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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纪念邓小平冥诞110周年/淳于雁
(博讯2014年08月28日发表)

     邓小平(1904 – 1997)是中共自封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生前本来钦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他用变相“苦迭打”的手段,给华扣上“两个凡是”的帽子,逼华把领导权交出来给他,使他得以成为毛泽东死掉以后,中共领导高层实际上说一不二的“伟大领袖”。今年的8月22日,正好是邓小平出世的110周年,“习共”借此大肆展开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大吹大擂,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所有活动的基调,都是一味对邓小平一生的歌功颂德,文过饰非,只摆其功,不评其过。因此,对他的历史评价极为片面与虚伪,不可能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还原一个真实的邓小平。最足以突出说明的是一系列纪念活动的重头戏,由 CCTV 公映一部新编出笼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视频大手笔、大制作,对邓小平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甚至不惜歪曲编造历史事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免给观众留下令人噁心的印象。
     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无疑是做出过“丰功伟绩”的伟大人物,这方面的赞颂连篇累牍,不一而足,恕不赘述。而从人民的知情权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出发,理应将他的错误和罪过一起摆列出来。其中,由他主持造成“祸国殃民”恶劣后果的至少有三大事件,必须载入史册,让后代子孙知晓。按时间顺序:
     其一是1957年“毛共”发动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是“毛共”整肃全国知识分子的“总打手”。他以极左的残酷手段斗争迫害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有问题”的干部群众。毛泽东原来提出全国范围的“指标”是打出5万个右派分子,便适可而止;但是,邓小平为了缴功不够过瘾,部署进一步大规模展开“补课”,层层加码,最终自报的总数竟打了50多万右派分子,比毛的要求超出10倍;实际数目可能更为大大超过,中共官方至今都没有明确的交待。这场反右斗争运动,由于“毛共”采取株连人事关系的政策,有数以千万计的右派分子无辜家属亲友,也被牵涉受到各种政治迫害和政治歧视,连他们年幼的子女都不能例外跟着遭殃,导致众多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十分悲惨。这场反右派大规模整肃,违犯了国际法上践踏人权的群体灭绝罪。这一重大罪恶,邓小平作为统筹组织、出谋划策、领导指挥的直接责任者,难辞其咎。
     其二是1979年中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夺得中央领导权上台后,一方面为了显示其得以号令全军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在中苏对抗的国际形势下,为了保护柬埔寨的亲中波尔布特政权,免遭亲苏的越共军队摧毁,趁其主力部队进攻赤柬之际,从广西和云南中越边境两线,出动2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向越南发动突然袭击的进攻,遭到越南军民的顽强奋战抵抗。经过激战一个来月(2月17日至3月18日),中方虽然凭借优势兵力夺得老街、谅山等几个城镇,双方伤亡都相当惨重。邓小平声称达到了“教训一下”越南的目的,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便鸣金收兵,班师回朝。师出无名的这一场所谓“自卫反击战”,其实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把原本是“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中越亲密友好关系,变成了血海深仇的死对头。中越战争一役,据保守统计使6,954人的中华儿女充当炮灰,莫名其妙,不明不白地牺牲在越南战场上,还有14,800兵员,受伤及残废。而对越南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军民的死伤和财产的损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邓小平作为“第二代核心”的中央军委主席,是策动这场救援保卫赤柬,侵略越南战役的的主导者,难辞其咎。
     其三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惨案。当年春季因“被辞职”的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因急病猝然去世,引起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对这位民心所向、深受爱戴领导人的同情追悼,导致风起云涌的“反对官倒腐败,争取言论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在首都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连月持续的游行集会和平情愿,有数百万北京青年学生和各界市民参与的盛事,竟被“邓共”定性为“从动乱到暴乱的反革命事件”,由中宣部动员“党的喉舌”制造镇压的舆论。邓小平亲自下令,调来几个军的野战部队进京,于6月4日清晨,出动一批坦克装甲战车,用机关枪扫射,血腥枪杀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和沿东西长安街的学生与市民,以及对复兴门外往木樨地一带,劝阻军队推进的民众也“格杀勿论”,造成至少数以千计无辜平民的伤亡。这场中国军队屠杀自己人民的惨案,令全球国际舆论大为震惊。邓小平是这场下令军队屠杀无辜平民的拍板决定者,负有主要的政治法律责任,难辞其咎。
     在此拟顺便一提有关邓小平的一说供参考,传闻他生前曾于私下谈论中,对印尼的独裁者前总统苏哈托(Soeharto,1921 – 2008)表示颇为赞赏,对苏哈托在1966年推翻前任总统苏加诺(Soekarno,1901 – 1970)后,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及管理机制、先进技术等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十分欣赏,加以效法。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北京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后,笔者曾由一位于中资机构任职主管的学长(党员外派干部)透露,按级别传达的“中央领导人”有关重要报告中,首次听到那个后来流传甚广的“杀20万,可以稳定20年”的“豪言壮语”;后面还补充,“苏哈托杀了60万人,不是照样好好当他的总统吗?”老友记没有说这是谁说的,但是大家心知肚明,当时只有邓小平才敢说出如此重话。苏哈托其后在1998年的人民力量运动中,被迫辞职下台,由他的副总统、比较开明的哈比比(B. J. Habibie, 1936 - )按宪法扶正接手;从此开创了印尼还政于民、走向民主政制的局面,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健全。反观中国,从“邓共”、“江共”、“胡共”到当今的“习共”,一代又一代,十年又十年,民主宪政对于中国人民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永远是没完没了的期待、期待再期待的一场“梦”。悲乎!
     (2014年8月27日,写于澳大利亚悉尼北郊之“不老屯”)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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