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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份子的道德底线/ 陈维健
(博讯2009年11月18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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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央视“百家讲坛”红透天的易中天老师到访纽西兰,弘扬中华文化。易中天有教授、大师、学术超男等一大堆头衔和称呼,对诸多称谓,易中天有一份无奈感,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教书匠,因此,对易老师的尊敬莫过于叫他一声易老师,在当今社会老师也是最朴实最尊敬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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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老师在接受纽西兰几家中文媒体的采访中,提出做人的道德底线。即做人做事要守住不做坏事,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底线。并认为一个人只要守住了道德底线,就有可能与这个社会进行讨价还价。强调自己做人处世守住底线,不唱道德高调,只追求做一个真实的人。他在“百家讲坛”中用康德的话为此提供基础:“一个人所说的必须是真实的,但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说出来。”作为一个普通人,守住做人的道德腐底线不做坏事,确实在当今这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但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尤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是不够的。因为知识份子,之所以称为公共知识份子,他是社会的良心的承担者,老师更是社会道德的楷模,如果一个社会知识份子不去承担社会的良心,这个社会的腐败罪恶就会无所顾忌,畅行无阻,如果老师不能以道德示人,这个社会就失去了道德的榜样。一个人如果不想去羞辱老师这份崇高的职业,他在选择做老师时,就要准备有道德的担当。老师教书育人,育人是培养学生的精神人格和对社会的担当。近人梁启超将顾炎武之意作八字之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都有责任,更遑论士大夫知识份子了。宋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是中国士大夫对对自己的自许,又是民众的期盼,更是每一代知识份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九十年代前进校的大学生,其学费生活开支都是由政府提供的,也就是由纳税人供养的,四年大学,要有多少个工人农民来担负。因此,即使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大学生毕业后,也应该将他们的知识回馈给工人农民。而没有多少文化、没有能力认识社会的农民工人,需要知识份子分析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的政治权利有多少,有无被人剥夺了,经济上有无得到他 应有的那一份。政府官员有否 僭越了他们的权力,那些暴富之家有无不义之财。虽然不必有“谋道不谋食,谋心不谋生”这样的高度,但是作为一份为民的反哺责任是必须担负的。如同父母养育子女,子女长大以后对父母亲的回赠那样天经地义。
    
    易老师讲“孔子”讲得十分真切。在讲到子贡问孔子,何为士,何为君,那些现在从政的人与士、君的标准相比如何时,易老师几乎是脱口而出“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那些从政的人算什么东西。易老师说的是孔子的话,表达的应该是自己的心声。易老师声情并茂的表达,几乎活脱脱地让 这位二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走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面前,调侃党官,嘻笑富贵,针砭时政。易中天老师评史论道,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有人问易老师为什么不以评史论古的才情,来论论、评评当今时政呢?易老师答得非常地干脆,现代人评前代史、古代史,现代史交给下一代去评。易老师知道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易老师讲孔子,在最后的结束语中表示,作为一个老师,他对中国第一号教书匠孔子的崇敬之情。但孔老夫子却是一个对时政有一说一,实话实说,痛砭时政的老师。我们把孔老夫子当作万世师表,不但把他的道德学问当作师表,更重要的是要把他那种为了坚持正义,敢于与他相处的那个时代对抗,不管统治权贵,听不听他的那一套经史之学,他就是要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做不了官,就当教师,官不听我的,我就讲给学生听。孔子的精神价值在于可以不从政,但绝不可以不问政,这是他做人处世的道德底线。
    
    爱因斯坦作为最伟大的知识份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对罪恶保持沉默,就是罪恶的同谋。”而当今中国社会罪恶之所以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太多的沉默,并把沉默当作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资粮德行,把它看成一种道德精神,这是近年来犬儒文化流行的结果,这个结果 也使侠义、正义的崇高精神被边缘化。中国只有到了有人敢于站出来对罪恶说“不”时,罪恶才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收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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