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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圆明园不宜把挣钱作为价值取向(图)
(博讯2005年4月17日)
    

    专家称圆明园不宜把挣钱作为价值取向 圆明园遗址作为近代中国“耻辱地”应该保持悲怆、肃穆气氛

    专家称圆明园不宜把挣钱作为价值取向

俞孔坚北京大学教授、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照片由俞孔坚本人提供

      圆明园整改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

     新京报:圆明园西部的部分林灌被毁,和圆明园山形水系的恢复工程有关。对这种恢复山形水系的做法,你做何评价?

     俞孔坚:所谓“恢复山形水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任何意义。

     原来,圆明园山上已经长满了植被,物种非常多,一片片的黄芦,一片片的荆条和紫穗槐等,非常漂亮。如果恢复山形,植被就要被砍掉,这就意味着终止一百多年自然演进的成果。恢复山形也没有依据,现在所依据的只是流传下来的图画,并不能够实际测出山原来是怎样堆的。

     水系也是不可能恢复的。因为大环境已经变了。在圆明园被毁的时候,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地表水还很多。但是现在,地下水位已经极度下降,地表水几乎消失,昔日的水景不可能恢复。既然现在是遗址公园,而不是从前的皇家园林,没有水又有什么关系?

     圆明园是遗址公园,这个遗址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它的历史文化,就是建筑遗址、地形遗址。另一部分就是自然演化而来的生物群落,这也是遗址不可缺少的部分,两者不可分割。不能说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只须保护建筑的遗址,而不保护自然的遗产。所谓山形水系恢复工程的规划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包括防渗等在内的恢复山形水系工程,破坏的不光是文化遗产,还有自然遗产?

     俞孔坚:是的。圆明园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成了一个北京乡土的自然群落,要想让人们和子孙后代能看到北京的乡土自然生物群落是什么样子,圆明园是独一无二的标本。可圆明园现在却彻底人工化了、贵族化了、现代化了、庸俗化了:灌木丛和乡土“野树”被砍掉了,草坪铺上了,月季花、海棠花、玉兰花种上了。这也许曾经是没有烧毁之前的辉煌的圆明园的一部分绿化方式,但决不是“圆明圆遗址”应该有的植被。

     北京乡土不是皇家园林,不是海棠花、玉兰花。在北京这样半干旱的自然环境下,重建贵族式的圆明园,会使北京市背上沉重的包袱。像圆明园现在的草坪和绿化美化方式,1平方米每年需要1吨的水;再说,它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空间中,离自然和遗址越来越远。海棠花上是没有鸟的,玉兰花上也没有,鸟是需要乡土灌木的。

     防渗只是恢复山水的技术层面的事。园方说防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的确是不得已的,但前提是,为什么要恢复它的水?因为多年种植荷花、水稻,湖底长期有了淤泥,自然的防水层已经形成,更何况还形成了一个湿地生物群落。水岸上也有了丰富的植物群落,有柳树、栾树、榆树、荆条、紫穗槐等木本植物,还有丰富的草本植物,一个很自然的护岸已经形成了,没有了水土流失,同时与遗址乱石相结合,构成富有沧桑感的景观。如果“恢复”水系,就意味着全部破坏这种景观,意味着护岸重新做,防渗重新做,就是现在的结果。

    专家称圆明园不宜把挣钱作为价值取向

防渗处理场面:挖土机在前面整地,施工人员跟在后面铺防渗膜 资料图

     新京报:你的意思,圆明园可以没有水?

     俞孔坚:圆明园一定要有水的想法错了,因为它违背了遗址的概念。一定要让圆明园有水,是想看到康乾时的盛景。楼兰遗址,当时旁边还有河流呢。保护楼兰遗址,就要把河流也恢复了?这不是很荒唐吗?圆明园要恢复水,其目的就是行船。这是不懂遗址的价值。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利益的驱动。不懂遗址的价值,而专家指出了又不听,这就是“无畏”。

     “文物”的概念应该用“遗产”来代替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在此次圆明园事件中,环境保护部门的态度很积极,相比之下,文物保护部门则不够主动。这说明了什么?

     俞孔坚:圆明园事件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他地方也常常见到。这说明国家对遗产概念的模糊和重视程度还不够,并且反映出我们对“文物”的定义和认识有很大局限性。我们认为文物只是“物”,而世界上关于遗产的概念早就不是这样了:文物只是遗产的一部分,环境也是遗产的一部分,遗产实际上是一个系统。而我们的历史文化保护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孤立的物体。

     新京报:“文物”的概念,应该定义为“遗产”?

     俞孔坚:的确如此。如果把“文物”定义为“遗产”,风景名胜区也就是遗产了。现在,风景名胜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审美和旅游意义上,而美其实只是遗产的一部分,它还有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系统演化的价值,反映地球演变的价值,反映历史文化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反映民族变迁的价值,反映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价值等,它们都是自然和文化遗产构成的重要部分。

     遗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环境以及环境中的物体,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遗产,甚至包括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他们的生活。自然和文化不可分割,如果只知道文化,不知道自然的系统,那是割裂的,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种适应。没有自然体系,哪有文化?

     没有北京西北郊原来的天然水文地理条件,哪有后来圆明园那样的布局?

     新京报:在对遗产概念的认识、以及对遗产的重视程度上,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还有待进步?

     俞孔坚:不错。在这方面,我国的相关教育就存在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学位,甚至没有一个学科,是用来研究遗产问题的。文物是死的,而遗产可以是活的。对遗产的概念认识清了以后,就可以知道怎样更好地保护圆明园了。土地是美的源泉,劳动创造美,圆明园中原来的稻田和荷塘比现在的草坪美得多;只要通过严格的保护和认真的管理,用农田和生产性湿地代替现在正在恢复的湖面水域,将是未来明智的管理者的必然行动。

     这就意味着,圆明园应当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湖区种田种地的景观。最经济、最简单、最能维护圆明园遗址公园性质的途径是:在原水面部分通过生态农业过程来维护圆明园的水系格局,而在原山上让自然演替形成北京乡土生物群落。让生态农业、自然演替和历史遗址一起,使圆明园成为活的遗产。

     公地悲剧要求决策权与管理权分离

     新京报:你怎么看圆明园谋求经济利益的做法?

     俞孔坚:作为遗址公园,圆明园的教育意义远大于经济利益。圆明园是典型的教科书,教科书也必须以挣钱为目的吗?

     对圆明园,不宜把谋取利益作为价值取向。退一万步讲,即使想挣钱,也要取之有道。靠什么挣钱?不是靠划船,不是靠做拙劣的、亵渎了中国园林艺术的护岸,不是靠名贵花木,而是靠更好地解释遗址,把遗址的悲怆感强化出来。靠什么强化?靠原有的乡土物种,靠成丛的灌木,靠成丛的榆树和椿树,因为这些北京乡土树种本来就有沧桑感。

     现在,改造后的圆明园把有着历史悲怆感的遗址变成了游乐园。你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好看的还是悲剧啊,但如果你把悲剧演成了憨豆先生,哪还有莎士比亚?圆明园现在的做法,是砸了自己的金饭碗。不但如此,未来还要抱着这个破碎的饭碗,不断去修补,不断去维护,从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新京报:在媒体披露防渗工程前,很多人也都见到过它,却没人提出质疑。这是不是一种公地悲剧?

     俞孔坚:这是公地悲剧。圆明园的土地是国家的,所有权也是国家的,但使用权却被下放到一个区的管理处,利益主体与所有权分离的改变使它成了一个公地悲剧。这是所有中国遗产都面临的问题。

     新京报:怎样改变这种公地悲剧?

     俞孔坚: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建议由国务院成立“遗产部”。通过遗产部统筹这个事情,然后,理顺管理关系,统一监督、管理和使用遗产,并对纳税人负责。

     第二,把决策权与管理权分离。在保护和管理方面,独立专家应该具有参与甚至主导决策的权力,管理机构只是执行专家主导的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当然,专家说了话就不能不算数,对专家也要问责。这就意味着专家委员会必须是固定的,必须设立首席专家,有人专门承担责任。专家应该是独立的,不能归属于任何一个利益团体。

     再就是理顺监督机制。监督机制包括听证会、媒体报道、专家意见、公众意见等,但决策权还是要交给专家委员会,因为这涉及到专业的问题。

     圆明园事件正唤起环境保护运动新京报:环保是圆明园事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可不可以说,它强化着民众的环境危机意识?

     俞孔坚:可以。圆明园事件的意义非常大,它可能大大强化今后一个世纪中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遗产意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主要讲美国的国鸟白头鹰的故事。当时,美国的环境被破坏后,连这种国鸟都快死光了。“寂静的春天”,就是听不到鸟声了。卡森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以国鸟的悲剧唤醒了民众。这才有了起于美国,但持续至今、影响遍及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

     白头鹰是美国的国鸟,圆明园是中国的国宝。如果连圆明园的遗址都破坏了,我们的环境破坏将是何等严重。我希望圆明园的牺牲意义,能像当年美国国鸟的悲剧那样,促使把环保危机意识推向高潮。

      建设和谐社会需尊重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新京报:在圆明园事件中,你积极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你所谓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是什么?

     俞孔坚:野草之美,就是善待脚下的自然,乡土的自然,也就是白话的美。野草来自这块土地,归属于这块土地,我们足下的土地。足下文化就是平常人的事,讲的是关注平常人,他们的感情、他们的需要。白话的美,也就是自然的、平常的美,而不是花枝招展的美。一个成熟的民族,懂得审美的民族,最能知道珍惜这种平常的美。

     可是,一百多年前的审美情趣,到现在还是根深蒂固,所以不少人认为只有皇家的是美的,只有金碧辉煌是美的,只有颐和园的木兰堂是美的。士大夫的景观、帝王的景观、贵族的景观成为我们要追求的东西,而把平常的美忘掉了。圆明园要恢复山形水系,就是想恢复贵族的、士大夫的美,而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平民的、自然的美。

     不能再造贵族式的园林,还因为它的维护成本很高。如果维护不好,造成水土流失,草坪烂在那里,真正的外来杂草就会入侵,就会使土地荒芜一段时间。

     荒芜就是普适性的杂草侵入,然后再经过很多年的演进,最后真正的乡土群落才会恢复。一百年的时间相当于三四代人,圆明园把经过长期自然演进形成的乡土群落铲光,就意味着这三四代人不知道圆明园遗址到底是什么样子。说穿了,就是三四代人没有一本很好的历史与自然的教科书了,荒了。

     新京报:在圆明园里,可以看到“不准采摘野花野草”的标牌;而与此同时,管理者却大规模砍伐林木,毁坏植被。这种对比很是耐人寻味。

     俞孔坚:我注意到了这种现象,还拍了对比照片。为什么普通游客和老百姓连采一点儿野花野草都不允许,而管理者却可以开动多台挖掘机来搞“三光”,这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性质相符吗?尊重普通人,如同尊重普通的乡土物种,这便是我倡导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做到这一点了,离和谐社会要求的人地关系的和谐也就不远了。

     访谈动机

     3月22日,世界水日。这本是平常的一天,没人会觉得,它会和圆明园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兰州大学客座教授张正春一声激愤的呐喊,让这一天不同寻常:因为湖底防渗工程的修建,圆明园正在遭遇环保危机。

     圆明园,就这样再次以牺牲者的形象,悲凉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持久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我们是要帝王式的园林,还是要平民化的公园;我们是要悲剧的民族遗产,还要喜剧的挣钱工具?我们是要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还是要病态的人工制造场景……

     面对已面目全非的圆明园,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仅事关圆明园的命运,也关系着中国许许多文化遗产的未来。

      链接

     2月17日,圆明园管理处透露,圆明园西部未开放区二期环境整治工程正式拉开序幕,其中就包括挖湖堆山等。

     3月22日,兰州大学客座教授张正春目睹防渗膜铺设工程,随后,媒体披露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遭专家质疑的消息,圆明园管理处回应说,在湖底铺设防渗膜是一项改善生态环境的节水工程。

     4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在《新京报》发表评论文章,对圆明园西部的部分林灌被毁提出质疑,认为它比防渗工程更具破坏性。

     4月13日,就防渗工程的环境影响问题,国家环保总局举行听证会。

     本报时事访谈员 曹保印 王爱军 北京报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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