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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读丁抒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鄂怀远
(博讯2007年08月27日发表)

     1957年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动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诱鱼上钩,引蛇出洞,然后掀起反右斗争,聚而歼之。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对反右斗争的追忆研究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而其遗留问题,仍为人们关注,余波迄难偃息。
    
     反右斗争在中国现代史占有重要一页。它使全国一百多万知识分子(约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20%)遭受严酷整肃,使国家的科教文化事业蒙受沉重损失。反右斗争持续长达22年之久,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不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满清的文字狱远较逊色,在中外人类历史上也属绝无仅有。 (博讯 boxun.com)

    
    对反右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已有许多专著典籍出版面世,佳作纷呈。其中丁抒教授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以下简称《阳谋》)凸显客观、全面、系统、深入,而且再三修订,益臻完善。该书不仅写反右派运动,还就有关问题上溯中共江西“苏区”、“延安时期”,下迄“文革”,作了扼要梳理陈述;深入剖析了毛泽东执掌国柄27年的来龙去脉。在重点章节还追踪铺叙了相关历史背景(如中苏关系、统购统销问题等),使读者易于判断当年鸣放的因果是非。《阳谋》从多个角度再现了那个大苦大难年代的惨烈与血腥,清晰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阳谋》铭刻了747名右派分子的苦难经历;是悼念右派受难者的绝代史诗;也是那个年代的重要见证。丁抒教授锲而不舍地完成《阳谋》第三版,功垂竹帛,使人由衷钦敬与感激。该书内容丰富深广,非拙笔短文所能概括,现只陈述几点突出印象于后:
    
    一、 反右是阴谋不是“阳谋”
    
    《阳谋》一书,通过毛泽东的谈话、会议上讲话和发表文章、做出批示的时间顺序,以及中共中央内部文件、通知出笼的先后层次,有力地证明了:反右斗争是毛泽东蓄谋已久,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诡计。毛氏一伙故布疑阵,迷惑群众;组织会议,邀请鸣放;先党外,后党内;重点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并有预定目标人物;在操作上以花言巧语,哄骗劝诱;“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旨在巩固政权,坐稳龙椅。这一设计定局的阴谋,毛氏自我解嘲为“阳谋”,充分暴露了毛氏一伙的卑鄙心理与狰狞面目。
    毫无诚信 当年毛氏一伙动员群众鸣放时,一再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消除群众顾虑,使其放胆直言。其后又诱骗群众向党“交心”,以示忠诚。待群众鸣放出口,材料到手,立马变脸整人,展开批判斗争。堂堂执政大党,竟欺诈苍生。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结果“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反右后民间流传谚语:“大鸣大放,傻子上当;运动一过,小鞋穿上。”说明群众已洞烛其奸。反右斗争,完全暴露了毛氏一伙的卑鄙无耻,乏善可陈。党内有良知之士对此亦有异见。例如在山东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冯毅之说:
    “当初,人家本来就不想说话,更不愿提批评意见,是我们千方百计劝说和动员,好歹人家才开了口。现在反根据他们说的话来批判斗争打成右派,这不但违反党的精神原则,也违背了做人的良心……我不能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省委书记当场指斥他“同情右派,和右派穿一条裤子。”把他打成了“极右分子”。
    
    《阳谋》一书,列举许多实例,显示毛氏一伙向来贯用宣传欺骗,毫无诚信。远在内战中即有欺骗得手后撕毁与国军将领的协定,大举杀害放下武器的投诚官兵(如国民党防守长江的二十军军长杨刚才所部)和处决起义官兵(如云南龙云所部)的卑劣行动。又如制定宪法,只是装饰门面的纸上条文从不贯彻执行;公民权利成为空谈。反右斗争的欺诈伎俩,是毛氏一伙恶劣品质的全面彻底的暴露。
    
    自掘坟墓 若干民主人士、知名学者,迷信中共宣传和统战政策,当年利用国民政府治下比较宽松的自由环境,对政府口诛笔伐,为中共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帮了中共大忙。待毛氏一伙登基坐殿掌权之后,对这些民主人士、知名学者,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将其作为改造或革命对象,严酷整肃。利用反右斗争契机,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曾昭伦、王造时、陈仁炳、彭文应、叶笃义、潘光旦等等打成阶下囚。有人讥讽这些民主人士当年弃蒋拥共,无异于为自身预掘坟墓。
    飞蛾投火 中共执政之后,打出“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的幌子,仿佛需才孔急,求贤若渴。许多在海外定居奉职的学者与有志青年,想方设法回到大陆,力求报效祖国。然而回到大陆后,多被疑嫉,甚至视为特嫌,并失去离境自由。这些人不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甚至频遭整肃,沦为另册贱民。如新华社外文编辑刘祖蔚,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供职。1950年回大陆。肃反运动挨整,反右运动又被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定居香港的作曲家陈歌辛,经中共动员回到大陆。1957年划为右派,流放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而死。又如中央广播事业局翻译陈润康,1954年从法国回来。1957年划为右派,送农村劳改,一年多便被折磨而死。
    
    《阳谋》列举了许多海外归来学子的悲惨经历。当年“不仅从美国,凡海外归来的都首先是抓右派的目标。”因此有人悲叹,从海外投奔大陆者,犹如飞蛾投火,自速其亡。
    痴念破灭 当年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或专家学者,以及在内战中曾协助、掩护过中共人员的“开明士绅,”曾想在毛氏政权下寻取安身立命之所,发挥专长,有所奉献。然而中共一旦夺取政权,江山坐稳,这类人员便失去统战价值,弃如敝屣,甚至沦为另册贱民,得到可悲下场。
    
    如长期与中共合作提供情报,对解放有功的国民党将领刘宗宽;1949年在甘肃起义的国民党第九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等;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当了贱民。
    如前中医研究院老科学家刘绍光,1948年谢绝美国邀请,留下来决心为毛氏政权效劳。中共将他按旧政府人员处理,残酷折磨。1957年打入右派,管制劳改,清扫厕所,长达二十多年。
    
    如名作家沈从文、美学家朱光潜,在北平易帜前夕,谢绝将介石抢救学者送到家的南下机票,留下来想为中共政权服务。毛氏登基后,朱曾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定为“管制分子。”沈发现误入困境难以立足,自杀未遂,其后著作全被销毁而远离文学;不得不到历史博物馆写标签,当解说员。从此沈便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断送一生 1957年,青年学子轻信宣传,响应号召,以满腔热情参加鸣放;以至忠至诚、义无反顾地向中共政权提出法治、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渴望和诉求。结果,事与愿违,并从此断送一生前程,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例如,北京大学经江隆基、陆平两位党委书记之手,先后共划右派811人,占在校人数10%。其中140多名“极右派”被开除,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青年学子精英划右后受难者,仅北大便有黄宗羲、刘奇弟、张锡琨、任大熊、郑光第、萧其中、贺永增、顾文选、沈元、林昭等等。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万众痛惜精英。又如清华大学划了571名右派,占总人数5%以上。武汉大学划右派430名,教师和学生的划右率分别是14%和10%。其他高等院校划右也大致相仿。恶政嫉才,不知断送多少有为青年!
    
    二、 按预定指标划右,冤案如山
    
    毛氏以政治运动治国,嗜于批斗。历次政治运动,都背离实事求是,以主观臆断预定批斗指标。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如镇反运动,即曾向各省市下达杀人指标。反右斗争,承前启后,按毛氏部署操作。1957年1月毛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便为反右预定了指标:“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按毛的预定指标将达一百多万。《阳谋》指出,各类右派实为110多万,其中右派分子60万;中右分子40万;疑似右派分子等10万。《阳谋》考证的右派人数,较中共官方公布的55万人,更贴近实际,令人信服。
    
    为完成反右指标,各单位都要深挖穷追。对投稿、文稿、日记、信件均作为依据;查出身成份、历史问题、社会关系问题,对组织对运动的态度等,都作为抓右派线索。
    在中央机关和省市反右之后,又在农村和工矿开展鸣放和辩论。按预定指标对反右“补课”。毛氏魔爪又伸向中小学教师,抓了十余万右派。由于有些工农人员文化低,不宜称作右派,遂增添一些花色各异的政治帽子。如右言分子、烂言分子、党的落后分子、忘本分子、违法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实质上等同右派。
    部队的划右指标,基本上由参军前的大学生、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的下级军官来填补。全国仅尉级军官就清除了三万名。
    
    一些省委第一书记,对稍露异议或同情右派的省长、省委书记也冷酷地打成右派。如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青海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等等,均被划入右派。
    
    令人惊讶的是,毛氏反右大棒还抡到红尘之外,有些和尚、道士及宗教界人士也被打入右派,抛进俗世苦海。
    
    各层各界人士,凡划入右派者,一概沦为另册贱民,从此厄运相伴终生,历尽大苦大难。因此,人们认为,中共大小官员的顶戴花翎是由右派鲜血染红的。
    
    三、 处理狠毒,手段残忍
    
    毛氏在最高国务会议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谈笑风生,恳切感人。待讲话正式发表,修改变样,列出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潜伏杀机。按既定谋划,鸣放收网,事后结账。对右派处理无比狠毒。中共中央曾批示:右派是“阶级敌人”,要“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对右派的处理包括:开除公职、撤职、留用察看、降职降薪、发个人生活费(13-18元)、流放、发配边疆、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抓捕判刑入狱、枪决等等。在流放的劳改农场,对右派除凌辱惩罚之外,还以繁重劳动与饥饿折磨,使右派分子身体衰垮,精神绝望,成批死亡。如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流放右派分子三千多人,饿死三分之二以上。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三百人死去227人,达75%。流放北大荒的右派,累饿折磨而死者近三分之一。
    
    许多右派被批斗后,组织上还逼迫其妻离婚,使右派妻离子散,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之所以对右派处理狠重,笔者认为,缘于毛氏的阴暗心态。毛的学历仅有中师水平。早年在北大图书馆供职时,月薪八个大洋,教授挣二三百大洋,难以接近教授聊天,心理严重失衡。张申府教授是图书馆主任,对毛抄写材料字迹潦草曾予以批评,损及毛的高傲自负情绪。毛登基后,罗隆基曾说,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更使毛产生逆反心理。毛是胸襟狭隘、睚眦必报的小人,遂迁怒并敌视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使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升至资产阶级,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最后把知识分子定为专政对象的“臭老九”。利用反右,将张申府(中共建党元老,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和罗隆基都打成右派,对右派处理极其狠重,方稍释毛氏胸中的多年块垒。
    
    
    四、 阴损寡恩,无情无义
    反右斗争,在一个侧面暴露了毛氏一伙待人阴损寡恩,无情无义。
    有些热爱国家,并做出特殊贡献的仁人义士,在反右中遭遇毛氏一伙变脸,而沦为贱民。
    如京剧名票张伯驹在中共执政后,将多年倾家收购珍藏的西晋、隋、唐、宋的价值连城、国宝级书画、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反右时他照样被划为右派,生计维艰,处境堪怜
    。
    戏剧家吴祖光将老父珍藏的240件贵重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也被打入右派,流放北大荒。组织上还逼其妻新凤霞与吴离婚。阴损至极。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校长潘世兹与名医丁惠康,都对国家作出重要捐献义举。反右时他们都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过去的爱国奉献被中共一笔勾销。
    
    五、 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反右,使科教文化界的杰出人才、知识分子精英,纷纷中箭落马,一网打尽。著名学者、教授、大师级权威;新老作家、新闻界、艺术界、音乐界、戏剧界的泰斗;中小学的优秀教师;等等;都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对华夏文明,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反右,使若干家庭几个成员同时入网;如作家冰心的丈夫、儿子、弟弟均被划右;清华教授黄万里及其姐姐和两个弟弟四个人同被划右;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及其女儿、女婿都被划右;湖南著名学者杨树达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婿均成右派;等等;这些家庭如何承受如此的大劫大难?!
    
    反右,也大搞株连。一人划右,株连一帮。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被打成右派,株连170人入网。
    
    许多右派不堪忍受方方面面的沉重打击与残酷折磨,生计艰难,精神绝望。走上自杀解脱的道路。如张若名(云南大学教授),张恕一(北京图书馆专家),杨赓(〈通俗出版物〉副社长),刘健(大众日报总编),丁则良(东北人民大学教授),王少桐(光明日报社记者),石挥(著名电影导演),丁景才(江西农科所所长),朱契(南京大学教授),李春潮(广西文教厅厅长),胡思杜(唐山铁院教师,胡适之子),陈友伟(华东师大教授),靳新民(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员),江显良(文汇报记者),黄倩(广州水电设计院技术员),林澄(协和医学院学生),等等;不胜枚举。
    有些右派划右后又被枪杀,如王格(东北工学院讲师),黄宗羲(北大学生),马云风(北京航院学生),等等。
    
    有的右派被打致残,如张紫葛(重庆西南师院教授)的右眼被打瞎,左耳被打聋,等等。
    经过反右,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队伍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此他们噤若寒蝉,三缄其口,终致万马齐喑。百家争鸣成为一家(中共)独鸣;百花齐放成为一花(毛泽东思想)独放。华夏大地,一派凋零肃杀,死气沉沉;成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牛棚”。从而为毛氏推行大跃进和文革的极左独裁扫清道路,使国家陷入深重苦难。
    
    经过反右,人们互相戒备,人人自危,人际关系冷漠,六亲不认,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彻底沦丧。其影响至深至远。
    
    六、余波难平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反右的遗留问题尚待清理解决:
    1. 从根本上确认反右运动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扩大化。
    2. 对错划右派应予平反,而不仅仅是给予改正。
    3. 反右是现代史的重大政治课题,应当解禁,准许人们追忆、探讨、研究,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4. 错划右派停发工资、降职降薪长达22年。对其经济上精神上的伤害与损失必须认真赔偿。不应再拖。
    
    2007年以来,海内外各界人士为纪念反右50周年,纷纷集会,出版专集和回忆录,连名上书中共中央,等等,其势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显示了民意不可侮。
    
    众所周知,德国现政府对1945年以前二战期间,纳粹集团迫害犹太人造成的损失,已全部认真赔偿完毕。反右遗留问题,是同一政党、政权,在同一民族之内的问题,本应易于解决。何以今日当局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若无其事?这种做法与德国政府所为对比,能无愧疚吗?
    
    七、卷终絮语
    
    1.《阳谋》铭记了当年右派的重要鸣放言论。半个世纪后展读,不能不惊叹当年的右派言论是正确的,一针见血的,而且有远见卓识。因此读者不能不惋惜,当年毛氏一伙如能虚怀纳谏,善待昌言,明智地听取并接受右派们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不仅反右以后的大劫大难可以防止和避免,而中国肯定早就成为以法治国、尊重人权,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国家了。
    
    2.历史证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搞极权专制;没有在野党、法制、舆论监督;推行禁锢思想,封杀言论,垄断文化,愚民政策;这样的政权终难免走向法西斯。或者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堕入腐败,从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周期率”。
    
    3.时至今日,大陆当局仍不愿或不敢与毛氏极左路线划清界线。毛氏在位时期,国人非正常死亡达七千万;国家经济两度濒临崩溃;人口误增了3亿;大量人口未脱贫未脱盲;冤假错案如山……面对这个客观史实,今日当局继续颂扬毛氏,为其涂脂抹粉,愚弄斯民;背着沉重历史包袱蹒跚爬行。人们不能不忧虑毛氏极左路线造成的历史悲剧和大劫大难会不会卷土重来?!为此,我们不得不呼吁: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只有坚持政治改革,汇入当代世界民主大潮才有光明前途!
    
    4.反右斗争,下达指令以及对右派处理,均由中共中央直接操作,将立法行政撇在一边,全面以党代政。对民主党派成员划右与处理也都决定于中共。自此民主党派地位矮化,完全沦为中共附庸或政权的装饰品,全面实现了中共一党专政。
    
    5.反右时,有些名人、学者扮演了左派,充当毛氏的反右悍将,睥睨一时,踌躇满志。然而花无百日红。到了文革,这些名噪一时的人物却沦为“右派”而被整肃,遭毛氏一伙无情打击而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如田汉、周扬、老舍、荀慧生、周信芳、金仲华、言慧珠、胡锡奎、江隆基、陆平、翦伯赞、吴晗等等。难道真是天理轮回、报应不爽么?
    
    6.丁抒教授出生较晚,未参加过反右。但他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比关切,悉心研究,硕果无朋,成就斐然。笔者读《阳谋》而击节叹赏,无比钦敬。他无愧为当代中青年的杰出仁人志士,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为纪念“反右”50周年而作】
    
     鄂怀远2007年8月于天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8/200708271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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