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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试论焦国标与何清涟的分野
(博讯2005年07月20日发表)

    
    ——“阳光男孩”与“阴影女孩”
     (博讯 boxun.com)

    
    
    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初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欣喜不已,曾抱病为之在《纽约书评》上写书评,努力向西方推荐此书。但在中国人权组织风波发生之后,刘宾雁获知何清涟在这一事件中支持刘青的表现,叹息不已,因此问他的老朋友郭罗基(著名“自由化”思想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说不明白何清涟为什么是这样的人,郭罗基先生评论说:何清涟属于“有头脑,没良心”的一类,刘宾雁先生表示赞同。
    
    ——提要
    
    
    网上近来有人常将何清涟与焦国标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不知这是大谬不然,混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者”。
    
    表面看来,焦国标与何清涟的父亲皆为医生,皆有名校高学历,皆以文章著作倡导大陆向民主自由社会转型一度成为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的焦点,皆是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知识分子,都自称为像《皇帝的新衣》里边的那个“小孩”。但深入观察,其实一为“自为存在”的“阳光男孩”,光明正大;一是“定在”的“阴影女孩”,鸡鸣狗盗;两人的“主义”、人格大相径庭,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康德和黑格尔都非常重视“直接知识”和“思想的直接性”的“经验研究”,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且因而异于一般自然,即由于人知道他自己是‘我’,这就无异于说,自然事物没有达到自由的‘自为存在’,而只是局限于‘定在’(的阶段),永远只是为别物而存在。……自为存在现在一般可以认为是理想性,反之,定在在前面则被描述为实在性。”(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二版P212)——我在1998年4月写了《何清涟闲话随想》(经何清涟红笔删定后为65000余字),2003年9月写了《探访焦国标的思想背景》(56000余字),我对于何清涟与焦国标的深层认识,主要来自于对他们的当面采访及其后来的多次交往。正是有了这些“经验研究”,才发现“自为存在”的焦国标与“定在”的何清涟有九个不同——
    一是“自由观”不同。
    2005年3月30日先发于《美国之音》,后载于《新世纪》网的《东方:焦国标谈他为何被北大解职》一文,说:“尽管中国政府加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中国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仍然前仆后继,不断涌现出来,出现了像何清涟、焦国标这样深受青年大学生欢迎的教师。……”其实,焦国标与何清涟的分野,不仅仅在于何清涟只在地方专科学校湖南财经学院做了两年讲师,焦国标是在中国第一名校北大当了三年的副教授,更在于两人的思想追求有本质的分野:表面看来,焦国标与何清涟都在高呼自由民主,但何清涟是只知“唯一者自由”(只有自我自由)的“东方自由主义者”,在反对专制的同时,也反对任何对她的批评,以欲致任何反对者、批评者于死地的方式高唱“自由民主”——将压制她的专制者和对她进行了学术批评的同道一概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自称不惜运用“鸡鸣狗盗之术”——结果是最终与她批判过的毛泽东殊途同归,成为“先呼自由后谋专制”的“伪现代化者”;而焦国标则是倡导“所有者自由”(你我他皆自由)的“国际自由主义者”,既以视任何专制者皆为病态的疗救之心推行自由民主,又以视一切批评皆为有利,力倡宽容多元,以“真心诚意”自律,焦国标实则是一个连动物也一视同仁的“共生主义”者(欲得举证,请看下文)。
    
    二是“爱国主义”不同。
    
    1998 年2月14日,身居深圳的何清涟,曾喜气洋洋地对我转述“江系人马” 刘吉对《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赞扬:“那么刘吉的评价是说这本书可以让中国人民充分了解改革的艰难性和曲折性,是一本爱国主义的著作。”看来何清涟是完全接受了刘吉转达的“三个代表”的“爱国主义”,至少不反感。
    
    但焦国标一再对“三个代表”的“爱国主义”深恶痛绝。2005年4月24日在《我支持日本“入常”》一文中说:“我对这次反日风潮的看法是:一,这是中国政府导演和操纵的;二,其根本目的是阻挠日本‘入常’;三,之所以反对日本 ‘入常’,是惧怕联合国里美国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力量的壮大。 ”又在5月11日的《你们谁到陕西把黄帝陵给我刨了?》文章中呼吁:“1,打倒黄帝,人权万岁! 2,刨了黄帝陵,民主自由行! 3,祭祀黄帝的人,皆是黄帝的孽种! 4,扯黄帝旗的人,悉为民族之公敌!5,老百姓的吸血鬼,才装神弄鬼吓唬老百姓! 6,只有那些孬种,才乞灵祖宗的阴魂! 7,唯有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8,只有自由人权,才配收拾两岸! 9,挨打被抓的北京上访者也是炎黄子孙!……”
    
    中国的“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专制者愚弄民众为“帝王梦”,“党天下”无辜牺牲的骗术,焦国标对此清清楚楚,何清涟却是妄想借“爱国主义”梯子成为“帝师”。
    
      三是“经验研究”方向不同。
    
    焦国标的博士论文与何清涟的硕士论文基本上奠基了他们后来的“经验研究”方向——焦国标以研究人为主,特别是“新闻人”和农民。焦国标说:“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人物新闻现象的,就是那个模范人物什么的,这个论文还很有波折,当时它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梁衡先生,成员还有现在《经济日报》的副总编庹震先生。当时他们就觉得我写的这个《人物新闻现象论》,就是对模范人物的这种新闻形式提出了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批评,提出的是问题,没有正面地肯定这种做法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好像不踏实。”
    
    又说:“建国以来有三大委屈群体,右派、老干部和农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两大话语中心,一个是右派受委屈,一个是老干部受的委屈,现在应该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就是农民的饿死和现在的国民不平等待遇。这是建国以来几大公案吧。这个受伤害最大的群体,没有人给他们说话,没有形成话语中心,我就写了《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发表在九八年初的《读书》杂志。后来说我是农民代言人云云,我是不喜欢这个词的。我根本不是代言,我是心在自然流淌。海外华人学者中后来也盛传我与农民话语中心的关系,基本是通过这篇文章。我写了《什么叫非正常死亡》、《养活的定义是什么?》……养活的定义是什么?我就说我们在对外宣传的白皮书里面说我们用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说我们饿死过这么多人,这叫‘养活’了吗?‘养活’有没有底线,如果这种记录也可以叫养活的话,那么全饿死,也可以说是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何况现在还有五千万人吧还在温饱线以下,我说这怎么能叫‘养活’呢?这不是登虚假广告似的嘛……好像还写了一篇,当时好像还是(朱)大路编的这篇稿子,后来他就问我这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数字是从哪来什么的,我说这是一个常识,后来我又查资料,查了七、八种大学现代史的教材,上面都是“非正常死亡”,没有讲饿死,所以我又写了《什么叫非正常死亡?》,就觉得越写越气吧,后来就写了要《为饿殍立传》,要收集好多资料。我当时确实收集了好多资料,当时还想,如果把这个农民问题做好了,把这个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做好了的话,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为这个农民问题,我给好几个省的作协主席写过信,请他们从这个角度关注农民题材。”
    
    何清涟则是以“经济现象”为研究中心。她回忆说:“我在上海只呆了一年,就是到了1986年底就立刻被上海的思想界和上海的传媒关注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写我的书,那么就花了不长的时间,在87年写完了我的第一部著作《人口━━中国的悬剑》,这部书作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据说是那一批中间最好的一本。”
    
    又说:“简要概括一下我的学术核心,很简单,我就是以改革十九年内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为纵轴,阐释了权力市场化和国家资源分配的关系以及它引起的种种事后不良反应,还有引伏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对当代资本积累的研究,应该说我的重点就是在揭示当代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那种互相生存的关系。”
    
    人性问题和经济问题,哪一个更重要,稍有常识者都会明白。虽然现代社会因人口爆炸的压力使经济学成为显学,但是人类长治久安之策,必然还在于人性的根本改良。一度失落的“道德理想王国”之追求,必将复兴。
    
    四是“文学观”不同。
    
    何清涟一向认为只有经济学才可解决社会根本问题,文学不足道,一再鄙视王小波:“王小波是搞文学的,文学介入国情研究毕竟是一种浅层次的,经济学对国情研究的批判有时是很吓人的,它让你不可回避,比如,我说中国会有金融危机,我可以给你找出几组统计数据出来,给你证明得让你无可回避的东西,你回避不了。” (1998年2月14日说于深圳。)
    
    焦国标则反对“唯经济学论”。2002年10月11日,焦国标对我说:“你当时和何清涟争论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了这个观点,在《文汇报》上,可能你有看到,何清涟说杂文没有原创性,我就提出来一个‘什么叫原创性?’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话不一样,这都是原创性,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即便是说杂文没有原创性,杂文能把原创的思想从书斋里头,从尖端的学科那里,从经典的作家那里,从经典的思想家那里,推向社会前沿,就像在港口码头扛大包,通过传媒传给大众,这就是功德无量的事。对杂文的作用,我认为没有什么文体可能比杂文对社会更有用。” 又说:“正如何清涟当时说杂文缺乏原创性一样,我说,学术论文原创性又如何?垃圾还少吗?不在文体,而在人,在作者。鲁迅杂文是百年不竭的学术沃土,如果不足够原创,怎么可能如此招引学术眼光?”
    文学与经济学应该共生共荣,经济学以数字化管理人类生产,文学艺术以情感滋润人类心灵,促人善良。从何清涟移居美国后,先后与刘宾雁先生、郭罗基先生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的反目为仇,在“中国人权组织”支持腐败的一系列不光彩行为,足可见罢黜百家,独尊“经济”的恶果。
    
    五是“小孩气质”不同。
    
    何清涟说:“我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里边那个小孩,皇帝本来就没穿衣服,但是大家都说皇帝的衣服多漂亮,那么我说了‘皇帝没有穿衣服’,就这么回事。”
    
    焦国标则强调要“做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 ”。焦国标为何要突出做“阳光男孩”?因为他知道,若是一个“有头脑,没良心”的 “小孩”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虽然也有说出真话的贡献,但“有头脑,没良心”的“小孩”很可能借着喊出“皇帝没穿衣服”得到的“人气”而做一些“阴影之事”。所以只有“阳光男孩 ”才是现代化最需要的“人的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对于某些“阴影小孩”,焦国标说得好:“我不会崇拜北京的哪一个文化人或者哪一个学者,我觉得他们都不值得崇拜,他们不值得崇拜就是因为他们不爱人民。他们爱自己、爱学术超过爱百姓。”
    
    焦国标在《讨伐中宣部》中,堂堂正正地说:“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须知,焦国标说此话时正在中共严管下的北大当教授,他是光明磊落地署上真名。而何清涟直到移居国外才偶而言说一些大陆没有新闻自由问题。
    
    焦国标的“阳光男孩”气质,还体现在他对动物的真诚关怀。他说“数年前,笔者曾就生猪注水和鸡嗉子里塞石子写过文章,呼吁人道的畜养和屠宰。当时完全是自发地写作,只是觉得人心太狠,动物太惨。……毕竟人与动物相邻,不假思索发生在动物身上的,同样可以不假思索地发生在人身上。 ”(焦国标《动物福利——国人急需的一场新启蒙》,2004、8、19。)
    
    六是“自恋焦点”不同。
    
    自信的人都难免有个“自恋焦点”。通过焦国标与何清涟介绍自己的出生地的着眼点不同,可以发现两人“自恋焦点”不同。
    
    焦国标说:“我是河南杞县人,杞人忧天的‘杞’。”
    
    “最近这些年,我倒感觉到我现在的情况甚至和没有父亲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焦国标6岁失怙),他一般说来比较清静。我觉得父亲其实在家庭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污染源,就是对孩子心灵会有污染。 我感觉到父亲他会从社会上带回来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做人,怎么行事,甚至怎么巴结人,怎么溜须拍马,怎么欺负人,怎么在社会上生存,一套技巧……这是男人的世界,因为农村来说,女人她不太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什么的,所以我们不懂这个,起码我是不懂的。”
    
    何清涟说:“我出生在湖南邵阳市,这个地方历史上出过魏源,出过蔡锷。”
    
    “作家李锐知道我是一个女人大吃一惊,跟蒋子丹说:怎么会是女人,这些年我读她的文章,我压根就没想到她是女的。蒋子丹说:想不到吧,我还要告诉你听,风采很好。他们是说所谓风采、韵味,就是女性味道十足,而且很好。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已经40岁了,体型还是30来岁的体型,我认为一个人从内在到外在都应该美。”
    
    焦国标看重家乡的“杞人忧天”传统,看重自己6岁失怙,从小没有“父亲权威”造成的不惧权威的家庭环境影响。
    
    何清涟则爱炫耀家乡历史上出过名人魏源、蔡锷,沉浸在“已经40岁了,体型还是30来岁的体型”的变态幻想中,虚构着“一个人从内在到外在都应该美”的完美主义梦想。
    
    凡是有“完美主义”梦想者,往往都是残酷的专制魔鬼。
    
    一个人只有勇于正视自己有“原罪”,有局限,才可能有对他人的宽容与自由民主。
    
    七是“生存道德”不同。
    
    焦国标主张以“霸气的善”为基本“生存道德”,而何清涟则认为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不论,因此“有时也会一点鸡鸣狗盗之术”(比如有时也去中宣部告对自己进行过学术批评的朋友为“反动文人”)。
    
    焦国标说:“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就说一般人的善,好像都是软弱的,而我觉得我的善,好像是一个蛮横的,是霸气的善,我的文章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善都是很霸气的,跋扈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小媳妇似的。我特别强调一个,写杂文要真心诚意,所谓‘真心诚意’就是我才是真正的好人,我绝对不是给你添乱的。……我是这么看的:这种善良它有时候使我对人生的一种领悟特别多,特别对人生灾难和不幸的更深体验,它一个是不加害别人,同时不被别人加害,于是就总是向内挖掘自己的潜力,让善良成为一种促使自己向上的动力,最后逐步地可能会走得比较的先进。”
    
    何清涟则说:“我这人,你今天跟我打交道,你可能也会感到一条我实际上比一般学者能跟人打交道的能力稍微强一点,就是说有时也会一点鸡鸣狗盗之术吧,比如找找关系,还有干什么,这些,我也还会干的,没办法,人都是逼出来的。”
    
    “经济上的压迫,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个人是这样的,我曾经有几年不写东西了,我去炒股票,在最开始的几年我做了,而且做得比较成功,赚了一点,所以我就买房,这些东西我就都解决了,就算是我个人生存的一些解决,后来反正是靠工资,你也能活下去。这个经济压力是比较大,但是我这个人的生存能力也不算上是太差,这些年我就去写东西了,没炒股票,如果实在是逼得过不来了,那再去做嘛,两种生存能力我都可以转化。”
    
    人性的优劣,在困境中最见分明。何清涟主张在“被逼”时,可以运用“鸡鸣狗盗之术”,可以想见,当有权势者和既得利益逼她时,她会毫不迟疑地向正直善良的朋友、同志下毒手,无所顾忌地背叛曾经高唱过的“自由主义”原则。
    
    八是“承受的压力”不同。
    
    由于焦国标始终以关注人的现代化为根本,他必须对制约人的现代化的“言论自由”的“中共意识形态”进行正面批判,因而承受了被北大除名,被警方限制自由(如不许参加赵紫阳追悼会),儿子不能以正常条件就读北大职工中学等极大的压力。
    
    而何清涟说:“我总觉得在我们这个制度下,人都是制度的奴隶,人如果想超越这个制度的约束干点事,简直是太难太难了,像我的话,我从来就没对这个意识形态展开正面的批判,为什么呢?因为正面的批判有时没有多少价值。”又说:“深圳这个地方你不可能要求别人来理解你,……你要说完全不理解,还是理解,我想在内地城市里,政府不会对我有这么宽松,可能早就已经来限制了。内地可能会限制你,但是这里就不管你。”
    这说明,由于何清涟“从来就没对这个意识形态展开正面的批判”,她所受到的政治压力比焦国标小。何清涟后来出国,不能说没有政治压力的考虑,但这个压力并没到她非出国不可(其时有许多政要将她视为新左派宠爱);她移居美国主要还是为了到国外“重组家庭”。这与焦国标在北大不能容身而被迫到美国,是有压力区别的。相比之下,焦国标选择《讨伐中宣部》的方式维护人的言论自由,是一条比运用经济学研究批判“改革的陷阱”更为艰险的道路。
    
    九是“批评观”不同。
    
    我的“人物访谈”一向奉行“全息摄影”原则,多元、立体、真实地再现人物的各个思想层面,绝不一味赞扬或全面否定。我在《何清涟闲话随想》和《探访焦国标的思想背景》中,对何清涟和焦国标都是在八分赞扬的基础上,也保留二分质疑与批评。结果,何清涟对我是连篇累牍大骂直到经济诬陷、政治告密,而焦国标则是引为警钟,或“无则加勉”,与我友谊更上一层楼。
    
    《探访焦国标的思想背景》在2003年10月发布网上时,主题为《功不唐捐,再来一次》,其中对焦国标进入北大新闻学院当教授后,对国内问题的关注有所减弱提出了尖锐批评——
    
    “‘智者千虑难免一失’。一个人优点再多,也会有误区。焦国标今日最大的危险是他进了北大——今日北大既是一所让人时时隐约听见“五四”呐喊的中国第一大学,又是一个让人深感日益与鲁迅精神背道而驰的学术象牙塔和‘党校’!我很疑心,焦国标从‘杞人忧农’(着意当农民问题代言人),转到‘杞人忧洋’(以国际问题为中心),声称中国已进入‘公民写作’ 时代,是受了北大‘党校’化之累:今日北大放弃‘兼收并蓄’的自由思想环境,厉行‘一个主义治天下’,在自由思想与‘北大教授’之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正如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一样,焦国标可以‘写着杂文进北大’,却难以‘写着杂文坐北大’,他的杂文极有可能因‘北大教授’的逼迫转为远离中国平民燃眉之急的‘学术杂感’,尽管焦国标深恶‘他们爱自己、爱学术超过爱百姓’的‘学者’,深知‘用理性的良知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乃杂文家的宿命’ ——有多少悲剧是无可奈何的‘明知故犯’啊!须知,杂文乃探讨中国问题的‘国粹艺术’,用它去评说国际问题,实非所长。中国现在亟缺农民代言人,天性适于以杂文为农民鼓与呼的焦国标,为何扬短避长?如是,一些认为焦国标比刘洪波更有潜力进入杂文大家的人,可能会惋惜不已;而思想参照系多元于焦国标,幽默感胜过焦国标,功名感小于焦国标的刘洪波,则可能会在虽无激烈冲刺却锲而不舍的滴水穿石中而更有希望。自然,人生瞬息万变,如若焦国标突然顿悟猛醒,以‘再来一次’精神重考‘杂文大家’,他和刘洪波的杂文竞赛又可能出现新的变局。”
    
    该文在传给焦国标过目时,这段文字曾受到他的激烈反对。我当时仍然坚持己见,以“两个焦国标”为小标题保留了这一段发出。焦国标却最终尊重了我的“自由评论权”,依然同我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这让我心中油然起敬。到 2003年12月的一天,焦国标电话告知我,他正在写一篇《讨伐中宣部》“大杂文”。当时我虽然支持他,心里却怀疑——焦国标进北大不容易,他敢不计可能坐牢、丢“饭票”的个人利害,如此冲锋陷阵?不料,不久焦国标就传来《讨伐中宣部》文稿征求意见,不几天就上网公开发表了。焦国标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担心他“因‘北大教授’的逼迫转为远离中国平民燃眉之急的‘学术杂感’”,完全是多余的,他将永远“写着杂文进北大”——尽管北大极端藐视杂文,明定“杂文不能作为教授的学术成绩考核”,但焦国标却以《讨伐中宣部》这篇“大杂文”勇敢复兴北大新文化精神,为自己和北大争光添彩了。
    
    相比之下,何清涟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一如专制者之残酷镇压政敌。
    
    1998 年2月14日,应何清涟之约,我赴深圳红房子咖啡厅与其进行了三小时访谈,尔后又几次应邀到她家共进午餐,多次继续访谈;在研究了何清涟交给我《〈现代化的陷阱〉北京座谈会》现场录音带(1998年2月21日在北京“风入松”书店召开,徐友渔、秦晖、韩少功等发言)后,我于4月29日定稿《何清涟闲话随想》(经何清涟红笔删定后为65000余字)。此后继续交往至8月。在《南风窗》摘要发出《何清涟闲话随想》,何清涟认为文章披露她“轻视文学”和“宣扬男人比女人的钱多才能做丈夫”等批评,使她本来完美的形象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她开始以命令口气要求我不得发表全文。我认为《随想》经过她审定,事实准确,观点她无权干预,且对她的批评只有二分(主要是批评她轻视文学改良人性的功能,掩盖《〈现代化的陷阱〉北京座谈会》中有关对她的批评,造成“一致赞扬”假象),主体还是支持她;稿子又已经流通到相关编辑手上,撤稿不合适,坚持“按既定方针办”。
    
    何清涟遂暴跳如雷,采取了四项制裁措施:首先进行电话恐怖:声称若不撤稿,便要让黑社会来“废你”;然后与一书商勾结,制造“朱健国盗用何清涟名义出书事件”,利用传媒朋友发布假新闻;当真相大白后,又到中宣部举报“朱健国为香港反动刊物写稿”(北京、广州均有人作证此为何清涟得意洋洋自述),迫使朱健国离开中华读书报社;最后又给全国524家出版社发传真、打电话,要求没有她同意严禁出版朱健国批评她的著作——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没有理睬,按计划出版了我批判“伪现代化”(含何清涟)的《不与水合作》思辨集后,何清涟又在中宣部举报“该书思想反动”,以致文化艺术出版社停业整顿两个月,编辑被迫辞职。同时何又托权贵给全国各大报刊施压,不准发表 “朱健国反动文章”(如曾找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出面干预,让福州市一杂志撤掉已上版的朱文);甚至四处说朱文章中的“风韵犹存”一词是对她进行“意淫”。
    
    事隔七八年,移居美国后的何清涟,仍然没有真正接受民主自由理念,一再要求在大陆主持媒体或网络的朋友禁发朱健国稿,并频频用化名在网上编造“诋朱文章”(如以“拈花一笑”和“黑雪”的笔名在大陆某网站发表《好逑篇:两只孤独的狼——敬评朱健国先生与茉莉小姐之风采》),她似乎永远不能接受“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一自由主义准则。
    
    何清涟曾说:“我觉得学术界交朋友就是四种:一种是学问好、人品也好的,这种人太少了,如果能够碰上,那算是你的幸事;一种是学问好,人品不好,这种人不要打交道也罢,就看看他的文章;还有一种是学问不好,但人品好,那这种人你可以跟他打打交道;但是还有一种是学问不好,人品也不好的,这种人你就敬而远之吧。”依这一论断,何清涟似乎属于“学问好,人品不好”一类。
    
    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初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欣喜不已,曾抱病为之在《纽约书评》上写书评,努力向西方推荐此书。但在中国人权组织风波发生之后,刘宾雁获知何清涟在这一事件中支持刘青的表现,叹息不已,因此问他的老朋友郭罗基(著名“自由化”思想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说不明白何清涟为什么是这样的人,郭罗基先生评论说:何清涟属于“有头脑,没良心”的一类,刘宾雁先生表示赞同。
    
    事实证明,何清涟是一个言行严重不一,只能读其文章而不能与其实际交往的人,以至于今日形成一奇特现象:凡只读何清涟文章而未相识其人者,多尊敬何清涟;而凡接过何清涟电话或与之相见过的人,大多叹息其“文人无行”(连包遵信先生也持如是观)。
    
    众所周知,今年已73岁的郭罗基先生,一生酷爱民主自由,虽受过中共重用却屡批中共,虽受过邓小平赞赏却一再抵制邓小平专制,为追求真正的自由主义饱受了中国各类专制者六十多年的残酷迫害——已臻“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郭罗基先生,为什么却对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何清涟如此尖锐批评?这是因为郭罗基先生有着识别和反击形形色色的“伪现代化”的丰富经验——
    
    郭罗基先生少年时代即投身于反专制的学生运动,成为学生领袖,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解放后”一度从政,但1955年便弃官入学,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提前两年毕业,留北大任教,自由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久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指责为“右倾”,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再受批判;1962年后成为共产党内的反对派,被称之为“反对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代表人物”;“文革”中,先是反对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以及“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后又反对“工宣队”、“军宣队”;1975年抵制“批邓”(当时在北京大学站出来抵制“批邓”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周培源),因而长期被诬为“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进行批判斗争、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粉碎“四人帮”后被北大哲学系的群众推举为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任周培源校长办公室主任;1977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在人代会上指名批评镇压“四.五”运动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轰动海内外,以致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指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其时大权未到手的邓小平赞扬“郭罗基是好样的”;1978年率先参加真理标准讨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受到胡耀邦的支持,曾写信表示赞赏;1979年,成为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成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民主人士魏京生辩护,引起权威已稳的邓小平的不快,被邓逐出北京;但他拒不服从;后被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1982年邓小平盛怒之下又一次下令将郭全家发配南京;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与周扬、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阮铭一起,列为全国性的重点批判对象;1986年又被邓小平与魏京生、王炳章并提,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6.4”以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暴行;结果被中共清除出党,取消博士导师和教授资格,不许上课、不许出国;1992年郭罗基愤而向法院起诉中共——这是在中国以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起诉共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第一个案例,在诉讼过程中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终于争得出国权利;出国后即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
    有了这样人生阅历的郭罗基先生,当然对“以欲致任何反对者、批评者于死地的方式高唱‘自由民主’”的何清涟,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而同样有着敏锐反专制经验的刘宾雁先生,当然对“何清涟‘有头脑,没良心’”深有同感。
    
    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的确是一部“在占有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权力市场化’━━资本原始积累中的‘权力寻租’问题,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互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批判的好书”,但是,何清涟的人格与对自由主义真谛的领悟,并没有随着其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而提升,相反,她那根深蒂固的只知“唯一者自由”的“东方自由主义者”,反而在借人气名声提高之势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不择手段地欲致任何反对者、批评者于死地,将对她进行了学术批评的同道一概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这就深深地启发人们,经济学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性改良,过份迷信“经济学批判”,以“经济学”为显学,必然出现何清涟沦为“专制阴影”下的“阴影女孩”之类的悲剧。
    
    俱往矣,中国真正的改革,必须紧紧抓住“人权”、“人性”,只有以“人权”、“人性”的改良是否提升为判断一切改革的真正标准,中国才有可能以“阳光男孩”的快步走向真正自由民主的“共生”社会。
    
    
    注:
    1、本文所引何清涟、焦国标的话,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朱健国采写的人物访谈,《何清涟闲话随想》[1998年4月,65000余字],《探访焦国标的思想背景》[2003年9月,56000余字],均有现场采访录音带保存。
    2、本文关于郭罗基先生、刘宾雁先生评“何清涟‘有头脑,没良心’”的话,系郭罗基先生的朋友电话向我转达,并经第二渠道向郭罗基先生核实无误,均有录音带保存。
    
    
    2005年 5 月22-27 日初稿,6月5日二稿于 深圳早叫庐
    
    
    电话(传真):0755-27746908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字数:11375               
    
    转自新世纪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07/2005072019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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