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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行”河南艾滋病调查报告(中):基层官员借SARS隐瞒艾滋病的真相

【博讯2003年5月28日消息】
严防死守

   不可否认,河南省确实为防治SARS投入了空前的力量,曾经下达过内部指令,如果有SARS传播进艾滋村,县级领导就地免职。医疗人员遇到发烧等可能SARS症状的疑似人员也基本予以必要的流行病处理。但某些基层领导的主要着力点却并非针对SARS本身,十里铺村和文楼村村民都见识了政府出动大批人力暂时封闭村庄以隔绝村民与外来检查者接触的措施。便衣警察围成铜墙铁壁,好多村民即便试图围过去,但最终也只是被强制性驱赶开。看起来他们严防的是村民和检查组,而不是冠状病毒。如果该地政府有此准备和投入来防治SARS,那么工作肯定到位,乡民也会稳定放心。 (博讯boxun.com)

   基层官员的思维方式是扭曲的,他们思考和行动的目的是如何欺上瞒下蒙混过关,自己好政绩彰显,官运亨通。


区别对待

   4月底上蔡县花了50万元购置了呼吸机等治疗SARS的装备,暂且不提是否有懂业务的人会使用它们,但相对于长期在艾滋病方面措施不力的困境,这样一个国家级扶贫县在某一疫病上的投入确实是空前的。国内有句官员的行话“领导重视就是生产力”,如果不是北京的疫情爆发为全球NO.1,惊动了中央下大力气,各级地方政府难以行动如此迅速,难以达到所谓“全国一盘棋”。艾滋病何时能拥有这份“幸运”呢。

   几周之前,从山西返乡的一位打工者本身是艾滋病人,他出现了发烧症状,政府接到报告立即赶到绍店乡集南村委附近抓到他进行检测和医学观察,发现他不是SARS感染者而是艾滋病人就悻悻然放掉了。艾滋病人不是人吗,艾滋病不是病吗,同样是乙类传染病,为什么对他们一脚踢开置之不管。

   5月中旬后杨村委又接走了两个打工返乡的发烧者,他们本来就是在策的艾滋病人,发烧这类症状在发病的艾滋病患者身上常有,很有可能他们又在确认不是SARS病人后被赶回家。艾滋病人发烧的现象太普遍了,以后这样的事情不知还会发生多少。

   5月24日,一位从山西打工回来28岁艾滋病感染者病危,症状是拉肚子发高烧,气喘呼吸困难。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层层闯关回到河南家里,难道一路之上山西与河南的检查站都形同虚设?!这个年轻人是父母的独子,24晚上到家,25日早上就因为艾滋病并发症死亡。

   这些年来,不得以外出谋生的艾滋病感染者境遇凄惨,因收容而死在看守所里,奔波劳碌死在火车上的,回到家第二天就亡故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一个公共卫生政策给予贫苦的艾滋病人象SARS感染者一样特别减免医疗费用的照顾。

   河南睢县的感染者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代金券了,乡村医务室的常备药品也已告罄。政府的解释是所有资源都已经用到SARS上面去了。但两个月里及今后的一段时间睢县数以千计的部分艾滋病感染者就只能自己忍着病痛了。两位感染者代表到县城去找县领导反映困境,他们是在劝阻住很多乡民要冲击政府大院的情绪后去为民请命的。但县政府借口SARS而严防任何人进入县委大院,超过10名保安站在门口,也不肯给通报。两个感染者就这样在外面一天一天等待,饥渴劳累就顾不上了,有时也到卫生局去碰碰运气,或许县领导会在某一刻去那里开会……。这些草民每天往返20里就是为了能等着见知县大人一面。


从长计议

   还有一个现象上蔡县村民已经察觉出某种问题。那就是给村民的HIV检测结果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检测出感染HIV病毒,河南郑州防疫站的化验结果会注明为“HIV阳性”,而上蔡县防疫站化验单上只写上“加强营养,注意休息。”,然后盖上防疫站的化验章。他们并不给确诊的感染者注明“HIV”这几个字。艾滋病感染者怀疑,将来如果法律允许追究以前政府血站的责任,那么即使他们想打官司,但许多人已经死了,化验单上又没有任何写明“HIV”的字样,所以可能根本就无法作为有效证据。我核实了几位不同村庄感染者手中的化验单,他们都证实自己的单子上写明的是“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决无任何与“艾滋病”相关的字样。有些感染者希望能到郑州去做检查,但苦于路费和检测费远非一贫如洗的乡民们所能承受,所以无法如愿。村民甚至用保留南京大屠杀证据来做比喻,一定要留下有效的证据,铁证如山任何官员都无法抵赖。

   另外,上蔡县每次大规模检测都会发现大批新的感染者,这些数据令政府十分头疼。最近有村民甚至发觉上蔡县防疫站可能会在今后的检测中作假,否认一些确诊病例。因为偶有已经发病的艾滋病患者到防疫站去检查,居然被告知不是艾滋病。那么也有感染者希望能在郑州确诊后再到上蔡县防疫站检测,如果本已确定的10例中他们说其中只有几例是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就更加有证据肯定上蔡县政府部门在逃避责任,弄虚作假。下一步我们计划要采取一些措施求证。

   每年政府针对西方推出的《中国人权报告》大加鞭挞,同时我国的人权政策中特别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但实际上这两项正是基层农村所最稀缺的公民权利,多少贫苦乡民从生到死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拥有或应当拥有这份权利,恐怕他们即使知道有这样的政策,也从未奢望那能成为现实。


相关事件u

   我们继续引述一些相关的实情:

   3月初就全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孤儿问题,爱知行研究所撰写了人大政协提案建议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此河南省政府方面大为紧张,请曾与我们有过几面之缘的河南省卫生厅防疫站的副站长王哲带领省疾控中心的单新国副处长一起来找我商议。河南政府非常担忧我们的工作会再次影响河南的形象,他们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我们不要揭河南政府的伤疤,有什么事情先与河南当地卫生部门沟通,看他们究竟是否解决问题。由于王哲站长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在基层,而且说话也比较坦率,所以我认为不妨在此之后遇事先与他们进行沟通,毕竟当地的问题还得在当地解决。

   3月5日全国人大开会,我们正在等待上蔡县十里铺村艾滋病村民关于联名请求减免学费负担的信件,一位村民收集完成所有签名到上蔡县邮政局去给北京发特快专递。门口遇到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冯世鹏。冯主任盘问该村民来邮局做什么,并且警告他两会这个阶段不要滋事,否则就严厉处理。村民敢怒不敢言。之后我们也从未收到过这位村民寄出的特快专递,他唯一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被冯主任扣留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村民应当如何讨回公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是“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没法治。”

   4月16日,上蔡县十里铺村的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女儿陈月和4岁外孙女一起到北京来上访,这母女俩都是艾滋病感染者,陈月的丈夫因艾滋病刚刚去世。乡村中党支部干部殴打了陈月,该干部因管理着全村感染者代金券的发放,所以非常跋扈。陈月去公安局上告,警察和该干部熟识,所以允许其用属于集体的代金券支付给陈月1500元赔偿。那么警察等同渎职,村干部等同贪污。陈月觉得不公道,仍然咽不下那口气,所以来北京讨个说法。一位去过当地的摄影师让这祖孙三代来找我们爱知行研究所。但作为民间机构,我们尚且生存在夹缝中,更难以给她们有效的帮助。

   面对这一次来京上访的老老少少,我也只好求助于王哲。电话里我告诉王哲他们的遭遇,王哲的建议也是当地的事情只能在当地解决,请爱知行提供帮助支付老少三口的返乡路费。虽然当时北京市政府仍然在隐瞒SARS疫情,但由于我们经常涉及传染病方面的工作,所以深知疫情早在3月份已相当严重,我也成为那时北京为数不多戴口罩者中的一员。我们非常担忧这三位体质很差的老幼妇孺在北京漂泊时感染上SARS,而为了上访,他们已经决定通过要饭在北京待些时日。

   我得知到他们一路颠簸却24小时水米未进,几番嚎啕痛哭更令其精疲力尽,如遇SARS那么他们几乎无法逃过这一劫。假若在浑然不知中回返乡间,那又会把急性传染病带回给成百上千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他乡民。所以我们力主促其立即返乡。依据是各地的SARS死亡病例多伴有其他病症,比如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等,而那些已经发病的艾滋病人也都伴有各种其他疾病,艾滋病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那么免疫力可想而知。虽然国内也有偶有医生说可能艾滋病感染者反而感染SARS的几率低,但我们认为无论SARS还是艾滋病,还有诸多复杂性不为人知,下此论断还缺乏广泛的医学证据。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当SARS来袭击,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艾滋病感染者会一个个加速死亡。

   当时我认为这祖孙三代回到上蔡县去找王哲是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但陈月还是不肯离开爱知行办公室,那时已经是晚上20:30。当我认为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准备告别的时候,她突然跪下给我磕头,原来他们没有信心河南当地的官员能为最底层的乡民解决问题。29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下跪请求为其作主,我不知所措,也担当不起这样的寄托。我和梁艳艳反复向他们强调SARS的危险,但从艾滋病炼狱里出来的村民见过太多死亡,受过太多病痛折磨,所以他们已经对死亡的威胁不以为然。

   21:00以前我们必须离开办公室,所以情急之下,我把她抱出来出了办公室走廊到柏林寺的院子里。她几十次的跪下,我只有几十次地扶起她。那几天我也在感冒,不一会儿就精疲力尽了。陈月的老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树下默默的抽着烟,不时无声无息地摸一把泪,叹一口气。而4岁的小姑娘茫然的看着她母亲的悲伤,小孩子除了长得很可爱眼睛很亮,从头至尾她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一天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们作路费,我只留下3元人民币好能坐公交车回家,确实没有其他可给予三人的。在最后道别时我能做的唯一事情只是摘下口罩,向三人道了一句“一路平安!”

   

   之后几天,我曾让十里铺村的其他村民去打听陈月的情况。后来得知我们给她的任何希望都落空了。真的对不起她,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还有比绝望更绝望的状态吗,那他们向前主动寻觅的可能就只剩下死亡。只有一点我问心无愧,就是当时送你们即刻离开北京,我想他们现在多少知道了,SARS确实很利害,我并不是哄他们离开。

   

   4月20日由于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恰好在上蔡县,我通知上蔡县十里铺村村民为了全村艾滋家庭儿童学费减免问题前往县城请求他帮助解决。王哲站长转给当时在场的上蔡县主管艾滋病的副县长聂勇去处理。聂副县长告诉乡民,学费的事情要等等。“你们当年卖血还得了钱呢。”乡民说如果不是政府号召,谁也不会去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可能聂县长感到在省里记者和卫生部门人士面前丢了面子,后来他在私下安排准备抓捕教训十里铺村的这位艾滋病感染者。该村民和他的家人都很害怕。我们也想问,那位村民犯了什么法。

   5月16日上午10点,省内的SARS考察先遣队检查了上蔡县十里铺村,上蔡县领导实现安排“妥贴”,村委书记、乡长、乡党委书记恭迎检查组成员。各检查站和诊所都有人表演。村北能隔离4-6人的棚子里也有人当班。一切顺利。

   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执行机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SARS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5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郑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声明河南的SARS防治工作有效。而他们是否知道在河南的数日里实际上有一群群基层官员粉墨登场,按同一个本子排演的一出出闹剧。


“著名”论断

   去年圣诞节我们带着北京市民的嘱托去上蔡县为艾滋孤儿捐助过冬衣物,其间与当地政府发生一些理念上的摩擦。我们听到了几个关于艾滋病的特别论断:

   上蔡县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县委办公室张副主任:“艾滋病人不是人,是鬼。”试想如此心态,何以能对乡民有善举呢。由于我们此前亲眼见到了后杨村几位卧病在床病入膏肓的发病者,他们与我们确实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给张主任的回应是“如果你指的是感染者们都生活在人间地狱里,那么他们确实与鬼差不多了。”

   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冯世鹏:“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且不说后来我们查阅《传染病防治法》和卫生部系统艾滋病疫情相关法规,明文规定艾滋病不属于秘密。就是单从公民享有知情权角度上,这样的呓语就让人怒发冲冠。这次SARS疫情也曾是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秘密,最后的结果是北京很快成为蒙受SARS攻击最严重的地区。而4月20日卫生部发布的北京疫情从37例一下子升为339例,几乎增长十倍,立即引发了老百姓的恐慌,抢购商品、离开北京势如潮水。而实际上疫情本身不是最令人慌乱的,而关键是隐瞒疫情造成政府几乎丧失老百姓的信任,而且百姓、当然也包括不少医院和政府部门本身同样没能做好充分准备。大家因此错失了最佳的预防时机,北京从未在一个公共卫生的失误上付出如此明显而惨重的代价。让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国家机密”论断见鬼去吧。而实际上,艾滋病做为隐形的传染病,更具破坏力,隐匿疫情的方式却已经让我们中国错失了最佳的机会,我们整个国家将面临十倍百倍于SARS的冲击,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谁敢来承担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冯世鹏主任的另一个论断是“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象的口实”。不错,这次SARS作为急性传染病,已经令海外有隔离中国的呼声,但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国家卫生系统及广东省政府的信息发布限制,造成SARS全球性的传播,对我国香港、台湾造成的公共卫生压力是空前的,令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我很诧异为什么我们在政治、人权、环境、宗教、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有这么多“口实”可被人抓,谁造成了我们如此孤立的困境。作为中国公民我和整个国家一样脸上无光。另一方面,这能算是“口实”吗,这桩桩件件哪个不是真的呢?!那些“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公民,往往是那些最弱势的父老乡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官员们得清醒首先是我们国内被侵害最深的公众在批评你。而国内的新闻管制造成下情不能上达,所以海外的报道很多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次蒋彦永医生也曾发信给CCTV和凤凰卫视,但如石沉大海。而《时代周刊》4月8日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北京的实情,我们才有后来政府的亡羊补牢,空前的全民动员。这算是反华吗,我倒认为贻害我中华的恰恰是基层那些一手遮天视民为草芥的酷吏。


数字游戏

   再来对比这样一组数据

   2002年8月份河南省卫生厅给省政府递交的所谓“机密”报告(万延海因说实话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国家安全部拘押28天,引用此数据之后在此我也做好准备随时恭候国家安全部“盛情之邀”)中写明“我省有偿献血员艾滋病感染者总数为2.31-3.35万人。”“2002年8月,上蔡县政府上报有偿献血员为4.8万,重点村庄22个,估计艾滋病感染者1.44万人。”而2002年12月2日河南省通过“中国新闻社”发布的消息称“河南省199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年9月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65例,其中发病335例,死亡238例。”那么我们深感疑惑,难道疫情数据也可以变戏法,可以内外有别、任意删减、粉饰太平。河南的官员们,知道你该当何罪吗!


逆耳忠言

   这里再次提醒官员们注意,当你开始编造谎言时,你的灵魂已经在扭曲,大错由此铸成,人民能宽恕你吗,总有一天你要为此承担后果。

   听着村民的诉说,我担心上蔡县还能见到阳光吗,那里给艾滋病感染者和外来访问者人间地狱般的感觉,那里是不是在天天下六月雪啊。别老埋怨我们为什么老跟河南政府过不去,因为你们对不起河南的老百姓,对不起因你们的过失而身患绝症的父老乡亲,所以除非我们良心泯灭或是耳聋眼瞎,否则我们没法和你们过得去。我们支持村民把他们所见世界卫生组织在上蔡考察的经过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帮助他们转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办公室。我已经给艾滋病感染者和村民中愿意为民请命的骨干安电话,支持他们学习上网,培养失去双亲的孤儿们成才,我们还提供照相机,甚至摄像机、电脑,让他们纪录下身边发生的悲剧,鉴证历史,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官员们的劣迹无所遁形。

   (注:本部分题目为编者加)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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