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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喜忧参半/章立凡
(博讯2008年12月12日发表)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9月30日发表“小岗谈话”,预热即将出台的土地流转政策,可谓一石激起千冲浪,内外反应强烈。部分自由派学人欣喜推测,这将是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开始;而某些左派人士悲愤莫名,以为此举撬动了公有制的基石。我一向关注农村问题,但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敢苟同。国庆期间我参加一次经济形势的座谈会,有朋友对即将出台的政策期许甚高,认为胡总书记任内若落实了这件大事,至少可换来20年稳定,而在中国土地问题上有所建树的政治人物,无不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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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的观点也许不无道理,但我更关注政策的可操作性,心中喜忧参半。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史,其实也是土地制度的变迁史。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与未能及时实现“平均地权”的承诺有直接关系;而共产党得天下,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自1949年迄今,土地与资本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及走向的两大变数。
      
      从分田土改起,从个体耕作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土地权利在8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激变,与之同步的则是“对资改造”。土地、资本所有制度的激变,都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旗号下进行的。变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要解放生产力。将土地从个人私有变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从理论上可以形成规模经济,便于机械化耕作和兴修水利,提高农业产值。脱离实际必然事与愿违,“一大二公”的结果是“规模不经济”,人民公社制度成了生产力的桎梏,但最高领导人死要面子,不仅造成惨烈的三年大饥荒,更使中国农民长期在贫困中挣扎,“共同富裕”成了画饼。
      
      人民公社化折腾了二十年后,才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使农村有了三十年的休养生息。三十年间,中国民营经济重新复活并迅速成长,于今已在国民经济中占了较大比重;相形之下,同样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改造对象”的农村经济,发展则显得相对滞后。
      
      土地只是一种资源,不具备资本那样的流动性,也难于创造和再生。在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半个多世纪前农民短暂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回归,捏在手里的,只是一纸长期承包经营合同。从“一大二公”的“规模不经济”,重新轮回到小农经济,仍未形成合理的“规模经济”。对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而言,承包的土地已逐渐“鸡肋化”,食之无味,弃之担心;对不发达地区的农民而言,土地仍是唯一的命根子,而效用止于维持温饱。“规模”与“经济”的矛盾,仍在悖论的怪圈中挣扎。
      
      农村土地资源,是改革开放迄今的最后一块处女地。所谓“集体所有”,在法律上至今仍是个模糊概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膨胀的资本早就开始蚕食农村土地这块主权不明的大蛋糕。。土地买卖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在开发商、政府和乡镇干部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面前,农民是最容易宰割的弱势群体。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相当于增加了宰割的难度,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农民权益,而要确保这一政策的实施,亟需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化管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当局与中央博弈多年,堪称经验老到,自然不会拱手让利;而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也有利于资本出手兼并土地或变相开发,从9月30日迄今的一个多月间,各种以“土地流转”名义出现的土政策及开发、置换、拍卖等纷纷抢滩,新的“圈地运动”暗潮汹涌,而国土资源部的相关政策,要到年底前才出台。
      
      城市化是现代化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无论身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将是一个残酷的进程。拆迁征地中的悲剧,是形成诸多群体事件及上访大军的起源。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尚不足以接纳上亿农村人口的永久定居,候鸟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年复一年的春运奇观;今秋世界金融危机的来袭,又令出口产业面临寒冬,民工返乡潮提前出现,中国经济正处于动荡之中,前景尚未明朗。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改变着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瞻望未来的生活,是永久背井离乡?还是重归热土?新生代的农民,终将艰难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作出抉择……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12/2008121223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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