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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一元革命的中国社会性质之分析/武振荣
(博讯2007年11月19日发表)

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之19)

    武振荣

     中国在中古时代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宗法官僚制社会。关于这一点,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先生曾经在他的名著《日知录》中给予了充 分的论证,在他们的论证中,封建制和官僚制都涉及到了,并且明确 指出:明太祖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暗”中实行“封建制”, 而在内地实行官僚制度。这样一来,他在中国问题研究上就站到了一 个很高的水平之上,到清末民初之际,许多有根基的学者无不如此主 张,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得势大陆后,此种学说才退出了 “学术舞台”。 (博讯 boxun.com)

    如果说,在上述问题上真正存在着“拨乱反正”的事情,那么,抛弃 马克思主义而“扶正”中国传统的学术就是以一项迫切的任务。众所 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以研究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 系问题而著称于世的,因此对中国的宗法官僚制社会来说,它的作用 大不了是“启迪”式的,而不应该是“指导”的。

    欧洲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非法的权力组织体系(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 “封建”情况一样),因此,它自身有着一种如何使权力组织合法化 的问题;中国的宗法制度却是一种社会公认的合法权利组织系统,统 治者统治人民,象父亲对待儿女一般,社会借以维系的纽带是亲情。 于是,前一种制度寻求权力合法的行为就有预设着进步的可能;而后 一种制度则缺乏自身改革所需要的活动空间。

    封建社会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组织起来的政治体系,其内部充满了调整 权利与义务所需要的张力,而中国的宗法社会则是建立在天理-人伦 关系之上的制度,所以,在人伦关系没有产生根本变化的时代里,社 会是没有改变自己的道理。在前者那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每时每 刻都在变化的东西;而在或者那里,的确存在着“天不变,道亦不 变”的(董仲舒)原则。

    欧洲的封建社会虽然也是农业社会,但是,它赖以形成的基础却是罗 马社会的“市民”与“商业”,因此,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 “市民社会”的组织,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商业”又使封建社 会具有了“孕育”“资本主义”的可能;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中世纪 却是发现不了的,宗法社会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其所以这样说, 不是说它没有商业,而是说它的商业没有获得独立于农业的那种性 质,是农业的附属品,随着农业的兴衰而波动,即是有的时候,商业 取得了很大的繁荣,但终究没有可以逃出兴衰周期。

    于七~八世纪之交,中国宗法社会和官僚制度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它 自身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无穷的后续力量。如果说在一个中古性质的农 业社会,“人才”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有文化的读书人,那么,官僚制 度就为人才竞争提供了一种“超时代”的公平选择原则和公平竞争动 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官僚制度是中国的发明(王亚南先生首倡), 对于世界文明是一种贡献,那的确是一桩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现代 社会已经使官僚制度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不仅国家行政采 用官僚制度,就是大的政党组织,社会组织,甚至连工会组织也“官 僚化”了,企业组织、商业组织、跨国公司亦不例外。

    农业社会是一种循环的社会,这个社会若是在政治方面实行了以竞争 为机制的官僚制度,就显然地增加了内部的合理性,因此,这样的社 会对于外部来的变化好象有着一种本能式的抵制。至中西交通之后, 中国社会缺乏内部变革的力量和需求,就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的出场 作着无形的准备。

    在18世纪的欧洲社会,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不但产生了资本主义,而 且也同时地产生了“民族国家”,而后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 被几乎完全的露掉了,因此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问题时,没有更多 的涉及到由封建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过渡问题,非但这样,马克思的 “打烂国家机器”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好象是对民族国家体制的破 坏。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我们中国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中古性质的 国家制度(朝廷国家)在向民族国家体制过渡时出现了断裂,而中国 革命就产生在这个断裂的时间上。因此,孙中山用“民族主义”的口 号所提出的问题,实质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这样一来,革命事 实上就负担两种任务:既要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又要同时建立民族 国家。于是,“革命面”的不断扩大就不是革命家所可以控制得了的 事情了。表面上看,革命家强大有力,享有近似于“无限权力”,实 际时他们是被“革命面”不断扩大的局面所诱惑,因此,享有权力的 事情并不意味着享有自由。就此,你说革命家受革命之“奴役”,我 想是有道理的。

    在第18帖中,我们说到了革命的内部矛盾,这里又说到了革命家受革 命“奴役”的问题,就这两点去思考,革命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问题 就可以被解读了。我的看法是:在革命“停止”或者“歇脚”的时间 上,发生“专制”──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得强调,我们对于革命家的批评和批判应该讲个“科学 性”,而“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我们要充分揭露革命家受“奴役”的 真相,而不是要把他们论证成为“坏人”或者“坏蛋”。

    就此而言,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把“打倒官僚主义”作为共产党革命的 三大目标之一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如果说这个时候革命的真实意义是 结束长期的“社会动乱”和无休止的战争,那么,“反对官僚主义” 的这一行为就不可能当真,于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时,建立 了官僚式的政治制度,并且使共产党组织本身也官僚化就一点也不奇 怪。

    经过了17年时间,到1966年,当毛泽东发现已经“官僚化”了的共产 党和“官僚化”的国家机构违背了延安时代“反对官僚主义”的初衷 时,想用“发动”“二次革命”的方式来矫正共产党社会的弊病时, 才考虑到了“直接发动人民群众运动”的问题;但问题又在于:在中 国这个革命后的专制社会中,真正的“人民群众”运动不“兑现”则 已,一“兑现”,它就必然是民主而非专制的,别说在1966年是这 样,在1976年、1979年、1989年和今天的2007年,情况都是如此,概 莫例外!

    在中国大凡有“人民运动”的时候,都会有民主;而在没有“人民运 动”的时间里,也就没有民主可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出 现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但是小规模的、分散的、“麻雀战”式的“维 权运动”却维系着中国民主的微弱脉气。

    为什么会这样呢?回答只能是:革命后社会之“土壤”,是“民主革 命”之“犁头”“耕耘”过的。

    (2007-11-18)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11/2007111910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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