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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的榜样教育
(博讯2006年1月20日)
    中国是一个善于以积极人物榜样作为群众教育的国家。这一点,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中早就有无数例子。西方文化并非不流行这一套。欧美也有不少名人传记,但更多的是近代或当代的精英或名人,且多是工业革命以后的。
    
     古罗马与古希腊都很早发展了民主社会。西方意识向来较尊崇个人,或许就这原因,西方传记多数也只属纪实式,很少刻意使之榜样化。 (博讯 boxun.com)

    
    榜样化并非不好。从古代圣贤直至现代志士,中国文化里的模范榜样不胜枚举,说白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我人格”的社会教育。社会上的个人,在有意识地要成为一个成熟社会公民时,都会考量到这样一个“我人格”。
    
    榜样教育,具有正面肯定与积极鼓励作用,假如能巧妙地配合需要,在社会上就能起潜移默化的力量。
    
    中国近年的榜样教育是越做越多,也越做越细。记得90年代北京处处川行的巴士,车身外皆大书“学习李素丽”。当时虽不清楚“李素丽”何德何能,却能隐隐然感受到这活动在社会上的激励气氛。
    
    今天,中国的榜样教育更深谙如何与现代媒体及社会活动相互配合,如新闻里夹入《永远的丰碑》环节,每日介绍一位为国效忠的人物。
    
    又如从2002年起每年都进行的《感动中国》人物遴选,还有为国争光人士的《中国骄傲》、央视二台对英勇舍己救人的《英雄中的英雄》投选。这一系列活动,都因为与社会群众以公开投选形式互动进行,而引起了广大的关注。
    
    即便一些人基于个人认同理由,对这类节目并未给予公正的评价,或许因这类遴选背后难免带有一些利害权衡,但仍无法否定榜样教育每日近距离的灌输,确实具有它一定的——即使不是显现——的思想作用。也幸好因为能有这些作用,才能与今天中国日益急速物化的群众思维维持一点积极的挣扎、冲突与抗衡。
    
    以中国的幅员和人口的辽阔与容量,以及今天科技媒体已能遍布并畅通无阻的现况,再以人民经济处境明显日益两极分化的现象来看,谁都无法闭起眼睛向群众自说自话地说教。
    
    有回,我与一些北京友人从电视上看到工资微薄的17岁消防员因为冲入火场救人而不幸牺牲,其中有人客观分析这名孩子是救火经验不足,甚至有人说他无知。但从说这些话的人的神情里,我其实也察觉到神情底下其实有着一份对人性无私大爱的真诚尊敬。
    
    归根结底,东方伦理思维始终是站在“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基础上,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东方社会里,这种榜样教育还能有感染力的原因。
    
    无论其潜移默化需要多长久的时间,就凭着能让人们在神情“底下”能有真正感动,在发展自己“我人格”的同时能设想到自己对社会的公正义务,那我认为,正面的“我人格”教育已经达到目标。
    
    当物化思维已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现实时,这种时刻提醒正面“我人格”的社会群众教育更是一点都不能放松。也许其力度在表层现象上远远不及物化的引诱,但是,也许教人难以置信,尽管中国人如今每日几乎都活在利害权衡的一堆数字里,但是从很多社会案例也能看到,当中国人民有需要站到“中国人”这身份的前沿上时,平日的潜移默化就是他一份可以掏出来的精神储备。
    
    同时也证明一点:中国自古以来不胜枚数的榜样教育,和今天以至未来相信仍会发展下去的榜样教育,将继续成为人文社会里一份永久的精神典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不久前对《感动中国》还给过一番建议,他认为针对现在中国社会上的需要,榜样教育除了《感动中国》之外,也应该举办《责任中国》。有了感动、有了骄傲、有了牺牲的大爱,为了更好的社会秩序,确实需要人民拥有更正确的责任心,何怀宏这点针对性建议,更可说是一言中的,振聋发聩,引人深省。(联合早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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