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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三帖/武振荣
(博讯2007年12月18日发表)

    就“人民文革派的七寸”答季逵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季逵是一个看问题很尖锐的人,在《独立评论》上我们是过过几招的。在最近的这一次争论中,他说“老毛”是“人民文革”的“七寸”,可谓一语击中要害。
    
    我记得在20多年前,我还生活在部队上,在那个被我戏称为“军营沙龙”中的一次谈论时,就扯到了“文革”中的毛泽东问题,我当时套用中国一首著名唐诗的话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只因老毛在上头!”
    
    我承认:是“毛泽东问题”压迫着66运动,是“毛泽东现象”包裹了66运动,因此,造成“66价值”自立的唯一的渠道是“破解”“毛泽东问题”,走出“毛泽东现象”,复原和还原人民价值。
    
    因此,从1974年,我写作《绝妙的戏》书稿一来,我一直就是作上述的事情。大体说来,我作了一下几方面的事情:
    
    1、66运动是学生和人民“争取”来的,不是毛“设计”的。争取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运动初期,蒯大富的绝食(89运动中的大学生绝食是有传统的),李世英的跳楼(未遂)等。
    
    2、66运动是“政治运动”,不是“文化运动”,所以中国即使存在着毛的“文化大革命”也不防“政治运动”之事。作为“政治运动”它的最大特点是人民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3、66运动是一个超阶级的“全民运动”,参与的主体是学生、工人、市民、农民和广大职工干部,而不是“无产阶级”。
    
    4、66运动中,人民直接反对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5、66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现象是,人民中间的自由结社和在自由结社基础上形成的人在政治上的自由表现和自我表演。
    
    6、66运动和以往政治运动最大的不同是人民分成了两派,并且开展了派性斗争,于是,一个“毛泽东的东西”就被撕裂成为两半,连毛泽东本人都看出了“破绽”,说什么“名义上是‘大树特树’我,实际上是树他们自己”。
    
    7、是毛泽东结束了66运动。其方式是“因势利导”地消解了运动,而不是传统的“镇压”。
    
    8、毛泽东在把66运动据为己有之后,事实上“剥夺”了人民的“所有权”和“话语权”。因此,所有主张寻找66运动中人民价值的人都无不经过一个相当艰苦的“反对毛泽东”阶段。
    
    9,至邓小平的“动乱论”出笼后,维护66运动人民价值的行为就自然是批评“动乱论”,在批评的过程中,当人民价值已经浮出水面时,毛的“天下大乱”的那根稻草也漂了出来,就没有奇怪的了。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事情。
    
    10、今天,“民运人士”对66运动之思考和研究,不同于“专家学者”。“专家学者”可以“为学术而学术”,而民运人士只能为民主运动而研究民主运动。
    
    2007-12-17
    
    
    
    
    就“文革”问题间答张鹤慈先生
    武振荣
    在“文革”中张鹤慈先生和他的家庭是受害者,因此,张先生对于“文革”抱着邓小平的观点一点都不奇怪。我在1985年写作《66运动论说》时,就说到,假如在“文革”中,我的父亲是当权派,被斗到了;假如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或者“资产阶级”,被“抄”了“家”,很难想象我对于“文革”持一种正面的看法。很有可能,我会充当一个“诉苦者”。
    
    如果说在“文革”中,共产党基层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都倒了霉,那么,1966年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害人的“文革”——是我早就有了的观点,而且在我所写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中,对此已有详细的交代。
    
    张先生是“害人版”“文革”中的人,没有可能体会到“政治大解放”是怎么一回事那是很不幸的,因此,由他叙述的“文革”是一场“害人的运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导致张先生的不幸的事情是张先生自己搞的,他以“害人版”“文革”中的感触覆盖了1966年人民运动。所以,对他来讲,自治的人民组织中的那种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滋味?他没有机会品尝,于是,就只能靠“哲学”来推测了,但是,张先生终究不是一位“哲学家”,所以,他个人的“不幸遭遇”就敷衍出了他的浅薄的思想(哲学家可以避免的)。
    
    对于“害人版”“文革”,进行口诛笔伐,那是我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中叶作的事情,并且我在作这样事情的同时认识到,在“经历”了这一次“害人运动”之后,我们民族已经摆脱了它。别说中国人民是这样,就是一贯“害人”的共产党也不得不在70年代末“卸”掉“被害人”头上的“帽子”……。因此,这个“害人版”的“文革”也就结束了,成为一个“绝版”了的东西。
    
    “害人版”“文革”存在的前提是:人民中间的大多数相信中国事情可以搞“坏”的原因是中国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具有血缘意义上的“坏”“人群”,因此,当这样的看法不在可以重新被我们民族“拣”起时,这个运动就不会再发生了。
    
    1989年“6•4风波”后,中国的杀人犯们的本意何尝不想用“害人版”“文革”把“动乱分子”置之于死地呢?但是,他们没有搞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他们有人性,也不是他们心软,而是他们搞不起来。可见刘晓波先生所说的,“文革”一直都没有结束的观点和冯骥才所说的“文革”搞了“300年”的话都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学者的认真研究,是他们的一种情绪的发泄。张先生,你就是这一条线上的人!你们的言论不是没有“真理”性,而是它所附带着的“真理”和一种更大的“真理”相冲突。
    
    美国学者黎安友说:中国“学者抽了民主的筋”的话很有见底,1966人民大造反、大解放——就是中国民主的“筋”,瞧!你们不是正在“抽”它吗?
    
    2007-12-17
    
    
    
    袜子有反正,民主有……
    武振荣
    
    袜子有反正,我们都辨别得来,每天穿袜子,穿“反”了的人极少;但是,民主在1966年却有(共产)党内外之区分就很少有人注意到了。因此分析1966年中国社会之现象,固然需要“哲学”的头脑,但是更需要借助于“常识”的拐杖。
    
    毛泽东1966的行为违反了“党内民主”,却激活了“党外民主”——许多人在谈论毛泽东时,不通这一窍,结果就弄“砸”了,一些很有“知识”的人竟然说出了傻瓜式的话。
    
    说毛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违反党内民主”,那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情,谁也否认不了。
    
    1、 毛泽东单方面公布了党内的分歧(“路线斗争”),并且武断地剥夺了对立面人物的辩解权和发言权;
    2、 毛泽东把自己凌驾在党之上,使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他个人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东西,违反了党内的原则的;
    3、 用写大字报的方式,学着红卫兵的样子“炮打党中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党中央”),其行为是严重的违反了党的纪律……如此等等。
    
    因此,所有认为1966年的毛泽东“不民主”、“极端专制”都是指上述现象而言的,所以,他们的话都是“有根有据”的,没有什么错误,若是说有错误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恰恰没有发现正是毛的上述“违反党内纪律”、“破坏党内民主”的行为却正好把党给搞“乱”了,事情的逻辑也在于:1966年的共产党若没有被搞得“乱了套”,怎么会出现民主的运动呢?怎么会有学生造反、工人造反、农民造反和在“公、检、法”供职的人的造反呢?
    
    如果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都安然无恙地存在着,怎么可以同时存在“中学生打虎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拖儿带女战斗队”之类的既不登记,也不注册,一成立就自认合法拉起队伍到处张扬的乌合之众呢?
    
    结论是:在1966年,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主的党,那么,毛泽东的行为就是百分之百的“专制”,我们可以口诛笔伐,可是朋友们:共产党是个“专制”到了“极端”的党,因此,毛的“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内正常生活和正常秩序”的做法就应该另当别论,所谓的“春秋无义战啊!”但是,问题的焦点却在于,当毛对党的“破坏”行为造成了党在政治上的“瘫痪”,于是,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随之兴起(郑义先生有“趁机造反”之说)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了。
    
    朋友们:41年发生的事情,你若是看不清楚的话,那么,你可以假设今天的胡锦涛用毛泽东的方式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帖在了网上,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当权派对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你怎么个反映呢?你认为胡“违反”了“党内民主”,在网上乱发帖子的行为是错误的,批评他呢?还是,认为他作的对,你可以用“造反的方式”(其实就写大字报、游行、示威、绝食)起而争取本应当属于你的权利呢?
    
    末了,我说:袜子的反正,人容易辨别,可民主的“反正”,就易于糊弄人了。
    
    2007-12-18《独立评论》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1810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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