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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英雄——网上论《水浒》(三)/武振荣
(博讯2009年01月23日发表)

    人类啊,快些追随英雄们的足迹。那些高贵的英雄将会在死亡的永恒中闪耀起炫目的光辉,即便只是瞬间的闪耀,也将照亮死亡陌生而神秘的意境。如果迟了,就会看不到英雄的灵魂那流星般的闪光。没有晶光莹莹的轨迹的引导,在死亡黑暗的永恒中,生命怎么能找到归宿?
    ——袁宏冰《英雄人格哲学》
     (博讯 boxun.com)

    读《水浒》,你读到了一定程度上,总会感觉到《水浒》人物朝你“大踏步”走来,你仔细观看,这些人物粗鲁而不野蛮,勇敢而不暴虐,孔武有力而不滥用武力,破坏法度,却并非无法无天;他们嫉恶如仇,却又不心地狭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疏财仗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不事生产,怀里却时常揣着可以周济别人的银子。面对官场人物,他们威风凛凛,没有丝毫的奴颜婢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是光棍汉,可是他们尊重妇女,从不淫乱;他们的面相或俊或丑,肤色或黑或白,都一样的惹人喜爱。他们守信用,讲义气,大大方方地追求快乐,痛痛快快的吃肉喝酒,把一个自我摆得明明白白,不加丝毫掩饰。他们没有我们现代人的矫揉做作,也没有我们现代人内心里的惆怅、郁闷、无聊和苦恼,所以,只要他们永远地“活”在书里就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是鲜活的“人”。他们虽然早我们“出生”了300多年,但却没有老态龙钟。本篇就专门议论他们。
    
    一、政治英雄与江湖英雄
    
    在上面的两篇论文中,我否认《水浒》人物是为“农民起义”准备的,是说他们是一些民间英雄,不是政治的英雄,更不是“候选”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之,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就近了一些。跟他们这些民间英雄比较起来,我们普通人差的不多,倒有许多的相似处。说实在的,就日常生活论,他们超出我们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是一些“该出手时便出手”的人,而我们在“该出手时”却袖手旁观。《水浒》英雄生活的社会之腐败性和我们今天所处的共产党社会并无两样,甚至我们的社会比他们的还要坏,可是呢?我们没有“出手”,忍气吞声,如果我们学习他们敢于“出手”的榜样,这个共产党的“鸟社会”早就给打翻了。《水浒》给出反抗一种合理的、美学式的解释,是具有民主意义的。
    
    在我们中国,人们对于江湖英雄这群人物可以说是太熟悉了,但是这种熟悉却不能够说明人们对于他们可以做出精确的定义,人民在通常说到江湖英雄时大体上就想到绿林好汉——一些用刀枪装备起来的民间人物。譬如,和《水浒》一样的享有盛誉的《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就不属于江湖英雄,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的英雄。因此我认为,所谓政治英雄和江湖英雄比较起来有以下的区别:
    
    其一:他们的抱负是服务于“国家、社稷”之类目标,最终要掌握“神器”、“公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要“主宰天下”;而我们说的江湖英雄没有这样的目标和抱负,他们服务的对象是一种本质上随时处于构造状态的抽象世界,因此,他们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尽管是无比的真实,他们也可以自由走动(走江湖),但其世界终究是“抽象”的。因此,江湖英雄的世界对于非江湖人物而言是“虚空”的;
    
    其二,政治英雄追求权力,免不了是权力的奴隶,江湖英雄却是蔑视权力、超越权力和欲破坏权力的人。政治人物凭借权力叱咤风云,呼风唤雨,而江湖英雄凭借自己的本事,再加上一、两把刀“闯荡江湖”。《水浒》中的英雄们其所以没有夺取大宋政权,“取而代之”的思想,原因在于他们是江湖英雄,对于政权持着同政治英雄截然不同的哲学见解;
    
    其三,政治英雄对于世界、天下、人生的见解是“哲学”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是高人一等的。《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一节,作者借曹操的口对之做了最好的说明:“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而江湖英雄,就不是这样的了,《水浒》点出他们的一般特征是:相貌生得“非凡”,“使得好器械”,“喜弄枪棒”,“学得一身好武艺”,“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济人穷苦”,“挥金如土”,如果他们出入过公门,那一定是“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如果他们是军官出身,便有“万夫不当之勇”,这都不要说起,他们每一个人都享有一个可以代表自己性格的绰号(同《三国演义》人物的表字一样),使人闻其号而知其人。他们在没有上梁山“聚义”前,分散的生活在各地,但是,江湖世界的统一性使他们的名字到处传扬,以至于许多英雄都是先闻名,后见面的。按书的意思讲,他们是“36天罡”、“72地煞之数,自然意气相投”,“就一处做了头领”(第56回)。
    
    江湖英雄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普通人的世界,第二个世界是江湖英雄们自己的世界。第二世界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不可见的世界,因此生活于斯的英雄们有一点像宗教界的人士,蔑视第一世界,甚至欲置身于第一世界之外。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讨论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得很外行,原因也在这里。以我之见,如果我们在分析《水浒》人物时,把他们同《三国》的人物做一类议论,就犯了错误。在议论宋江、晁盖、吴用等人时,你借用议论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的模式就坏事了,那种把《水浒》英雄做“农民起义”英雄看的人就不通这一窍,他们不懂江湖英雄们其所以不反对皇帝,不热衷于追求政权,不想当官,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江湖世界没有被皇帝统治。也就是说皇帝统治权只施及第一世界,而没有到达第二世界。
    
    掌握了上述关于英雄人物的分类的概念,你在读《水浒》时,就不会再对《水浒》英雄为什么“不反对皇帝”的问题耿耿于怀了。因为,读江湖小说,你得有一个对江湖英雄的相对应的评价模式,这样你才可以避免误读。譬如,你读《水浒》,就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但是身上的银两是绝对不会缺少的。就如宋江来说,他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想必薪俸低得可怜,可是他“挥金如土”,从来就不缺乏银子。他给县里的老人,动不动就“出买棺材板的钱”,更不用说,今天周济这人,明天帮助那人,见了朋友,又得吃馆子,掏腰包,并且包养二奶。在网上,我发现有一个读者,对此不满,提出了宋江的工资和花销问题,认为宋江的钱来路不明,怀疑宋江和共产党县委书记一样也贪污。其实,这位读者倒是一个好的,他读小说的认真精神使他对于小说人物做了现实人物的解读,而不知道在《水浒》中,宋江银子之多是作者描写之需要,仅仅是要表明宋江是一个疏财仗义的人。书里“挥金如土”的本意,暗示他视钱财如粪土,而不是说他银钱多得如粪土;若不是这样,江湖世界是不可以接纳他的,他更做不了首领。可见当这位读者在把文学人物拉入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且用批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标准来批评《水浒》人物,是进入了文学批评的迷谷。
    
    二、“强人”的社会
    
    《水浒》第14回写了阮氏兄弟说“强人”一段很有意思,仔细解读之,我们对于《水浒》这一部书所刻画的大宋社会就会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吴用来石碣村的用意是“说三阮撞筹”,让阮氏三兄弟参加他和晁盖、刘唐劫取生辰纲的阴谋,而在这一节中,阮氏三兄弟对于梁山泊“强人”“占了”泊子,绝了他们的“衣饭”一事耿耿于怀,于是,吴用抓住了这一点,就拉他们入伙。
    
    阮氏兄弟所居住的村庄原是一个鱼米之乡,渔民一网下去就可以打起“十四、五斤”重的鱼,不用说渔民的生活可以丰衣足食,但是,书里写道,吴学究进入石碣村第一眼看到的阮小二竟然衣衫褴褛,“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好家伙,破头巾,旧衣服,光脚板,于是,阮氏兄弟度日之艰辛就一下子给写出来了。如果说阮氏兄弟在劫取生辰纲七条好汉中就占了三条的话,那么,一方面是一个官员送给其岳父过寿搜刮来的价值十万贯的金银珠宝,另一方面,是贫困渔民的衣衫褴褛,活路被绝,于是,对“不义之财”的“劫取”行为就给出了一个“义”的安顿。《水浒》实质上是一部很人性的作品,所以,书中写的“强人”、“强盗”、匪人“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场面大都突出了生民陷入生活绝境时,求“活”本能发动之所然。如果说天生人是要叫人“活命”的话,那么为了“活命”所做出的非法之事,就不违背天道;非但不违背,“强人”“聚义”倒是“替天行道”。
    
    在吴、阮对话中,阮小五第一个说了梁山:“这梁山泊是我们兄弟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原因是,“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这就是说以打鱼为生的人绝了活路。因此,阮小二叹道:“绝了我们的衣饭”。可见阮氏兄弟作为后老来梁山首领是因为“衣饭”绝了。可见,劫取生辰纲对于晁盖来说是为了“富贵”,对阮氏三兄弟来说是为“衣饭”。其实,在一个“播乱”的时代,出现一伙又一伙的“强人”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被梁山泊“强人””绝”了“衣饭”的阮氏兄弟却在言谈间对“强人”产生了敬慕,这样的事情就吃紧了。
    
    阮小五在说起梁山“强人”时,完全是一种敬畏的口勿:“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作者注:我叫它“三不怕”);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说到这时,他甚至用十分遗憾的口气抱怨自己:“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阮小二随声附和:“我兄弟们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在那个时代,没有“失业”的概念,但是人绝了活路,失去了“衣饭碗”的状况古今都相同啊!官府不让人活,制度不让人活,可是“天”要人活啊!《水浒》就写的这个理!
    
    我认为《水浒》写的那个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那些本来应该被诅咒、被声讨的人和事,却成为普通人羡慕、敬慕的对象(包括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这样的情况如果被解读为人性之恶的话,那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如果被政治的方式解读,那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政治腐败,制度失衡,或者“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一句话“典守之过也”;但如果我们能够像作者那样,不使自己观察的眼光仅仅停留在宗教或者政治的层面,使之进入人性深处,那么,在一个清平世界,谁甘心做“强人”呢?可是,书中就是写了好端端的人做了“强人”,渔民、农民、小吏、士兵、军官、商人、知识分子、艺人、僧人、大地主、大贵族等都上山,做“强人”了,以至于“强人”数量之多、出身之广泛、成分之复杂,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啊!
    
    三、水泊梁山:一所罪人自我改造之学校
    
    水泊梁山的这一伙人原都是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刑事犯罪分子(就分类而言),别人不说,就说梁山大首领晁盖和宋江吧。晁盖自己说他的罪是“弥天大罪”,宋江对此的解释是“如此之罪,是当灭九族的勾当”;宋江不但“通”匪,而且杀了自己的二奶,多次说道:“我本小吏,身犯大罪”。因此,你看,投到他们名下的众多兄弟,哪一个不是犯罪之人呢?但是,我要说的是《水浒》的作者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写作书的过程就如同现代社会中人“洗钱”,末了,黑钱洗白了,黑道上的“罪人”、“强人”、“匪人”最后都“修成正果”(宋江语),变成了人间世甚是稀罕的英雄人物了。
    
    只是,我要说的是,《水浒》一书没有写出如共产党社会的那一种改造罪犯的方式,什么政治教育,学习《毛选》,洗脑洗手,强迫劳动等等,而是负罪之人,在逃亡之中,以“入伙”、“聚义”的方式去罪成义。逃亡本来是求生的手段,但是,逃亡之路在铺上了“义”的“砖”之后,就变成了“义路”,步上“义路”的人也就变成“义人”了。显然,这样的思想是我们现代人不可以接受的,可《水浒》本身就一本古典小啊!
    
    如果说上述思想中包含着官方社会已经失去了改造罪犯的能力和作用的话,那么《水浒》的作者对产生了梁山泊英雄的社会之批判,就入木三分了。因此,我就此引出了梁山英雄的“自我改造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怎么说,这些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英雄们原来都有刑事犯罪的“前科”啊!在脸上“打金印”(刺字)的就有6个人之多啊!
    
    就说张青、孙二娘这两个人物吧,好家伙,这夫妻店原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黑店,里面有一间“人肉作坊”。人肉来源是取路上无辜行走的人,因此,店里的行话叫他们为“行货”。按照黑店的规矩,“行货”都是要“活的”,好“来开剥”,所以“取行货”的要求是要捉活人,就好像屠户杀猪是要活猪一样(可能是为了肉的质量鲜活吧)。关于这一点,还是听一听张青对武松是怎样说的:“有那些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的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的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也每日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武松此前“多听得人道”十字坡的黑店,但是好像不信,到“人肉作坊”一看,“见壁上挂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才傻了眼。
    
    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许多国家好像都发生过人吃人肉的事件,但是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仇恨,所谓的食肉寝皮;二是过度的饥荒,为了活命,至于说是以人肉为营生的事情多半是不真实的。因此,我们在读《水浒》的时候,即便是跟着作者进入了十字坡的“人肉作坊”,也是用文学的观点接受它的,会在心里嘀咕:这是文学。在这里,如果说作者施耐庵已经用笔触动了人类潜意识的话,那么,我们读300多年前的书,好像和今天我们大家看流行影视作品里杀人魔王一样,都当同是“艺术”的东西。所以,张青和孙二娘这一对夫妻最后双双上了108人英雄榜,我们是没有丝毫意见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书中,人物的脸忽然间变了,正如我在上文里提到的川剧的变脸一样,就这么一个演员,不换人,只要摆一下头,原本的红脸就变成了黑脸,黑脸会变成白脸。《水浒》里的主要人物都曾经变了脸,你仔细读,上山就是变脸,黑店的老板上了山,就变成了合法的生意人,小偷上了山,就变成了身怀绝技的英雄,能够做那些一般人做不来的事情。这个小偷不是别的,就是“鼓上蚤”时迁,他在书中,一出场就对杨雄和石秀表白:“小人在此只做些偷鸡盗狗的勾当”,有时候“掘些古坟,觅分两东西”。好了,就是这个人在上山之后,奉吴用的令,盗取了金枪班教师徐宁的“镇家之宝”——雁翎甲,逼得徐宁上了山。于是一个“偷鸡盗狗”的人,倒成为“地偷星”了,和我们普通人就不一样了,人家有“星魁”,我们没有啊!
    
    就上面的情况,我说通往梁山之路是用“义”之“砖”铺成的,就是这个理由,虽然除个别人物例外,梁山上的主要英雄人物没有哪怕一个是自觉自愿上山的,但是一旦踏上了通往梁山之路,那么他就是“行”“义”的人了。这样的人,即使身份鄙微,低下,其以往的作为即使属于“大恶”,也还是可以在梁山上那长长一排首领交椅中找到自己的座位。于是,中国宗法社会人与人极不平等的现实,在书中实现了平等,立起了一个原始的民主意义。
    
    金圣叹在批水浒时,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水浒“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既然梁山那么多人都是被迫上去的,于是,这个如此被迫人的社会之“不义”就被活生生的揭示了;问题又在于,这些被“迫”出“不义社会”的人,却在一个非常的时刻中“行”了“义”。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人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亡,此时此刻却在行“义”——不就是有一个新的意义产生了吗?人在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变坏的情况下,却变好了;于是,被迫人逃亡的社会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就是可以想象的吗?事实上,《水浒》充满了批评、批判的精神,这是它不朽的一个主要因素。
    
    今天我在韩国写作这一组论文时浮想联翩,像我这样的人,现在被叫“海外民运人士”,其实大家都是些被迫逃亡的人啊!共产党社会和《水浒》里的大宋朝廷一样,把这么多的人“逼上梁山(海外)”,它的“义”在那里呢?和梁山泊上的人一样,海外民运人士也是单个、单个的逃亡出来的,也是在逃亡中“行”了“义”的啊!
    
    四、“草根人物”与“草莽英雄”
    
    仅就义而言,水泊梁山的义不同于官府的义,不同于社会的义,是一个完全私人意义上的义,是作者特别建立起来的一种义。和一般江湖之义比较起来,它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许多的政治因素,所以它在书中的表现是不服从恶人,不服从官府,不服从法度,不服从权威。行义的人仅仅以个人的良知判断事物,并且具有阮小五所说的“三不怕”精神。社会的义连着“仁”,也最后的要使义服从于“仁”和归于“仁”,但是《水浒》的义,把义从“仁”中抽了出来,形成了《水浒》人物的专门话语;官方的义要求“忠”,但是就《水浒》前半部的人物描写看来,没有一个“忠”字可究的(只宋江一个人例外)。所以,在《水浒》的整本书中,虽然宋江一再强调“忠义二字”,告诫兄弟们“以忠义立身”并且在《水浒》流行的岁月里也曾经出现了《忠义水浒传》的书名,可是呢?“忠”和义在《水浒》里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却是明眼人可以看出来的事实。如果说《水浒》一书的写作也有值得后人批评的地方,那就是《水浒》中的“忠”,不是被描写出来的,而是作者特意给套上的,为的是给《水浒》人物一个集体的下场。
    
    对于义——我们做了以上的理解后,无妨看一看,《水浒》中的义人是怎样的人?《水浒》里的义人不是官方文化培养出来的那种有知识的“文人”,他们是一伙“草莽英雄”,同我们时下所说的“草根人物”、“草根英雄”近似,如果说“文人”们的义在《水浒》成书的时代已经酸腐了的话,那么《水浒》是要塑造一种新型的、鲜活的民间英雄。因此,你把《水浒》看成是民间文化对于官方文化的一种“造反”,那倒不失其价值。可不是吗?《水浒》就是明明写英雄“落草”的书啊!书中除了吴学究、宋公明、公孙先生等几个头领可能上过私塾,具有文化气质外,大多数英雄都是没有文凭、没有文化的人。武松的文化程度,也许仅仅供他可以“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鲁智深根本就不识字,第2回写道,他在打死镇关西后,逃到代州雁门县时“见一簇人围住了十字街
    口看榜。
     鲁达看见挨满,也钻在人丛里听时。
     --鲁达却不识字。
    把缉捕他的文告竟然当成“榜”去看,若不是金老,扯走了他,时下就被捉了。自然他做了和尚后,是念不得经的,被分配去管理菜园子,一点而也不屈才啊。至于说到李逵、阮氏三兄弟、杜千、宋万、张青、张顺、李忠、周通等人,绝对是考证不出他们的文化程度的,在一个中古农业的社会里,写出这样的人物,绝不是作者对“草根英雄”的故意贬低,而是写实的要求。如果我们设想李逵可以像宋江那样的写诗,试想他轮板斧的力量从哪儿来啊?
    
    五、“三不怕”的人
    
    “三不怕”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阮小五语)《水浒》这些人物其所以使读者们觉得可爱,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作者塑造出了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绝对不同的人物。现实生活里的中国人是“怕”字当头的人,怕天,怕地,怕官司,而《水浒》里的英雄人物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敢说话,敢做事,敢造反,敢出手的人。对于胆小怕事、软弱成性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就是“理想”的人物了,文学之于人的社会功能在这里可见一斑的。对此,有人说这是麻痹人,诱导人逃离现实;可是有人说,这是给人树立榜样,叫人学习之,反正我认为它对于日常意义的人生给出了一种非常的刺激。这样的情况和中国传统戏里的“清官戏”一样,贪官污吏最多的社会,也同时是人民对于“清官”想象最迫切的社会。
    
    我在上面说了,《水浒》中的义是一个私人的义,它是由行义的人个人判断和掌握的 ,和官方毫不相干,也不经由法律的判断,因此,当这些义人在看到不义的人和事时,就果敢地出手,不顾虑,不商量,不计后果(这是我闹出来的“三不”)。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杨志刀毙牛二,林冲火拼王伦,武松刀劈张都监,石秀智杀裴如海,李逵打死殷天锡都属于“三不”行为,都是梁山英雄心内的义的率直释放,如果说这种“释放”如火山爆发一样,那么他们这些人就是世上第一热火的人了。他们没有官场人物的矫揉造作,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寡廉鲜耻;他们率性而为,没有丝毫的阴谋诡计,行事风风火火,作风忽忽拉拉,性格光明磊落,甚至连走路都是“大踏步”的。
    
    他们虽然是可爱的人,但绝对不是完美的人,他们性格上或者风格上的优点有时候往往导致了他们行为的过分,站在我们今天的观点上看,他们有时候滥杀无辜,杀了不当杀的人。譬如,石秀杀了与自己的“结义兄弟”之妻通奸的和尚裴如海,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他杀了传递暗号的头陀就有虐杀之嫌了。杨雄呢?杀死了与裴如海通奸的妻子,没有住手,又用同样残忍的方式杀了妻子的侍女,把罪不当死的人,也给杀死了。要知道,在产生了《水浒》的那个时代,写作小说的作家们没有一个“高、大、全”的标准要遵守,在写作上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就是上述虐杀的行为,经作者义的圈点,就不再是滥杀无辜了。至于说到李逵的板斧,“轮将起来”,“排头价砍去,”那会杀出一片红的。
    
    《水浒》的一个伟大价值在于:面对不公正的压迫时,《水浒》英雄敢于反抗,敢于造反,敢于斗争!因此,在这些由施耐庵虚构的人物被人们接受后,就可以引起人们政治意识的波澜;而书中扬起的波澜如果再被人们的情绪之风吹动一下的话,就可以起到“倡乱”或者“播乱”的作用了——这是统治者最怕的。
    
    你仔细品味《水浒》,在景阳冈武松打虎的那一节十分花哨的描写中,寓于着一个非常吃紧的精神:压迫人的反动派即使强大得如同野兽一般,像武松这样的英雄好汉也是可以打杀他的。对此的解读,如果你认为官府压迫人的制度是由于人性之恶造成的话,那么对恶的矫正,也只能是以恶制恶了。于是,我们在读《水浒》时,碰到了一个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本来,这样的问题应该由同时代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来提出和解决的,但是宋、明两朝的哲学家陷入义与理的争论不能够自拔,政治家陷入党争不得脱身,却使小说家施耐庵写出了它。就同《红楼梦》一样,当18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发达”现象时,曹雪芹却写出了它,刻画了它(见拙文《论红楼梦中的政治》)。
    
    六、特殊的一类英雄
    
    宋江在晁盖死后,座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时,树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乍一看,这好像真的要改变晁盖的路线(毛泽东就是这样看的),其实,也不尽然,梁山英雄既然是一伙义人,那么,义人的所作所为就应当被组织在一个更高的道德层次上,可是,当梁山英雄在上山前大都是刑事疑犯,普通道德就不能够为他们提供辩护,于是“替天行道”这样的一面旗帜的树立就是要把他们的道德提高一个档次,以求达到“天道”的水平上。因此就一方面看,这是梁山英雄对于朝廷发出的一个友善的信号(表示不造朝廷之反),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朝廷在道德上提出的软挑战,言下之意,你不“替天行道”我“替”。
    
    因此,我们分析梁山英雄的行为,如果仅仅就普通法律的眼光看,那就看不出名堂的,但是,你若是就高级法来看,那么,他们的行为却并没有违背“天道”。所以,在“替天行道”这一面旗帜还没有打出的时候,梁山英雄“替天行道”的思想就已经被各路的英雄所认可。书第58回,在描写宋江收编芒砀山“混世魔王”樊瑞为首的一伙“强人”时,就对“强人”做了“逆天”和“顺天”的这样的分类,樊瑞手下二员干将项充和李袞在被宋江俘虏后放了回去,让他们劝樊瑞投投降,二人回去后就对樊瑞说:“我逆天之人。合该万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说话?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义,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这已经说得明白,樊瑞把自己和梁山英雄作对的行为看成是“逆天”,于是,梁山英雄行为“顺天”、“保国”的主旨就凸显出来了。
    
    这样一来,梁山英雄的行为就具有了两面性:明看,他们是一帮明火执仗的“草贼”、“反贼”、“反国草寇”(围剿梁山来的人使用的骂阵语);再一看,或者说,看深一些,他们却是一批“替天行道”的义人。他们的行为是符合天道、天理的,也就是说,他们和大宋天子一样,其行为好像是得到了上天的授权似的。如此一说,我以为,不仅梁山英雄之单个人之间是以“义”字组织起的,而且梁山作为一个大整体,一个大山头,也是由“义”字团结为一体的。因此人们若是把这些英雄比作唐末黄巢军队里的人,比作汉时赤眉军里的人,或者比作秦末陈胜吴广、或者项羽、刘邦队伍里的人,肯定是不对的;他们就是水泊梁山上的人,就单个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朝廷法纪中冲杀出来的,但是就整体看,他们的“替天行道”的纲领表明了他们同朝廷并不只是冲突的关系,还有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因此,造反的英雄们在招安后,变成了“报效朝廷”为国家立功的人,不是对英雄的漫画,而是正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创作的英雄人物类别中,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类别。
    
    《水浒》中的人物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创造,这一部书其所以不朽,就在于了它创造了这一类新型的文学人物,但是,同任何新事物所遭遇的命运一样,《水浒》中的人物在《水浒》流行过程的初期就受到许多人的反对,诚如我一再指出的,梁山英雄是复杂的人物,所以,它是绝对不适合读者们阅读作品时,欲作品和人物简单化的心理要求,在书流行之后,就引起了持续不断的删书、改书的活动。大批家金圣叹把书70回后一刀砍去,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删书手段了,于是《水浒》人物的命运就脱离了《水浒》120回整体而单单的存在于前70回了;也许是因为伟大的作品都有着可以任人删节而自成体系的那一种功能吧,所以,70回中的人物非但没有失去色彩,反而在最最简单的意义上显现了自己的真实。因此,读金批《水浒》,水浒人物反到因为简单而显得更为可爱、单纯。
    
    《荡寇志》(作者名俞万春(一七九四——一八四九年),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清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一书就不同了,它把70回前的《水浒》英雄当成书的方腊那样的造反之贼看待,所以,他也腰斩了后50回,自己用23年时间,“三易其稿”,续写了70回,是要给出梁山一干人都没有好下场的结局。在这一本专论《水浒》的文章中,我不可能展开对《荡寇志》的议论,只是想借着这个问题说一说伟大文学作品在简单的一元化时代和复杂的多元化时代之不同命运与不同反响。
    
    大凡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一个简单的时代里,必然会被人们做简单的阅读,即使作品本身是很复杂的。简单时代本质是一元化的,所以,生活在简单时代里的人对于文学和社会生活之关系的处理也是一元化的,无论简单社会是中古性质的或者是现代的。想一想,在前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说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简单社会里,文学就是生活,而生活也是简单的可以和文学对位的,根本没有一种文学、文字、文化的独立存在空间。文学和生活一体化了。《荡寇志》的作者在批评《水浒》时对于《水浒》英雄的复杂行性就给与于坚决的、简单式的否认:“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他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要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你看,这样的人把发生在他的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水浒》直接挂起钩来,认为是《水浒》教坏了人,岂不谬哉。
    
    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人说“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的话,就很典型,是说老年人读《三国》,会读出更多的阴谋诡计,少年人读《水浒》,就想着要打翻天下,都是对文学和生活做了一元化的简单理解。
    
    但是,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学本身就构成了社会的一元,因此,对于文学只可做文学式的批评和探讨,不和实际政治或者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方直接“挂钩”就造成了文学的完全独立性。所谓作家的自由,就是他们的写作可以不受政治当局和某些利益集团的限制,随心所欲的写,而文学批评家和文学评论家亦可以不受文学之外的任何门槛的限制,而自由的批评。因此,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文学生活的自由程度显然是要高于实现社会生活,其自由的空间也是无边无际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只要我们中国人本着多元化文学思想阅读我们中国伟大的古典作品,才有可能对于像《水浒》里描写出来的如此复杂的人物,做出纯粹文学的批评。
    
    写于2008-12-22 2009-1-18《自由圣火》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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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1/2009012307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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