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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晓华:试看今日之自由主义
(博讯2008年01月22日发表)

    一

      那次抗议使馆被炸的示威游行最遭非议的一点,是政府有组织的介入,以及媒体的单方面的宣传。据余英时的说法,新闻镜头(注意,当然是出自美国人的眼睛)上令人联想到“抗美援朝”和“文革”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已经使美国人民“害怕”起来,从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自79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深刻疑虑,而他们原本对中国人民是怀有好感的,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89年的***让他们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是很认同诸如自由、民主、人权这样一些人类的普遍价值的,至少青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美国知识分子(不知余所指的是哪一类美国知识分子)之间是有共同话语的。 如今“五天的狂热,再加上海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昂表现,使他们觉得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五十年,中国人的心态已完全改变了,不再是‘温和’、‘理性’、‘文明’,而很象‘基本教义派’的狂热民族了”。尽管已被斥为“很象‘基本教义派’的狂热民族”,中国人似乎还得感谢美国人民的厚爱,因为他们曾经把我们看作是“温和”、“理性”、“文明”的民族。然而,仅仅五天的“狂热”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民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看法,这不免让人怀疑美国人民先前对中国人民的评价是否出自真诚。怎么我们在此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美国人如此赞许我们的“温和”、“理性”和“文明”呢?至少在79 年之前,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相反的评价。或许在自大的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开始变得“温和”、“理性”和“文明”了,要完全归功于这20年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教化之功吧。所以,一旦中国人民有所抵触,有所反抗,就顿时失去了“温和”、“理性”、“文明”这些表扬词了。这很象哄孩子的那套把戏,听话就是乖孩子,就有糖吃;不听话,当然就是坏孩子,不仅没糖吃,且倒有可能吃棒了。 这还只是美国人民中一班善良者的看法。那些有着浓厚的“大美帝国”优越感的美国人可就不止是“困惑”和“忧虑”了,他们觉得中国人咬定不是“误炸”,就是对美国的诽谤(其背后的心态是我说什么,你都得相信,你不相信,就是对我的侮辱),中国示威者用石子砸破美使馆的玻璃门窗,就是对美国的挑衅,所以,美国政府无需如此“低声下气”地向中国道歉,相反,倒应该由中国向美国道歉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何等的傲慢! 接着施施然出场的是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他们似乎深谙“众人皆醉我独醒”之道,总是能以一副深刻、冷峻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指出他们的“狂热”、 “浮躁”、“偏执”所包含的巨大危险,并由此自塑逆流而上、与世相抗的独立而刚正的思想者的金身。我并不想说他们是有意作假,但他们那种虚矫的言论难免给人以一种自己被自己的美好情操所感动、所圣化的感觉。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又给我们说了些什么样深刻的大道理呢?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不要把发源自西方历史的自由、民主传统同西方政府的国家行为混为一谈,绝对不能因为西方国家蛮横、霸权的行径,而否定具有普适价值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跌入另类价值系统的怀抱,否则就是重又犯了五四一代“洋皇帝崇拜”的老毛病。对中国民众中因美国的霸道而日渐滋长的反美情绪,以及随后爆发的学生示威活动,自由主义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其感情和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是马上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勾连起来,一边哗哗地翻着历史的帐簿痛诉民族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滔天大罪(令人奇怪的是在他们眼中,民族主义在中国竟然会全无是处,而在西方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一边拼命地声辩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帝国主义”,并且满怀忧虑地指出反美情绪会被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自由主义者未免也太看轻自己的同胞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把美国人民看作是敌人,但是难道就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就可以放弃我们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权利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明明是挨炸的受害者,却偏要首先去体谅所谓“美国人民”的感受,他们的难过和苦衷,小心翼翼地维护所谓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中美友好关系,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由美国先降身以求谅解呢?为什么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时稍稍激动一点,就马上被美国人以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斥为狂热而危险的民族主义呢?难道就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不是英国或是德国,中国人的愤怒和哀恸就不值得高贵的西方人认真看待? 美国的媒体喋喋不休地申说中国的示威游行是由政府组织策划的,仿佛如此一来,中国人的愤怒就不再是真实的愤怒,中国人的悲痛也就不再是真实的悲痛。我们不需要某些自以为高明、冷静、理智的人来指点说这样这样做会被政府利用,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相信今天走上街头的学生脑子都不会简单到那种程度,甘心被政府驱策。在应该表达自己的愤怒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要站出来,为什么就因为政府允许并且有暗中操纵之嫌,我们就必须拒绝表露自己真实的感情呢?龙应台告诉我们,涌上街头大哭大喊的都是些无所怀疑、无所深思的愚众,真正眼睛雪亮、心里明白的中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上街,就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有可能被利用来巩固强权统治。我们无法忍受龙应台以一个海外高等华人的姿态对中国普通民众的侮辱,也不能接受她所说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那是什么知识分子!不过是一帮冷漠的旁观者,一群被自己优雅的理性阉割了表白和行动的能力的高蹈派。 我们需要重新检讨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年来,在知识分子群中一直流行着一种浮躁病,即那种自觉与政府为敌的歇斯底里般的狂躁。只要是政府赞同的,我就要反对,反之亦然。似乎非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批判立场。这种看似立场鲜明的人,恰恰是最没立场的人,他习惯于用别人的眼睛来看问题,以别人的立场为立场。这样一些只会做简单的反题的人如何得以称为批判知识分子?真正的批判从来都是听从自己的良知,对具体现象、具体问题而发的批评,决不会为外界的批评所干扰,所扭曲。在某种特殊情景下和在某个个别问题上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主张有可能达成一致,不能因此而指责知识分子这样做是甘心被政府利用,是丧失了自己的立场。该赞同的时候就赞同,该批判的时候就批判,一切都应听从良知的召唤,而不是以政府的立场为参照。

     二 (博讯 boxun.com)

      自由主义者一向是以冷静、理性自诩的,但奇怪的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又恰恰是最不冷静,最不理智的。他们心焦火燎地反复告诫我们,美国绝对不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和日本。所以,这次事件后俄国表现出的亲善马上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高度警觉,并断定俄国人是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俄国如此亲善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俄国人当然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自由主义者在为西方民主国家辩护时,声称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必然有其国家利益盘算,对此必须予以理解,但轮到俄国,就完全是另一种腔调了。自由主义者何以如此厚此薄彼?)。真搞不懂自由主义者为何对俄国抱有如此深刻的偏见和疑忌。当然,自由主义者手中有历史,他会祭出他掌中的历史,让你信服这一切都是有史可证的。 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分成两大块,一是以英美为师,这是近代文明的主流,是康庄大道;另一块是以俄为师,这当然就是“歧路” 了。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是以英美为师,可惜的是这一次从师学艺被五四打断了,五四之后,中国转为以俄为师,而且这弯路一走就是60年,虚掷了整整三代人的光阴。只是到78年后,中国才又从歧路旁出,重新回到英美老师的讲堂上。而且让自由主义者不满的是,这次重入师门,主观认识还很不自觉,思想清理也不够彻底。似乎是说,既然重入师门了,就应该把以前的一套悉数抛除,亦步亦趋地追随英美老师。稍稍具备历史常识的人,恐怕都不会接受自由主义者所叙述的这种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真就那么简单?可以这样硬生生地砸成三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难道也是学俄国?要是这样,美国老师哪还会花如许多的心血来辅导老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可以说是学俄国?起老毛于九泉之下,他也绝不会认可这一点的吧。你可以说自五四以后,俄国式道路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用 “以俄为师”的标签,来涵概60年的历史,则未免太武断了,完全忽视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会认定“以俄为师”是歧路,唯有“以英美为师”才是唯一的正道呢?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历史表明俄国道路根本就行不通,它所带来的灾难远远超过它所承诺的光辉未来。但是过去的历史就能说明一切吗?难道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改弦易辙就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彻底破产,因此我们必须顺应所谓的“近代文明主流”并把社会主义那一套完全抛在一边?套用自由主义常用的辩论逻辑,我们不是也可以说,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和其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区分开来吗?既然资本主义一开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在经历各种各样批判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思想阵营的批判而逐步调整、改善的,那为什么断定社会主义就一定不能同样地完善自己呢?其实,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抬杠,我只是想指出,“以俄为师”的经历并不象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整个是一场无谓的恶梦。事实上,没有这段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的重走以英美为师的老路;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忘掉了这段历史,以英美为师的路也必定走不好。自由主义者何以非要把连贯的历史打成两橛,并全盘否定“以俄为师”的那段历史呢?就拿毛泽东时代来说,难道它留给我们的除了惨痛的记忆之外,就没有一点可取的东西?今天社会上有那么多人不无怀恋地谈起毛的时代,当然,没有谁会想要回到那个年代,但是这种谈论本身说明毛时代的某些价值(比如平等)是不容彻底否认的,而这些价值在当代中国却已变得越来越稀薄。所以,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接受的,即“以俄为师”的经历,或者干脆说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有些人满脑子幻想成真的英美式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制约和修正。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自由主义者却向来只从消极的一面看待过去,动辄警告人们,如不怎么怎么,就会回到过去极左的年代。仿佛只有完全脱离过去,全身心地投入英美老师的怀抱,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

      据说自由主义是以宽容著称的,可是从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的言论看,所谓宽容,难道就表现在非常随意的乱扣帽子上?只要你对美国轰炸使馆表现得愤怒了一点,他就说你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打了一个法国记者,就更是种族主义了;你对当前社会分配的极端不公正表示一点愤慨,他就说你是民粹主义,并以一种恶劣的幽默笔法,讥讽你的下半身有一“千年巨痒”。 一提社会公正,就马上和民粹主义划等号,这是不是昔日的老红卫兵的思维方式在作怪呢?退一步说,民粹主义就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不堪?就可以和天下大同、不寡而患不均直接等同起来?这种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思考出发点,把对方的观点简单化,甚至是有意识地予以歪曲的批评手法,算什么自由主义?这不和他们所不屑的新左派中的末流如出一辙了?再看看他们在批评新左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傲慢嘴脸,更让人相信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根本就是伪装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挖苦说,新左派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有隔膜,他们在计划体制的学院生活中,从观念到观念,什么不懂,就批什么,所以这种批判的锋芒是大墙内养出来的批判锋芒,与计划体制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至于他们的解构符号,从法国后现代理论翻译而来,也并不新鲜。这就让人纳闷了,自由主义者什么时候变成了社会实践家?难道他们不同样是生活在计划体制中,在大墙内养出自己的批判锋芒的?自由主义使用的理论话语难道又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还不都是从英美师傅那里拾人牙慧而来?也不想想自家是什么底料,就色厉内荏地指责别人,难道自由主义就是这种德性?要是说新左派和计划体制有着内在联系,我们倒要追问一句,你自由主义又是和什么勾连在一起的呢?为什么不首先反躬自问一下呢? 依我看,自由主义的“巨痒”比之于他们所谓的民粹主义,未必就小到哪里去。北约轰炸科索沃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批评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这原本是极正常的事,没想到自由主义者马上急吼吼地跳出来,教导我们,具体的国家政府行为上的失误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即民主和自由本身有什么问题,英美老师还是好老师,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怀疑,还是要坚定不移做他们的好学生。没有人愚蠢到把西方政府的某些具体行为和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直接挂上钩,并由此全盘否定自由民主的宝贵价值。但是从科索沃事件中,我们难道就不可以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乃至其价值体系上的一些问题呢?为什么连这种思考的可能性,自由主义都要予以封杀呢?似乎这一切都是不容质疑的,你批判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就是要走回头路,就有可能引发极左思潮。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能说是健全的吗?自由主义的“巨痒”就是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他们似乎从不愿意承认自由和民主都是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和民主,而且自由、民主价值原则的适用性是有一定范围的,换言之,自由、民主只是对某些人类才是被遵行的价值原则,对另外一些人,就可能是另一种原则了。这一点在科索沃事件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然而自由主义者对现实却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太迷醉于那完美的无以复加的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了,以至他们宁愿在纯理论的层面上和你展开争辩。你不是说国际正义秩序已荡然无存嘛,自由主义早已想好对策,罗尔斯不是提出了万民法嘛?至于罗尔斯的一套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有没有得到贯彻,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自由主义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时候他们都能找到话来对付你,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巨大的武库,自由主义的院子里什么货色都有,要找一件合手的家伙,实在是太容易了。自由主义有这么一个可以挠之搔之、万年不溃的“巨痒”,难怪他们要如此自信,如此“理直气壮”地来教训别人了。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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