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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称何清涟对多维的评论失实
(博讯2004年12月07日发表)

    多维来稿称:《大纪元》2004年11月30日刊出《何清涟以亲身经历谈多维角色》一文,对於文中何清涟女士的个人观点,我们暂不予置评;对文中何清涟女士涉及的事实部分,多维新闻网与明镜出版社进行了查核,事实与《大纪元》对何清涟访谈记中的报导严重不符。12月3日,我们将相关调查结果通报给了何清涟女士。至12月6日,我们尚未收到何清涟女士的答复。
    
     现将致何清涟女士的信及相关材料(包括《何清涟以亲身经历谈多维角色》全文)予以公开,同时,我们仍等待何清涟女士的答复。 (博讯 boxun.com)

    
    何清涟女士:
    
       您好!
    
      《大纪元》11月30日刊出的《何清涟以亲身经历谈多维角色》中提出一系列问题,不容我们忽视和漠视。特别是访谈中涉及的事实,在未与多维与明镜核准时就公布,使得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在与您的合作中是否违背专业规矩、朋友情义和政治原则,而且已经在检验我们是否对於读者负责。因此,尽管您没有与我们事先查核任何问题,我们还是本着对您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和精神,查证访谈中涉及的事实和问题。我们发现,事实与《大纪元》对您的访谈记中的报导严重不符。我们决定,根据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和业界的规则,向您通报我们的调查结果;并在与您最後核准後,向读者解释。
    
      要指出的是,多维与明镜是各自独立的企业,但鉴於您在接受《大纪元》的采访中,对多维与明镜一并提出了指责,多维与明镜对涉及的问题分别进行了查证,在此集中逐一答复您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第1、2、3条为多维的答复,第4条为明镜的答复:
    
      1、访谈中说,您说被多维“雪藏”是事实,“多维近年确实没有报导与转载过您甚麽文章”。
    
      但是多维调查发现,在2001年6月至2004年11月,多维新闻网刊出关於您的报导、评论和您的文章共263篇,其中2003年11月至2004年11月共53篇,刊发频率远远超过许多名人。
     多维新闻网是一个24小时都发稿的媒体,电邮很多,加上编辑分散在多个地方自主发稿,漏发一些重要文章的事时有发生,并非孤立地发生在您的身上,一些作者因此来电提醒我们,我们几乎都进行了补发。您在今年11月向多维反映,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有两篇文章未被多维转发,多维很快进行了补发。
      多维作为一个媒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尽量发表原创性的专稿,作业中一般优先处理投稿和推荐稿件。任何媒体没有义务转载所有不是投稿和获推荐的稿件。而在我们的记录中,没有任何来自您或有关您的投稿、推荐稿件以及正面报道消息被封杀。
    
      2、您说对多维最近要访问您很“吃惊”,还说多维对您的专访是何频先生於三一学院受到质询之後发生的。
    
     当您最初出国时,多维曾给予较密集的报导。但随着您在美国进入正常生活,即使对您个人活动的报导减少也是非常正常的。很多德高望重的中国名人也居住在美国,多维也不是常报导。
      多维最近对您的采访计划是11月5日在《多维时报》编委会上决定的,是何频先生提议请高伐林先生对您做专访的。据高伐林先生所述,他在11月6日中午在午餐即向您提出为您做专访,您并未拒绝,当时做了简单采访。11月6日下午,何频先生才在会上做了发言,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无论是决策、还是高伐林先生向您提出意愿,都在三一学院何频先生与其他与会者就多维办媒体方向交换意见之前。但《大纪元》对您的采访记中错置事件的时间顺序,以曲解多维这一举措的动机。
      关於这一决策实施过程,高伐林先生作出了书面解释,见附件。
    
      3、您在访谈中说,多维发表了冼岩先生批评您在美国思想枯竭,可能发生精神崩溃的文章。
    
      冼岩先生是一位在海内外非常活跃的作者,他的文章在很多网站都有刊登,他并非多维的雇员,他的观点就像所有人的文章,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多维的立场。被冼岩批评的学者和官员,在海内外大有人在。多维同样发表过很多批评冼岩或与冼岩讨论问题的文章,这些在多维网上都可以查到,有目共睹。
      多维编辑曾向何频先生提及冼岩先生有一篇来稿对您提出批评,说您“难以再有惊世之作”等等。何频先生很少干涉编辑的自主发稿,但何频先生就这篇文章作出了不应刊登的决定。多维从未刊出这篇文章。冼岩先生的这篇文章後来刊在海外另一家网站上,时间是2004年7月7日。
      多维确实刊登一些涉及不同於您的观点的讨论文章,这决不是对您的敌意,而正表明您的话题和观点引起公众注意。学术在公共讨论空间中被重视,与党派政治宣传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前者是通过关注重视的讨论和辩论来表现,後者是歌功颂德式的附和和认同。
      同时,我们还相信,这是自由媒体的基本原则。在学术自由社会中,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因为批评者或被批评者的身份而被禁止发表。
      我们也不赞成在没有确凿证据时就猜测作者的“背景”,更不赞成基於猜疑就剥夺某个作者的发言权。如果作者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值得讨论或符合公众兴趣,即使作者具有一定政治背景,我们仍然坚持公开讨论;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对具体观点的自由讨论、而不是政治封杀,才能最有效地增强人们识别谬误的能力;以政治背景为由无视或拒绝讨论,并不能使人们幸免於被谬误欺骗,只会在毒化讨论气氛的同时,削弱人们对於谬误的识别力和抵抗力。学术自由的生命力是通过理论讨论、而不是政治蔑视来澄清真理与谬误。
    
      4、关於明镜的出版您《中国的陷阱》的问题。
    
      明镜出版《中国的陷阱》一书的基本背景是,当您在国内完成你的研究写作、但先後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後,你找到当年在深圳的故交、後来明镜出版社总编辑何频先生。何频先生认为,无论出於故谊,还是出於公心,都应当出版此书。因为此书确实对於国人认识自己的问题有独特贡献;出版此类书籍是创办明镜出版社的目的之一。因此,1997年明镜出版了此书。我们不想说此事上我们雪中送炭、对得起朋友和国人,此书後来改名为《现代化的陷阱》由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陆畅销,确实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证明了我们的判断,使得国人不仅更多了解了自己的问题,而且也更好地认识了您和明镜出版社。
      对此,明镜出版社一直认为,这是一项成功的合作,是双方之间私谊公心的回报。您在书的後记中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大纪元对您的采访记使得我们发现,此事在您心中其实是另有看法。
      在《大纪元》的访谈中,您提到您收到明镜此书2000册的版税,我们经查对,1997年至今,您分四次提取了《中国的陷阱》4000册的版税,包括提前提取的版税(因您提出生活困难)。有关支付资料有完整的记录,包括您的签字,可以供随时调查。但是,在采访记中,您说您只拿到2000册书籍的版税。请您核查後迅速告诉我们,您是否收到4000册版税。如果收到,请您更正有关说法。如果您没收到4000册书籍版税,我们需要合作进行进一步调查。
      关於您的书销售记录,明镜是委托香港一间公司进行的,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授权给您个人就此进行查对。
      明镜出版社并不是不愿意继续合作再版您的书籍,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在售尽已印书籍後,再讨论续约。这也是业界通行规矩。我们尊重您的权利,在合约期满後找新的合作夥伴;我们也为您所说的新版的成就感到高兴,并且不介意我们的数百本已印书籍因新版书籍而销售会更困难。
    
    
      上述查证表明《大纪元》和您的说法和事实真相相差甚远,多年合作的善意竟被您在特定时刻做了特定解释。尽管这样,我们仍然遵从君子之道,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
      此信就是我们的努力,是为澄清由大纪元对您的访谈记中涉及的问题和事实,是通过沟通,避免误会甚至被人利用误会曲解事实。本来,这些问题和事实以及误解或失误,完全可以通过朋友之间或作者和出版单位之间的正常沟通解决,但是由於《大纪元》对您的访谈已经成为公共话题。我们只有敬请您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公共讨论空间和舆论负责,对事业合作夥伴的声誉负责的精神,澄清和确认上述事实。这也是业界的一般规矩,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理由豁免这些责任。民主自由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身份、学术或公共空间的成就及其导致公众人物的自我感觉,都不但不能豁免、而且更强化这种责任,因为在上述背景中,这种责任已经是政治正义、学术良知和做人道德所要求的基本责任。
    
      祝您康安!
    
      多维新闻网
      明镜出版社
    
      200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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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关於多维采访何清涟的由来
    
    高伐林
    
    
    读到何清涟女士回答“大纪元”采访中,对“多维网几年来很少刊载您的文章。近日,多维一反常态的刊载您的数篇文章,现在又对您进行了专访”的说法,称“确是事实”,“最近多维对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康莱狄格州三一学院‘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上何频受到与会听众质询後发生的”。作为对何清涟女士进行书面采访的记者,深为赞同她所说媒体“追求真实是首要的一条”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我有责任写下当时经过。
    
    11月6日,我受多维的安排,列席在康州三一学院举行的“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国际研讨会,主要任务是重点采访一些与民间维权活动有关的与会学者,请他们谈谈对於以万州事件、汉源事件等为标帜的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的看法。何清涟女士也列在这一采访?围之中。
    
    上午来到会场,开会前时间很紧,只能向一些学者匆匆表达采访愿望,不过,在会议进行中,我重点拍摄了多位学者,以便在未来的专访中能够采用,其中就包括何清涟女士。中午吃盒饭,我正好与何清涟女士、卡玛女士、大纪元的几位记者等多人坐在一桌,大家边吃边聊,虽然不可能深入细谈,但机会难得,我便隔着桌子向何清涟女士提出,多维让我来采访你,你对中国民变的原因一定有很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何清涟女士当时确实神情很惊讶:多维会采访我?不会吧!多维对冼岩骂我的文章一发再发,就是不发冼岩所骂的我的文章。何频连我的文章都不发,怎麽会安排采访我?
    
    我大感意外。在我的感觉中,如果说多维没有发何清涟的某一篇文章,不无可能,但要说多维有意不发何清涟的文章,我不相信。不过当时虽然记得何清涟的文章近年在多维频频露面,但要我具体地说何年何月何日发的哪一篇,我真说不清。於是一边解释在我看来是由於某种沟通不畅所造成的误会,一边尽量向她就当前民变的由来、根源、趋势等等提出了一些问题。何清涟尽管对多维有这样的意见,但对我的问题,也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她的回答表现出她对这个课题确有思考,使我感到更有必要做更详细的采访。我想,好在她住在美东,联络方便,可以在会後再通过电话进行。
    
    当天下午,多维负责人何频先生在会上发言并回答了听众提问。在与何频先生等同车返回纽约的路上,我向何频先生转达了何清涟女士对多维有意压制她的声音的不满。何频先生当时神情也确实很惊讶:多维不发表何清涟的文章?我们哪会做这种事!
    
    会後那一期《多维时报》(11月11日出版)发稿之前,何频本人和《多维时报》总编辑连先生都一再问我是否完成对何清涟女士的专访,但当时我正在赶写对张耀杰先生和任不寐先生等几位学者的专访,而《多维时报》版面也有限。我想,民变与维权都并非短期报导题材,当时四川等地民变事态还在发展,徵得总编辑同意,将对何清涟女士的专访往後放一放。
    
    没想到,11月9日发生张纯如自杀的突发事件,《多维时报》立即组织全面采访,撤下了已经排好版的关於民变和维权的内容,决定放在下一期,以腾出篇幅报导张纯如自杀。这样也使我改变想法:既然多出了一周时间,就可以继续对何清涟女士的专访,到时候可以与对任不寐的专访以及关於俞梅荪、张耀杰等学者维权的报导一起刊出。这样我便在这一周的《多维时报》付印上市之後,11月12日与何清涟女士联络上,再次向她讲明意图,她同意了用书面形式回答我的问题。後来她比约定时间提前两天,详尽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让我喜出望外。再下一期的《多维时报》(11月18日出版)用大半版篇幅突出地刊登了这篇专访《人们还会认为我危言耸听吗?》。
    
    就我个人看来,对何清涟女士就此专题进行专访,是找对了人。1997年我就读过她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完整版),对她所论述的问题印象深刻;近年来,我又读到多维网刊载了多篇她的文章,也都或多或少与此话题有关──在11月6日午餐时何清涟女士提到多维不发她的文章时,我没有思想准备,没法举出具体事实;但最近我感到有必要弄清楚到底多维是否没有发她的文章,澄清这一误解,以免以讹传讹,便在多维网搜寻,检索结果是,仅仅从2002年11月16日的两年来,就检索出如下多篇何清涟女士的文章(括弧中为在多维网刊出的中港?时间):
    
    何清涟:政治高压不能维持社会稳定(2002-11-16)
    何清涟:读任不寐《灾变论》(2003-2-4)
    何清涟:中国女性沉沦的成因分析 (2003-2-23)
    何清涟:读郑义《中国之毁灭》(2003-2-28)
    何清涟:制度化监控传媒业(2003-8-2)
    北明:中国官方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多少──何清涟访谈录与记要(2003-12-1)
    何清涟:积重难返的出口退税制(2003-12-3)
    何清涟:中国政府的〈国家诬陷〉行为与社会仇恨(2003-12-31)
    何清涟: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从何而来?(2004-3-3)……
    
    甚至仅仅在11月上旬康州会议上得知何清涟女士对多维有这样的意见之前不久,多维就连续刊出她至少三篇文章:
    
    何清涟:政府与官员共同分赃??评反腐奇招「一二三工程」(2004-8-2)
    何清涟:一个虚假命题的破产──谈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会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2004-9-30)
    何清涟:非暴力抗争在中国的前途(2004-10-20)
    
    此外,多维还刊发过何清涟女士的多幅照片,关於何清涟女士的多篇报导,例如:
    
    《多维时报》:何清涟将讲述中国未来5-10年经济局势(2004-2-19)
    宾大演讲二度受阻何清涟悲哀留美学生(2004-2-24)
    ……
    
    在综合性报导中,重点介绍了何清涟女士看法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简而言之,我认为,多维确实应该在更有效、更及时地传递包括何清涟女士在内的声音方面做更多改进;但是我受多维委托向何清涟女士表达专访愿望在前,得知何清涟女士对多维的不满在後,而对她专访和听取她的批评是同时交错进行,这是发生在11月6日中午吃盒饭过程中短短十几分钟内的事实。
    
    希望我的如上说明,有助於澄清一些误解。
    
    高伐林
    
     200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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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何清涟以亲身经历谈多维角色
    
    
    【大纪元11月30日讯】着名经济学家何清涟2001年逃离中国之际,多维网做了许多报导,同时何频的明镜出版社也在海外热卖何清涟着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此书在海内外引起强烈轰动,成为学术着作中罕见的畅销书。何清涟旅美以来着作甚丰,出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日文版、韩文版和德文版之外,完成「中国人权」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课题,
    发表倍受关注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每一两周即有一篇研究分析文章发表。奇怪的是何清涟旅美后的文章多维网难得一见,在近日何频发表「多维是谁的传声筒」一文后,多维在一天内登出三条何清涟文章,日前又在报纸和网站上发表对何清涟的专访。为此记者专访何清涟寻找答案。
    
      大纪元:多维新闻网在对待您的态度上发生过许多转变。在您2001年逃离中国之际,多维网做了许多报导,同时何频的明镜出版社也在热销何清涟着「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但很快您就被雪藏,多维网几年来很少刊载您的文章。近日,多维一反常态的刊载您的数篇文章,现在又对您进行了专访。读者对此很有兴趣一探究竟。
    
      何清涟答:你们看到的确是事实。2001年6月我刚从中国逃出来时,曾与多维有过接触,那时记得多维刚开办不久,无论是知名度还是经济来源都有待提升。而后来多维确实没有报导与转载过我甚麽文章,包括一些转载率很高的文章,比如我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威权统治下的中国?F状与前景」等,多维也从未转载,倒是国内一些网站上的网友们在与政府打游击战,删删贴贴地努力想传播这些文章。我真为那些网友的安全担心。所幸这几年正好是大纪元时报发展时期,通过这一报系,我的声音在海外中文媒体上得以传播开来。
    
      最近多维对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康莱狄格州三一学院「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上何频受到与会听众质询后发生的。当时听说多维要采访我,我真的很吃惊,曾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是不是弄错了。从康州回来几天后我曾接到何频先生的电话,他向我解释了一下多维近几年的取向,并解释他说是卫护我的,比如有个叫冼岩的写了许多骂我的文章,他都扣下来了。我告诉他,他可能记错了,冼岩的文章几乎每次都在他的网上首发。多维甚至连冼岩点名批判的我的文章,包括上述两篇在内,都没有刊载以供读者作批判靶子之用。至於多维突然又登载我的文章,是不是一反多维常态,那也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清楚。
    
      大纪元:多维发表其专栏洗岩专题文章「yao yan
    何清涟」对您进行人身攻击,表示您在美国思想枯竭,身受内外煎迫,可能发生精神崩溃。您对此有何看法?这种人身攻击文章是否超越媒体底线?
    
      何清涟答:冼岩是甚麽背景,曾有「冼岩」署名文章解释,说「冼岩」不是国安部的写作班子。但至今为止,「冼岩」於公众来说还是个网路幽灵,只知道这个名字是个千面人,甚麽样的题材都能写,几乎对任何事件都随时可以写出洋洋万言,感觉良好地加以评论。其文风时而故作文雅,咬文嚼字,时而跳起脚来骂街。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每天工作24小时,大概也无法写出这种风格多样的大量文字,并阅读海量般浩大的信息。至於「冼岩」诋毁我的话,我从来就觉得那是暴露他自己是甚麽货色的文字垃圾。那些愿意将「冼岩」那种骂人文字如获至宝地登载的「媒体」,大概也不需要为自己设定甚麽媒体底线,因为它们本来就知道自己并非媒体,也根本不会用媒体的标准要求自己。
    
    
      大纪元:您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是何频的明镜出版社发行,而修订版由博大出版社发行,是何原因?这本书在海外也广受读者欢迎,您的稿酬应该也很好吧?
    
      何清涟答:交由博大出版社出版,是两个原因,一是我与明镜出版社的5年期合约早已於2002年7月初到期,且并未续约。按照合约,明镜版的书之销售也应该於2002年12月停止,但因他们告诉我还有几百本没卖完,所以一直在卖。二是我与博大负责出版的人谈过,相信他们的诚信与能力。事实证明,博大版的书确实做得很好。至於稿酬,我的书在国内绝大多数是盗版,收益归了盗版商;在海外,我从明镜出版社那里一共拿到了2000册的版税。而修订版在海外发行的情况要好得多,台湾版印了5000册,不到一年已告售罄。博大出了4000册,从去年10月至今据说也已经销售了3000多册。
    
      大纪元:21世纪中国研讨会上,《当代中国研究》网站和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要求何频先生回答,「从一个西方自由国家的标准新闻媒体的做法和角度,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的多维新闻网,在那些方向上与西方的正常的、自由的媒体有甚麽不同?」
    何频答说:「多维在面临中国转型过程中他所选择的角色不是媒体」。您对此有何评价?
    
      何清涟答:既然他自己都说他所创办的多维所选择的角色不是媒体,别人自然也就不能强人所难地将多维定位於媒体,应该尊重多维自己的选择,不将其作为媒体对待就是了。
    
      大纪元:多维办报纸与网路,却又声明自己不是媒体,那它们究竟是甚麽?
    
      何清涟答:历史与现实经验可以做为解答这个问题的借鉴。西方国家媒体是媒体,有自己的一整套职业伦理,其中追求真实是首要的一条。而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基本上不是媒体,而是宣传机器。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它们的定位是「党的喉舌」或「党的宣传阵地」,其职业伦理是服从党的需要,党叫做甚麽就做甚麽,事实是甚麽并不重要,事实需要服从党的需要。
    
      我在这里讲件真实的事情。我在国内时,偶然遇到深圳一位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局长,因为原来认识,於是我问他最深的感触是甚麽?他告诉我,美国甚麽都好,就是制度不好;而中国甚麽都不好,就是制度好。我看他不像开玩笑,於是请他解释。他告诉我,去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布什总统未成年女儿酗酒的事情发生,美国媒体猛炒,布什很狼狈。下面是他的原话:「这点屁大的事情,炒成那样。这样的新闻自由有甚麽好?中国如果引进这样的制度,岂不天下大乱?所以党是英明的,绝对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要这套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局长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代表了中国官员的平均认识水平。
    
      大纪元:您本人在「深圳法制报」作了多年部门主管,又作了「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专题研究,您认为作为媒体而不是「传声筒」的原则应该是甚麽?媒体的底线是甚麽?是否对前一段时间的多维何频「篡改报导」事件有所耳闻?在辩论中,有人提出了甚麽是「公正媒体」这个命题。您认为何为「公正媒体」?
    
      何清涟答: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学者要不要讲学术良知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学者治学要讲学术良知是学术研究的内生需要一样,新闻报导追求客观公正,也是媒体内生的要求。一般来说,媒体的标准有上限与下限,下限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尊重事实,报导要力求客观公正;上限则比较难,比如要体现社会良心与社会关怀。至於在媒体前面加上「公正」二字,可能说明一些中文媒体要追求公正客观的基本标准已经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
    
      学术要不要讲良知,与「媒体」前面要加上「公正」二字,这两个问题的荒谬,足以折射出当今中国世态之荒谬,这种荒谬已经延伸到海外华人世界里来了。
    
      大纪元:您可否举例说明海外(亲共)中文媒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伊拉克战争、影响美国大选、进行反美宣传中如何与大陆中共媒体遥相呼应?
    
      何清涟答:这种宣传如果要举例真是举不胜举,有心人只要作个样本分析就可以了,比如将某一媒体在任一时段的报纸抽出来做定量定性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比如某报纸对上述事件的报导共有多少条,在这些新闻中使用了甚麽词语,表现了甚麽倾向,与某些公信力好的媒体相比较,同类题材的报导有甚麽特色,等等。我自己没有时间做这研究,希望你们能够做个样本分析,这种分析应该很有趣。我总体上有个感觉,国内的媒体不少都在打插边球,努力想挣脱中共宣传纪律的束缚,想成为真正的媒体。而海外不少中文媒体大概因为新闻自由已经不是稀缺物品,反而更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与经济供养,想方设法成为喉舌。海外中文媒体与中国国内媒体各自朝相反方向的努力,只要比较海外与中国大陆的报纸就可以看出。
    
      大纪元:中美两地的新闻及信息交流,从来都是不对称,不平等的。比如,美国允许中央电视台落地,允许中共使领馆向海外华人邮寄《人民日报》,但是中共却对海外信息百般拦截过滤,中国的普通百姓更没有机会看到美国的中文电视。您对「对等交流」有甚麽看法?对现在这种实际「不对等」的现状又有甚麽评价?
    
      何清涟答:这种不对等实际上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一样而造成的。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而中国不是。所以美国不能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其国土上传播其主张,而中国却可以任意限制。而国际社会对这两种国家的要求标准近年来也宽严不一,对美国要求很高,有一点点事情做得不够好就质疑声四起,比如伊拉克虐囚事件引起的指责甚至针对政治制度,尽管该事件并非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而对中国的要求很低,哪怕中国政府每天都在肆无忌惮地剥夺本国公民的人权,国际社会总有声音在表扬中国的进步,有如幼儿园的教师每天表扬小孩:「某某小朋友真乖,昨天学会了穿衣服,今天又学会了自己洗手,这真是了不起的进步……」。
    
      我的看法是,美国受到的批评与监督越多,滥用权力的现象就越少;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种不对等还得延续一段时间,除非中国改变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我曾有一位朋友,数年前当了海归,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但前两年又想方设法出来,他对我谈的理由是:「不是嫌国内的物质条件不好,我原来也是中国出来的,对这些能够忍受。主要是媒体的宣传简直就将老百姓当傻瓜,我实在不想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成为思想残缺者。」
    
      到海外来以后的三年多,我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后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个典型例子是:不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还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人士,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意念时,使用的均是同一套政治话语。原来我很少想过语言这种形式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现在我比较留意这些,如果有时间做个专题研究,很有意思。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些人总将批评与谩骂之间划等号,以为美国的新闻自由就是骂人。在写一般性的文章时还能掩盖文革文风,但情急之下,立刻露出尾巴。我那天在接何频电话时对他直接谈到一点,在美国大选时,多维登的许多批评布什的文章纯粹是谩骂。这种文章损害的不是布什与美国政治制度,只暴露了写作者内心的阴暗,多维登这样的文章,并不给多维形象加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4/12/2004120709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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