很好玩,就说,我不在乎,开刀就开刀。萧森代表家属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后,我就被带进手术室。是臂丛神经麻醉,刀子用力划开皮肉时,我感觉很疼,医生当即给我打了一针,说,小姑娘,这回不疼了,睡一会就好啦。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这个钻头大了,把几号电钻拿来,听见金属器械清脆的音响,听见敲击的叮当声、、、、、、我很快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萧森告诉我,周总理亲自给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立即释放北京学生,现在事情已经解决。1967年是各省集中成立新政权的一年,叫做“革命委员会”。上海王洪文等造反派第一家夺权,叫“一月风暴”,黑龙江的革委会被冠以“东北的新曙光”。
    
    我在医院得到了医护人员细心的照顾,他们没事时总喜欢和我聊天。记忆里长久不忘的有两件事,一是那家医院的臭虫特别多,夜里一关灯它们就大肆活动,吃饱了就藏在枕头下面。我被咬得夜不能寐,又困得晕晕乎乎。每当发现一只臭虫,就穷追不舍,用手指把它们碾死,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条条长血道子。二是病房里有个小姑娘,皮肤很白,大眼睛很黑,像个可爱的洋娃娃,惨的是被火车齐根轧断一条腿,她每天在地上爬,一跳一跃,像只小青蛙,忘了有没有父母。
    
    我在医院住了十来天,拆线出院那天,萧森和狗熊他们一起来接我。哈军工虽在文革开始已转业为地方院校,但因各专业涉及国防机密,戒备森严,大门全有士兵站岗。我们是从一个破墙洞钻进去的。哈军工的每一栋建筑都很精致宏伟,屋顶全部覆盖着宝蓝色琉璃瓦,当时我觉得这所大学比北大清华都气派。
    
    
    回到北京,已是九月初了。再次走进学校大门,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1971年夏天,我下乡到北大荒852农场的第四个年头,忽然有两个哈尔滨公安局的警察找我,吓了我一跳。原来他们是来调查67年8-18外地学生被棒子队殴打、抓捕的事,他们竟然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了我,让我对警察的能耐佩服得不行。1979年,我已经调到河北任丘白洋淀附近的油田工作,又是炎热的夏天,又是哈尔滨公安局的警察,再次找到我调查当年棒子队的暴行。打你的人什么长相?是否同时有别人受伤?棒子队是否抢劫财物?有没有女同学被强暴?等等。我实在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因为眼镜没了,我什么都看不清,因为年纪小,我什么都不理解,因为不理解,所以也记不住。我对他们怎样排除万难,找到了我更感兴趣。我们的交谈很愉快,我请他们在家里吃了饭,尽管我做饭手艺实在不怎样,心意是到位了。不管怎样,哈市公安局如此投入,证明他们对文革“三种人”的清查是细致负责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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