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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从印尼经验看中国未来转型
(博讯2005年9月12日)
    
    
     (博讯 boxun.com)

    
    
    
    


温克坚
    
    
    1998年印尼民主化是一个大事件。2亿多人民从此告别了苏哈托的独裁专制,逐步走向民主和自由。因为参加2004年印尼总统直选观摩的缘故,我对于印尼转型过程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并且曾经在我的“印尼,1998”小文中作过一些阐述。概括起来,98年亚洲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导致了苏哈托权威体制的垮台,而在接下来的的政治转型中, 由美家瓦蒂(Megawati)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由阿明莱斯(Amin Rais)所推动的社会精英群体,以瓦西德(Wahid) 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力量,加上以维兰托(Wiranto)主导的军队开明力量之间的合作和搏翌共同为专制垮台后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秩序, 以及民主化的主要动力。这个民主化进程是痛苦的, 颠簸的, 印尼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民主化没有逆转, 以2004总统成功直选为标志, 民主制度在印尼基本固定和成熟 。
    
    
    印尼经验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它再次证明建立在经济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是脆弱的, 苏哈托30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没有挽救他的权威体制.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当前拒绝政治变革的执政集团在犯一个同样的错误. 另一方面,印尼的经验预示着中国未来转型的模式很可能是危机导向型的, 而不是威权领导层所主导的强制型变迁. 当然苏哈托最后的政治挣扎也值得所有的独裁者借鉴, 那些试图避免齐奥塞斯库命运的独裁者都应该向苏哈托学习.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印尼民主化的各种动力机制对中国未来转型可能具有的参考意义. 同样是专制体制, 很显然印尼和中国具有很多的共性, 比如公共权力的垄断及其腐败 , 对政治异议的打压和控制, 媒体和信息的封锁等等, 甚至在社会经济地理民族等方面, 印尼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也跟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有相似性. ----不过, 本文对这些相似性不予分析.
    但是苏哈托的威权体制和中国的极权体制(或者说后极权体制)毕竟是不一样的, 这两种体制下演绎出来的社会力量差异更大, 根植于印尼社会基础的民主化动力谱系,却似乎无法在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中找到各自对应的影子, 这在某种程度上令我觉得中国未来和平转型的前景渺茫。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法政传统方面来说,印尼1945年宪法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 政制架构, 权利条款,司法独立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元素在这部宪法都得到反映. 这部宪法经过短暂的实施后, 就在后来的政治纷争中被搁置, 以苏哈托个人独裁为实质内容的"新秩序"大部分时间之内替换了这部宪法所代表的法律秩序. 这部宪法虽然大部分都处在休眠状态,但是它从来都没有被废弃, 它的影子一直都在各方政治争斗的舞台. 它在理论上一直提供了政治反对派的空间, 并且是政治反对派的价值基础之一, 回到1945宪法是政治反对派可以利用的名正言顺的道统. 也许因为这部宪法, 印尼的政治反对派虽然举步维艰, 但是从来没有被彻底消灭过. 苏哈托的"新秩序"垮台以后, 1945宪法自然而然的起死回生, 成为各个反对派共同接受的政治共识. 这大大降低了社会重新寻求政治共识的时间成本和风险.
    
    相对比来说, 49年以后, 大陆当权者在法政领域进行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并且是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 从宪法变迁的角度来看, 54年宪法基本没有实施, 老毛公开号召实行人治, 更晚时间的75年宪法,78年宪法也因为政治斗争而匆匆消散. 这些革命的后果是, 政治斗争造成的社会无序成为基本秩序, 法律的社会基础基本被摧毁, 在社会价值层面, 人们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和共识. 恐惧促使人们内心流亡, 人和人之间相互警惕.
    82年修宪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实用主义的, 也就是给予经济改革提供宪法背书. 在政治社会层面, 82年宪法基本没有改进, 依旧是特定集团垄断所有政治权力的保证书, 现代政治的价值理念依然缺席.
    
    这样的法政架构造成的一个困境是, 宪法无法提供一个价值指引, 未来的政治变革不仅仅需要在推翻不得人心的专制上达成共识(这是相对容易的),还需要在宪法层面重新凝聚共识, 甚至在制度层面和行政层面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 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进行这种"政治立约"无疑是颇具挑战性的, 尤其是当政治变革是危机导致型的时候,同步到来的经济社会危机, 包括可能的民族危机不可能给予这种"政治立约"充裕的时间, 短时间内对基本宪政架构达不成协议, 意味着社会混乱,甚至崩溃.
    现在的权力集团对于这种前景并非没有预估, 但是他们迄今并没有展现对转型的准备和诚意, 他们的话语体系还是一种标准的"意缔牢结", 显示的是刚性权力结构的典型傲慢. 另外更加可怕的是, 由于信息和新闻封锁, 参与公共事务的各个群体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观念整和, 对于现代政治的一些基本元素缺乏充分的理解, 更别说对未来的制度框架达成共识了. 因此同样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群体, 居然有人表达出"打倒贪官,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诉求, 而各类威权主义的言说, 反民主化的言说大行其道就更不奇怪了.
    没有一个基本价值的指引, 产生不了民主化必要的动能, 提高了转型的成本, 增加了转型的不确定性.
    .
    
    跟上面这种法政传统高度相关的是政治参与者行为模式的差异.
    
    在中国, 既有宪法一方面太陈旧, 另外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弹性, 无法提供民间政治参与者的空间, 那么
    任何试图引进现代价值理念的努力都是高风险的, 中国政治参与者面临着一个更为凶险恶的社会环境.
    因此, 在中国的公众视野里,我们看不到象印尼当年那群色彩鲜明的政治参与群体.
    
    与苏哈托的威权体制相伴随的是, 印尼从来不缺乏一个有形的政治反对派.
    美加瓦蒂, 这位印尼国父苏加诺的女儿,尽管事后看来, 并不具备什么政治天赋, 但她是天然的反对派政治符号, 苏哈托对她的不断打压反而抬升了她的政治形象. 在苏哈托时代的权力竞争的舞台, 美加瓦蒂虽然一直都是失败者, 但是重要的是她坚持下来了,她一直都在舞台, 印尼民众可以看到她, 可以感觉到她的存在, 她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她所承载的政治理念可以穿透印尼社会,是印尼后来民主化的前期投资.
    
    49年以后大陆历史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 但是这种政治斗争往往仅仅体现为权力斗争, 没有理念的区别, 对社会没有意义. 另外, 中国的政治斗争比印尼的政治斗争更血腥, 政治反对派的下场是肉体消灭, 它相应的社会意义没有被延续和继承下来, 这种政治斗争对未来没有意义.
    另外,客观的来看,一党体制比个人独裁体制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吸纳功能. 在中国, 很多政治失败群体的后代都被体制重新吸纳. 比如现在的太子党群体,父辈往往在文革前后受到种种磨难, 而现在政治上都得到优待,重新成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 很难想象, 美加瓦蒂可以接受苏哈托的"招安", 因为这种政治对立搀杂了复杂的人格化因素.
    因此, 作为结果之一,就是虽然49年以来政治斗争异常频繁, 但是在权力的舞台上, 没有政治反对派的声音. 舞台上虽然打打杀杀, 但是剧本只是唯一; 在这片土地上的公众, 虽然早已厌倦这出戏, 但是他们的思维却被剧本格式化了. 民主化不但缺乏积累, 反而处是赤字状态.
    没有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是可怕的. 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里描述的, 执政当局与反对派的互动是民主化进程中最关键的关系之一, 很多时候, 民主化是政府和反对派共同推动的结局. 没有政治反对派, 意味着没有这种互动, 没有这种互动, 意味着民主化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 对于执政集团来说, 只有通过和反对派的政治互动, 才能成功转型. (有朋友称为"解套") 没有这种互动, 意味着没有未来.
    
    
    在印尼,除了美加瓦蒂为代表的政治反对力量, 还有象阿明莱斯那样代表知识精英阶层的准反对派力量. 在98年之前, 阿明赖斯并不直接组织政党, 参与政治竞争, 但是他多年以来坚持对苏哈托体制进行温和的理性的批评, 在公众中积累了巨大的声望. 在专制体系无法维系之后, 对于那些跟政治竞争双方都不沾边的群体来说, 阿明莱斯的言行就是风向标, 足以影响他们的行为. 在98年专制倒塌前后, 阿明赖斯的影响力简直如日中天. 在政治市场上, 如果说美加瓦蒂为代表的政治符号是苏哈托权威体制的替代品, 那么是阿明莱斯为代表的公众力量给予这种替代品必要的背书. 阿明来斯这类公众人物的存在, 化解了政治混乱期间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这个意义上, 也可以进一步分析瓦西德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 瓦西德的影响力建立在独立的社会基础上, 他是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的领袖, 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 从事繁多的宗教和慈善实践. 但是瓦西德并不是苏哈托体制的批评者----事实上他跟苏哈托关系不错, 他多年的角色基本上是宗教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 但是苏哈托体制垮台以后, 权力真空的"时世"渴望"英雄", 他的社会影响力迅速的转变为政治市场的硬通货, 而他则成为政治新贵. 事实上, 在苏哈托之后的首次选举中, 瓦西德通过高明的权力整和, 获得了总统的宝座..---虽然到最后, 这个职位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荣耀.
    政治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东西. 但是政治显然不仅仅表现在权力的舞台上. 瓦西德的成功经历其实是印尼版的"非政治的政治", 在社会和宗教领域进行耕耘积累起来的资源都可能是通向政治领域的捷径. 关键时刻, 资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拥有资源的代表人物往往是社会重新回归稳定的最重要力量.
    
    从以上这两个角度来扫描今天的中国, 结果大抵是令人沮丧的. 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 我们没有那种标志性的人物已经很久了. 曾经有过的那些要么退出江湖, 要么在阳光下破碎了. 我们还看不到中国版的"阿明赖斯". 而那些拥有形形色色资源的人物都被当局统战到政协里去了. 在这个意义上, 不得不佩服一党体制的政治吸纳能力.
    而在中国, 当局的行动指南是" 把XXX消灭在萌芽状态", 因此, 他们不仅仅垄断政治, 他们也控制社会, 限制宗教, 他们对那些没有政治色彩和政治诉求的组织同样保持警惕, 这里没有生成类似瓦西德这种社会领袖的空间.
    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 缺乏可视的政治符号, 缺乏标志性的人物, 民主化就象一列车, 没有司机, 没有方向盘, 在没有路标的道路上行驶.
    
    这似乎是一幅令人悲观的图景. 但是我知道用这种机械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比较,其实是可笑的. 民主化从来不遵从一个简单的模版. 印尼的转型经验只能提供一个视角, 它不提供路径. 每一个大国转型都是独特的故事. 如果非要寻找什么共同基础的话, 那就是追求自由的人性, 无论是印尼,印度还是中国人, 在追求自由这点人性上是相通的, 而这种人性是民主化源源不断的动力. 专制制度可以暂时压制这种动力, 但是它终究无法挡住这种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除了乐观, 还应该乐观.
    
    这种对比的局限性更体现在它只是从静态对比得出的一个结论. 不错, 从事后看来, 印尼的政治转型过程的确跟这些政治参与群体关系极大. 但是罗马不是一日造起来的, 美加瓦蒂, 赖斯, 瓦西德等构成的政治参与群体也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 他们都是经过十多年的斗争演变最后才露出峥嵘的. 评论者往往只关注他们在镁光灯下的那一刻, 而忽视了他们十多年的持续不断的坚持. 民主化就是一场接力赛, 每一棒都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荣誉往往只在最后一刻来临.
    
    在中国的公共舞台上, 镁光灯照耀下依旧是那些僵化的老脸, 对于公众的厌倦竟然视而不见. 但是谁又能否认在舞台背后, 在人群中, 有数不清的群体在为剧本的变换, 为角色的变换而跃跃欲试. 古诗云, 沉舟侧舨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是的, 一方面矛盾交织, 乱象滋生, 另一方面, 建设性力量在生长, 希望也在生长. 那些关注公共事务并有一定敏感度的人们, 都可以感受到社会的这种脉动. 仅仅从最近一年以来,公共舆论的拓展, 维权态势的蔓延, 公共人物的成长, 政法系的发育, 军队开明声音的出现, 网络自由派群体的壮大, 都是解读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维度, 预示着政治转型的日益临近. 事实上, 正如人们经常引用的另一句古诗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 现在要准确的描述各种逐步汇合的民主化动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 虽然有种种迷惑, 但是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变化正在发生. 在这个时候, 悲观简直是毫无道理的.
    
    也正因为这种身处历史的迷惑, 那么印尼的经验也许可以带来些许启迪. 在我看来, 这些启迪不仅仅包括为未来刻画一个必要的远景, 制定一个路线图, 为民主化列车装上必要的导航设备, 催生适当的驾驶团队. 更重要的是, 要加满油, 因为列车也许要行驶很多年, 才能到达目的地.
    
    
    2005年9月10日完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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