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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1947年的物价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1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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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都数字报 作者:傅国涌

    
    摘要:在民国廿四年法币政策实行前,一个拥有三千万块银元的大富翁,则到了十三年后的今天,他所有的钱折合成原来本位银元的话,他便只有一分二厘五毫了。
    
    在民国廿四年法币政策实行前,一个拥有三千万块银元的大富翁,如果他是个安分良民,遵守政府法令,将他所有的现款总是放在家里,既不活动图利,亦不注意保持币值,则到了十三年后的今天,他所有的钱折合成原来本位银元的话,他便只有一分二厘五毫了!连买一个烧饼都不够,、、、、、、
    
    有朋友收藏了一册1947年9月5日到11月14日的日记,不知作者的姓名,从日记中透露的信息,他是皖南农村的一个青年,姓叶,初中毕业,曾教过四年的小学,想离开家乡到上海发展,“目的并非想发财,一则广广自己的眼界,二则自己学识太浅,遇有机会,可以学习英文和求得更深的音乐知识。”出门时,手头拮据的父亲只能帮助他旅费和两个月膳费,共五十万元,母亲给他十万元。9月11日,他从歙县到杭州,一张汽车票要十一万五千元。13日,他乘火车到上海,计划先补习英文,15日他到圣约翰英专报名,缴学费十四万元、报名费二万元、杂费三万元。17日,他在旧货摊上买一支钢笔三万三千元,买了三本书又用去二万三千元,只剩下六万元。19日,他到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参观,买了一件棉毛衫、一支牙刷、一册英文生字簿,便花光了带来的钱,连乘电车的一二千元都没有了。28日,他从堂伯那里拿到四万元,交“沙漠文艺社”的社员费要五千元,想去理发需要二万元,因此犹豫了,就没有理。
    
    也就是这一天,顾颉刚在日记中记着:“理一次发,两万元矣,实四毛也。”处境比这位来沪谋生的无名青年好得多的历史学家,那些日子的日记中不断记着物价的变化:
    
    9月26日,他听妻子说,“上海市场极混乱,金竟无价,物价日高”。
    
    10月16日,“日来物价大涨,米一石超出八十万。”上个月妻子到上海,龙头细布每匹五十六万,现在要八九十万了。
    
    10月17日,“车票价又涨,自铜山至苏州,头等价卅七万二千元,卧车票十万元,可骇!”
    
    无名青年在上海难以为生。中秋节到了,上海的姑父邀请他去家里,因为付不起电车费,没有去。姑父给了他十万元零用钱,10月7日他终于去理了发,花去二万元,“沪地理发十分昂贵,这个数目是徽州的四倍呢!但是在本地却算是十分贱的了。”他想买一件长衫料子,跑了十多家,二十万以内的都没有,只好放弃了。
    
    到了10月19日,这位文学爱好者在日记中说:
    
    “一颗指引青年迷途的巨星——鲁迅先生——于十一年前底今日陨落了,虽然鲁迅先生已死了,可是他的精神仍长存在每一个青年每一个文艺的爱好者底心里,仍在鼓励指引青年们走上他们要走的路。
    
    今日有一群景仰他的青年和他的亲友往万国公墓去扫祭他的坟墓,我也很想去瞻仰一番并致我的敬意。可是懦弱的我啊,竟为没有足够车资和不识途的畏怯而不去。”
    
    他多次想到自杀,“我感到那飞转的车轮和蔼底可爱,那泛滥的水底蔼然可亲,我还有什么踌躇呢?”“我也有勇气,我有死的勇气,我对生不敢斗争,屈服了。我以为死神却是我的好友,他很欢迎我去,一定的。”10月22日借到五十万元,他买了棉絮和卫生衫。
    
    他的日记到11月14日得知母亲病故后就没有了,这一天的日记中留下了——“我要,我要毁灭这整个世界”、“我要毁灭我自己”的呼喊。我无法知道他后面的命运,可以想见的是1947年的中国,一个乡下青年在上海滩挣扎了两个月,对生命的那种绝望。
    
    这一年10月13日,北大校长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蒋慰堂、夏鼐闲谈时提到清人笔记小说《豆棚闲话》中有西调一则(即陕西调),是明末流寇的歌谣:
    
    “老天爷,您老了,耳又聋,眼又花,不见也不闻,杀人放火的坐享荣华,念经吃素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
    
    1942年他在美国时给语言学家赵元任抄了这首曲子,请赵作谱,抄本略有出入。但一直不敢拿出来发表,他说,否则会比当时流行的《你这个坏东西》一类歌曲,更为风行。(《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47页)
    
    1947年,还不算是最坏的时候,到1948年,物价涨得更高了。2月25日,顾颉刚日记说:“过阴历年后,物价大涨。今日览报,白报纸一令价至三百廿余万,较去秋已逾十倍。米则早出三百万大关矣。南京科长以下人员,每月仍只有三四百万元,如何度日?”3月4日,“上海理发价,已至七万元,不改币制,如何生活。”8月1日,一把牙刷要一百八十万元,他感叹“简直把人吓死”。8月19日金圆券政策出台。8月31日,他在《观察》周刊读到一封读者来信,“在民国廿四年法币政策实行前,一个拥有三千万块银元的大富翁,如果他是个安分良民,遵守政府法令,将他所有的现款总是放在家里,既不活动图利,亦不注意保持币值,则到了十三年后的今天,他所有的钱折合成原来本位银元的话,他便只有一分二厘五毫了!连买一个烧饼都不够,、、、、、、”接着列举了一个详细的算式,看得他触目惊心,如果不是自己刻苦工作,一家人都要成为饿殍了。《观察》的编辑就给这封来信加了个标题:《魔术!》。
    
    包括顾颉刚在内,都不曾想到改革币制也扭转不了这个趋势。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内战战场上的胜负,胜利的共产党一方在推进之时,卡车上就装着一麻包、一麻包的金圆券,往前线运送。1949年,《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参加“南下工作团”南下,好奇地问老同志:“这些东西已经是形同废纸了,为什么还要赶运到前方去?”得到的回答是:“赶去还给国民党的!”他当时还是有些不解,后来才知道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在占领一个地区后,很快将旧货币集中起来,运到未占领的地区去,同时更鼓励商人免税免费携带,到国统区去套购物资,加速其经济的崩溃。一切都已被决定,不仅在战场上,也在战场外。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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