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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不准焦国标教书
(博讯2004年10月07日)
      亚洲周刊 / 江迅   焦国标新学年被剥夺给学生上课的权利,悲愤难言,但不后悔今年初抨击中宣部之举,并坚信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自由,总有一天和今日婚姻自由一样,不再受到党政领导的掌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撰写的《讨伐中宣部》,在互联网和境外媒体上广为流传,激起巨大反响。半年过去了,正当人们为当局至今没有对焦国标采取措施而庆幸「宽容」之际,不幸消息竟接踵而至。九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领导告诉焦国标,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名册上,他的名字已被除去。焦国标问:「为什么被除名?」那位领导回答:「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们只是通知你而已。」这此之前,即九月二日,学院另一位领导通知焦国标,他任教的《对外传播学》,新学期不要他再上课教学了。这是上学期就排好的课,由焦国标任教,每周三节课,二十名学生。焦国标问:「为什么被停课?」这位领导回答说:「这是有关方面的精神。」 (博讯 boxun.com)

      十七日,即被除名的当晚,心情沉重的焦国标独自骑自行车,绕着北大未名湖缓缓转了一圈,他说:「当时,对着湖水夜色,我全身涌起哭的感觉,真想流泪啊,那一种昏天黑地的感觉。就像李白诗『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路难行》),大道像青天那样四通八达,但唯独我没路可走。回到家看电视,什么都看不进去,拿着遥控器,一个一个转台。」九月二十七日,焦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谈摘要:

      刚接到通知时,你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想问校方:为什么停课,为什么除名?停课多少日子,除名何时恢复?是停课一学期,还是永久?我知道那两位领导不是决策人,说不出什么理由,他俩始终对我不错的。但应当给我一个说法,我究竟错在哪儿?有错应该停课,但得有个理由,不作说明,不说我对还是错,是不尊重我,起码是对我不礼貌。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对我自己的命运应该有知情权。错了,错在哪儿;判刑,该判几年。否则,我不就成了软体动物,任由拿捏吗?这在程序上有很大缺陷。

      你家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没有把这些情况立即告诉家人,也瞒着朋友和学生。朋友路上遇见我,还问我最近怎么样,我都回答:还行,正忙着呢。我不知道学校老师怎么看我,学生又怎么看我。但这样的决定,对我心理影响很大,那些天我很痛苦。

      你写了《讨伐中宣部》,遭如此处置,后悔吗?

      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自己做的事要由自己承担。《讨伐中宣部》如此传播广泛,当时是阴差阳错的感觉。其实,写出初稿后,我是传给一位朋友看看的,让他从不同角度作些切磋,我再作些修改,没想到一下就传开了。

      那只是初稿?原想要修改的?

      对,现在看,从表达方式上,整篇文章确实有可以磨合的地方。时代发展到今天,要表达不同的声音,也还得有绅士风度,我的风度还不够好,有些提法,有些用词,可以修改得更完善。但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我至今坚持。

      今后还会写这类时政文章?

      我还是要写,表达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但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距离目标太远,至少相距一千年。现在这样的状态,人文科学许多方面,还是一千年前欧洲中世纪水平,是大学与教会之间撕扯得很麻烦的年代,中国现在也是大学受意识形态控制的状态。教学、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还很小。中国应该看到这一问题。

      据说你对校方有过两个承诺?

      我原先对学校院长和书记答应不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不再写时评文章。我确实作过承诺。但我再细想想,觉得这两条都与宪法精神不合,是违宪的承诺。我非常抱歉地对他们说,我突破了这一协议。我对领导的承诺是个人性的,当然也应该遵守,但这承诺骶触了宪法,因此是无效的,即使是一般法律与宪法违背,也是无效的。因此,我会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也还会写一些时政类的文章。

      你的精神力量来自哪些方面?

      有几个来源。第一,人的文明是有规律的,何时昌何时亡,很难讲,但必然是浩浩荡荡的。社会人类文明是矢箭头方向的,不是浑沌而无方向的,我的一些做法是合箭头方向的。

      第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它是「量」的一部分,我相信社会往文明方向走。第三,我对北京大学还是信任的,它给了我力量,它的历史是与时代方向相吻合的,有时确实也有不吻合的,但总体上它的优秀传统,与文明保持同步的传统,还是比别的学校强烈得多。

      还有,就是我对是非标准的判断,按人类文明的指标去做,人的最后依据是信仰,认为对的就要去做,认为不对的,我不这么做,也不让社会那么做。价值观是自己最后的力量,所有的外在力量都靠不住了,就只能靠自己的信仰了,这是最后的支柱。

      不上课了,你是从事研究还是写作?

      学校领导对我说,不上课就集中精力写书吧。那是一本对外传播学专着,二十五至三十万字,是学院教材建设的一部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对这本学术着作还抱有浓厚兴趣。目前已写十多万字,估计年底完稿。今年八月底,日本草思社出版了我的一部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此书收录了我的关于新闻传播的一些文章,我不知道最后的书名是什么,当初出版社想用那篇文章题目《讨伐中宣部》作书名。学校停我的课,不再让我任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核心问题是我那篇批评中宣部的文章。

      但我相信,不出三年,中宣部就会与其他部委一样,是可以被批评的。最近云南和重庆等五六个省市宣传部长被揪了出来,由媒体报道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中国的一些事情还是有无边无际、天何时能亮的感觉,其实还是在变化的。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力量所在,是中国社会有希望的体现。我认为,中国社会还有两个较大的社会解放。

      怎么理解「两个比较大的社会解放」?

      一个是新闻出版系统从中宣部控制下解放出来,再一个是按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从行政领导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学校停我的课,显然不是我的教学有什么问题,而是我的言论有什么问题。言论有问题,应该是宪法管的,不是学校领导管的,宪法规定我有这样的权利,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自由,而学校因此停我的课,我当然不服气。过去,单位领导还控制你的婚姻和私生活,你的职务比较重要,领导就会调查你恋爱对象的出身和表现,结婚离婚都要单位出证明。今天单位行政领导不再参与人们的婚姻了。

      我相信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也会像私生活的自由那样,将来党政领导不会再掌控了,那时中国社会的文明度就会提高很多。

      谢谢你违背「承诺」接受我的采访,但是会担心对你带来什么影响?

      今天的采访或许会打破宁静。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做「阳光男孩」、「阳光中国人」。中国社会目前有许多这不能说那也不能说的这种潜规则,我希望自己能照亮一些东西,希望我走过的路是带阳光的。如果每个人走路都带点阳光,中国就有希望了。我要说,我爱领导,我更爱宪法;我爱北大,我更爱真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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