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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的试验: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9日 转载)
    
    来源:德国之声
     去年年底,西南德意志电台播出一台长达45分钟的专题讨论节目,题目是“一场伟大的试验-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该节目是从北京德广联的录音室播出的,主要参与讨论的有德国“世界报”驻京记者乔尼-埃尔灵和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约尔克-武特克。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收听了该论坛节目,并将最精彩段落摘出来与您共享。 (博讯 boxun.com)

    
    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中国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的痕迹?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否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呢?
    
    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中国不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大家遵守。大型国营企业就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他们像是国中之国。中国目前大约有160家这样的公司,一般是在石油、电讯这些敏感领域。另外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同时党又无处不在。工会也受到党的控制。我的印象是,中国目前的体制是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加上列宁主义的政党体系。”
    
    武特克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控着中国的核心部门,但距离北京越远,共产党中央的影响力就越小。2002年,江泽民将共产党对私营企业家开放,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明智的决定,顺应了中国的发展现实。但共产党要控制所有的生活领域已不可能。
    
    在德国“世界报”驻京记者埃尔灵看来,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端是缺乏三权分立:“经济领域中也没有,没有工会,没有劳资谈判。所以共产党就必须扮演最高法官的角色。它必须不断地对社会现实做出反应,比如社会公正问题,现在共产党又把环境保护写入了党章。这样的机制目前还能运转,因为共产党不试图将历史倒转。但更好的当然是实现三权分立,这样体制中的失误能够更快地被发现。”
    
    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对很多社会领域的监控,当然对民间反对派的形成,政府毫不留情地加以干涉。党内的理论家也在考虑,在哪些方面,共产党必须保持权力垄断。
    
    对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住其权力地位。
    
    在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稳固的:“中国共产党的可信度在于过去20多年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子越来越好。共产党向人民表明了,它懂得管理经济,保障社会治安,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使它在民众当中有威信,尽管它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如果自由选举的话,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投共产党的票。对共产党来说,重要的是组建一个有能力驾驭中国目前复杂局势的政府。党和政府不是一对一的。比如中国政府中现在有两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因为他们有才干。所以,共产党也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开放如此迅速,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管理。但又不能忘记党是领导一切的。”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埃尔灵说,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个人过河,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他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摸索着向前。但邓小平没说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滑倒、栽进河里的危险。邓小平认为党是强大无比的,可以做任何的尝试。比如90年他说开放股市,如果发现错误,第二天就可以关掉。但是现在,中国已完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政府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蕴藏着不可逆转的风险。”
    
    在惊叹中国发展的同时,不应忘记中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与30年前相比,日本、韩国和台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武特克说:“目前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台湾、韩国、日本模式的翻版,只是规模要大得多。日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韩国则更是一个很小的省份。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也都曾经是一党专治,也曾经是农业占主导的社会。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滞后20年,目前中国每年将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城市化。等于每年新建一个纽约市。今后20年还会继续下去。有朝一日,中国也会发展到台湾、日本、韩国的水平,完全城市化的、人均收入想到高的社会。问题只是,到那个时候,共产党将何去何从?”
    
    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源自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中国的社会传统?
    
    “世界报”驻京记者埃尔灵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中国目前致富的可能性很多,也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与我们在德国对腐败的理解完全不同,不是用几百欧元换一本护照。在中国可以用土地作交易。你通过与某些官员的关系,得到对土地的支配权,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这给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武特克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看法是:“中国并非一个本质上腐败的社会。中国的发展模式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增长,腐败只是一个附带产品。根治腐败的关键是要有一套透明的体制。但透明度不是中国领导层中每个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
    
    回顾中国过去的30年,不能不提六四。“六四”对中国来说是个转折点吗?
    
    埃尔灵说:“我总是避免使用转折点这个词。六四是中国人的噩梦,是中国人没有愈合的伤口。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为六四平反的前提条件。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对很多学生、学者来说,六四是一场深深的失望。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落了空。但中国很快就以规模浩大的经济攻势掩盖了这一伤痛。”
    
    六四之后不久,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国意识到,社会主义并非千年江山。中国当时确立了江泽民的领导地位,但他也没有全力推动经济改革。在武特克看来,六四之后的几年显示了邓小平的伟大:“邓小平南巡,明确说致富光荣。江泽民这才支持改革路线。邓小平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走上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将是死路一条。必须让中国人感受到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邓小平也确实做到了。”
    
    对埃尔灵来说,邓小平一方面应当对六四负责,另一方面,他的实用主义政治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一片海阔天空。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禁锢。就在六四之后中国内政上噤若寒蝉之时,邓小平在坚决主张经济开放的同时,在外交上也打破了一系列禁忌,比如与韩国、以色列建交,鼓励台商去大陆投资,这在89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延续至今,中国经济生活当中还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吗?
    
    武特克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表现在中国政府仍然认为,核心经济部门必须受到保护,使它们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中国经济这50年是从无到有,但两百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0%到30%。所以现在中国的崛起应当说是重新崛起,他们决心培养自己的名牌企业,并让他们到海外去拓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免与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冲突。很多人会说,这完全应当由市场来调节,为什么要确立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呢?”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60%到70%已是私营经济,但核心领域仍受国家控制。而且国家刻意培植自己的大型康采恩。这是中国经济中仅存的意识形态。
    
    埃尔灵认为,中国维护这一意识形态的工具是爱国主义:“我不愿意使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国人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就像刚才武特克说的是重新崛起,中国人的说法是民族觉醒。他们要洗清过去100年中遭受的耻辱,抛弃自卑感。在这方面,有时难免过了头。”
    
    近年来,爱国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根本的任务是维护其统治地位。那么反过来,共产党目前非常担心其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吗?
    
    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说:“如果害怕的话,这也是很正常的。德国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不是也很害怕坐在野党的冷板凳吗?其实,共产党不担心丧失执政地位,因为目前中国除了共产党别无选择,而且共产党做得也很成功,中国大多数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可以告诉国人,8%到10%的增长率还能保持10到15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管理这样的高速增长,如何应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期望。他们会对政府说,我们现在缴纳更高的税,我们拥有良好的教育,我们去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们现在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
    
    市场自由和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导致民主化吗?
    
    埃尔灵认为,中国迄今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他认为:“市场自由和资本主义为人们争取民主创造了条件。如果民众为此而抗争,那么我们就迎来了民主化。中国也是如此。比如每个企业家都希望得到他所需要的信息。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他必须得到未经过滤的信息。所以他会要求政府取消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就是走向民主的过程。”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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