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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执政危机来自于“绝对领导”
(博讯2007年06月05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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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据媒体报道,胡锦涛在2006年度第 12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承认,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他为此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 最新《动向》月刊记者陈晋江报道,目前的中国大陆,官僚、特权情况严重,社会不公已造成两极分化对立。温家宝近日说:目前状况,社会严重不公,如果不能纾缓、解决,危机随时会爆炸,造成灾难性后果。眼下,中共中央 17大召开在即,其执政危机意识,已在党内全面爆发。然而,中共所面临的执政危机之根源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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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共作为大陆的执政党,其危机的病根就来自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条。其实,社会权力的面包,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能独得。要独得面包者,就必然要把一切要求合理分割面包的人视为敌人。当你把所有要求权利的人都变成了敌人的同时,你也就成为了一切权利人的敌人。危机当然也就相伴而来。这也就是说,“绝对领导”等于绝对危机。
    
    早在清末“君主立宪”时,中国社会改革的主题就是“限制皇权”。然而,1908 年陷于重重执政危机的满清皇权,却打着改革之名,搞出个《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君上大权竟有 14 条之多,囊括了立法、行政、司法各权,不仅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永世不可撼动的地位,也确定了专制政府的属性。《钦定宪法大纲》的核心两条,可为今天的一面镜子:“1、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两条就是想把皇帝的绝对尊严和地位用宪法条文确定下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皇室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容挑战。由此可见,满清当局所谓改革要追求的实质,仍然是绝对皇权。这种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皇权处于如此毫无制约的地位,直接破坏了宪政的分权与制衡这两大“宪政主义操作原则”,所谓 “君主立宪”,不过是借助“立法”来坚持无限皇权永世不变而已。这样以来,满清的腐败怎么可能革除,执政危机又怎么可能消除。结果要确保皇权地位永世不变的《钦定宪法大纲》墨迹未干,满清帝制便已土崩瓦解了。这个历史教训足以印证,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绝对领导”等于绝对危机的真理。
    
    对比21世纪的今天,中共的改革依然是这样不可动摇的类似两条别了马腿: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能变;二是一党独尊 ,享有绝对领导权的地位不能变。然而,当今时代,没有那个民主国家的用宪法规定执政党永世不变的至尊地位,可以凌驾于议会与政府之上,只有中国宪法有“四项坚持”,不许改变“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最高原则是党权统揽一切,包括党政军、公检法。 这和现代文明的民主潮流格格不入,反与旧中国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传统极其合流。
    
    要绝对领导就是要绝对权力。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中国无法治愈的全面腐败,充分力证了这一点。用德国着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的话说:“ 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存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 权力一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没有宪政制度的制约,权力必然要自我扩张,走向“ 绝对权力”。 权力非法扩张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腐败。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样,政治权力所有制也分为私有与公有。共产党要消灭经济私有制,却将公有的权力一党化,并要终生享有对社会的全面绝对领导权。由于权力支配资源法则,社会公权党有化必然导致公有资源私有化,腐败也就由此而来。腐败的主体就是握有公共权力的人,目的是为了谋取公有资源的私利。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继续式,就是绝对腐败走向绝对危机。绝对权力要统揽一切,也就同时将社会矛盾全部集中到权力自身,执政危机也就相随而来。
    
    当前,中国之所以腐败已深入到权力的骨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且难以排解,原因就在于党的绝对权力与公民权利形成对立两端,而没有权力的合理分配与承担体系以及“公民社会”的权利空间分解。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党权与民权的对立矛盾与管治与被管治的直接冲突,而没有缓冲领域。1989 “ 6、 4”时期全面爆发出的全民反腐败,形成党与民对峙形势,最终导致大镇压结局,就是最生动、最现实的解读文本。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权力机制的建立,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官方今天不断重复的 “红色记忆”。中共意识形态认为,以暴力方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对资本主义权力制衡机制的反动。但在这个反动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遗产却以“红色记忆”的方式存活下来,“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借助于最红色的方式还魂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运作类型——毛泽东的个人绝对权力凌驾于一切社会存在之上。今天,毛泽东一个人的权力,演变成党的政治局常委的所谓集体权力,形成政党集权体制: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即超然公众意志之上。但从表面看,党的意志又是借助“立法机关”使之形式合法化,并通过行政机关付诸实施,似乎有现代三元分立权力结构的表象,而实质上由于全社会一切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与按排,公民不能决定自己的议会代表和行政首长,不允许司法独立、媒体开放、言论自由和异见组织存在,因而社会矛盾、权力斗争必然集中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集团内部,并由这个集团内部平衡关系,分配权力,暗箱作业,决定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的命运。主权本来产生于公民的合意,它不属于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的专权;社会管理权也是在公民总意志的委托下,托管在社会“公共仓库”里的权力。主权与管理权的诞生,是人类社会节约发展的文明结果。政府官员是有权力的,而这种权力是公众所让渡的,即权力是人民给的,即 “权为民所授 ”。这就是按人民授权范围行使权力,即有限权力,何来“绝对领导说”? 但如今“党管干部”,权力集中于党,否定了公民选票,这在本质上颠倒了权力的来源。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党领导一切“绝对权力时代”的危机所在。
    
    孟德斯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分权的政府应该被认为是专制政府。在对权力的理解上,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虽然权力总是利益之争的产物,并且总是一定意识形态的载体,但权力结构本身并不等于特定的利益或意识形态。相同的权力结构可以为不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这表明权力结构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控制形式,具有相对独立的工具性,其运作规律也具有不以社会文化形态为转移的普遍性,既合理的分配、制约权力,具有普世价值意义。就权力生长的逻辑而言,利益驱动使其一向追求权力的无限扩张,直到遭遇外在的社会制衡为止。这就使权力的扩张和制约成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普遍的矛盾现象。无论你给社会贴上什么标签都是如此。孟德斯鸠也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中共要想解除危机,就必须学会合理分配社会权力,退出“绝对领导”的政治死穴。
    
    无限权力必然产生无限的社会灾难。绝对领导会导致加倍攫取权力。立法、行政、司法权集中于一个党之手,必然导致专权。在现实政治中,由于不同政党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总是试图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与方向。任何所谓“全民党”与“代表全体人民”、“公天下”等等说辞,向来都是伪命题。无节制的权力追求本身,就有诱发人性贪婪的天然倾向。任何个人与团体,一旦独揽了公共权力,不论这个权力是否合理,它都有充分利用这个权力并攫取更多私利的自然趋势 ,以凸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种权力的无限膨胀,直到遇上遏制的力量才会停止。尤其是当今中国,权力并非来自于公民委托,而是暴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旧的资源分配体制刚刚被破坏,新的机制未及建立,更加导致“绝对领导”权力制约机制的缺位。如果一种权力的边界无限大,那就意味它是无限权力,也就不可能与其他权力处于和谐状态,也就不可能合理处置来自本体外的监督,甚至会对监督产生敌对意识,中共“红色记忆”里不断加工并镇压右派、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等“敌对势力”就是例证。中共为坚持“绝对领导”而镇压的“敌人”越多,危机就越深重。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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