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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思: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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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14日 转载)
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思

    草原在呻吟,真正的草原儿女在哀叹,那些曾经在草原长大的达拉嘎们都在作何想?我们这点微弱的呼喊,但愿能振撼人们的心,特别是那些达拉嘎们。
    
     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摸索、探询,为草原寻找、实践出一条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草原牧民的生产生活,符合现代化市场经济形式的道路来。
    
     对打草似应严加管理和审查,绝对禁止恐难做到,但要对草场造成破坏的现象应严处,打草机和搂草机要严格进行技术鉴定并发放许可证书。记得插队时我们也打草,其搂草机是向上微弯的不会伤草根的。打草许可证应经过草场所有者牧民同意方可发放,否则应处罚和驱赶之。
    
新疆草原之行

    牧民救助的小狼,一付献媚、阿谀、讨好的咀脸,哪里有什么“高贵”和“骄傲”?挻会审视夺势的。
    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思: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阿尔登重輓马--来自前苏联,50年代最著名的役用马,一匹马可以起动4吨。
    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思: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新吉尔吉斯马,用于骑乘
    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思: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干旱的四子王草原

    
    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思: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思: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中国气象报 根据内蒙古四子王旗民政局资料,截至7月上旬末,四子王旗各地干土层10厘米以上,土壤湿度不足4.0%,处于严重失墒状态,小麦及牧草成片枯黄死亡,草原变黄,马铃薯生长严重受阻,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重是建站五十年来首次。
    
      干旱不仅影响该旗农牧业生产,也危及到人们的饮水问题,现全旗干旱程度已达重旱或特旱。其中油菜籽受旱面积25万亩绝收17万亩,小麦全部受旱绝收16万亩,玉米、杂粮受旱10万亩,绝收6 万亩,绝收面积占播种面积的50%以上。马铃署受旱也较为严重,目前尚未估计绝收面积,但减产是已成定局。牧区草场全部受旱,牲畜吃青不如以前,受旱草场 2000万亩以上,人畜饮水困难,受灾小畜达5万头只、大畜达5000匹(峰)受灾人口0.8万人之多。
    
      目前,该旗气象部门严密监视天气情况,深入乡镇开展旱情监测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生产、和防旱建议,积极配合全旗抗旱工作。
    

恢复草原: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草原恋合唱团: 农地和草场的退化是中国的一个严峻问题,特别是在其西部和西北地区。它导致土壤侵蚀、洪灾、沙漠化和沙尘暴。为了和这些问题斗争,中国政府从2000年起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名为“退牧还草”, “退牧还林”的恢复草原计划。农牧民因为他们停止使用他们的土地,将之恢复为森林或野草地而获得补偿。
    
    本文考察问题特别严重的一个案例——内蒙古,后者被指责要对北京的沙尘暴负责。本文将阐明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解释新政策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内蒙古是中国北部的一个很大的自治区,和蒙古国接壤。它的草原曾牧养了很多的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但是近几十年来,草原退化甚至沙漠化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出现。
    
    由于相信问题的根本是过度放牧,政府将限制甚至禁止放牧作为政策的重点。然而,为什么蒙古草原上畜牧已经进行几千年了,而只是现在草原才退化呢?我最近走访了内蒙古,并采访了一些草原生态学家,他们所观察到的草原退化原因和主流媒体不同。
    
    除了过度放牧,农业和土地分配模式的改变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更大原因,即原生文化的衰落的结果,——而这种原生文化比现代的土地使用方式更适应当地的环境。
    
    衰落的一大原因, 是近年来以分田到户和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对原生文化和传统生计破坏极大。由于远离海洋,内蒙古的降雨很少而且不均匀。大部分降雨集中在夏季,那时海洋的风吹到这里。这里的气候是大陆性的,夏季较热,冬季寒冷,每年积雪覆盖地面几个月。在冬春季节,如果地面植被或积雪覆盖不足时,强劲的西风就会扬起沙尘暴。
    
    由于当地降雨年度差别达到几倍,蒙古草原的牧民过去是游牧:哪里有降雨,他们就将牧群赶到哪里。他们生活以社区为中心,没有土地私有制。由整个社区养育小孩和照顾老人,这和现代的核心家庭形成鲜明对比。游牧生活使保存除了必要之外的任何货物都很困难,这阻止人们争取更大的剩余或者以物质拥有物相互比高低。
    
    总的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使社区能够在不过度使用自然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对于为他们的农耕传统感到自豪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总是显得贫穷而落后。
    
    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开始,中国的统治者一次次地派遣士兵和农民到内蒙古垦荒和保卫边疆。这经常导致土地退化和环境恶化。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它继续认为游牧生活落后并努力想使之现代化。在最近几十年,大片的土地被开垦和作为定居点。
    
     由于牧民总是不太愿意从事农业并且不太擅长农业,这些计划导致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民大量涌入。新的被转化的农地需要广泛的灌溉,而在土地退化前往往只有几年的好收成。在农闲季节,由于缺少地面植被的保护,大风就会带走表层的土壤。
    
    蒸发率很高,被灌溉的土地很快盐碱化。即使这样的土地被放弃,破坏仍然还在。根据在一个县实施的个案分析,在该研究进行时期,大约一半的耕种土地弃耕,被弃耕的农地产草量仅仅只有邻近草场产草量的三分之一。
    
    1949年以来,内蒙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草地变成了农地,这些问题就大范围地存在。还有几种实践也使土地进一步退化。由于湿地的土壤肥沃并且容易找到水源,所以很多湿地被选中用来转化为农地。
    
     结果是,周围的土地经常变得很干旱。老鼠和蝗虫就繁殖起来,因为它们的天敌没有生存的栖息地。地表水的过度使用和地下水的过度抽取用于灌溉使地下水位下降,由此导致很多多年生的草类和灌木衰退或死亡。
    
    采矿业和别的高污染工业在近些年也出现,消耗并污染了更多的水。由于这里的河流大多为内陆河或季节性河流,污染的后果就高度集中并持续时间很长。所有这些因素减少了剩下的草原的承载能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牧民继续他们的流动和集体生活方式,因为传统的氏族和部落在中国政府的“人民公社”体制中找到了相应的立足之地。人民公社体制确实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包括公共教育和医疗,这些至今被牧民所称道。
    
    然而,在1984年,这一体制被“家庭联产承包制”所取代。尽管土地在官方名义上继续属于公社,但它的使用权被分割和分配给一个个家庭。实际上,所有的家庭各自在几平方公里的孤立的牧场上定居。
    
    税收的多少和牲畜的头数成正比, 于是当地政府大力鼓励牧场饲养更多的牲畜。理所当然,这些政策导致过度放牧。人口增长了,而每个家庭努力饲养更多的牲畜。他们被政府和现代消费文化鼓动。他们也需要更多的牲畜或者金钱以为未来的紧急情况做准备,因为传统的来自部落的支持已经没有了,而公共的教育或医疗由于缺少集体经济的支持而衰落或崩溃了。
    
    栅栏建立起来以分割牧场,这些不仅昂贵,而且需要稀缺的木材,并伤害野生动物,这导致鼠害虫害更频繁爆发。更重要的是,栅栏结束了迁移。在雨量丰富的年份,牧场将饲养更多的牲畜,而在干旱的年份,土地则被过度放牧。土壤侵蚀很快就开始了,往往从牧场定居点或牲畜饮水点开始向周围扩散,这些地方被牲畜更多地啃食和践踏。
    
    在政策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家庭转而种植玉米或其他的高产草类以增补牲畜的食物,——如前所述,这些水和资源密集的活动对环境高度有害,并长期来说对生产不利。
    
    与广泛的看法相左,传统的牧民——那些已经放牧至少100年的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数是蒙古族,但是也有一些汉族——不应该对过度放牧负主要责任。
    
    一项调查发现,在一个特定地区有30,000头超过放牧承载能力的牲畜。牧民只应对其中的3000头负责;最近定居的农民为其中的8000头负责,而新到的外来者(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等等)有5000头,而政府雇员拥有14,000头。
    
    政府雇员在别人的牧场上饲养牲畜。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很低级别的雇员如教师也有足够的权力和特权要求牧民照顾他们的牲畜,而只给牧民很少的钱。由于不关心牧场的未来,这些政府雇员极少关心过度放牧。
    
    近些年,中国政府意识到过度放牧的问题并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退牧还草”项目中,牧民收到现金和谷物补贴以恢复土地。在有些地区,牲畜禁止在春季放牧;在有些地区,禁令是全年性的,牧民被重新安置到政府建的“移民村”中。
    
    根据政府的计划,在2006年以前,650,000 人将被重新安置。据政府的统计材料,截至2003年3月, 150,000牧民已经被重新安置。新定居的村民在“公司加农户”方式中获得新的谋生方式。
    
    昂贵的专门产奶的奶牛从荷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进口。每个家庭预定饲养几头奶牛,这样就可以通过向大的奶制品公司出卖牛奶谋生。饲料有两个来源:农业剩余物(麦秆,玉米秆等等)被卡车运来并被卖给牧民,每个人被分配1至2公顷土地以种植玉米或高产草类。奶制品公司将牛奶运到加工和包装车间,——有时有几百英里远,而最终产品经常要被运输到几百英里远的城市消费者手中。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新政策遇到了像以前的政策一样的问题。像早期的垦荒和定居计划一样,移民村从中国其他地方吸引来了很多的人。他们的生计依赖种植谷物和饲料,因此更多的草地被转化成农地。
    
    从2000年到2002年,大约100万公顷的草地被转化为农地或人工草场以种植谷物或饲料。化肥,农药,杀虫剂,水泵甚至拖拉机以相当大的代价被引进以垦殖新开发的农地。
    
    如前所述,农地转化是水的过度使用和土地退化的首要原因。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一政策就是“用油来灭火”。
    
    恢复和重新安置计划被证明非常昂贵。仅在内蒙古的一个部分——锡林格勒盟,中央政府在2003年提供了87亿元(1亿多美元),2004年提供了56亿元。每一个移民村都铺了公路,通了自来水,电,电话和收音机或电视机——政府认为的现代生活五要件。
    
    所规定的补偿也很慷慨,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总是履行它的义务。一个我采访的家庭只得到了不到5%的官方补偿。很多产奶的家庭不能赢利。以前,牧民以土地为生,出售羊毛,皮子,自制的奶酪和牲畜等去交换谷物和其他的必需品。他们的货物都不需要快速和长途运输,而且牲畜的多样性(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使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今天,这些家庭发现他们依赖单一产品——牛奶,而且只有一个奶制品公司收购他们的牛奶。在有些地方,他们只有在从同一个奶制品公司购买它的高价饲料时,该公司才愿意收购他们的牛奶。新引进的非本地的奶牛需要特别的饲料和其他特别的照顾,因为它们不适应寒冷的气候和当地环境的其他方面。
    
    在我2005 年6月的行程中,事实上所有我遇到的家庭都告诉我,他们从牛奶中获得的钱不够抵消饲料费。即使不算劳动花费,他们也亏本了。有些家庭很绝望,想要甩掉奶牛,但是,不幸的是,这些引进的奶牛的肉比当地的肉牛的价钱低得多。另外一些家庭还在指望政府将出台新的政策帮助它们。
    
    甚至对于乳制品公司来说,它们是否能从牛奶贸易中获利也是要打问号的,因为冷冻和长途运输花费很大。目前,它们的运营除了有来自政府的“退牧还草”计划的钱补贴外,还有来自出售高价饲料的利润的补贴。
    
    这些补贴扭曲了市场,伤害了其他公司。例如,北京90%多的牛奶市场被伊利和蒙牛两大乳制品公司控制,这两个公司地址都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离北京有400多公里。多家北京乳制品公司在这种竞争下破产了。
    
    由于牧民被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中连根拔起,社会问题因之产生了。那些得到很少补偿的牧民不得不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以谋生,有些人就加入到庞大的打工者队伍中去。那些得到足够补偿的人就留在移民村。然而,由于缺少任何独立的谋生方式,以及除了等待政府的扶持之外没有别的打算,他们产生了和美国印地安人类似的问题,包括酗酒和赌博。甚至在整个计划的核心地区即那些完全封闭以保护草原的地区,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虽然过度放牧需要制止,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放牧也是有害的。据当地生态学家介绍,食草动物对于草原的健康生长是必需的。一年生的草类在春季生长最旺,适度放牧能够抑止这类草的生长并为多年生的草类和灌木腾出生长空间。
    
    放牧对于营养物的循环也很重要。由于春季禁牧或者全年禁牧,一年生的草类生长越来越旺并越来越占主导,这样在冬季的风暴中土地就缺少植被保护。
    
    在有些地区,外来的高产草类,灌木和树木被种植,以努力恢复土地的植被。在引进外来植物的地区已经存在很多案例:入侵的物种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动机值得赞扬:它努力地想通过给予“退牧还草”计划大量资金来恢复环境。然而,以内蒙古为例,中国政府和它的许多科学家只关注过度放牧问题,把当地牧民当成替罪羊,却忽视了其他导致土地退化的因素。这很可能源于深信游牧生活方式是落后的,而现代化是解决方法。恢复的努力因之常常是方向不对并适得其反。
    
    那么可行的替代是什么呢?关于工业,风力很可能是一个比采矿或其他的高污染工业更好的选择。不应该支持开采矿产以环境代价换取短期收获的作法,而是应该开采这里丰富的风力资源,后者将可持续地提供绿色能源和税收。
    
    关于农业,一些当地的生态学家主张回到游牧生活方式;有些人在做切实的努力以恢复游牧生活的某些因素。例如,乐施会资助的一个项目将多个牧户组织成一个合作社,这样牲畜就可以在几个牧场流动放牧。
    
    毕竟,当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息了几千年。我们不应该试图将某种人工设计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而是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习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知识和经验。那些被安排在移民村里的牧民们,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曾经经历过游牧生活的牧民们仍然具有这种知识,但如果现存政策不改变,这些宝贵的经验会迅速流失。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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