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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王金平关于富士康言论的缪论/李强
(博讯2010年05月29日发表)

     5月28日,联合早报上的文章《王金平指台政府应伸援手助富士康》(见http://realtime.zaobao.com/2010/05/100528_11.shtml)写道,台立法院长王金平认为台政府应当支援富士康,因为“媒体不断的渲染”导致了“自杀的传染效应”的产生,若不处理其他在大陆设厂的企业也可能出现自杀事件。
    
     王金平先生的这一建议是建立在他对富士康自杀事件原因的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王先生认为,是媒体的渲染使得越来越多的富士康工人选择自杀,最终使得自杀人数飙升至13人;所以,既然自杀传染效应弥漫在富士康内,也就可能扩散到其他台湾工厂去。这一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博讯 boxun.com)

    
     第一,在2010年富士康事件之前,早在1998年,我在深圳龙华的时候就知道富士康有工人自杀,那时候并没有媒体的报道,更不用说“渲染”,近几年来富士康员工非正常死亡人数正在增多。而且,根据我们对珠江三角洲工厂近十年工人自杀的调查中发现,仅在2010年五月对201名被访工人所知道的78起自杀事件中,就有26起发生在台湾企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富士康以外的一些珠江三角洲的台湾企业中也发现非人性化的管理,以及工人自杀的案例,只不过没有引起媒体关注。请王先生做出论断之前,先去调查这些出现工人自杀的台湾企业,这些企业的名单如下。中山宝元鞋厂,肯发精密电子厂,飞达电子厂,晶英达电子厂、明晖灯饰厂,东莞裕元鞋厂等等。这些都是台湾企业,在没有媒体关注情况下面都曾有发生工人自杀案件。这些工厂的工人自杀有些工人家属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第二,在富士康事件中,媒体没有刻意如王金平先生所说的“渲染”自杀的状况。它们既没有把自杀数字夸大,也没有夸张描写自杀情节。相反,是富士康的媒体公关在阻止媒体对自杀事件的充分报道的同时,郭名铭先生为了扭转不利局面,进行媒体公关,邀请了大量媒体去参观富士康,应当说是郭台铭先生在做媒体“渲染”,至于王先生提到的大陆民众的反应效果,完全是因为大陆民众对富士康的义愤所致,是长期台湾企业管理层对大陆员工的歧视和压制,并非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所以,王先生没有理由把责任推到媒体“渲染”上。
    
     第三,王金平先生发言过于草率,王先生错误地假定富士康工人看到和听到了这些媒体的报道。不得不指出,哪怕王先生对富士康工人生活有一点点了解,他就会知道富士康工人每天站着、手脚不停地像机器一样在网岗位连续工作10小时后,疲惫不堪的他们很少再有能力抽出时间和精力看电视,听广播,或者上网看新闻。而且,绝大多数工人没有电视和电脑。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事发后大多数被访工人根本不知道有大量媒体报道自杀这样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体报道自杀后,自杀人数持续上升,但这并不是像王先生臆想的那样,是因为工人们看到了媒体的报道,而是因为富士康为了防止工人自杀,用监管的方式对工人进行更为严厉的控制和监视,让工人之间进行相互的监视和签所谓的保证不自杀协议,加上目前正在修建的鸟笼,这些最近富士康做出的频繁变动的指令,反而使工人心理压力增大,或许在某种成度促成工人自杀。
    
     第四,王先生轻轻松松地把富士康惨剧的责任推到媒体的身上,就好像富士康工人是受了媒体的感召才纷纷自杀一样,就好像他们自杀带给他们家庭的“过于优厚”的十几、二十几万赔偿金完全超过他们生命的价值以致于他们自愿为了这几十万元自杀一样。但事实上,这些推测完全站不住脚的。诸多富士康工人是在极大的心理和生活压力下才不得不选择自杀的。像我之前所说,他们每天站着、手脚不停地像机器一样工作10小时,稍不留心犯了错误还会被管理人员责骂;他们每月加班超过100小时……但他们的基本工资只有每月900元人民币和他们拼命加班挣来的微薄加班费。他们中的大多数年龄在21至25岁之间,因为年龄小的或年龄大的无法承受富士康的高劳动强度而选择离开,所以,富士康工人流失率极高。也正因为如此,工人之间彼此不熟悉,人际关系淡漠,交流很少,厂房又不提供相关服务,工人们有了心理问题也无处倾诉、无法解决。
    
     综上可见,富士康工人的系列自杀根本不是源于媒体的渲染,而是因为富士康军事化和非人性化的管理和台湾管理层对大陆工人的冷漠。王金平先生的论断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王先生担心其他台湾在大陆的企业也会出现自杀现象却是合理的。或者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担心,而是一个既成事实。正如我之前所说,在我们调查得知的过去十年内珠江三角洲工人自杀案例中,有三分之一出现在台湾企业。王先生应该首先反思台湾在大陆企业的不人道的经营管理哲学和方式,而不是不做调查就把责任都推到媒体身上。
    
     我认为,王金平先生对富士康工人自杀原因的错误理解导致了他代表台湾政府的错误建议。台湾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包庇台湾在大陆的企业,纵容它们不人道的管理方式,而是要促使它们,使它们遵守大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尊重大陆工人,采用人性化的劳资关系,真正关心为台湾企业赢利发展大陆工人。台湾政府可以通过公关手段保护这些不良企业,帮助它们推卸工人自杀的责任,但是它没有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也压制不住道德和良知的谴责。要解决工人自杀问题,台湾在大陆的企业必须切实地改善它们的管理方式,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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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0/05/2010052907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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