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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收容所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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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5月21日消息】    收容更多文章请看收容专栏

   暂住证! (博讯boxun.com)

   只有十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天。

   一年多以来,我从来不愿再去想起这段痛心疾首的时光,我差不已经快将它忘记了。我也一直寄望于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能发现情况,及时废除某些不公正“恶法”。但是,孙志刚案件的发生,让我无法沉默。如果你们读了我今天写下的经历,你们就会知道,孙志刚案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必然。虽然,在中央的强力关注下,孙志刚也许可以在天瞑目了。但是,我相信,某些明显违反的宪法、践踏人民合法权利的地方“恶法”一日不废除,这个世界就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李志刚、王志刚......许多天的思索之后,我决定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这段黑色的回忆,哪怕受到某些势力的打击报复,也在所不惜。

   1.收 容

   时间给我开了个玩笑,我进北京收容所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2002年3月8日。否则我肯定记不起来这个“光荣的时刻”。

   我是因为卖艺被收容起来的。北京动物园附近地几个地下通道里,有很多卖唱、画像、设计签名的青年,我那时就是其中一个。我且不为自己辩护什么卖艺不等于乞讨,什么外国大街、广场、公共汽车上卖艺的歌手乐手比比皆是,因为人家讲,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嘛。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国情”会被广泛地当做借口。不用辩护!活该我也认了!----我又嘴臭起来了,还是少说道理,接着讲故事吧。

   那时正值“两会”召开期间,我知道“两会”期间都盘查得比较紧,所以平时也很少去地下通道唱。但是,我们搞音乐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唱歌。虽然,很多卖唱的兄弟也的确经济困难,如果挣的钱多一些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喜欢在人们面前唱歌才是最重要的。几天没出去唱歌了,我又忍不住了,背着吉他又去了地下通道了。

   说起来有点大言不惭,我其实算是在通道里碰见的几十个兄弟姐妹(遇到过一两回女的)里唱得最好的歌手吧(弹得不算最好),所以以前警察遇见我的时候,总是格外开恩,一看到警察来,我不是像别的兄弟一样赶快跑,而是假装没看见,更加用心地表现我的歌声。警察听见唱得不错,也就对我不凶,很多时候也不管。有一回几个警察还跟我开玩笑,让我唱一首“罗大左”的歌,让我摸了半天脑袋。

   恰好这天我碰见两个朋友,于是三个人三把吉他在那里合作。警察来的时候,一个兄弟在唱,我们都看见警察了,但是我想让警察知道我们不是瞎捣乱的,是在认真做艺术(有点理想主义)于是鼓励这个兄弟说“唱好点”,可偏偏他的嗓子不争气,警察过来大骂,“妈的,看见我们来了还TMD瞎吼!把他们收起来!”看来我的“土办法”不灵了。

   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凶狠地赶上收容车,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丢脸的感觉。我的心里,仍然在倔强地问自己:“错了吗?没错!我是在做艺术!”

   后来我们被拉到动物园附近**派出所,在路上我的一个朋友不停地用手机向外面联络。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在送到收容所之前,如果有人来派出所,用几百块钱是可以赎出去的。

   在派出所,一个民警一边问我们的情况,一边做笔录。问有什么证件,我来劲了,我有啊!我有身份证暂住证教师证(来京之前我做了三年小学教师),还有一个采访证(做过某报的特约记者,但是不是记者证),我的证件是最齐全的!不管用!因为我不是本地的教师和记者!傻了,当笔录递到我手里,让我签“同意”的时候,我迟迟不肯下笔,直到一声厉喝传入耳中,我才战战兢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乖乖地按上手印。

   终于没有盼来任何救星。当收容车往昌平区开动的时候,我的心只剩下一点点不可能的希望。车上除了我们三个唱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街边卖烤红薯的妇女,一个是做小买卖的男人。

   2.大 院

   车一直往北,出了清河有一段车程,就到了收容所。门牌我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北京第二收容教养所”。从外观看来,收容所还挺漂亮的嘛。车开进南边的一个小院,下车登记,也就是警察向收容所交接。一下车我张大了嘴,院里大概有两三百人呢!而且还有各个派出所的收容车源源不断的开来。我看见里面有不少女的,有人悄悄说她们是干那行的。

   “蹲下!”“两只手放在头上!”“*你妈的!动作快点!排好队!”原来有不少保安手提警棍在协助警察管理。谁的动作慢了,要被拳打脚踢,或者吃棍子。

   在登记点登记有点意思。让你站在一个摄影仪的下面,只听“嚓”的一声,大概我的光辉形象已经留下了吧。我这个人不爱照单人照,以前跟学生、同事都照合照习惯了。这次免费来了一张。这时里面窗口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次不敢贻慢,立刻脱口而出。

   然后我们被带去存放物品。在收容所里,包裹行李、手机、贵重物品都存上,身上也不许带上超过100块钱的现金。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高很厚重的大铁门前面,因为这时我们旁边已经没有女的了,我想这就是收容男号的地方吧。我们被命令蹲下,在那里等候开门。

   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依次进去。在进门一霎那,我顿时惊呆了!!!

   很大的一个院,院里黑压压地蹲了好多人群,分成好多堆,每一堆大概有四五百人,总共有两三千人吧!院的南边是警察办公的两层小楼,北面、东面、西面都是两层楼,每层都很高,阳台边全部用很粗的钢铁棍子焊成密封的铁笼子!这些铁笼子里,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从里面伸出手来,或是把头挤在两个铁棍中间,茫然地望着铁窗外面!院子里人声鼎沸,楼上和院中央的加在一起,大概要有四五千人!

   进去先要搜身。两个保安戴着透明的塑料袋,对我们全身上下进行搜查。我那时有一个寻呼机,没有存放,因为我想知道哪些朋友找过我。可恨的保安拿过我的寻呼机,将电池取下扔在垃圾桶里。后来,“聪明”的我花了十元钱“买”回了这节电池,这是后话。

   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大家正在吃“饭”。人群是按照地域分的,我那两个朋友是河北和东北的,被分在西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而我因为是四川的,被分在西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一进这群人,听到浓浓的家乡口音,感叹四川真是人口大省,这么多兄弟遭此厄运。

   我去向管理我们这堆人的警察报道。从现在开始,我对于这批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律不再称为“人”,改称“盲流”。因为在收容所里面,无论是警察还是他们的走狗保安,统统吆呵我们为“盲流”。我这个“盲流”去向警察报道,警察正在忙着训“盲流”,很不耐烦的让我去院里的一推大桶里拿吃的。我走过去一看,生平见未所见,只有在革命教科书里读到过!那几大桶黄色的粗得不能再粗的玉米面做的烂窝窝头!我摇摇头,回到警察旁边说:“我不吃了。”警察喝道:“去那边蹲着!”结果第二天我就后悔了,这又是后话了。

   秩序有点乱,警察在“盲流”群里面找几个“盲流”出来做“带班的”,这些“盲流”出来之后也挺神气,忘了自己也是被收容进来的,跟警察保安一样喝斥着大家,不听话的就施以拳脚。大家不敢多说话,两手放在头顶上,蹲得整整齐齐,偶尔有胆大的在窃窃私语。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一批“盲流”被吩咐从楼上往院中央搬被子。被子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这些被子不但又破又烂又脏又臭,而且又短又窄,我庆幸我长得不很高。这时,警察宣布,两个“盲流”一张被子。我的天,怎么办,我又不认识别人,叫我怎么跟别人一起睡?

   幸好,有一位兄弟挺面善的,我们俩互相点了点头,就咱俩吧。然后就是排队抢被子,有的想多抢被子的,被狠狠地扁一顿。

   我们被要求去西边二楼的两三个屋子里睡觉。和抱被子的兄弟一起,随着滚滚的“盲流”,我们进了一个屋子。屋子大概有三十平米,里面的三分之二用木板搭成一个平台,高出外面二十公分吧,大家就睡上面。很快,大家听话的依次躺下了,这么一个屋子里,就密密麻麻的躺了一百多号“盲流”!总之,挤得不行,躺下去就不能动了,别人的臭脚就正好在你嘴巴旁边,那也没辄,还有“盲流”没地儿躺呢。

   警察走了,大家可以说话了。我们屋里有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的同胞,其中又以四川的居多。大家问起相互的情况。有干厨师的,有做杂活的,有搞装修的,也有上班的白领,或是自己做小买卖的。里面倒是有少数跳来跳去很烦的那种人,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靠挣几个小钱寄回家养家糊口。很多都是因为没有暂住证或者没带暂住证出门被收容的,可是有的人本来是有暂住证的,但是被警察撕掉,并无耻地问道“你还有没有?上车!”还有一兄弟说,他在家做饭的时候被人家上门查证扭走的,他说他走的时候来不及关炉子,恐怕炒菜的锅已经成废铁了?问起我来,大家就奇了,我不光拿出了暂住证,还拿出了教师证,采访证?大家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你怎么会进来?我笑而不答,心想我被收容才是名正言顺的呢,人家北京市人大立的《北京市治安收容管理条例》里面,专门收容我这种“流浪乞讨人员”,你们打工的都是“两会”的替罪羊而已!大家说你不会是来暗访的记者吧。我摇摇头,心想,我当年做的什么特约记者?那是一家号称中央级经济类报刊,嘿嘿,可是生存困难,要拉效益,而我说穿了就是给人家企业做软广告的那种,说起来我都惭愧。实在问得我没办法了,我说我嫖妓给带来的。我心想,看来我还算“正宗”的“盲流”?

   “吵什么吵!给我睡觉!” 警察出现在门外。后来,我见过他们安的监视器,每个屋子的情况他们都很清楚。

   在这样的夜晚,谁睡得下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人身自由被无情地剥夺。高高的墙上有窗户,那是用两层铁棍做的窗户,没有人可以逾越的。再说,后面据说都是玻璃渣、铁丝网,也许还有警犬,听“带班的”说以前有人跑过,但是只要你一跑,是绝对会被打得半死的或者是死掉的。在这样一个地方消失,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陪我们进来的只是一张写着姓名和住址的小纸条。明天将是怎么呢,我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我们都互相安慰的说“收容不是犯法”,我甚至还跟大家说“收容”是“收留救济”的意思,可是连我都为这种骗大家骗自己的言论感到羞耻:谁愿意被强迫停止工作,被这样“收留救济”呢,被强制遣送回家?吃的是什么?睡的是什么?真正犯法的犯人还有床位呢?我看着空空的屋子,寒风凛冽的窗户,我想要是冬天,这里面的同胞们是怎么度过的。我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是我曾教学生的内容。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正在被某些势力滥用,用做压迫无辜人民的工具。几千年了,中国人还是喜欢窝里斗。

   3.血腥的事实

   总算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天终于亮了。因为没有早饭吃,要等到中午。每天要下去集合三次,列队,点名,然后又回到楼上。肚子实在饿坏了,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我一天没吃东西了。午饭,照例是又烂又臭的窝窝头,一人两个,不许多拿。说实话我连多拿的兴趣一点都没有。但是我第一次吃得这么香,我后悔昨晚拒绝了可爱的窝窝头。不过,我看着别人有塑料碗盛着白菜汤喝,我就问别人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你去买个塑料碗啊,五块钱一个。后来我才看见,这里面有人推着小车在铁窗外卖东西,外面五毛一根的火腿肠这里两块,外面七毛的方便面也是两块一袋,薄薄的塑料碗五块,还有一些五块的东西,我记不得了。我想这卖东西的肯定也是某某处长科长的亲戚吧?

   我很担心有朋友或家人呼我,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他们找不着我会疯掉的。我们不可以在大院里乱走,只能规规矩矩地蹲在那里。于是我找到我们那里一个“带班的”。我拿出十块钱,请他去昨晚那个垃圾桶帮我找那节寻呼机电池。这家伙竟然敲我要二十块。我急了,说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于是他成功地帮我找回来。其实,我知道,我是不能回电话的,就算知道有谁呼过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是否是我人生第一次“行贿”?

   在这个大院里,我见识了许多只是在电影里面才能看见的血腥镜头。

   我的另两个朋友关在西边的一楼,正好在我们的楼下,而我们第二天就转到了北楼。他们屋里的一个东北“盲流”,言词间顶撞了管他们的保安,后来不知怎么地,那保安提起手中的警棍,狠狠地对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那“盲流”顿时捂着血淋淋的脑袋蹲了下去。饶是我那个一米八五的高个子朋友,也给吓呆了。

   我们集合吃饭的时候,正好在东边的楼下。东边的一楼里关押的是老少病残,那情形看着实在让人恶心。缺胳膊少腿的、看不见路的、老得走不动的、地上爬的、烫伤了的......实在是看着心酸。最可恨的是,最小的是约莫只有三、四岁的小孩!还算收容所的那帮人有点最后的良知,让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一点,馒头。当我们看见那个最小的小孩,伸着嫩嫩的小手,把馒头喂到那个瘦弱得要死的老爷爷口中时,很多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我不想去仔细回忆这些黑暗的时光里的每一分钟,如果那样,我想我可以写一本书。我只是想说,其实,在收容所里的绝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多么的善良,他们没有违法犯罪,他们只是为了打工求生为了养家糊口。就算有人违法犯罪,他们应该去的是法庭和监狱。我在想,在北京这样1400万人的大城市,没有暂住证的恐怕有一两百万人,他们是否都是“盲流”,是否都该到这里给关押起来呢?

   寻呼机响个不停。是高个子的女朋友。呼了很多遍,后来才知道,她都快给急疯了。我从北楼二层隔着的铁栏向高个子招手,差不多十多分钟了,他才看见。他靠近隔着他的铁栏,我们离了有二十来米。“你女朋友呼你!”他侧着耳朵,“听不见!”“你女朋友找你!”“啊?大声点!”望着下面向我看的警察和保安,我又不敢吭声了。我怕死。等保安转过身去,在嘈杂的人声中,我又喊起来:“***呼你!”

   他终于听明白了,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他更加伤心。我后悔告诉他。他要我告诉他我的银行卡号。据说我们最后会被遣送回老家,他知道我的老家成都离这里很远,遣送回去都要家里人拿钱来取的,到我们那会非常的贵,听说要八百到一千二百块才能赎人。这笔钱要当做运费给北京公安局的。我以前是小学教师,三年后停薪留职来北京想搞音乐,我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的校长、同事、甚至我那满校的学生们用惊讶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从警车上走下,他们哪里相信在某些地方不犯法也会受到这样的污辱?他们当然会认为我在外面犯什么事了。我怎么去向孩子们解释呢?我曾教他们警察是好人,犯法才会被抓,难道今天要我告诉他们世界某些角落的黑暗?他们这么小......面子丢了就丢了吧,我更不能忍受我妈妈心目中一个从小引以自豪的“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尖子生”会被警察押送回来!她们无法了解,我不能伤她们的心。我给高个子留下卡号,如果他先出来,就想办法往我卡里寄钱,到时候我自己赎自己。如果我先出来,一定想办法去赎他。不过河北很便宜,只需要一两百元。

   日子一天一天地熬,在窝窝头、硬地板、臭被子、茫然的眼神中度过。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硬木板上和墙上刻的字,上面刻满了骂北京警察、北京人、保安或是**党的话,很多还是挺压韵的律诗。中国人啊,其实是人才济济,其实是最聪明的,只可惜美国的一个流氓都成才,中国却是人才太多了,他们只能干杂活。正所谓官逼民反,这些骂人的打油诗有北京的威逼之下展现了作者的才智,真可惜的人民的才智是没有被好好利用起来。几千年来,我们都在想怎样管制人民,却不知道怎么利用人民,真是莫大的悲哀。我也拿着一小块碎玻璃刻起来。

   外地人真是多啊。每天都不断有“盲流”被拉进来,每天好几百。喇叭里不时念着一些“盲流”的名字,一个地方的人凑够了一节车厢,就遣送回家。这些同胞欣喜若狂,此时此刻,假如你在场,失去了多少天的自由,宣布你可以出去的一天,你也会把这些可恶的警察当做再生父母的。

   在这时候,我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希望有人来救我,或者是有正义勇敢的记者来暗访,解救大家于水火之中。虽然我们知道,能够到收容所里来的亲人朋友,不一定有钱就能解救我们,要么有非同寻常的关系,要么就要花上两三千块钱。两三千?辛苦打工的兄弟们,谁能值这个钱?就算救出去,都得把这救自己的亲人骂个半死。

   不过,我们三个卖唱的当中,还是有一个成功地跑了出去。他是东北人,和高个子关在一起。他借走了高个仅有的几十块钱(还是我给高个的),买通了保安,让他去打了一个电话。据说他老爸的关系挺硬,是军区什么领导之类的,还真把他从收容所接出去了。不过他答应再回来救高个子的事,如石沉大海一般。

   几天过去了,我好奇怪,我们四川的“盲流”应该早够一车厢了,为什么还不送我们出去呢。后来,我听说,我们四川方面对北京有强硬的意见,说是四川人口本来就多,人又穷,不出去打工吃什么,所以坚决不派人来接。真是钦佩我们地方的领导深明大义。果然,11号那天,我们被集合告知,四川陕西方面没人来接,所以我们比较“幸运”,送到农场去劳动“两三天”就可以出来了,还可以给每天发几块钱工资(后来证实这一切都是谎言)。我们真是欣喜若狂,想到不用家里人*心,自己吃点苦算什么,大家拼算向面前的警察鼓掌,就差跳起来了。

   快要走了,大院还不忘给我心里留下点残酷的回忆。

   有人打东边楼里的老头。那家伙是个“带班的”。那老头根本就走不动,只能在地上爬着喊“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谁都看不过去,但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我们已经被驯化和麻木了,至少已经被驯化了。好久好久,来了一个警察,那家伙不再打了。老头趴在地上呻吟着。警察用脚把老头翻过来。“什么事?”老头可怜地哭道:“他打我!”警察狠狠一脚踢过去,“嚷什么嚷?滚到屋里去!”

   一会儿院子中间又闹出一件事来。饥饿的人群排队买方便面之类的东西。卖方便面的人非说有一个“盲流”拿了东西没给钱,而这位“盲流”兄弟连衣兜里总共有多少钱都翻出来了,连交钱时的动作都全部复述了,还是被一口咬定是偷。两边争执不下,警察和保安过来了,不由分说,抓起“盲流”就狠狠地打。打到什么样,我不想多说了,大家自己去想。倒是比孙志刚幸运一些罢了。我在想,他们当然不可能说是卖方便面的人的错,那人是谁,能在这里面卖东西的人都不简单!

   带着惊恐与愤怒,我离开了收容所大院,去农场劳动。以为自己离开了地狱,谁知却进入了更加黑暗的世界。

   4.黑暗的农场

   我好累,是我的心累。我实在不愿再回忆下去了。虽然从11号到18号这8天的农场生活是最漫长也是最黑暗的时候,但是请原谅,我真的不愿再多去回忆,哪怕是冲着这份鼓起勇气向民众告白的责任心,我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写下这片言絮语。

   我们一行几十个“盲流”,被一个大巴拉着,向离昌平更近的地方前进。看着路边的行人与街道,你不能体会车窗隔绝开的两个世界。他们在车外,是自由的,而在车里的,将沦为奴隶。真是羡慕他们。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美好生活啊。

   警察告诉我们只做两三天活,工钱我当然不要了,但一想到哪怕累一点,两三天(实际上做了8天)就可以自由了,我还是充满向往的。只是,到了农场,才知道这里更惨。

   和其他同胞一样,我已经几天没刷牙和洗脸了,任你穿得再整洁,再加上我们迷茫空洞的眼神,此时怎么看都像是真正的“盲流”。8号到11号的这4天里,我不光学会了吃窝窝头,学会了忍受彼此的脚臭,还学会了和别人一起喝从厕所里接来的生水,而这个厕所里,堆积着“盲流”们拉的屎,“盲流”实在是太多了,每天早上的高峰时期,很多屎尿从厕所里漫出来。当然,也学会了忍气吞声,学会了麻木不仁。

   大巴从公路拐弯,我们看见一个一字排开、长长得横向连在一起的、只有基础结构的两层建筑物,是它隔开了奴役与自由。当大巴从建筑物下面开进去,看见一个望不到边际的农场。这个农场里,有人在挖地,有人在抬木材,有人在修房子,有人在清理如山高一样的垃圾,有人在掏猪粪......不要以为这是一幅美好的田园风光,他们绝对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哪怕是一小会儿,因为有人正拿着各种各样(的确,各种各样)的刑具,在背后伺候着他们。对不起,我忘了,他们不是人,是“盲流”。

   我们在吆喝声中下了车。奇怪的是,这里没有警察,偶尔来一两个挺着大肚子像当官模样的警察,也是看看就走了。管理这里的人,除了几个保安,你恐怕意想不到,还有几个死囚!

   我开始以为农场虽然苦点,但是肯定应该比大院好一点,而且不用看见佩着庄严国徽的制服,我也不用害怕。事实证明我错得厉害,幸好我心理反应灵敏迅速,否则恐怕已经吃大亏了。

   当我看见除了保安之外的人就是一些穿着便服的人,我想他们一定是农场主。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至少也算是企业家吧。至少不会那么凶狠的对待我们。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屋子的时候,我甚至故做轻松,有说有笑,甚至还敢跟他们搭话。没料到,在我能反应过来的时间里,那几个家伙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喝斥大家迅速在屋子里的后面蹲好,并已经抓住一个“盲流”大打出手了。只因为他离他们最近,所以他成了“杀鸡儆猴”、给我们“下马威”的最佳对象。几个人按住他,狠狠地打,有人从上面砸他的头,所有的“盲流”只能乖乖地听那“砰、砰”的声音。他无力地用两只手护着手顶,又有人用膝盖狠命地顶他的腹部......直到他痛苦地蹲了下去......

   接下来这一幕,我永生难忘。我们被强行要求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裤。理由很简单,看看有没有私藏的东西。那几个真正的流氓一边检查,一边打动作太慢的“盲流”,一边寻找污辱对象。他们指着一个人,下流地说:“*你妈的!你TMD阳萎啊?”然后是邪恶的笑声。居然,我们这群受虐的人群中也有人笑得出声。我们中国人啊,真的就这么麻木么?

   轮到我了,我站站栗栗地脱掉衣服和裤子。紧张、恐惧、压抑、愤怒、羞耻的感觉全部涌上来,我无法顺利脱掉裤子。我怕挨打。但是越怕挨打,就越会挨打。他们在我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被踢翻在地,接着我被抓住头发提了起来,凶狠的拳头落在我的头上、肩上和腹部......

   我这个“盲流”啊!我们这些“盲流”啊!都默默忍受着。谁也不可能爆发,谁都知道爆发的后果。但是我在想,他们是谁?是谁给他们打我们的权利?后来,我才从保安口中知道,他们是死刑犯,因为有一些关系,就从牢房里弄出来,在这里管理我们,“将功赎罪”,争取减刑。“将功赎罪”?!!打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将功赎罪”?我们这些没有犯法的人需要犯了死罪的人来管理?哪里还有天理?

   然后我们开始干活,我刚开始干的活是挑瓶子。农场里有许多许多用货车拉来的饮料瓶子,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改锥刀把瓶盖和瓶圈,以及包装纸迅速地撕下来,然后又开始挑下一个瓶子。看似很轻松的活,但是需要蹲在那里不能起身,一直不停地重复做机械运动,从不休息。而且明明可以坐着,却偏要你蹲着。后面有人监工,动作慢的会被狠狠地打。几乎所有的“盲流”都挨过打。有一次我很不服气,明知道一个保安在后面,我扔瓶子的时候假装没看见,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然,我的结局大家是知道的,大不了再被打一次罢了。只要你不还手,总是打不死人的。如果你还手,恐怕不死也得半残。

   这个瓶被剔出来后,就只有一种单一的材质了,然后有“盲流”专门负责把他们粉碎,煮熟,洗干净,最后再挑选一次里面还有的杂质。然后装成一袋袋的料,就可以卖给饮料厂,继续加工成饮料瓶了!同胞们,如果你们喝着可口可乐或是雪碧鲜橙多等等瓶装饮料,请你记得这个塑料瓶里,有多少在收容所农场里被强迫劳动的同胞的汗水和鲜血!

   这里吃的东西尤其让人恶心。虽然不再吃窝窝头而改吃馒头了,可是那馒头里故意被人加上黑黑的杂质,如果你能在馒头堆里面找到一块白一点的馒头,算你走运。黑得让人想呕吐。再加上大家洗手的时候因为给的时间有限,从来就洗不干净。哦,有一个好东东,忘了告诉大家!不管在大院还是在农场,白菜汤都是最好的!这个菜汤,实际上就是几片菜叶(当然没洗)做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确实认为是最佳美味!盛汤的碗从来就没洗过,要说洗,也可以想像几百个碗装在一个盆里洗的效果!对了,可以外加两片黑咸菜。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日子。不知多少人被打。他们准备好了鞭子,有的戴着拳击手套,穿着军靴,耀武扬威地站在前面。他们拿着名单点名。点到名的站在另一边去。他们点名的声音不大,故意的。凡是没有听到自己名字的,或者反应太慢跑得太慢的“盲流”,立刻会几个人上去围攻。我不想描述具体情节了,总之只听到屋子里重重的打人声和被打的“盲流”们的闷哼。

   第二天,我极其幸运地被叫去挑料,就是把碎料里的杂质挑出来,而且可以坐着,所以算是最轻松的活。不过在这里,我从保安口里听到的故事更让我胆颤心惊。

   保安虽然也凶狠,打人从不手软,但是他一个人没人说话也没滋味,所以在监督我们干活的时候有时也找我们说话。当然是我们听他说,不时无奈地奉承几句。他最说得起劲的是如何打人。吹嘘自己可以打好多人(其实大家不敢动罢了)。他问我们这里为什么从来不敢关押东北人。我们答不知道。他说,有一次这里关押了两百多个东北人,晚上东北人在里面闹事,把铁门都踢弯了,想要冲出来。于是大院的警察调集了一批防暴部队,头戴钢盔,手着盾牌,用警棍狠狠地砸那一帮“盲流”,后来这帮“盲流”基本上都被砸到医院里躺着了。看着他那得意的神情,我心里恨恨不已。我在想,有没有死掉的“盲流”。

   好景不长,后来我被调来干过很多的活,抬木料、锄地、搬砖头......不过到了最后两三天,我又被去调去养猪,具体工作是掏猪粪和喂猪食。这工作真好,因为我们发现,猪吃的馒头又大又白(大院里那帮警察吃剩的),比我们“盲流”吃得好多了!而且,猪圈很臭,那些臭管事的不爱往这边跑。不过,我全身上下都是猪粪。

   听保安说,这个农场是公安局某局级干部跟人合办的。于是,我在养猪的时候忽然明白一个道理,别问为什么要对外地人收容!别问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不收容了,这个农场怎么办?这些工地不都得停工?这些猪仔子岂不都得饿死?看来,在这个北京,人命远不如猪命值钱。

   有一个晚上,大家正要睡觉的时候,门口发生了一件令人万分气愤的事情。

   有一个死囚走进来,可能是想借机打人吧。就凶狠地问门口的一个“盲流”:“*你妈的,你TM看我干吗?找死啊你!”这家伙真是太蛮横了,看他一眼他也发狠!那兄弟没办法,只好说“没看你干吗”。但是语气中可能有一些不服。于是,那死囚对他大打出手,足足打了三分钟左右。这还不够,那人吐了一口痰在自己的皮鞋上,对这“盲流”命令:“把它舔干净!”我的天!!!天理何在???!!!

   终于,我的回忆终于跳过诸多事实,艰难地回忆到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了。说实话,我一直想早早结束回忆,虽然我还是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收容所里的罪恶----这是阳光下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而且我看到,走了多少,收容车又会送来多少。如此反复,中国人,无穷匮也。

   在我从昌平回家坐300路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个人丢了钱包,我正要下车却被他拉住。我愤然告诉他,请不要拉着我,我不走,你可以马上报警。这时车上好多人都慌了,问售票员警察来了会不会查暂住证?我也忐忑不安起来,像我这样蓬头垢面,十天不刷牙不洗脸,恐怕谁都会怀疑是小偷吧?如果真去了派出所,先问一句“暂住证呢?”,我是不是又该被送回收容所?

   我想过写信给中央,也想过写信给著名的《南方周末》。我希望有正义勇敢的记者能亲自去看看。可是,我又想,南周的记者们为了社会公正出生入死多少回了,还忍心让他们去受苦受难吗?我再次天真的把希望寄予我们的政府。

   所幸,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听到中央关于各地必须认真保护民工权利的通知。我以为,收容所寿终正寝的一天不远了。

   可是,孙志刚致死一案,又给我深深的打击。地方“恶法”一日不废,必定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

   “非典”来了,收容所里的同胞们,你们好吗?希望所里为了防疫,都能把 大家放了!唉,不过,那些猪仔子们又怎么办呢?某些既得势力绝不会让他们的猪仔子狗仔子饿死的!看来,我又天真了。

   今天,我决定,将我这份真实的经历告诸民众。我想,我现在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我在做一个决定。当我刚才看到网上的报道:“城市收容办法违宪 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审查”的时候,我决定鼓起勇气,将这篇真实的文章上交中央领导、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我不知道我是否鲁莽,更不知迎接我的命运将是什么。但我问心无愧。

   暂住证!!! 于200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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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收容所的罪孽--罄竹可书 (1)

   记得,在2002年,我和姐姐去,广东天河打工,我们晚上有点晚了 就找个的地方休息,就这一休息,悲剧发生了,(我现在是哭着讲述这一切的),和这为大学生一样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不知道地方,进行询问,口供,我姐姐对一些事情,进行了评论,就被带进了房间里,单独询问,他们还对我姐姐进行性侵犯,我听见了里面的呻吟,我想骂了他们,没想到,被一阵毒打,这是候来了一位象干部的人 ,我以为是好官,每想到,他进了哪个房间里,强奸了我姐姐,强奸后,姐姐和我回到了成都,我姐姐现在疯了,(中间很多内容不想多说,眼泪打湿了键盘)

   原文2003-04-26发表于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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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收容所的罪孽--罄竹可书 (2)

   新浪网友

   大洋网讯 广州日报报道, 5个被广州白云区庆丰居委会治保队搜查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工,在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截至记者发稿时,这5名外来工除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外,已经有2人被医院证实死亡,1人还在紧急抢救当中,还有1人下落不明。这是前(1.24)日晚上10时左右,发生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沙路的一幕惨剧。昨日,石井街党工委书记区澄添就此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石井街已经成立专门小组,正在积极调查此事。”

     目击者:人像“下水饺”似的掉下来

     昨日上午,记者驱车赶到事发现场,身边立即围上30多名“摩的”司机。他们大多目击了事发的整个经过。

     “事发当时,我就跟在那辆收容车的后面,所以当时的情况我看得最为真切。”一名自称姓张的年轻小伙告诉记者,“就在那辆收容车越来越远时,突然,收容车后车厢的铁栅栏门朝两边摔开,紧接着掉下一团漆黑的东西,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那些外来工身上带的东西,可是收容车每走出三四米,又掉下一团东西,就这样像‘下水饺’一样,一共掉下了5个。等我走到第一个掉下的东西旁边停下仔细一看,才发现竟是一个女人,头部周围流下了一滩暗红的鲜血。也就在我看清楚第一个摔下女人的同时,5个摔下的人当中,有一个男的可能是受伤很轻,爬起来就跑走了。但是,剩下的4个,长时间都没有站起来。”

     另一名姓赵的“摩的”司机也说:“幸亏收容车后面没有快速行驶的汽车,否则当场就有人会被轧死。”

     医院:2名女外来工已经死亡

     听到惊叫声,那辆收容车停了下来,紧接着下来几名庆丰居委会治保队的人,在仔细察看这4名掉下的外来工后,他们(治保队员)便开始给其中的1人掐人中,但发现没有效果后,这些治保队员立即将这些受伤的外来工搬上了收容车,然后送到石井街东方医院。

     一名姓林的“摩的”司机告诉记者:“昨晚,东方医院的一名护士告诉我,4名受伤的外来工送到他们医院时,就已经有1人死了。”

     为了证实这名姓林的“摩的”司机的说法,昨日,记者来到东方医院,果然,该院的王护士长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1时左右,的确是有4名脑部严重受伤并且颅脑积血的病人被送来抢救,但其中1人已经死亡,是个大约20来岁的年轻女孩子……其他人经过我们的尽力抢救后,现已将他们转移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再抢救。”

     随后,记者又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并了解到有2人在该院的 I CU(重症监护室)抢救。但是,重症监护室一名姓肖的护士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医生均告诉记者:“今天上午10时左右,一名大约38岁的受伤女外来工也已经死亡,死亡原因是因为脑部受伤太严重。”

     朋友:伤者大部分是湖南人

     采访中,东方医院的王护士长还告诉记者:“送来抢救的4个人中,只在一个男的身上搜出了身份证,是来自湖南的,名叫张志华。”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记者:“已经死亡的女外来工和仍在抢救的另一名女外来工都是湖南祁东县人。”也就是说,5名掉下来的外来工中,有3名是湖南人。

     但是,掉下的5名外来工中,除了2人死亡,1人仍在抢救,1人逃跑外,还有1人呢?记者在后来的调查中也都没有找到答案。尽管石井街东方医院的王护士长肯定地告诉记者“的确有4名脑部受伤的外来工送来抢救,而后转院的有3人”,但广州军区总医院也的确没有查到有3人送来抢救。记者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急诊科、神经外科和重症监护室查找发现,“的确只有2人被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

     石井街:此事正在调查当中

     记者随后与石井街党工委书记区澄添取得联系。区澄添对本报记者说:“这件事情(指5名外来工掉下收容车)我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此事。”

     区澄添还说:“昨天晚上是我们白云区全区进行节前的治安大检查,检查当中的确发现了很多‘三无人员’。所以,治保队员配合大检查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收容这些人的过程中,发生了人命的事情,的确是非常严重的。”

     区澄添表示,无论如何,收容当中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的。具体的调查结果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如果是治保队员的原因,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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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收容所的罪孽--罄竹可书 (3)

   陌路人

   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之悲哀 在此我不想说一些长篇大论,我只是想说一说我和孙志刚同学遭遇的不同点。我想唯一的不同就是我很幸运能“幸存”下来。 真实再现

   2000年的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不想记起的日子),我带着我刚来广州2天的弟弟去天河城看了看(他刚从乡下出来)就在天河城公交车站!我们有点累了,就在等车的同时蹲下歇歇,这时有个保安过来,把我们叫到一边问我们要身份证和暂住证。这时一个公安模样的人也出现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真货”)。我就要求看他们的证件(我错了)我才给我的身份证。他们不给还说我们"好串".最后我们没有坚持,我们都出示了身份证(我没暂住证)。他们就call了一部警车来把我们送进了天南派出所(我还从没进过)这是我第一次。接着就叫我们双手抱头面对墙蹲下(我想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所谓公安的“威严”)。半小时后,他们把我们叫入一间房问我们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记下后叫我们签名,我急忙叫住了走过去签名的弟弟。我要求看口供他们不给。“我说:不给看我们就不签”他们极不情愿的给我们看。口供上潦草的写着我们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四处游荡。我说他们写的与事实完全不符,就拒绝签名。那个所谓的公安两步就走到我面前一把掌打在我面上,狠狠地说不签你就别想出去。不久一个当官样的人走了进来,我说我要求打电话。他说:打电话,可以!但是要我们同意才行!最终,还是民不与官斗我们就在那张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口供上“画押”. 晚上,我们情形和孙志刚同学一样被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在那里我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就跟电视里影的一样时刻准备挨打

   原文发表于杭州

   原文2003-04-26发表于新浪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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