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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方领导称马克思主义过时 中央花巨资整顿
(博讯2005年11月04日)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覃爱玲/北京报道 (博讯 boxun.com)

    
      主要要能体现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0月26日,记者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李崇富。他正在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之一道主持筹建工作的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程恩富。
    
      200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13次集体学习,李程二人曾作为主讲老师,一道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进行讲解。
    
      据介绍,如无意外,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将在今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时正式成立。而这一学院的成立,是配合中央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工作之一。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其后,多个部门均有行动。
    
      以“工程”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教材提纲由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
    
      据了解,这一工程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由中宣部负责,由一批资深专家组成工程咨询委员会。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也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领导小组,统一组织课题的研究工作。
    
      包括中央党校、社科院和国防大学在内的全国七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中联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和中宣部等,都承担了相应的任务。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是这一工程的重要专家之一,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年多前中央在决定实施这一工程时,主要布置了五项任务:一是加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这三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新翻译阐释;三是建设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四是编写能充分体现具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本高校基本理论教材和能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六本高教重点教材,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后来又加上了四本高校政治理论课公共课教材,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五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建设。
    
      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是该局实施这一工程的课题协调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将这一工程的任务概括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对马克思基础理论的研究、高校教材的编写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关于工程目前的进展情况,严书翰告诉记者,首先是根据课题研究需要成立了相关的课题组,制定了规划:一共20多个课题组,每组约15到17人,有的年事已高的专家,要有工作班子协助工作,第一批专家队伍有200多人,还在不断扩大,现在大概有300多人。
    
      工程领导小组还组织20多个课题组的专家到国内外考察,了解世情国情,已经组织了11批;开了十几场研讨会。
    
      教材的编写也取得了进展,前述13本教材中,四本公共课教材的提纲已经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三本基础理论教材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和六本重点教材中的三本的提纲已通过了学术咨询委员会的审定,正等待政治局常委审定。
    
      据介绍,所有的教材提纲首先要通过工程咨询委员会的审定,然后报政治局常委审定。
    
      “一本教材要直接由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可见中央对此的重视程度了。”严书翰强调。
    
      在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四个一批”,即培养一批年轻的理论家、节目主持人、记者和编辑,第一批共80人已经选拔了出来。
    
      按照计划,这一历时10年的工程,三年要出阶段性的成果,即13本书要出齐,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有进展。
    
      “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
    
      按照程恩富的说法,中央实施马克思工程,一个是完成工程本身的几项任务,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通过这一工程,带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程恩富认为,现在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抱怀疑态度,是因为根本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
    
      正在筹建的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对工程有重要的意义。据李崇富介绍,新的学院将比原来的马列所研究范围更大、人力更强:原来马列所的编制是75人,现在学院中编办定的是200人,学科建设更全面,将成立五个研究部,分别研究马列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十六大以来重大理论问题;国际共运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像越南、朝鲜、古巴等,各国共产党的发展,以及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等。
    
      同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从原来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准为一级学科。
    
      由经济科学出版社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丛书”于9月隆重推出,一些部委领导和重要的专家学者出席了首发式。
    
      据严书翰介绍,他所在的课题组也会围绕工程的主要课题进行一些延伸研究。
    
      每本书投入至少100万
    
      按照预算,课题组去年设定的启动资金是2000万元,这样,平均到每本书约为100万元。
    
      严书翰表示,一本书花这样大的成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
    
      根据严的测算,现在一般学者出一本书,五万块钱的成本足够了,而他此前出版的供中央党校使用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成本更大一些,不过10万元也已足够。
    
      严书翰参与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编写组在全国六所高校进行了调研,主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老师的需求,据此拟出的大纲已经通过13稿,并且还在修改。
    
      严表示,教材大纲谈不上标新立异,从理念上来讲主要有三点:一是主要要能体现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二是坚持一脉相承;三是要关注当代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
    
      “比较遗憾是一些最前沿的东西没有能进入教材,因为教材着重稳定,写进去的是要有共识、没有争议的内容。”
    
      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程恩富告诉记者,新教材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治国思想,像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都会写进去。
    
      杨金海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用的基本上都是前苏联的教科书,像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
    
      “1977年时我进大学,用的教材还是中国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编写的,没有脱离那个框架。”他说。
    
      一些过去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被放进去了
    
      杨金海表示,目前的教科书与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各地不统一,而之所以现在编这样具有权威性的教材,是因为很多问题可以总结了。“改革20多年的实践,许多问题已经弄清楚。当然也要有一些新观点,但是不可能等什么都弄清楚了再搞。”
    
      据了解,以上述首批重点的13本高校教材为主,以后还会扩大到140—150本教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而程恩富提醒,希望这些新教材的出现不阻碍各地学者的创新,应当同时鼓励各种版本的教材。
    
      据杨金海介绍,经典著作编译组主要负责经典著作的重新审理修订,具体有两大工作,即2007年前要出版10卷本重新翻译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此次将根据国际上通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进行;二是2007年前出版五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
    
      杨金海表示,一些过去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现在被放进去研究了。例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过去讲马克思主义时,这个基本不讲。还有马克思关于全球化、世界市场的思想,恩格斯和列宁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这些从前的教科书中基本都不讲,现在也要把它们挖掘出来。
    
      “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将理论与现实更好地结合”
    
      “我到一个地方考察,当地的领导跟我说:你们现在还搞马列主义研究,不合时宜啦!”杨金海对此很感担心,“在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上,我们现在一些人思想比较混乱,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重大事件,都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有关。”
    
      他表示,在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比较弱,自由主义思想明显。
    
      “我们搞过一个调查,发现在有的大学里面,讲哲学的不愿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经济学的不愿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大量的西方原版教材引入,没有导论,也没有说明,完全照搬西方,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
    
      而他认为,苏联解体的教训,最根本的是丢了马克思主义。
    
      李崇福则表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向受到了党的高度重视,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发展,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是客观上在一些人那里存在理想信念淡薄的情况。
    
      “不能将传统马列主义与中国马列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对立起来,基础不能丢掉。我们应该知道,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是传统的马列主义。”
    
      杨金海表示,现在的情况是,中央是很开放的,不存在思想束缚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论怎么适应形势需要。“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将理论与现实更好地结合。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要分开,要把道理讲清楚。”
    
      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理论产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晏智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结合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来看,完全按照传统的理论,不可能搞现在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是现在要建设的和谐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和按劳分配与多种要素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也都不可能存在。
    
      杨金海认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很长时间坚持的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模式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解。
    
      晏智杰表示,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而在此后一段时期的建设中,由于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走了弯路,直到邓小平搞改革开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实践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才取得了现在的巨大成就。
    
      在中共十六大上,“三个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三大理论成果,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晏智杰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的理论成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理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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