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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行”河南艾滋病调查报告(上):民生至此谁之过? (图)

【博讯2003年5月28日消息】    特别提示:1、刑警坦言“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其无耻态度令人发指。2、今年此前早些时候河南省卫生厅和国家卫生部的来上蔡检查,县里把通往乡村的残破道路上大小坑洼都修垫好。并且给乡村中有名的艾滋病“活跃分子”各200元封口,不让他们“乱说”。

   
(博讯boxun.com)

   匐地不起:我们请他们回乡以后找河南卫生防疫站王哲站长联系。但临走时她突然给我跪下,让爱知行给他们祖孙三代作主。

   

   无所适从:物业也要下班了,办公室必须锁门。她一次次叩头,我无法领受,努力搀她站起来。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她,她不肯让我们离去。我只好抱起她出了走廊到院子里。我在想什么人什么事能把他们逼成这样。

   5月18日是国际艾滋病烛光纪念日(http://www.candlelightmemorial.org ),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日内瓦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布伦特兰女士,介绍中国各级政府遏制SARS的有效工作。同样在18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村的SARS防治情况。而河南艾滋病区域如何组织防御工作呢,防御的对象是谁呢,今夜在烛光中记下当地乡民的申告,是他们的哀怨也是呐喊。

   从5月15日开始,上蔡县数个艾滋病村庄陆续有村民与我们联络,提到县里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看起来是为重要人士到访做准备。16日当地卫生部门传出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家卫生部官员要来上蔡县检查SARS防治工作。最近的两个月来,世卫专家被我国官员提供的虚假数据所困扰,为了防备我国官员作假,世界卫生组织在得到中央政府首肯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考察时均是采用“奇袭”战术,通常只提前5分钟通知他们要去核查的目的地,不给地方官员和相关卫生部门有弄虚作假的准备时间。这次到河南上蔡,中央政府依然要求地方无条件配合,给世卫专家以充分的自由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核查对象。但我们的地方官员谙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场准则,放行的同时也全方位做好了与世卫组织周旋的准备。

   17日白天上蔡县县城周边的部分地方戒严,政府让乡村医生在交通干道上临时增设了多处SARS检查点,以表现当地SARS防治工作深入到位。17日整个晚上,不知政府部门从何获得了确切消息,上蔡县委书记亲自带头,县里各层领导一起把文楼村艾滋病人需要的简单药品送到感染者家里。这对文楼村的村民来讲是多年来破天荒头一次。对症或不对症的药发到感染者手中,干部随即言明等到18日上级来检查时村民统统不能出来靠近。18日上午200人以上来自公检法的便衣人员封锁了文楼村的里里外外,加上县乡村各级干部,隔绝开文楼村村民与世卫组织专家及卫生部官员的接触。外来调查人员面前能看到的所谓村民,几乎都是便衣警察。他们的职责是严防任何乡民上前说话。

   18日上午文楼一些村民在村医务室取药,执法人员要求两名感染艾滋病的农妇立即离开,如果不听话就把她们扣到警车上去。就在世卫组织到来之前半小时,从文楼行政村下辖两个不同的自然村各一位村民出来试图要与即将到来的来访者(他们并不知道谁要来而只意识到可能是大官)沟通,但在县委人士的喝令下,立即被公安人员强行带离现场,并从上午10:00到下午16:00左右被扣押在刑警队。当事人反映县委书记杨松泉见状对着部下破口大骂,斥责封锁工作没有做到位“你们是怎么搞的,回去马上撤你们的职。”

   无法接近医务室的村民大体数了进村的车辆有十多台,只知道上面来人要视察SARS防治工作,政府部门把艾滋病人堵在家里不让走动,村里条条通道皆有专人把守,能在户外观察的村民离检查团最近距离也不少于100米之遥,而且还要注意避开公安人员的监控和驱赶,所以尽管当时我们和村民同步通着电话几乎类似于“现场直播”,但直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1:20离开。最终村民只远远依稀看到检查团里面有外国人,谁也没能近前看得更真切,更无法向检查团直接申诉情况。

   遭扣押的其中一位近40岁的女性村民叫杨妮旦,26日下午我们特别询问了她当时的情况。她的艾滋病本来就已经发病,这次又受了惊吓,当时刚刚从县医院检查回来。她激动地讲述了当时的经过。18日上午她到村医务室去取药,因为平时这里经常缺医少药,所以她听说上边要来大官检查,就执意要等在医务室门口反映情况。干部“劝阻”无效后,县委书记亲自下命令让4个警察拧胳膊拽腿粗暴把她抬上警车,抓她到几公里外刑警队楼上关押起来,直到下午16:00警察才允许她回家。杨尼旦不肯离开刑警队,一定要对方说清楚凭什么抓她,她犯了哪条法律。刑警的回答是“(想知道)你犯啥法啦,一脚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甚至坦言“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其无耻态度令人发指。随后又是4个刑警把她从楼上抬下来。当天下午17:00她才回到村中。

   我们确实想要搞清楚她犯了哪条王法。而我们只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杨尼旦胳膊上有被扭伤瘀血的痕迹,直到今天仍没有消退,而且腰部也有伤。作为普通农妇的杨妮旦平时在文楼村并不突出,不是所谓活跃分子。她的老公公已经七八十岁,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经参加革命。家里穷,房子坍塌了政府也从未过问过,而老公公借钱也要交党费。老人家听说儿媳妇被抓走了,平时很少下床的他拄着拐杖要去说理,但被警方挡在村委会外面不让近前,作为共产党员,老人家愤怒地质问“现在的共产党难道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了吗”。杨尼旦的丈夫一直没有勇气做HIV检查,但他平时经常生病,与艾滋病感染者的症状极为相似,他说如果北京能有人来法律援助,他要控告县委书记。夫妇两人育有两儿一女,大女儿15岁已经出去打工了。在满目疮痍的艾滋病村类似杨妮旦的情况非常普遍,她想要反映的也是普遍的民声。这几天杨尼旦蹒跚地前往县城找县领导评理,但怎么也找不到县委书记和县长,她只是反复说“屈死了也找不到喊冤的地方!”

   综合来自不同村庄村民的反映,我们可以描述出上蔡乃至河南其他艾滋病地区在SARS防治中的特点。

   

   图:4月下旬SARS已经在国内爆发的时候,因艾滋病离开人世的河南乡民。这样景象每天都在发生,每天又何止一起。

   

   图:河南官员一本正经(此说明为博讯编者加)


虚假隔离

   让我们向前追溯。上蔡县十里铺村,全国尤其是华北SARS疫情大范围爆发的几周来,先后50余名从山西、北京、广东返乡的民工,没有经过任何有效隔离措施就回到村里,5月15日在检查的前一天仍然有民工从SARS重灾区山西返回直接进入村里。很多返乡者回到家里后还到处串门,引起村庄里不少乡民恐慌。虽然上蔡县村级政府部门知道应当隔离12天,并且也了解山西、北京等地SARS疫情非常严重。但他们不愿严格管理,普通乡民也没有办法,只有每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长期病弱的艾滋病感染者及他们的家人,多少推测出如果感染上烈性传染病SARS是怎样的后果。

   十里铺村北边路边地头的隔离蓬荒草萋萋。村里的干部上午8点多上班,傍晚6点之前下班,工作时间会设置一南一北两个进村的检查站,但其他时间检查站就名不副实了。4月底开始阶段还有几个返乡民工在此隔离了三、五天,但他们只是白天聚集,晚上回家睡觉,一般三、四天就草草了事。那么这算什么隔离呢。5月16日省里市里上级来打头阵检查,隔离蓬里有人驻留,但当天下午,所有人就回家了。当天检查组出现的那一刻,有人喊“他们过来了”,然后在路边喷洒消毒液,检查组一走消毒的一群就散伙了。但此前从来没有并且此后可能也再也不会有人做消毒工作了。又是演给检查团的戏。而省检查团也只待了不到半小时。十里铺村民愤愤的说“咱们共产党的官搞其他工作不行,但搞表面文章的能耐确实厉害。”。当我问道他们是否认为政府在其他村庄也会这样愚弄检查组,村民的回答直截了当:“天下乌鸦一般黑!”

   相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毗邻的后杨村和两公里外的文楼村。后杨已经回来了100多人,大多数在山西搞室内装修。文楼村近两个多月来不时有人返乡,最近三夏麦收将至,背着背包的返乡者更是集中回到村里,这其中大部分来自山西、广东、北京等地,保守估计也要超过50人。他们只在村口量一下体温就可以直接回家,没有其他任何隔离或防治措施。村民的印象是,那些进村检查站与其说是为了检测SARS,不如说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

   河南睢县感染者反映当地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即使在华北SARS最严重的时期也大部分人不戴口罩,发烧门诊也是如此。眼下SARS疫情正在逐渐消退,传染病专家说呼吸道传染病通常到了炎热的夏季就会自然衰减。SARS肆虐,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在国内的广大农村大面积爆发,北京、广东、香港医疗条件如此只好但医务人员仍然是感染者中最集中的群体之一,而医疗设施和人员素质都大大低于发达地区的内陆农村,如果SARS蔓延会带来基层医疗系统的崩溃。经济发展水平与河南类似的山西已经是SARS重灾区,河南没有大面积爆发我们一来要感谢其他省市SARS工作的到位,以及河南本地实施了一定预防措施,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恐怕只能归结为幸运了。


搭台唱戏

   今年此前早些时候河南省卫生厅和国家卫生部的来上蔡检查,县里把通往乡村的残破道路上大小坑洼都修垫好。并且给乡村中有名的艾滋病“活跃分子”各200元封口,不让他们“乱说”。

   绍店乡后杨行政村下辖5个自然村,17个村组,共计3864人。90年代中期有1800多人受政府号召参与卖血,这些16岁--55岁男女占青壮年人口的95%。由上蔡县防疫站化验出的HIV携带者为450人。实际上,通过其他HIV检测渠道(例如武汉的桂希恩教授、郑州防疫站、北京地坛医院等)化验确诊为HIV携带者的村民共670人。而受经济状况、心理承受力等因素影响,近65%曾经参与卖血的乡民没有化验。不少人只有发病了以后才去化验。整个后杨行政村中只有后杨自然村的4个村组化验的人相对多一些。98年至今确定死于艾滋病的是260人。但我们不能忽略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自己和家人遭到歧视,干脆不去化验或者隐匿化验结果,致死也没有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

   芦岗乡文楼村自从被媒体报道出来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就开始闻名海内外,全村人口共计3170人,高峰时有1400余人卖血,持有县防疫站确诊化验单的是550多人,还有近60%曾参与卖血的村民没有化验。上蔡县还有几十个重点村庄的情况与此类似。

   实际上文楼村并不是最严重的地区。我们可以任意举出更典型的例子。芦岗乡程老村委郭庄自然村,2000年初统计全村有308名村民,94-96年共188人参与卖血,包括因为婚嫁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及从别村娶来的媳妇,但不包括此后因为母婴传播而患有艾滋病的儿童。经过化验仅有14个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有化验单确诊为艾滋病的比例高达93%,从2000年-2003年,共30人发病死亡。2000年死亡5人,2002年年内又去世16人,数量上显然有加速的趋势,特别是今后三年肯定会成为死亡高峰。现时完全失去双亲的18岁以下孤儿7人。父母双亡,但孩子超过18岁的5家。父母皆感染艾滋病,父亲已亡仅剩母亲的单亲孤儿13人。失去母亲后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是11人。这个村庄每家每户都卖过血,通常夫妇二人都是感染者,未来潜在孤儿难以计算。

   我们再来看看当地政府如何“照顾”这些病弱的乡民。各项苛捐杂税从未减免,如果某户迟迟交不上,立即取消给这户感染者100元/月的代金券。如果各项苛捐杂税缴纳以后,每人每月100元的代金券才得以发放。代金券用来购买一些基本药物,不可兑换现金,也往往不能足额购买药物。老百姓必须拿出货真价实的血汗钱“人民币”才能换回政府用于救死扶伤“照顾”百姓的代金券。而孩子的学费除父母双亡的孤儿免去以外,其他的孩子学费必须如数缴纳,否则孩子将领不到课本,不能读书。

   对于此次世界卫生组织视察艾滋病村庄的SARS防治情况,河南省、卫生部都对世界卫生组织既考察SARS又考察AIDS的目的心知肚明。河南省省委书记李克强本来曾经致电中央请示不让世卫专家来河南,但我国政府在SARS方面已经洞开的大门不可能关上,所以河南省只有接受世卫组织和卫生部的联合检查。

   省上的倾向于不让报艾滋病感染者实际数字。上蔡县卫生防疫站曹站长坚持要报,因为“如果你不让报数目,连个数据都没有,那我在此地是怎么工作的。”但曹站长也告诉后杨村医务工作人员,要报就说450名感染者,而不是实际上的至少670人。文楼村得到县里指令是规定可以报306人,而不是村民们自己统计的700人以上,如果算上没有化验过的那部分村民,已确诊加上潜在感染者决不低于1000人。那么我们都知道,早在4月20日卫生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已经明确禁止对SARS疫情的瞒报、缓报、漏报,此猛药确实针对了各级卫生部门的痼疾,那么人为编造艾滋病疫情数字,是否就合法呢。

   18日文楼村医务室轻病号全部赶走,只剩下被县政府安排好的几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见到的只是不到1%的听话感染者,而且所有负责接待的村医等人都是挑选出来受过训练的,上级让他们把艾滋病和SARS方面的防护知识及政策背熟。涉及统计数据都按县里规定说。

   世卫专家走后,文楼村民去找进村时接待考察团的乡领导岳巧芸,嘲讽地问“伪装得过火了吧,有点儿不象了”。乡领导也苦笑起来“你们也清楚,没有办法”。不过岳主任实际上也感觉因为全程排演可能是有点令人怀疑。而且岳巧芸提到她可能“捅了漏子”,县里给的上限文楼村最多报300多人,但是她说漏嘴,讲是600多人,她很担忧下一步县里找她麻烦,也感慨“共产党就擅长秋后算账”。

   由于其他村民的言词相当激烈,我仅选择文楼村一位60岁老者的言语记录以下,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本身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所以观点相对缓和得多,但问题的严重性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来(考察文楼村)的是什么人。整个文楼戒严,上蔡县的公检法全部出动。医务室里一个病号和医生都没有,都不让(村民)进。我们也不知道政府搞得什么名堂。共产党的事情应该公开。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一再讲要相信群众,实事求是。但现在不让群众说话了,你要敢说一句话他(政府)就揍你。上蔡县公检法、领导层超过200人全都出动了,警察全穿着便衣,可能有不下30辆车。有些车没进村,而是躲在背阴的地方藏起来。”

   当我告诉老者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来访,问村民有否看清他们的样貌。他的回答是“(村民)都没能上前说话。(如果)人家问病号哪里去了,这一问无话可答了,(政府让)说300多实际700还多。现在的干部太腐化,啥都保密。世界卫生组织人家就是想到这里来看看,文楼村如果不是这个(艾滋)病,那人家来这里干嘛。他们(官员)就不理解(世卫组织要了解实情的目的),我认为这(官员)不是共产党的干部,这象什么啊!今天他们唱了空城计给世界卫生组织。”

   “政府维持维持秩序可以,比如说今天不要乱,外面来人了,遵守纪律。但他们(县政府官员)谁也不让进(医务室),医院没有病号那你给谁看病啊。等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一走,医务室马上就开门了。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

   “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正直的人反而受陷害受迫害。这样弄,共产党就没有一点威信了”

   “上蔡县所有官员出动,昨天晚上都没走,忙活两天了,打扫卫生做这做那。我希望他们(世界卫生组织)再来时,不动枪不动刀的来,自己来才对。要是你通知好了(政府),老百姓别说见人(世界卫生组织)了,鬼都见不到。这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咱不知道胡锦涛的电话,咱要知道咱给胡锦涛打电话(反映问题)。因为这影响共产党的形象。”

   “你们能否(帮忙)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再来一趟,不要(跟当地政府)说,你跟他们一说他们就要戒严,老百姓一想上前他就要抓你。”

   “你们在北京,你们不了解当地情况,他(当地政府)汇报得可好,这也好,那也好,都好,实际上老百姓的苦处谁也不知道。老百姓吃的啥,老百姓怎么受他们难的。(现在当地政府)比过去的国民党没有一点啥区别,比它还要坏。”

   “我认为共产党还是好的,但让共产党的干部搞坏了!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喊喊冤……。你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电视台、焦点访谈来一趟,偷偷来一趟。看看文楼作了啥,去年一年只给了(每个艾滋病感染者)58元。那(国家宣布拨款500余万,孩子学费和感染者医药费全部免费)净是瞎话。他们(政府)汇报得好得很,实际上你应该反过来(看)。要是我有胡锦涛电话,我一定联系。如果这样(下去),这(天)能不变,(共产党)能不垮吗。人能对共产党有信心吗。”

   “他们(政府干部)出来都坐小轿车,你(老百姓)看着寒心哪。他们拿出一辆车或者半辆车来就好(解决文楼村的问题),但恐怕一个车轱辘他们也不会拿出来。”

   “我们见不到,更接不到他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轮不到老百姓说话。我认为最辛苦,最听话的就是老百姓。尽量让中央知道,(基层官员)正给中央丢脸,给我们国家丢脸,把民心都丢光了,让共产党没有一点民心了。”

   “我们(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来过,有一次没下车,有一次下了车但5分钟就跑了,根本就不见老百姓。我们还想着他能找老百姓聊聊天呢。谁也杀不了你(官员),谁也吃不了你。跟老百姓去问寒问暖,人念你共产党好啊。共产党的大干部和农民打成一片,这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不敢见老百姓,我认为(他们知道)对不起老百姓。知道老百姓怎么过的吗!?一天一天这么熬过来的!”

   “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老百姓都死完了,还要你们(地方官员)干什么!你领导谁去呀!”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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