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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之女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第22、23期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5月05日 来稿)
2020年4月19日 第二十二期 (《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4月19日,是我连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二十二期。昨天唸到《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一章中几则我同王建勋之间的通信,今天继续这一章的内容,我给程真写的一封电邮:
     程真:你好!

    其实我和我爸的关系从来就不取决于我爸,只和我继母对我的态度有关。我做的事情越多,我爸越高兴,她就越要说我的坏话,我爸就只能跟着她的意思说。现在我爸身体越来越差,也不能游泳了,更要老太太照顾。这次我爸心肌梗塞住院,我赶回去在医院陪了我爸两个星期,老头子最后说:“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必须要张阿姨来照顾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事情只能这样。所以你说的那个“关系能好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老头子这次能够同意将这三册日记出版已经很不错了。开始并不高兴,也很紧张,待结果出来,杜导正、朱厚泽,一些老人都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事情做得好,老头子才真正高兴了。在医院我爸同意在美国出版1979年前日记时,曾一再追问我1982年后的日记我是否有光盘,我告诉他没有,他一再严厉表示绝不让我插手此事,说要让朱正、许医农、韩钢、宋晓梦四人管。朱正、许医农、韩钢其实早就向老头子表示过多次,这事只有南央能做,我们做不了······此事也只有等老头子百年之后再说了。
    我总觉得你没有体会张阿姨对我爸的控制能力,总以为我爸那样水平的人,怎么能够让张这样的人控制了。其实看看他和我妈妈在一起时,就因为我妈反对,结果就不让自己的母亲进门,老太太一辈子就盼着能在儿子家住一天,最后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从本质上说,我爸他们这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很自私的,习惯了所有的人都是为他服务。张阿姨伺候他的生活,我为他做文字工作。其实我更是为了历史,为了我自己自觉承当的责任,不是为了我父亲如何。
    南央
    2008.7.12
    南央:
    今天上午去锐老处将他最后的改定稿取回,现发给你。老头上午很高兴,谈了两个多小时,又拉我去书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件又一件文献,说“我有许多‘宝贝’。”原来他是想让我帮他整理。被我婉拒了,我推荐了许医农。老头抬起头来向我翻了几下眼睛,兴致立减不少。吴思同意28号下午在《炎》见面,但提出待你落地后,把尽量准确的钟点电话通知他和我。
    等你回来。
     王建勋
     2009.10.14
    建勋:
    没想到你竟然真地催要到了。多谢!多谢!老头子改的几处都很好,说明他脑子还是十分清楚。
    你为什么不答应帮助老头子整理呢?老头子身边真是没人帮忙。他曾欲将日记交许医农编校,结果许医农看了几页便给我急信,说这事应该由我做,她实在是做不了,事情和人名都不熟悉。除你之外,奚青也多次劝说我爸将他的资料悉数交我,说只有南央能够尽心尽力整理好。我爸明确地告诉奚青,不让我帮助他整理资料是薛京和张玉珍的意见,并且态度十分地坚决。老头子其实应该明白,这就是中组部的意见,他们不过是执行党交给他们的任务罢了。但是看来老头子并不死心,绝不想交给薛京(这是薛京一直想得到的)。不知你是否能够改变初衷,接下这件事情。老头子能这么相信你,也表明你在张玉珍那里是个通得过的人物。抢救下老头子手里的宝贵资料,不要被日后拿到潘家园卖钱或者被上交中组部毁掉,是太重要了!切盼你能再思量思量,接下这件事情吧!哪怕先拿到资料复制一套留在手中也好,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老头子手中的东西,文献价值远远大于“文物”价值。祝好!
    南央
    2009.10.14
    南央:
    吴思恐怕不能在30日下午与你见面了,彼时他身在广州。你策划的30日下午的见面会,三缺一,时间和地点你来重新考虑、安排吧。
    至于替锐老整理文献事,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基于责任重大和时间太长这两个原因,我真的难以胜任。失去这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也很遗憾,愧对老人家。
    秋祺!
     王建勋
     2009.10.17
    建勋:
    我理解你的考虑,有时很替我爸伤感,两次婚姻都很不幸。我是很愿意为他多做些事情的,也相信能够做好,却无能为力。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的选择。
    祝好!
    南央
    2009.10.18
    《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这一章到这里就唸完了。也许有听友会问,李锐1982年以后的日记的结果如何呢?这一章里已经讲清楚了,王建国策划的在香港出版的合同无疾而终。这些日记的出版,我爸不让我插手,希望朱正、许医农、韩钢和宋晓梦帮他做。朱正、韩钢、宋晓梦都有自己的一摊专业,不可能接过这件耗时巨,投入精力也巨的事情,许医农更是向我爸明确表示她没有这个能力,此事只能由南央做。之前的第十八期,我给大表姐大妹的信中也提到了李普的态度:“你为什么一定要生前出,完全可以留给南央,让她在你身后整理出版。”直到2014年1月,美国胡佛研究所表示愿意收藏李锐日记,我爸才改变了态度,大概也最终看出此事也只有我和悌忠能作,同意我使用国家图书馆扫描到2003年的光盘作日记的输入整理,并配和我辨认一些我辨认不出的他的手体以及为一些简缩语作出解释,审校我的注释。又将他2003年之后的日记交我拿回旅馆扫描。直至2017年2月将日记原件也交我捐赠胡佛所。这些,书的后面都会写到。这里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交代,省去我一一回复听友的来信询问了。
    我还是用几封听友们的来信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算是为《整理李锐日记的曲曲折折》一章做个小结。
    一位中共党内的李锐“忠实粉丝”发来电邮:
    南央:
    我和你爸爸一共有过四次接触。最长的一次就是1996年我邀请他老人家到安徽旅游,时间十天,到了黄山、皖南古民居、九华山、琅琊山、吴敬梓纪念馆、合肥包公馆。当时我还在位,利用我职权,报告上级同意,按照接待中央领导的规则接待他,他很高兴。陪同的有你继母、邵燕祥夫妇、学者朱正。由于所到之处慕名来看他的人很多,我和他几乎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第二次是他到合肥参加全国诗词学会会议,他打电话告知我,我和老伴到宾馆去看他,想请他吃顿饭,但由于他日程安排很满而作罢。然后是我两次到北京去探访,时间很短,只是礼节性拜访。虽然我们没有单独详谈过,但是对李老晚年为宪政中国奔走呼号的言论和行动我还是知道的。他老人家先后亲笔题赠寄给我的他的著作有八本,其中包括“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李锐日记——出访卷”、“李锐论说文选”、“我心中的的人物”、“龙胆紫集新编”、“李锐诗词本事”和宋晓梦“党内有个李锐”;“李锐日记——出访卷”、“李锐论说文选”是1998年9月一次寄来的,我在1998年12月4日在“安徽日报”头版发表了:“李锐:笔耕不辍的老人”,以表达我对李老的崇敬之情。
     “继母”文我只读到3月28日第15期,还请你把后期发的传给我,因为我特别喜爱这样的好文章。这并不是我喜欢窥探别人家的隐私,实在是这样的好文章太少了。“继母”文同“母亲”文一样,是你的家史,也是国史,没被掩盖的中国当代史。我几乎读遍文革后大陆高干子女写的家庭回忆文章,但没有一篇是我满意的,因为水分太多,为了拔高其父母的“丰功伟绩”,不惜捏造、掩盖历史事实,不忍卒读。而你的“继母”和“母亲”文最大的特点是真实,不为尊者讳,而且文、史俱佳,读了之后,不仅对党史、国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给人精神上极大的享受。说实话,我虽然是李老的忠实“粉丝”,但是我对你们家近40年来的情况并不了解。我原以为你们家是一个和美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李老平反了,重新当上了高官,受人尊敬;退休后,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在他同辈人中,其影响力还没有人能超过他。我想李老一定是心情愉快、没有烦恼、非常幸福的。读了“继母”文,才知道他老人家是多么地不幸啊!文革后政治上的压力没有了(89年是个例外),可是家庭纷争不断,精神上的压力太大了。他夹在再婚妻子和唯一能传承他精神遗产的宝贝女儿之间。他无耐、他悲哀,不知怎么处理好,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恐怕也没有完全处理好。这就不能不让人审视这是为什么?作为一家之主,机智过人、能力过人的李老,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却并不高明,甚至非常幼稚。首先是没有真正接受第一次婚姻失败惨痛的经验教训,在再婚问题上考虑不周,没有把价值观、文化差异、内在素质、个人诉求作为重要的标准来衡量,草率决定,以致婚后双方很少有共同语言,遇到分歧,除了吵架、怄气、痛苦,没有办法解决。其次,子女同继母有矛盾,这是中国家庭的常态,但是由于李老软弱,是非不分,偏听偏信,很长时间竟然把亲生女儿视为异己,甚至赶出家门,使你有家不能归,父女亲情哪去了?真的是不能令人理解。俗话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可再婚后,磨子潭水库那血浓于水的父女情深不见了!有人会说因为张玉珍,可李老是一家之主啊!他要坚持,谁能阻止得了!我儿子30年前留学美国,以后在那里成家立业,每次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孙女回来,他们要住宾馆,我坚决不同意,我宁愿自己在客厅睡行军床,把卧室让给儿子儿媳住,也不让他们住宾馆,这样我就有时间和他们多接触。我看了你有家不能归的描述,实在替你难过。李南央,你是个苦命的人。你生在这样的家庭, 9岁以后,家庭分崩离析,长期失去父爱、母爱,受尽歧视,你这颗小草,是在石头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你没有上过大学,却能在世界一流实验室当磁铁工程师;你没有系统学过文学、哲学、史学,却能用文学、哲学、史学诠释李锐的精神世界。除了你自身努力,难道没有李锐、范元甄的基因在起作用吗!他们可是30年代的大学生啊!仅这一点,你应该感谢他们。有人说你写这样的文章,是在给李锐抹黑。错了!李锐若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他的精神遗产就会被淹没、被曲解。李锐有这么大的影响,和你有密切相关。
    一位国内父亲的老友来电:
    南央:
    两期读毕。通过这次详细记述爸爸日记的整理和出版过程,还热心帮助爸爸出书却无端受疑诸友一个清白,很有必要!······我深知,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无私小友们的不懈推动和想出行得通的办法,这些老人的文字是很难面世的。
    我回信说:
    谢谢您的回馈。王建国被用“李锐声明”的方式放到五柳村网上鞭挞(李锐声明也是奚青起草,送交五柳村的),李锐去世后,又被张玉珍作为证据提交到中国的法院和美国的法院。对于我爸是“不厚道”,对于张玉珍是太邪恶,特别是她拿人钱时手伸得那么快。
    很希望王建国能够看到这一期,对他是个安慰。我后面还要谈到画家王申生,还他一个清白。
    一位国内的老教授来电:
    日记的出与不出,不但李公本人进退失据,周围的人也进退失据。因为大家都害怕这个“类似帮会的党”。多么恐怖的一个组织!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吗?这个党的组织部长说它“类似帮会”。何止帮会,简直就是某种邪教。
    一位国内老朋友来电:
    南央:
    19、20集收到。才明白了日记不出的经过。总算交代完这件事。谢谢🙏。你把有关这件事的日记从七年日记中拎出来也不容易!通过20集,用李老日记说明校对过程,我想,你和悌忠把日记从头录入,校对,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一位听友来电:
    南央:你好!
    收到并转发给朋友了。放心。
    我一般都先看一遍,因为听比较慢,而我看东西比较快。
    很佩服你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帮你爸爸完成了整理的工作,我能想象这是多么不易!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是你的历史使命,谢谢你做了这样好的工作。对于那些不能理解、甚至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的人,完全可以不予理睬。至于对父亲的一些不理解和误会之处,只须记得两句话即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一位国内老先生来电:
     “老一辈人们在听,八零,九零后的也在听。人们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需要反思历史。这是越来越多的人的愿望。”也是我这个1936年出生的人的愿望。
    
    最后再多说一句,我在重新编辑《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本书,因为很多听友在问哪里能买到这本书。所以想到何不在印出《我有这样一个继母》这本书的同时,将早已绝版的《母亲》一书重印呢。这样在录入中,就看到了单少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的这样的话,与听友们共享:
    笔者先前读过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现在又读了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感触良多。
    两篇文字虽说是内容不同,风格迥异,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一些带有根本意义的共同点的。
    两者都可以说是记史。父亲那本专著记述的,是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史;女儿这篇文章记述的,是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家庭的一段家史。
    两者所记述的历史都是沉重的历史。父亲所记述的,是一段国家灾变史,昏天黑地;女儿所记述的,是一段家庭裂变史,锥心泣血。
    两者在记述历史时都表现出惊人的坦诚。父亲作为中共老党员,自曝党史,曝出党中许多黑幕;女儿作为李家大女儿,自曝家史,曝出家中许多难堪事。
    ······
    我们民族在那段苦难岁月里,已失去了许多东西,但不要再失去历史,不要再失去国史,不要再失去家史。
    我们人文学界现今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解读那段历史,如何把我们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变成我们所拥有的深厚资源,深厚的人文资源。我们既然经历了苦难,就应对得起苦难。
    李家父女的著述,无疑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无疑为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个案研究材料——国史个案研究材料和家史个案研究材料。
    我们的民族,曾经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民族,曾以史为国本,但如今似乎成了一个记忆匮乏的民族,似乎患上了那种“老年性健忘症”:
    能记得清早年的许多事,但说不清近年的许多事;能记得清汉代和唐代,但说不清现代和当代,说不清“文革”。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故也是一个有记性的民族。有记性不等于有血性,有血性则一定有记性:
    血性是为了维护并光大已有的荣誉而表现出的一种坚韧力,血性是为了铭记并雪清以往的耻辱而表现出的一种坚韧力。
    反之,一个民族一旦失去记性,就一定失去血性,就一定失去发自民族深心的荣誉感和耻辱感。长此以往,这个民族中的许多人士,尤其是一些权势人物,就会变得越发寡廉鲜耻起来。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继续收到听友们的回馈。谢谢收听。我们下周末再见。
    
2020年4月25日 第二十三期(《俞润泉书信集》和《李锐口述往事》)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4月25日,是我连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二十三期。这一期开始新的一章:
    
    《俞润泉书信集》和《李锐口述往事》
    2008年6月《李锐日记》三册出版后,我与同一家美国出版社谈好,出版《俞润泉书信集》。编辑这本书时,我感到父亲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积极配合,几乎是有求必应。有一次回国,他拿着书真诚地对我:“你这本书编得很不错,很好!”这里摘录下几则父亲在日记中的记述:
    2008年6月23日(星期一)
    从窗下那一大堆资料中,清出俞润泉1999年的几封信(编《诗词本事》)。南央正需要这些信件,为俞出书。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
    上午薛京来,将找出的俞润泉的信已交他复印,却忘记了,仍继续找。因南央来信(楼上传的Email),此事由朱正和她负责编辑出版。今天又找出两封交薛京,让薛到满起家,从南央过去整理的文件、信件找出俞的信并王元化的信(薛说过去复印寄出过)。
    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翻看《日记》(1),许多人名我都忘了。
    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信件,让看《日记》等。他取走《领导者》22期。俞润泉的信件已复印,连同照片,让薛寄与朱正。小妹为此事有信。
    2008年8月26日(星期二)
    上午作字二个小时。为钟勤昌写《路魂》、《上古神话演义》剧名(写了二三副)并诗条幅,为南央要的《俞润泉书信集》写书名,为韩钢写条幅。
    2008年8月27日(星期三)
    昨天为韩钢写的条幅和为《俞润泉书信集》写的书名,不知玉珍塞到哪里去了,遍寻不得,只得重写。
    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
    真没料到,小妹和忙忙回来了。昨天到的,住在大姨家。带来250磅书,安全过关。她不敢打电话,怕有窃听,过海关麻烦。《俞润泉书信集》印得很好,大32开,380页。我将又找出来的一叠俞信又交与。
    2009年8月5日(星期三)阴
    上午清部分资料,又发现俞润泉一封信(大概95年),读我三峡文流泪了。
    《李锐口述往事》一书源于2002年3月至8月崔卫平和丁东完成的採访,丁东将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记录稿交给父亲后,他只整理出一篇“上学”,以后就搁置了。完成了《俞润泉书信集》后,我试着跟父亲说,他的“口述”是否由我整理,这件事拖得太久了,再拖下去可能就要彻底黄了。父亲痛快地答应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没再说:这事儿不用你管,有韩钢、宋晓梦、许医农······大概这么多年,他看出来了,只有我这里源源不断地完成了一本又一本他的史料集“昨日书”、“相册”、“家信集”、“日记”三册,还为俞润泉先生完成了一本“书信集”。不需要任何财力资助,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录一则父亲的日记于此,他记了我为他整理的照片派上了用场。
    1998年6月21日(星期日)
    下午三点晓梦先来,传稿清样中多处为责编缺历史知识误改,得一一纠正过来······《传记》照片近20张,是小妹复制的。封面不错,名字乃本人书写体。
    父亲接受了我在《争鸣》杂志连载的方式,答应他一定按时完成对我发给他稿件的审阅。为了这件父亲愿意做的事能够顺利进行,我跟丁东商量:“咱们要想将事情做下去,一定要取得张阿姨的支持才行,她若从中作梗就不好办了。能不能把每期的稿费都给张玉珍,你、我都不要。我知道作为女儿为父亲作事是天经地义的,对你这个外人,花费了那么多的功夫进行採访和将音频文件转录为文字文件,这样要求是很不公平的。”
    丁东连磕本儿都没打:“好!就按你说的办。你整理好一篇就立即传给我,我看过即给李老送去。”
    当我回国将得到的第一批稿费交给父亲时,父亲问我:“稿费给了丁东没有?”
    我说:“我跟丁东说好了,稿费全给你,我俩都不要。”
    父亲立即说:“这不好,丁东的一定要给。”
    我说:“丁东没意见,同意都给你。”
    父亲更加坚定地说:“这不好,丁东的一定要给。”说着,将装稿费的信封退回给我。我的眼眶湿润了:老头子是个好人!
    我当着父亲的面取出一半,将信封送回给他。他冲着张玉珍房间门努努嘴,小声说:“你拿去给她。”我照做了。从信封里拿出“争鸣”的稿费收据给张玉珍看,说:“这是我爸在‘争鸣’上发表文章的稿费,他说让给丁东一半,一半给你。”张玉珍收下了信封,什么也没说。隔日见到丁东,我将他的稿费给了他,说:“老头子一定要给你的,你收下吧。”
    丁东问:“你拿了吗?”
    我说:“我不该要的,你和我爸对半。”
    丁东二话不说,打开信封数出了一半的数额塞给我:“咱们三一三十一,一人一半。别争了。”
    待《争鸣》连载完,交给了张玉珍最后一笔稿费。一天父亲悄悄地对我说:“她说没有拿到多少稿费。”我愣了,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父亲摆摆手:“算了,随她去。”我看出父亲没有不相信我的意思,就和他聊开了别的。写这本书时,我计算了一下《争鸣》连载“李锐口述”的稿费,总计56期,36,560.46元港币,张玉珍得18,280元港币,我和丁东各得9,140港币。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海版稿费是2300元人民币,香港版稿费56美元;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李锐日记》,《云天孤雁待春还——1975—1979年李锐家信集》2008至2019十一年间,总计得稿酬806.37美元。对于我,从争鸣那里得到的“李锐口述”的稿费是很多的。我在父亲日记中搜到几则我交他稿费的记述。
    1999年12月18日(星期六)
    晚上十二点南央和忙忙到家。她把我的两篇文章介绍给《当代中国研究》,得600美元稿费。谈到一点就寝。
    2003年10月19日(星期日)
    小妹八点来······带回一堆书刊与我(有《晚年周》等)还有120美元稿费。
    2004年6月28日(星期一)
    续翻《开放》等。我的十多首诗在《动向》、《争鸣》隆重刊出,附有照片。小妹带560美元稿费。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小妹同丁东来,出示改好的“延安整风抢救”一段。给我三本《争鸣》和稿费三千多港币。
    2011年12月17日(星期六)
    早餐后,南央突然来到,她是出差绕北京停两天。带来近两期《争鸣》,稿费交玉珍,还有些药物。
    我自己从来没有给过丁东任何物质的感谢,唯一一次想送他一套三册《李锐日记》,还让别人抢做了人情。这是那次我给丁东的电邮:
    丁东:
    笑梅的弟弟7月上、中旬回国出差。到时托他给你捎上《李锐日记》(1)(2)(3)一套三册。我本说要自己送你,笑梅说,你给了她很大的帮助,这套书由她送。我也就顺水推舟,把这个人情送给她做。一笑。
    盼你能忙中抽闲,写篇文章“推荐、推荐”,若能连上次那册《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将文章一起作了,就再好不过。
    拜托、拜托!
    我现在整理俞润泉书信,想帮俞先生出本书。他为《李锐诗词本事》出了那么大的力,一生又如此苦涩、坎坷,我想为他把这件事做好,之后再开始整理我爸的那些“口述”。
    代问小群好!
    南央
    2008.6.15
    整理父亲日记时,看到他在一则日记提到了《李锐口述往事》。录在这里,由此一句,我知足了。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
    丁东来,交我小妹整理的口述历史延安部分6万字,真是大工程。关于江的情况要谈一次。
    2020年3月16日,张玉珍通过她的美国律师,向奥克兰地方法院递交了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李南央的反起诉状,诉状中将《俞润泉书信集》和《李锐口述往事》,连同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三册《李锐日记》,《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及《我的父亲李锐》等著作统统诉为受她保护的作品,她是唯一的版权拥有者,按照中国的版权法,这些书及其衍生作品的出版权和再版权归她张玉珍一人所有。李南央未经她的许可,擅自出版了这些书籍,侵犯了张玉珍作为唯一版权所有人的权益。
    
    这一章很短,到这里就唸完了,还有些时间。《俞润泉书信集》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将这篇文章和编后记摘要地在这里读一下吧,以便听友们对这本书的内容有所了解:
    
    我本不识俞润泉先生,只是在父亲李锐留存的资料中,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就上网查了一下,结果搜寻到了与“美食”有关的不多几条。我对家乡菜极为眷恋,想从俞先生的文章中讨得一、二个菜谱,便给朱正先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可存有俞先生的美食著作。朱正告诉我,他没有俞的美食书,但是存有一本朋友们自费为他出的纪念文集,可以送我。二00八年三月回国探望住院的父亲时,果然就从他那里得到一本。四月份去华盛顿探望女儿,在飞机上一篇篇地读下去,心里大哭了一场又一场。
    从华盛顿回来,我给朱正发了一封信。
    朱正叔叔:
    看完所赠《尚留浅笑在人间》,心里挺难过的。他那样的病体,还参加替我爸作了“诗词本事”。这本书是我现在为父亲整理资料时常翻看的。
    有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想给俞润泉先生出本信集。
    现在人们都不大写信了,电话、电子邮件,画字的事也只有你们这些老先生还作了,不过连李普也是用电脑写文章了。“写信”作为一种文化,说不定也要成为历史。看了纪念集,几乎每一位写文章的朋友都提到了他的信。一位如此有才华,却不能说话的人,将其所思、所爱,对朋友的一往情深全写在了纸上,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更何况信又写得那么好。留下他的信,也算是对“信文化”的纪念吧。
    等待你的意见。
    南央
    2008.4.24.
    朱正的回复是:
    南央:你好!
    你的想法很好,我很赞成,他给我的信,长沙家中大约还能找到一些,令尊大人处和钟叔河处都有······
    此后不久,我得到了俞润泉夫人张孝雍的同意和周实兄的允诺:
    “南央:信接。知你心意。既然你如此想做,就叫他们将信寄我吧。收集齐了,我再给你。”
    周实兄首先转来了他的二位邻居李冰封、钟叔河先生的来信。李冰封说:
    “俞先生的这些信,有史料价值。但整理起来,还颇费时费力。周实兄发出这些信,也需费大力。俞先生生前的友好,都十分感谢你们二位,铭记你们二位做了一件大好事。”
    钟叔河先生写的情浓得抹不开:
    “‘人总是人,人只有人的力量。’周作人此语说得何等好啊。‘大家都生活在可怜的人间。’编他的信集,也就是在这个可怜的人间,为一个可怜的人留一份实录。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呜呼! ”
    前者从大处:“史料价值”,后者从小处:“留一份实录”估价了这本书的意义。
    周实兄从长沙源源不断地发来了那里俞先生的朋友和亲人送去的信件的扫描件;朱正先生拿着他那张离休老干部免费乘车证在北京跑路,从不同处收了信,亲自送到我朋友的家中。在钟叔河先生的指点下,我又麻烦了美国这里的一个华语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史东先生,帮我寻访到俞润泉先生的中学同学,现居洛杉矶的黄美之女士······最不能相信的是,黎体贤、刘皓宇先生这样的年龄,居然能够使用电子邮件,从太空中回答了我一次次的询问,补发来一份份的资料和建议······这般的热心热肠,总是让我触摸到妻子、朋友们对俞润泉深深的情和爱。俞先生其实比现在很多腰缠万贯的富翁,爵高权重的大人们要幸福得多,富有得多啊!他若在天有灵,是会笑出声的。
    大社会是由小人物组成的,俞润泉是个小人物,但是与大人物和大时代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四五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国民党进行舆论封锁,此历史事件当时只有四篇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二百字短讯,夏衍在共产党《新华日报》上发表二千字文章(俞润泉给友人信中认为该报道很不真实),彭子冈(《大公报》)传诵一时的千字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再一篇就是当时年仅十九岁的俞润泉为《国民公报》所写:《毛泽东氏昨日由延安抵渝——本报记者与之握手言欢》。那天他确实是和毛泽东“握手言欢”过。这件他引以为无尚荣光的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却被指为受中统派遣,欲行刺毛泽东。
    俞润泉的父亲俞峻(字笏山),是湖南著名的律师,湖南大学第一任法学系主任,其远房姑母为戊戌变法后著名反清女侠秋瑾。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时的囚居之地,居然是秋瑾夫家的宅第,俞笏山先生当年曾奔丧于此,半个世纪后在同地探望“罪犯”儿子。俞润泉还有一个表亲,是二00七年才卸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俞润泉在广西大学法律系读四年级,回长沙父母家过暑假,适逢长沙解放,便留下考入刚刚创刊的《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满以为缺乏法律人才的新政权会量材善用他这法学世家子弟。后留在报社副刊工作,不久遂与今日的文坛大手笔朱正、钟叔河同打入“四人小集团”(另一人为张志浩)。三反、肃反、反右、文革,劫劫难逃。在矿井口下钩、背过死尸、在街道拉板车、刻钢板、茶场种茶······一九七九年终于获得平反,被还以清白之身。但仅仅三年之后,即诊断出喉癌,施行了声带全割术,从此不能说话。失声后,他为“讨酒”不得,与妻子冲气,在家中水泥地面、墙上、门上,满天满地地乱画粉笔:“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与朋友的交往亦转而全靠纸笔。这是俞润泉独有的故事:非失声,不会将声对声的沟通,变成纸墨的交流;非重情,不会如此地勤于笔耕,将自己的所思、对友人的所念,游行于笔尖,留下了几可等身的书信才情。
    朱正先生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说,俞润泉的信“折射出了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细节”;钟叔河先生说,他对俞润泉才情的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父亲李锐为这本书写了两幅书名题签,让我挑选,俞润泉在他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见。我确信:俞润泉先生留下的这些文字是会寿比金石的。
    俞润泉先生所经历的苦难,如今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具体情况的不同,本质上并无区别:轻蔑人、轻蔑生命。岂明先生的感叹:“人只有人的力量”是不错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呐喊:“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则激励人要勇猛些,发挥出大的力量。
    人的一生,来了又去了,能留下些什么呢?只有一个“爱”字,大概是永恒的吧。人各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保留下亲人、朋友、不相识的人的那些有价值的文字,是我心中对他们不熄的爱。
    
    好几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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