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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报告:宗教信仰在中国:桎梏与出路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26日 转载)
    作者:石尔东 文章来源:维权网
    
     宗教信仰在中国:桎梏与出路 (博讯 boxun.com)

    
    ——基督教家庭教会信仰自由现状分析及改进建议
    
    
    撰写人:石尔东 (维权网协助)
    
    2010年2月25日
    
    
    
    
    目录
    
    前言: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一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问题
    
    1. 奥运会之后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的标志性案例
    
    (一)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取缔案
    
    (二)秋雨之福教会取缔案
    
    (三)北京守望教会案例
    
    (四)上海万邦宣教教会案例
    
    (五)白象教会选举案
    
    山西临汾教案
    
    2.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在
    
    
    第二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成因:政府对宗教信仰问题的基本观点及政策
    
    (一)执政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纲领性政策文件
    
    (二)执政党对宗教信仰问题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章、中国政府处理政教关系的模式
    
    (一 )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二)政府管制模式与《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第四章、政府管制模式的结果——对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评估
    
    
    结束语、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建议
    
    
    
    
    
    
    前言:宗教信仰自由—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则是其中的五大宗教,其它的如东正教、犹太教以及民间的各种信仰还有不少。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政府的宗教和民族主管部门都说各种宗教的信众总和有1亿多;但是,据估计目前应该已经翻了3倍,就是3亿多了。到目前为止,官方和民间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政府说,基督教的信徒在解放初约有70万人,1982年约有300万人,[2] 现在则有1600万。[3] 这些数字,1980年代之前的,一般认为比较准确,但是以后的官方数字是严重失实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的迅速兴起,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官方所承认的“三自”教会。现在有的推测说基督教的信徒有1亿多了,有的统计数字说有7千余万,[4] 而这个被认为比较保守的估计,也曾被大陆的著名媒体《南方周末》的文章所引用。[5]信众在30年间,也增长了将近30倍。我们不能否认一是由于中国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消灭一切宗教信仰和牛鬼蛇神的时代之后,宗教信仰的空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更应当看到,正是由于1957年以后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得中国人民彻底的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从而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在一个拥有庞大的宗教信众的今日中国,人们的宗教信仰的处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在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近12周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1周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1周年、在“国家保护人权”入宪之后,这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究竟在现实中落实了多少?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同时,妨碍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落实的主要障碍因素有哪些?对于建造一个真正和谐的使人人都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社会,我们能给出怎样的建议?
    
    
    这些,都是我们要在本研究报告中着力解答的问题。但鉴于时间和资源有限,我们将在本报告中以基督教信仰尤其是非官方允许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信仰为例来做分析研究,以此揭示凸现最近五年来在信仰自由这方面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在本研究的过程中,适逢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的家庭教会系统发生了一系列被政府定性为“非法”,甚至被宣布“取缔”的重大事件,鉴于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的密集性,及其在国内外已形成的重大影响,使得这一系列案例作为考察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标志性意义得到突显,因此我们在案例调查上将主要聚焦于最近五年发生的这些宗教信仰的重大事件,以期得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所存在的鲜活问题。进而我们将这些个案研究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根源,从而最终给出我们的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成员,笔者在长期参与家庭教会的信仰活动中,与所在教会及福音机构的带领同工们对于基督信仰在中国大陆的实际状况有着切身的感受,因此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家庭教会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并有机会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许多带领人或关注这一问题的活跃人士进行直接的访谈和研讨,这对笔者观察和了解近年以来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提供了帮助。在此笔者也要感谢为本报告提供家庭教会内部交流资料的人士,正是这些丰富的资料和信息,为撰写这份报告提供了选取的基础。但鉴于本报告的篇幅原因,笔者对各个案例的细节部分均做了裁剪,而更为完整的案例版本,则将另外安排刊出。
    
    
    宗教信仰自由,是所有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宣示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与此含义一致的,在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中,有着更为详细的国际法条文规定:
    
    
    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
    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无论表述为“宗教信仰自由”还是“宗教或信仰自由”,作为国际人权法肯定的一项重要人权,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文书或公约确立为普世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包含着如下的重要基本理念原则:
    
    
    一、明确了人人享有思想自由、良心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这三项人类对世界事物进行认识、思想、形成理念或信仰的精神层面上的全面自由的权利。这些人类的精神活动上的自由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事实上也是无法剥夺的。
    
    
    二、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这三项具体内涵既有分别,又有内在关联的权利并列在上述的公约文书中,即表明了对有神论、无神论、或者不信奉任何宗教派别或意识形态者平等的自由权利。这一平等的权利充分尊重了人人在思想、意识、理论或信念以及宗教层面上精神自由的追求、选择和保持的权利。
    
    
    三、表明了“宗教或信仰自由”,不仅仅是一项只局限于人的思想、精神层面的活动,而且是包括了大量实际可见的一系列“宗教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无论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具有戒律或教义的,以及包含敬拜仪式在内的活动,都是属于“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对于“宗教实践”活动权利的明确,即表明了对于宗教信仰自由采取“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宗教立法管制模式是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通行准则的实际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宗教实践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被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公理。
    
    
    四、任何人,包括国家法律在内,都不能将公民置于其宗教或信仰自由处于受到压制、逼迫的地位。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如果将某种宗教或信仰以法律的名义明确为居于领导的核心地位,即表明了其将其它宗教或信仰的信奉者置于受到压制及其逼迫的受损害状态之下。
    
    
    五、公共利益的保障原则。公民的宗教或信仰自由,若不对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形成损害,也不对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侵害,则不应受到法律的限制。此原则意味着各国政府应当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上建立健全其法律法规体系。
    
    
    六、未成年人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认可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意愿应当得到尊重。
    
    
    基于以上国际标准及其基本理念原则,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精神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的人权,不仅是一国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同时更因为这一权利与公民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等多项权利密切相关,因此,正如著名法学家刘军宁先生所言:“在现代自由文明社会中,可以说,宗教自由是宪政秩序下的第一自由。” 而“构成第一自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是先于其他一切自由的自由,二是它是使得其他一切自由成为可能的自由。”“在根本上,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宗教自由的背后是信仰的自由与良知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亦称“良心的自由”)。更简单地说,宗教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价的自由。所以,正是宗教自由赋予自由自身以意义。没有灵魂的自由,就没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没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顺应自己良知而不是强权的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核心。”同时“宗教自由绝不仅仅是信教人士的自由,而且是所有人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有良知……因此,自由信仰的权利是一项应该受到保护的绝对权利。”从民主宪政的角度,刘先生更有如下的总结:“实际上,宪政本身就是某种宗教观念的产物。宪政的价值基础源于宗教信仰。没有一个宪政国家的宪法没有某种源于宗教的“神圣”背景……没有以神圣为依托的宪法,就不是神圣的宪法……从这种意义上,没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没有宪政。没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没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宗教自由,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宗教自由置于一切自由之首。” [1]
    
    
    
    第一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问题
    
    
    奥运会之后中国大陆基督家庭教会的标志性案例
    
    
    2008年冬到2009年低,是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大陆基督教会曾经充满盼望的第一个年度。很多大陆家庭教会的领袖借鉴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韩国基督信仰得到迅速成长的案例,认为北京奥运会将会给中国大陆基督信仰创造出相对宽松的环境,从而使教会进入一个至少6到1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
    
    
    直到今年的9月份以前,这种乐观的看法在相对平静的氛围中还似乎在得到支持。但是这种期望随着9月份山西临汾(浮山)教案的爆发,到11月初,在一个半月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密集性的标志性教案,彻底击穿了这种对于宽松环境的盼望。
    
    
    
    在我们关注这些案例的继续发展的同时,通过回顾分析这些案例的典型性,我们将会发现,一年以来所发生的这些重要教案,不仅是过去30年以来中国大陆信仰自由状况的标志性总结,而且,这些教案的最后结果必将对未来大陆的信仰自由以及民主转型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得到这样一个初步判断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建基于我们清晰的看到,这一系列事件,事实上是政府与大陆民间社会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中最受关注的平台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
    
    
    
    本部分,我们首先将以案例形式,总结这一系列标志性案件所反映出的典型性意义。
    
    
     (一)“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取缔案
    
    
    1、第一家独立的全国性福音机构联盟成立
    
    2、政府对家庭教会联合会打压的主要事件
    
    3、政府宣布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4、教会联合会对被取缔的上诉及立场
    
    5、继续活跃的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小结
    
    
    1、第一家独立的全国性福音机构联盟成立
    
    
    秘密结社及其宗旨
    
    
    就在中国政府颁布《宗教事务条例》自2005年3月1日起生效的第一年,基督教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以下简称“教会联合会”)于2005年10月20日在紧邻北京南郊的保定市宣告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群体对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要求宗教信仰组织按条例进行登记的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反应。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领袖50多人参加了这次秘密举行的成立大会,并建立了联合会的组织机构。由来自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的张明选为会长,并推选了若干副会长以及分会会长。
    
    
    据该机构公开的资料,至2006年3月其网络事工已覆盖全国的20个省市区,涉及所在教会会众达30万左右。[6]而到了2007年的7月份,这个在基督教会内外均受到许多争议的机构却迅速成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教会事工组织。在该机构没有受到政府取缔之前,笔者曾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每月定期前往他们在北京举办的教会事工培训现场进行观察,或者是和会长张明选进行交流。张明选会长曾明确的说,至2007年上半年,他们的教会事工网络已经覆盖到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地区,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及时地保持与国际社会的信息沟通。
    
    
    
    该机构于2006年1月26日发布的《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使命与发展》的文告中明确地说明了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的使命,是服侍在主耶稣名下有需要的众家庭教会。所做的事工包括圣经培训、建立教会、兴办孤儿院、收养流浪儿童、照顾老年人、文字服侍、幼儿园、少数民族宣教、服侍北朝鲜来的难民、为受迫害肢体提供法律咨询援助等等”。并附列了该机构的近期计划及信仰告白 。[7]
    
    
    为什么不参加“三自教会”进行注册登记
    
    
    教会联合会在随后发布的《中国家庭教会 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的文告中说:“ 因为政府的宗教法规、登记条例的要求与圣经的原则抵触。”并详细说明了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家庭教会是完全不同于三自的教会,总结来说主要是:“三自教会以政府为首,以宗教政策为原则管理教会。家庭教会以基督为元首,以圣经教导为依据治理教会。”“三自会实行政教合一,顺从政府宗教政策,并参加政治运动。 家庭教会主张政教分离,在合乎圣经的原则下顺服政府,但当两者抵触时,是“顺从神而不顺服人,并愿为顺服神付上代价,就是走十架道路。” [8]
    
    
    会长张明选----城市教会与农村信徒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来自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的前理发师傅张明选,他传奇性的福音道路是教会联合会得以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1998年,张明选骑自行车在全国进行了4个月的“传福音、救人、帮助人、为中国祷告旅行”,他走过3万多里的路程,所到之处都与当地的教会负责人会面。这使张明选了解了许多各地基督教会和信徒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实。在历经严寒酷暑的福音旅程之后,张明选回到家便变卖家产,走向全国宣教,并于1999年元月20号将家搬到到北京。此后,这位“剃头匠”出身的老基督徒逐渐认识了许多北京城市教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徒。这为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奠定了条件,并使他成为了城市信徒与农村信徒之间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连接。
    
    
    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信仰维权色彩
    
    
    
    随着中国基督教人口已经攀升到约7000万,已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和学者皈依基督教,并把自己的专业特长用于解决宗教信仰自由这个问题上。而事实上,教会联合会最终成为了一个由中国家庭教会领导人、信徒和那些分享着共同目标,想帮助他们赢得更大权利并承认他们的信仰的律师们所组成的联合会。而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与教会联合会的名字经常连接在一起的律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律师;而且,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基督教信仰维权机构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教会联合会的媒体报道之中。这一切以及联合会实际上的信仰维权事实,赋予了教会联合会浓重的基督信仰维权色彩。
    
    
    由于教会联合会迅速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事工平台,他们的各项事工也开始受到来自于政府的各种干预和打压。而这些打压,则表明了中国大陆政府对于宗教及信仰自由的政策和立场。
    
    
     2、政府对家庭教会联合会打压的主要事件
    
    
    2006年3月1日,教会联合会副会长,安徽家庭教会领袖储怀亭等36名教会领袖和学生被拘捕。继周日聚会受到冲击,电脑等物品被扣押后,当日又有近60名手持警棒的防暴警察和便衣人员到其安徽淮北家中,拘捕了包括储怀亭在内的36名教会领袖和学生。警方并没收了正在运往储牧师家途中的1万本基督教书籍和200条被子。称该聚会为“非法聚会”。[9]
    
    
    2007年3月6日下午2点左右,正在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联合街一家庭教会的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部分领袖与3位韩国牧师学习圣经聚会,县公安局,刑警队,当地派出所袭击了聚会现场。34名负责人和3位韩国牧师被抓捕到刑警队审讯。后在强大国际压力下,被抓捕的河南省南阳市33名教会领袖和3位韩国牧师于3月7日获释. 但是同时被抓捕教会联合会副会长董全玉牧师以所谓非法聚会之名被判行政拘留10天.。[10]
    
    
    2007年12月16日星期日,上午9点左右,河南郑州二七区孙八寨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主日礼拜聚会时,郑州市二七分局的公安、国保和宗教局人员突然闯入,拍照并遣散聚会信徒。最后警察和国保人员强行带走教会联合会副会长河南郑州家庭教会负责人梁其振,在二七分局地下室刑讯逼供,非法拘留近四个小时之久,至使梁耳朵内部和右手受伤。行动中,警察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文件,并称要再来取缔家庭教会。[11]
    
    
    2008年2月20日上午,教会联合会内蒙古分会会长汪大卫牧师和40位内蒙锡林浩特市改革宗归正家庭教会同工正在进行圣经学习,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宗教局同时出现,他们将40多位教会同工全部抓捕,并没收了奉献箱和30多箱圣经和书籍。 [12]
    
    
    奥运会结束之后的2008年10月1日,当地派出所警察和村干部联手,再度驱赶张明选牧师一家。张明选于10月7日发表给胡锦涛主席的第三封公开信,要求政府能使一个中国国家公民享有权益。 但在北京时间10月16日中午12点多,大约15名国保公安和东坝乡派出所便衣警察闯进张明选牧师所租位于北京朝阳区奥林匹克花园206房102号的公寓,勒令1小时内滚出北京。
    
    张明选牧师的大儿子张建出面交涉.但随即遭到十多人的殴打,致使他的右眼睛被严重损伤 。而正在南方探访各地教会的张明选本人则被当地公安部门秘密关押。. 事件后张明选牧师在北京朝阳区东坝乡的教会所租平房大门被公安人员焊死。[13]
    
    
    2008年10月15号,在大陆基督徒网站的交流论坛,有人以张明选同工七个人的名义发表一篇《揭穿隐藏在信仰背后的阴谋—关于中国家庭教会及张明选的真实情况》的文章,对张明选会长进行东方闪电、法轮功邪灵的邪教化攻击指控。后来这些攻击被证实是未经过署名人授权的污名化攻击。这个事件因此被怀疑是来自于政府相关部门操纵的一个行为。[14]
    
    
    3、政府宣布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于2008年11月28日发布关于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公告,公告称:“经查,“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予以取缔。[15]这是中国政府30年以来首次以民政部名义对基督教信仰团体机构发布的取缔令。
    
    
    4、教会联合会对被取缔的上诉及立场
    
    
    
    张明选会长于2008年12月4号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诉状,要求中院撤销民政部做出的取缔家庭教会联合会决定,但遭法院拒绝。张明选在起诉中国民政部的行政起诉状中申述(摘要):“一、原告和其他基督徒的行为合法,被告对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作出的取缔行为和没收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国《宪法》第36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关于家庭教会联合会的主体合法性问题,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在两个层次上是合法以及合宪的,不能视为非法组织。首先,其合乎圣经,和上帝的律法,也合乎人心中的自然法;其次,其合乎中国宪法的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二、原告和其他基督徒的行为合法,被告对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做出的取缔行为和没收行为没有事实根据。”“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由各地基督教家庭教会组成,是经各会员的同意、授权而自发、自愿组成的基督教自治团体,其运行程序向会员和社会公开,其信仰告白得到了入会家庭教会的认可,并在三年的发展中逐步完善了内部管理章程;其一直持守“服侍教会、投身社会、关心公益、依法活动”的原则,三年来,一直从事着维护家庭教会权益、帮助家庭教会成长、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作。” [16]
    
    5、继续活跃的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政府对于教会联合会会长的回答,就是2008年12月9日警方连夜将起诉的张明选押出北京,递解回他的河南老家。但是事实上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自存在以后,已经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表示其信仰正当权利应当得到保障的一面公共旗帜,在其被宣布取缔之后仍然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2009年3月6日,教会联合会就河南基督徒接连遭受迫害事件发表严正声明,[17]抗议河南南阳市公安和宗教部门接连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18位家庭教会基督徒,处以罚款,没收圣经和手机等物品。这些行为严重违反我国《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和联合国人权公约。同日,会长张明选牧师第四次致信胡锦涛主席和中央常委,阐述爱神爱国立场。[18] 2009年7月3日,教会联合会在河南南阳市召开了第四次代表会议。会后并向全国各地教会发表“第四次代表会议宣言”。 [19] 2009年9月21日,教会联合会发表关于浮山教案的公开声明。[20]同年10月26日,教会联合会在“受逼迫教会国际祈祷日”即将到来之际,呼吁全世界众教会为正在受逼迫的中国家庭教会恳切祷告。[21] 稍后于11月9日,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夫妇前往上海探望本地受逼迫的万邦宣教教会,但于次日再次被拘禁押解回河南软禁。
    
    
    小结
    
    
    作为秘密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独立福音机构联盟,其被取缔的结果,表明了在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所载明的可以“……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正如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的申诉书所言:“根据我国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一般社会团体的成立采取的是部门挂靠、双重管理体制,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因此受到极大限制;而对宗教性团体来说,要成立宗教性组织,更需跨越宗教部门、民政部门和现有官方宗教协会三道门槛……在此前提下,作为基督教徒和基督教会来讲,就只能加入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也即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参阅《宗教事务条例》——作者注),这明显违背了社团组织自立、自治、自愿、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更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质是以行政法规限制公民的基本人权,违反了公民的基本人权非经宪法或法律不可限制的宪法学原理。”
    
    
    同时,由于秘密结社的原因,虽然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自成立以后的活动是公开的,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是不可以容忍的,更何况这样的一个联盟的目的乃在于联结中国大陆事实上的最大型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群体。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张的“政教分离,在合乎圣经的原则下顺服政府”的原则,如后文我们将会研究揭示的,是与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的政策和政教关系处理模式完全不相融合的。而实际上,“合乎圣经的原则”,即指基督教会乃是因信奉上帝及耶稣基督而自由结成的民间信仰团体,这是属于基督教会的教义范畴,是完全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所定义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但是,这一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原则在目前中国大陆政府对宗教信仰采取政府管制模式之下却遭到了法律法规的制度性否定。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则正是经过宪政实践检验的使宗教信仰团体或个人的信仰实践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均得到保障的一个政教关系处理原则。教会联合会提出这两项符合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正表明了其顺服一个宪政民主政体的法律治理的良好愿望。但如果政府的宗教立法宗旨,正如我们后文将要揭示的,乃在于逐步消灭宗教的信仰,那么,宗教与政府之间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法律调整的空间。
    
    
    因此,政府在过去和将来对于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高度打压都将是连续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它产生和存在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它实际上做了多少和能够做多少它本身宗教信仰服务的事工;其意义可能主要在于,它让关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各方都更加清晰: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还处于一个需要付出血和泪去争取的阶段。
    
    
    (二)“秋雨之福教会”取缔案
    
    
     1、自发成立的基督家庭教会
    
     2、初受政府打压的教会反应
    
     3、政府宣布取缔教会:失去聚会场所的室外敬拜
    
     4、坚持公共聚会的权利
    
     小结
    
    
     1、自发成立的基督家庭教会
    
    
    2005年4月,四川成都大学的法学教师王怡博士的家里开始有两三个基督徒自发组成的聚会。后来在2007年,教会开始租用一套住宅来聚会。教会成长到40多人后,他们从08年8月,在成都文庙西街1号6楼租下几间办公室,作为秋雨之福教会提供主日及周间聚会的场所。至2009年6月,秋雨之福教会有固定 会友61人,参加主日崇拜的信徒和慕道友约在100-120人之间。
    
    
    这个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的城市家庭教会,由于其走出“家庭”,寻求公共敬拜的实践,却很快成为了一个依法维护其信仰自由权利的典型性代表。 塑造这个“典型”教会的模具,其实正是政府对该教会进行的不断打压,以及该教会对政府压制应对的理性智慧。
    
    
    初受政府打压的教会反应:决定起诉宗教局
    
    
    2008年5月2日,秋雨之福教会的教友30多人在成都当地一个度假村举行退修会聚会时,成都市宗教管理部门和警方突然出动约40余人,对在场的教友们进行强行登记、拍照,对聚会的主要带领人进行隔离询问,并以“涉嫌非法传教”的名义,扣押了他们的物品,并强迫中止了该次的聚会活动。[22] 基于教会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认识,秋雨之福教会于 2008年9月16日,向成都双流县人民法院递交了《秋雨之福教会诉双流县宗教局行政诉讼起诉书》。请求法院撤销将5月2日退修会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的行政决定,以及表示对9月3日成都市宗教局所做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诉求。[23] 这是秋雨之福教会在初次受到政府的处罚压制之时,便显示出的教会遵循法理、依照法治精神依法维护教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智慧。
    
    
    
    政府宣布取缔教会:失去聚会场所的室外敬拜
    
    
    秋雨之福受到政府的打压逐渐升级,至2009年6月21日,政府最终宣布教会属于“未经登记的社会团体”,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6月22日,秋雨之福的长老王怡发布《秋雨之福教会致成都众教会和华人教会的代祷信》,记录了政府对该教会进行的升级打压最终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被迫进行室外敬拜的过程:
    
    
    “2009年6月4日前后,我们的聚会受到政府以消防整改名义的干扰。我们以顺服的态度,主动取消了6月4日前后的祷告会,电影观摩会等周间聚会……6月7日上午的主日崇拜被街道办执法人员打断……6月14日的主日崇拜,弟兄姊妹受到政府人员强行拦阻,禁止上楼出席崇拜。我们因此退出了办公室,前往南河边空地,举行露天的主日崇拜……6月21日上午的主日崇拜,弟兄姊妹再次受到联防治保人员拒不出示证件的强行拦阻,我们……离开聚会点,转移到附近一间茶馆。街道办及警方随即赶来…我们继续转移到河边,举行露天崇拜……6月21日中午,执法人员继续拦阻我们进入聚会点。我们转移到预先租下的一间酒店的会议室,召开会友大会……十几名执法人员进入现场,中止了聚会。由成都青羊区民政局的执法人员黄伟,宣读了致“秋雨之福教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第35条为依据,对我们作为“未经登记的社会团体”,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
    
    
    “……因此教会决定:1、不主动退回家庭。而以各种方式、地点,坚持全体信徒的主日崇拜;2、向成都市政府提起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顺服法律的态度,走完世俗法律的程序;3、预备向成都市民政局,依法公开申请注册教会,以顺服法律的态度,走完注册登记的程序; 4、当上述法律程序的结果,无法给我们的聚会以“合法性”时,我们将遵循和援引《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选择良性违法,以非暴力方式拒绝地方政府的任何决定,坚持聚会。”[24]
    
    
     4、坚持公共聚会的权利
    
    
    自从6月14日秋雨之福教会被迫到室外敬拜之后,该教会连续在室外的不同场所坚持了9个主日的聚会敬拜,表示了他们“不主动退回家庭”坚决维护公共聚会敬拜权利的信心。随后秋雨之福教会于2009年6月26日向成都市民政局递交了“不服取缔”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成都市民政局于2009年7月1日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书。教会又于7月10日向成都市民政局递交了《对青羊区民政局执法人员黄伟等人的举报》,并向四川省民政厅递交了《对成都市民政局的投诉书》。
    
    
    7月21日,成都市民政局电话通知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王怡,他们在对秋雨之福教会“不服取缔”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于7月10日收到秋雨之福教会举报青羊区民政局非法行政措施的举报信。成都市民政局表示,他们已于7月17日作出行政执法监督决定,建议青羊区民政局“纠正”对秋雨之福教会“予以取缔”的行政措施。[25]因此,秋雨之福教会于2009年11月18日上午向青羊区民政局递交了投诉信,请求该局根据成都市民政局的行政执法监督决定,撤消6月21日作出的取缔“秋雨之福教会”的“行政处罚通知单”。秋雨之福教会在信中指出,民政部门不应参与长期以非法手段打压家庭教会的宗教政策,而应立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造和形成,为自己能在未来家庭教会合法化的历程中,扮演一个公平、开明和中立的政府角色[26] 。
    
    
    
    小结:
    
    
    秋雨之福案例,同样是基于对宪法36条以及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实质上不能提供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理解,因此首先顺应自发成立的实际情况,实践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政府的压制侵害之后,该教会既显示了对法律秩序的尊重,也用和平的方式表示了坚决捍卫自身宪法权利的勇气,因此为教会赢得了一定的公共活动空间。但是教会被政府取缔,宣布为“非法”宗教组织活动的事实还没有得到改变。因此,秋雨之福今后将要进行的登记注册会否取得成功,便值得我们关注。
    
    
    (三)北京守望教会案例
    
    1、自发成立的教会
    
    2、坚持独立注册登记的教会
    
     1) 守望教会选择注册登记的决策和立场
    
     a. 守望教会选择注册登记的目的
    
     b. 守望教会对注册登记未获批准的法律对策
    
     c. 守望教会关于注册登记及宗教信仰自由的万言书
    
     2) 被取缔的事实
    
    3、坚守公共敬拜的抉择:建堂计划
    
    4、教会被迫进行露天敬拜
    
     1) 失去室内聚会场所的原因
    
     2) 露天敬拜事件
    
    5、室内流浪的大型教会
    
    小结
    
    
    
    1、自发成立的教会
    
    
    守望教会是北京城市基督家庭教会中被公认为最大型的教会之一。至2009年10月,在该教会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的华杰大厦内参加主堂敬拜的信徒已经达到1000人以上。目前该教会因受逼迫已失去固定敬拜会所。
    
    
    1993年,金天明和他的妻子开始在他们自己狭小的家里开始了聚会,这便成为守望教会的起始。1994年,教会搬到清华西门附近,进入了第一次租赁房屋聚会。 教会后来于1997年春天租下海淀黄庄的一个地下室。这时期教会多次举办300-500人规模的圣诞音乐会,带领许多的人归向了基督信仰。2002年开始教会也进入了快速成长的时期。到2005年下半年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也达到300人。2005年初,教会决定向政府申请社会团体登记,同年教会正式取名为“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也是同年底教会根据成长的需要决定转型,以团契倍增的成长模式转型为堂会的发展模式,并且开始租赁写字楼公开聚会。 (根据守望教会网站资料整理---网站已被政府关闭——编者注)。
    
    
    守望教会自2005年以来,已经成为北京基督家庭教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会。并且,由于守望教会在与政府关系上以实际行动尝试进行教会的注册登记,在大陆家庭教会系统内外更是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可以说守望教会在公共活动空间租赁写字楼公开聚会及其尝试“注册登记”是大陆基督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一个重要代表。这种对于政教关系采取理性而温和的对话形式的策略,在教会内外的争论中自2005年以后,在实践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初步的检验。
    
    
    2、坚持独立注册登记的教会
    
    
    北京守望教会自2005年至今一直在向政府申请社会团体的登记注册。2005 年4 月2 日,北京守望教会通过了关于登记的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登记》,并陆续在教会各团契中进行讲解。2006 年7 月21 日,北京守望教会向北京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递交了“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筹备及成立申请材料”,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出具了《审批事项申请材料收件凭证》,及《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但在2006 年8 月11 日,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出具了《审查意见》,以北京守望教会“ 拟任牧师未经依法登记的市宗教团体认定,没有与本社团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为由,“ 不同意该申请”,并建议与海淀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系、接洽。
    
    
    2006 年10 月9 日,北京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就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的审查意见提出申诉。2006 年12 月5 日,北京市宗教局向北京守望教会出具了《行政复议决定书》,“ 维持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所作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之后于2007 年7 月18 日,北京守望教会向国家宗教事务局递交《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至今尚未得到国家宗教局的回复。[27]
    
    
    1) 守望教会选择注册登记的决策和立场
    
    
    就注册登记本身的过程来说,守望第一次主动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实践以失败而告终;从教会发展的实践来说,则很难以注册登记的失败来否定该行动的意义。守望教会注册登记的过程及其文本,显示了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与政府之间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的丰富内涵,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重要障碍。因此,在该过程中教会的决策和对事件的态度立场,很值得我们引用分析。
    
    
    a. 守望教会选择注册登记的目的。守望教会在其《杏花》网刊上发布的《我们为什么要登记?》有详细的说明:“教会登记不违背圣经真理…符合法制社会的规范…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登记本着政教分离和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教会登记过程就是通过对话确立与政府合理的关系…教会登记能更好地见证神,并且有利于教会进一步的成长。”在政教关系的原则和处理上,守望教会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教会没有自己的原则。教会遵守“神的物当归给神”的原则,也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原则具体地体现在:1)登记必须以保证教会自主权为前提。这个自主权具体地体现在教会在信仰及其实践、教会人事的任免,以及财物的管理及使用方面拥有不可让渡的权力。2)教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3)教会不参与国际、国内的政治活动。”在如何处理登记的法律法规的障碍上,守望教会认为:“……我们不认为现有的《条例》已经明确地赋予了教会应有的权利。我们认为《条例》在有些地方需要有所明确。然而,教会应该有哪些权利,以及教会是否能够得到这些应有的权利,我们相信,这都需要教会主动地参与、与政府对话争取来的。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一个合理的关系不会自然地成为现实。在这个方面,教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教会应该使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28]
    
    
    b. 守望教会对注册登记未获批准的法律对策。在2006 年8 月11 日,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对守望教会的注册申请“ 不同意该申请”之后,2006 年10 月9 日,北京守望教会选择了法律申诉行动,向北京市宗教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就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的审查意见提出申诉。提出“不服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于作出的不同意申请“基督教北京海淀区守望教会”筹备、成立前审批的审查意见。并请求:请求撤销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作出的审查意见。[29]
    
    
    守望教会列举的理由主要包括:“被申请人作出的审查意见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被申请人依据《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认为申请人申请筹备、成立的社团没有经市宗教团体认定的牧师,故不具备与本社团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因而作出不同意申请人申请的审查意见。被申请人对这一法规的适用是错误的。”其中:“1. 有无“宗教教职人员”并非成立宗教社会团体的必备条件……2. 认定宗教教职人员,是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是宗教团体成立以后进行的活动……3.认定宗教教职人员,只能由本宗教团体认定,不能由其他宗教团体认定……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申请筹备成立的宗教团体的牧师,要由其他宗教团体来认定,不仅违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更是违背了社会团体平等的基本原则的。” 守望教会同时指出:“被申请人法律依据的错误适用势必导致政教关系的严重混乱。”
    
    
    在这份《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守望教会不仅力陈中国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否定之处,表明了《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和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对宪法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实践上的否定。守望教会也在此再次重申了其坚持独立注册登记维护其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立场。
    
    
    c. 守望教会关于注册登记及宗教信仰自由的万言书。北京市宗教局收到守望教会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曾经以种种理由推托不受理复议申请,连《材料接收证明》都不给开。但2006年12月5日北京市宗教局最终还是不得不对守望教会出具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所作的原具体行政行为。”这意味着教会寻求独立注册登记的最终失败。但是守望教会在现实面前,再次向国家宗教事务局递交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书》)。[30]在《意见书》中,守望教会首先总结说“…从我们北京守望教会依《条例》申请登记成立宗教团体所得到的结果,以及为此我们所递交的行政复议的结果来看,有关部门执行的政策似乎与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
    
    
    该《意见书》在第一部分守望教会再次重申了上述《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的复议申请理由。第二部分“针对有关部门处理教会登记问题的质疑”中,则对注册登记必须加入官方的教会“三自爱国会”提出了对该违宪要求的更为详尽的质疑,并对三自爱国会的本质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意见书》第三部分“为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提出的几点建议”指出:“中国家庭教会成长到今天,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政府,都已经无法彼此回避了。现在该是彼此面对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就如何建立政府与家庭教会间的和谐关系,”守望教会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家庭教会应放下过去的前嫌与政府沟通对话 。”二是“落实政教分离原则是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关键…政府应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保护家庭教会正常的宗教活动…真正贯彻“教会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从而在法律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与教会的良性政教关系。”三是“最好在法律的层面上解决家庭教会登记的问题…教会登记的意义,并不在于透过登记成为教会,而在于,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透过登记成为社会团体,在社会中行使其合法权利,尽其社会义务。”
    
    
    守望教会的这份《意见书》,既是申诉抗辩书,也是一份要求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书,因此也是守望教会成为城市主流家庭教会信仰维权的一个代表性标志。但至今尚未得到国家宗教局的回复,一方面既表明了中国政府无意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也表明了守望教会对《宗教事务条例》抱持希望的不现实。
    
    
    2)被取缔的事实
    
    
    2008年5月5日,北京警方和宗教官员取缔了由守望教会部分成员和北京教会领袖们自发组织的北京市家庭教会每月一次的教会联合祷告研讨会。5月11日北京警方和宗教官员以教会活动为"非法集会”为名勒令守望教会停止聚会。当天下午2点左右,北京市海淀区分局大钟寺曙光派出所的8位警察(两名女警)及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宗教管理办公室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进入守望教会正在华杰大厦举行主日敬拜的现场,给信徒发放《宗教事务条例》,并下发一式三份的“处罚通知书”,认定守望教会是“非法聚会”,要求停止聚会,责令所有人员马上离开,并登记所有与会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址、联系电话以及工作单位。 [31] 2009年4月13日,守望教会网站在上午10点45分被关闭。据守望教会在次日发布的《关于北京守望教会网站被政府关闭的说明》中陈述:“在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被政府有关部门强行关闭。我们在相关代理商那里得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北京公安网监处将我们的网站定性为“基督教非法组织网站”,要求代理商给予关闭”。 [32]
    
    
    3、坚守公共敬拜的抉择:建堂计划
    
    
    守望教会在注册登记失败,并被政府宣布取缔,不断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冲击、压制之后,为适应教会的发展要求并表明教会的合理存在,教会开始走向置产植堂的选择。这样的尝试对教会的生存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结果将会如何?这是大陆核心城市的家庭教会对宗教信仰自由所展开的另外一个实践途径。正如后文我们将会研究的,教产问题是家庭教会方面认为应当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从守望教会的置产建堂的尝试中,也可以看到目前宗教信仰实践中的另外一个侧面。
    
    
    2009年3月12日,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发布《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动员报告》(内部交流资料——作者注)。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一是建堂的需要。1.建堂是教会成长的需要。2.租赁面临诸多现实难处:租赁场地聚会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面临许多困难,如政府对房东的压力、不稳定、房源困难等,因此短期可行,长期难以为继。3.建堂符合实现教会异象:尽管教会可以通过分散聚会等方式解决聚会场所问题,然而这并不符合我们一贯坚持的教会异象。 4.所建之堂作为固定教产长期稳定使用…这对教会长远的发展是极有益处的。二是建堂的意义。其中提出“我们相信神带领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时候到了,中国教会成长到今天,应该冲破现今的环境,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公开向世界做见证。”三是关于建堂的时机。在第一点中提出“法律上的预备:按法律途径我们教会走完了教会登记的整个过程,并在这过程中已证明以现有法规暂时无法解决聚会场所问题,教会只能以建堂的方式自行解决聚会场所问题。”
    
    
    
    4、教会被迫进行露天敬拜
    
    
    到2009年10月底,守望教会置产建堂的计划没有能够如期实现,原因如后所述,一是筹款未能达到预定目标,但更为主要的则是,房产商受到来自某方面的压力,不愿意将房产卖给守望教会。而在此过程中,守望教会则在压迫之中,最终失去了室内敬拜的场所,被迫走到了露天敬拜的地步。以下则是这一过程的简要记录。
    
    
    1) 失去室内聚会场所的原因
    
    在国庆60周年前夕,政府以“非法宗教活动”为由,限令北京华杰大厦房东在8月底以前与守望教会解除租赁合同。[33] 北京守望教会在2009年8月20日发布的《代祷书》中对此有详细说明:“…在国庆临近之际,守望教会在华杰的聚会再次受到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数周前,海淀区国保及民宗侨办逐个地约谈了守望教会在华杰租用房屋的各位房东,以守望教会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非法宗教活动为由,要求房东们于8月15号前(最迟于8月底之前)
    
    
    2) 露天敬拜事件
    
    2009年11月1日星期天主日,守望教会的700名左右的会众在海淀区海淀公园东门外站在大雪和寒风中举行了他们的主日敬拜。
    
    次日,教会发布《北京守望教会告会众书》,说明了被迫进行露天敬拜聚会的原因以及聚会的情况:[34]
    
    “守望教会于2009年10月30日搬出华杰大厦,至此教会告别了三年半在华杰熟悉温暖的聚会场所……去年的冲击事件后,教会就成立了“建堂筹备小组”,寻求以购买的方式解决聚会场所问题……教会建堂于今年三月底正式启动……不过,两次交易谈判,在谈判小组经教会授权让步到答应了业主的报价要求后,在我们在所定的期限内,我们再没有听到对方的回音……出于上述原因,教会迫不得已选择了户外聚会…由于公园东门在一纸通告后面大门紧闭,教会只能在东门外的宽阔的空地中举行崇拜……参加聚会的人数约为500人,其中包括几位七十多岁的年老弟兄姊妹。”《告会众书》还指出:“ 我们不是为了抗议而走到户外的……让我们的聚会不致因为某种“政治”理由而受到影响。”
    
    
    2009年11月8日,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继续在北京海淀公园东门外进行主日敬拜。但教会的牧师金天明(又名金永泰)却被北京当局人员软禁在家,不准他出门到海淀公园讲道。此外,海淀公园东门现场的当局人员在试图阻止会众在门外进行主日敬拜而无效果的情况下,又有公园管理人员用高音喇叭反覆广播“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公园内举行集会”的警告,但教会会众们没有因为他们的干扰而停止敬拜聚会。最后政府的工作人员说,下周他们会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因为聚会必须申报,没申报就是非法聚会,他们就要来干扰。但守望教会的会众们表示,他们不会受到这些恐吓和干扰的影响,仍会照常前来聚会。[35]
    
    此外,守望教会的网站被关闭。
    
    
    
    5、室内流浪的大型教会
    
    
    被迫回到室内敬拜
    
    2009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在即,守望教会原定于在海淀公园的露天敬拜活动,不得不在中国政府的高压下,改为在民族大学东门的动漫剧场进行室内敬拜。据守望教会的有关人士透露,北京市公安局一赵姓处长在前几天约谈守望教会教牧人员时警告说:“你们教会中有的人,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这次是说死的,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你们露天(敬拜)活动成功的。”但当天早上守望教会两位传道人被限制自由,另有多名同工被拦阻,致使教会的主日礼拜没能按预定的十点开始。直到将近中午时,传道人和同工才获得自由赶到聚会的动漫剧场,带领会众进行了礼拜活动。[36]
    
    
    城市的流浪教会
    
    2009年11月22日,守望教会在清华科技广场阳光厅举行主日聚会敬拜,敬拜分三堂。2009年11月29日,守望教会主日敬拜安排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城数字物流巷(海龙对面)9层报告厅,敬拜共三堂。
    
    
    小结
    
    
    作为大型核心城市的主流家庭教会,守望教会事实上早已走出了家庭的狭小空间,成为公共活动区域的民间信仰团体。守望教会有信心和勇气通过注册登记的方式展开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我们通过守望教会为什么要注册登记的说明可以看到,守望教会对于在目前制度环境下不能获准登记是有充分的认识的。
    
    
    守望教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首先采取了顺服政府权柄的态度,做到了尽其本分义务的努力,在顺服权柄和持守基督教会的信仰原则底线上,应该说守望教会在与政府对话的注册登记过程中,用实际的行动和态度交出了一份良好的答卷。同样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持教会独立自主主权不可放弃的守望教会,应该说其宗教信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落实情况进行诠释的最为丰富的样本。尤其在如下几个方面,守望教会案例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1)按照目前我国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要取得所谓合法宗教团体的地位仍然是不可能的。而自由结社的基督教会实践在大陆还是属于被禁止取缔的范围。
    
    
    2)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在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上,非但不能提供制度性的保护,反而成为了实质上的障碍。
    
    
    3)守望教会的实践充分说明了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不可分割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出版等自由在目前的大陆只是有限的存在,程度还很低。
    
    
    4)教产等问题是宗教信仰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需求。政府在教产问题上的压制实际上是在压制教会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属于干涉教会内部事务的典型行为。正如宗教问题专家丁谷泉先生所言“在中国基督教的教义、教会问题有了根基之后,紧接着的教产问题便成为了制约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教产问题也是衡量中国宗教自由的一个重要指标。当政府部门的“取缔”并不能阻止家庭教会的聚会,限制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后,政府部门便从空间上开始控制家庭教会。” [37]
    
    
    但随着信徒的人数的增加,单个的家庭里面再也满足不了信徒聚会的需求的时候。家庭教会进入一定的公共空间便成为必然。而对租用地方聚会的教会采取给房东施加压力,要求其解约退租的方式,或者是“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场所 ”,甚至于如临汾教会案例的拆毁家庭教会用于聚会的房屋的方式,都是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
    
    
    
    5)政府与教会在政教关系上的不同处理模式是政教双方关系不和谐的核心。政府基于对政教问题的认识而建立的法律法规体系都有待修正和完善(参见本报告第三、第四部分)。守望教会在其《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明确的提出:“以行政审批的方式要求教会加入三自爱国会,严重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这属于政府部门超越自己的职权干预了教会的内部事务及信仰。”(同[29])这是政教关系处理不当的一个具体体现。
    
    
    (四)上海万邦宣教教会案例
    
    
    1、被取缔的城市大型教会
    
    2、被取缔和失去敬拜会所
    
    3、万邦教会的立场与法律申诉
    
    4、露天流浪敬拜的教会
    
    小结:
    
    
    1、被取缔的城市大型教会
    
    
    上海万邦宣教教会(以下简称万邦教会或万邦)有两千名左右的会众,在上海已经存在超过十年的时间,系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家庭教会之一,教会被取缔前的会所在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2708号楼。自该教会2009年2月份受到警方禁止举办第四届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牧师团契研讨会的打压之后,政府最终在11月2日,宣布万邦教会的聚会为非法聚会,进而在11月4日,政府对该教会发布“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告知书,并于11月10日,由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发布关于取缔“上海万邦宣教教会”的公告。上海警方和民政局等部门,在宣布取缔万邦教会的同时,并强行封锁了该教会的聚会会所,使得该教会同时成为与北京守望教会一样被迫进行室外聚会敬拜的城市大型家庭教会。这是自2009年9月份临汾教案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基督教家庭教会受逼迫的重大案例之一。该教会与北京守望教会同样的遭遇,揭示出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相同处境,是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最新注解。
    
    
    2、被取缔和失去敬拜会所
    
    
    1)失去教会会所的威胁
    
    
    2009年2月10日上午,6名中国警察和宗教局官员,命令万邦宣教教会的主任牧师崔权,取消将于第二天下午在该教会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牧师团契研讨会。次日上午,2名警察再次来访教会,重申禁止会议的命令。会议代表中午只得决定:会议移址举行。2月12日下午,在会议于其它地方结束之后,万邦宣教教会发现:警方已勒令万邦教会的房东,于30天内终止与万邦教会的租赁合同。[38]
    
    
    2)政府的扫荡式联合行动及取缔公告
    
    
    11月2日(北京时间),上海市公安局,宗教局等四个政府部门的三十多位官员进入上海万邦宣教教会,将该教会主任牧师崔权隔离并依不同部门依次询问,指控该教会为非法聚会,勒令该教会立即停止聚会。与此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在不同地方的派出所对万邦教会的主要同工进行询问,统一将该教会定性为非法聚会,威胁和禁止该教会的同工参加本教会的聚会。[39] 11月3日,由上海闵行区民族宗教办,民政局,国保局,工商局,文化局,出入境管理局以及市民宗委,市国保等部门50多人,先后来到上海万邦宣教教会进行联合调查,教牧人员及同工都被讯问,并要求牧师与同工书面签字,并告知所签书面具有法律效用。11月4日,闵行区民族宗教办、市级相关领导、街道、村委等10余人再次来到万邦教会,要求四位牧师签字签收由闵行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下发的拟‘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场所’的告知书,以及五位牧师为“非法传道”,责令停止传道活动的告知书。
    
    
    由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民族宗教人员和社区联防组成的调查组,根据掌握信息查找基督徒和慕道友。他们分头进入上海各单位,家庭和学校,查询涉及面覆盖上海市区,城郊,浦东等地区,寻访上海常住户籍,租赁,来沪人员,老人,学生,上班族等等,凡来万邦宣教教会礼拜的信徒,甚至只来过一次的,路过教会的信徒和慕道友,都必人人过关。他们劝阻信徒到教会礼拜,散布“牧师已被抓”,“万邦教会崇拜牧师”以及“牧师勒索钱财”等谣言。[40]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于2009年11月10日发布闵行区民政局关于取缔“上海万邦宣教教会”的公告,宣布:“经查,“上海万邦宣教教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上海万邦宣教教会”予以取缔。” [41]
    
    
    同日上午10时左右,政府组织五六十人敲砸教会的牌匾、宣传画等,并于当晚封锁万邦教会的大厅。[42] 教会所租房屋房东则在政府的重压下,给教会下达搬迁通知,令教会11月14日周六下午四点之前搬走。同时,在教会附近,政府有关部门设立了一个所谓“三自”爱国教会,让万邦的会友过去那里礼拜,企图吞并万邦教会。同时,教会门口有便衣把守,拦阻会友进入,致使当晚的祷告会有四十人在停车场冒雨敬拜祷告。[43]
    
    
    3、万邦教会的立场与法律申诉
    
    
    面对政府的取缔以及扫荡式驱逐,万邦宣教教会于11月13日发布《万邦宣教教会告会众书》,告知公众教会所遭遇的事件真相,表明教会的立场,并通报了教会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细节,同时呼吁市长对逼迫教会信徒的宗教信仰权利的行为予以制止。[44]《告会众书》陈述,“我们万邦宣教教会不是异端,不是邪教……教会没有参与任何非法政治活动,没有接待海外渗透势力……教会没有财政上的违法行为。”“…从来没有也不同意把教会办成反对政府,反对社会制度的宗教机构,我们一直教导和鼓励信徒要热爱国家、遵守法律,并服从地上在位掌权者……所以应约于09年11月9日向闵行区人民政府民族宗教办公室提出陈述和申辩,必要时也会走司法程序。”
    
    
    
    同时告知会众:“……万邦宣教教会无论任何环境每周继续坚持聚会。”《告会众书》的三个附件,则记录了教会的全体牧师或代表于11月6日, 11月9日至12日多次到市民委或闵行区宗民办与政府的负责人进行的对话申述。申述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希望万邦教会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扩散新的问题。(老问题应该包含“万邦教会多次请求政府援助申请登记这一事实”——编者注)。2、所谓的非法身份非法场所不是一下子或几天就可以完成的,这是相当大的调整与转化的过程。3、赞成政府对教会进行依法管理,但对政府如何积极引导万邦纳入依法管理、进行妥善安置提出了质疑。因为“政府一贯是镇压的高压手段从未积极引导过。”附件2和附件3特别提到,就万邦教会的合法化问题,“万邦至今主动,多次请求政府援助申请登记过这一事实是无法抹煞的。”
    
    
    
    万邦教会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教会在被宣布取缔后,立即决定聘请北京市共信律师事务所李柏光律师,以崔权为申请人向闵行区民政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09年11月10日作出的《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取缔决定书》。[45]
    
    
    
    《复议申请书》认为:“申请人负责管理的“上海万邦宣教教会”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团体,其成立、组织和活动完全是在合法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所宣布的和平结社的权利和自由。被申请人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之规定取缔申请人负责管理的“上海万邦宣教教会”,侵犯了申请人的结社自由权利,被申请人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无效的。”“其次,被申请人作出这一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的规定 。”“第三,被申请人作出这一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违反了中国参与起草并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也违反了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被申请人依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8条之规定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非法无效的,应予撤销。”
    
    
    
    4、露天流浪敬拜的教会
    
    
    1)2009年11月15日礼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上海万邦宣教教会不得不在原教会附近举行户外崇拜。几百名政府人员和警察占据高处进行全程录像,或在周围地区拍照。野外聚会地点没有扩音器材,也没有讲台。会众在崔权牧师和副牧师的带领下唱赞美诗,祷告。由于政府人员不断骚扰,牧师无法讲道。据教会信息,政府各部门从周六(14日)就开始威胁拦阻信徒,周日早上,警察当街拦截核心同工“谈话”;他们的手机都处于监听状态。[46]
    
    
    2)第二个室外敬拜主日,2009年11月22日早上六点,崔权牧师, 崔龙国牧师,刘全勤牧师,还有黄云牧师被分别以进行非法社团活动的名义,带到上海市颛桥派出所。刘牧师在与当局人员交涉时被弄伤了手指, 手镯等物品也在期间受到损坏。另外, 万邦教会的两位教友, 朴龙一和施卫东也在星期六晚上被带到派出所接受审讯。而所有其他主要的的同工都被传唤.其中, 崔权牧师更被审讯了约有7个小时。但仍然有500多名信徒在牧师缺席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在室外聚会。[47]
    
    
    3)第三个主日敬拜,2009年11月29日万邦宣教教会近八百信徒,星期天在闵行区一家公园内举行露天敬拜,而人数却比前两次多。此外,上周日被当地颛桥派出所拘押15个小时的副牧师刘全勤,已于25日向上海市闵行区颛桥派出所申请行政复议,抗议遭到公安人员的非法和不人道对待,这些行为包括: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将她住所的门撞开,动手抓她、推她、搡她、骂她,夺她的首饰,掀起她的裙子检查。在派出所甚至将她关在房内,又禁止去厕所,不让喝水,不给吃饭等等。 刘全勤牧师请求上海市闵行区颛桥派出所对这些受到非法及不人道对待的行为予以道歉并赔偿医药费等损失。[48]
    
    
    小结:
    
    
    万邦宣教教会案例,显出与北京守望教会案例相似的特点:大型核心城市的大型家庭教会,实际上已经进入公共聚会敬拜多年的教会,治理良好的教会,积极要求政府帮助注册登记的教会,政府不予登记而宣布被取缔的教会。面对政府的取缔,万邦同样采取了提出行政复议的方式,积极维权,即使面对政府最后十分野蛮的扫荡式驱逐,上万邦教会也曾四次通过现行的常规法律程序向上海地方政府提出申诉,力图不让事件的发展超出现行的法律秩序。但是同样的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善意回应,借用法律学者、旅美牧师刘同苏先生的话说:“然而,上海地方政府在处理此事件过程中,没有协商的态度,也无意在法律程序内部解决问题,反倒一味使用国家强制机关的力量并不断升级所使用的强制手段。”
    
    
    万邦教会的结果也同守望教会一样,成为不得不进行室外聚会敬拜的大型教会。除了守望教会案例给予我们的样本意义之外,万邦教会还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大陆宗教信仰方面的处境:
    
    
    1)在11月22日拘押事件中,政府动用警察、综治等部门,使用强力非法传唤几位牧师将他们从宾馆各自的房间里架走,并关闭囚禁其中一位女牧师长达15个小时。这种非法不人道的粗暴执法手段显示出政府对待宗教教牧人员的极端歧视。
    
    
    2)政府官员在实施不合程序的强制行为时,非正式地指控的、散布上海万邦宣教教会“牧师勒索钱财”、“万邦教会崇拜牧师”以及牧师是“异端,不正宗的、野路子牧师” 等谣言。这种对宗教教牧人员的污名化攻击属于对宗教信仰人员或团体的权利造成损害的言论,“在这类舆论的渲染下,似乎此次逼迫不是针对宗教信仰,而是制裁政治反对派或邪教,”“有失合法政府的尊严”(同上,刘同苏语)。
    
    
    3)政府在取缔万邦教会的联合行动中,动用了民族宗教办,民政局,公安国保,工商局,文化局,出入境管理局以及派出所,居委会,社区联防等众多从上至下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不像是执法,而像是在搞政治运动。显示出中国政府还没有吸取历史上采取政治运动消灭宗教信仰的极端做法所造成的对社会以及公民损害的教训。
    
    
    借用《万邦教会09-11-22事件引发的思考》的开头语结束本小结:“如果政府在对待新形势下的某些宗教问题与对教职人员的处理的观念上与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上甚至什么是该管什么不该管的界别上…那么,我们国家凡有宗教信仰的人员以及宗教团体与地位还会将长久的处于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而且信教群众在世的生活与在社会地位上将无法立足,并且信教群众还要继续的备受歧视…..:”[49]
    
    
    
    (五)白象教会选举案
    
    ——政府对“三自”教会民主选举打压的典型案例
    
    
    1、白象教会“选举事件”受关注的原因
    
    2、白象教会“民主选举事件”始末
    
    3、支持选举的信徒被拘捕判刑
    
    小结
    
    
    1、白象教会“选举事件”受关注的原因
    
    
    白象教会的全名是:“浙江省乐清市白象基督教会”,所在行政辖区属于浙南地区工商业繁荣的重镇北白象镇。白象教会有两大系统,就是“家庭教会”系统和“三自”(即官方设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系统的教会。本案提及的白象教会指“三自”系统的教会,她原属于中华内地会,福音最早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温州花园巷教会传入,她是乐清内地会的总会,全称“白象教会”,现也称之为“白象老堂”、“白象一堂”。该教会于2000年后开始植堂,堂名为“白象二堂”,由于坐落在北白象镇大港村,故也称白象教会大港堂。2003年“SARS事件”后又在附近的塘下村设立聚会点,并盖建新堂,现称“塘下堂”“塘下教会”,也可称之为“白象三堂”。 [50]
    
    
    浙江省温州地区是被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大陆传播最为广泛,信众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的地区之一。据来自该地区的教牧人员介绍,由于30多年以来进入两个教会系统的中青年新生代信徒在教会中占的比例逐步增大,因此在教会的治理上,都给无论是家庭教会系统,还是“三自”教会系统带来了新的挑战。白象教会民主选举案,正是发生在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内部的,由信徒支持的教会议事会发起的一场“民主政变”。这次民主选举在操作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却没有得到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可,由此便引起了双方的一系列冲突事件,最终由于支持议事会一方的信徒黄乐敏被政府拘捕判刑,这一案例才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白象教会民主选举案,是基督教会信徒为实现信仰自由实践权利而发生的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代表案例。它的过程和结果,十分细致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大陆宗教信仰“最自由”地区的状况,因此对了解大陆地区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实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2、白象教会“民主选举事件”始末
    
    
    本部分主要根据白象教会议事会发表的《2008年浙江省温州市乐清白象基督教会的“民主选举事件”》[51]以及《乐清市北白象镇基督教会信徒致各有关部门的联名信》综合整理。[52]
    
    
    1)民主选举“堂管会”换届的主要原因及筹备工作
    
    
    白象教会属于政府登记认可的“三自”教会系统,教会日常事务通过由政府备案认可的教职人员组成的“堂管会”实施管理。本案发生前该“堂管会”被信徒认可的总负责人是郑永生,负责的教堂包括:白象教会的一堂(白象东兴街90号)和白象二堂(大港堂)。而政府认可的则是该教会的法人代表付仁叨。
    
    
    另外,教会于2001年成立了一个议事会作为信徒的代表机构,参与教会的管理和事工。白象教会的传统是提倡“堂管会”三年换届一次,但自2001年换届以后就拖延了多年没有进行及时换届,因此信徒集体呼吁要求选举换届。
    
    
    在2007年由于更换宗教活动场所的需要,教会总负责人郑永生先生委托教会的法人代表付仁叨先生进行选举换届的工作。然而,付仁叨先生在没有经过教会总负责人郑永生的认可,以及其他核心圣职同工或信徒代表扩大会议的决定下,擅自将数位同工和信徒的名字凑合成白象基督教堂场所管理组织,交由市两会作为堂管会成员的名单。因“这种做法不合乎《温州市基督教教堂组织管理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堂点组织成员由本堂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经两会协商后正式提出候选人,由本堂点信徒大会或信徒代表会议选举式协商产生’的规定,又违反了《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五条的:“由该场所的教职人员和信徒民主协商推选产生”的规定,因而这个“堂管会”的合法性没有得到信徒和议事会的认可。原议事会的多位同工协同教会的部分会众代表多次到宗教局提出交涉,极力要求宗教局和“三自”的元春根主席不能受理这个“堂管会”。但市宗教局和两会在没有详细了解教会的实际情况,又不听取教会同工和信徒的强烈反对之下对之予以认可备案。
    
    
    由此便形成了“多年来,乐清白象教会一直存在不和谐的局面”,教会的管理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付仁叨为主要代表的“堂管会”属于教会的少数派,而由代表信徒民意占多数成员组成的议事会则成为多数派。此后,教会主要依赖议事会成员进行教会事工。但是,教会的讲道和其它事工一直处于纷争不断的局面。
    
    
    为了健全教会的行政管理,平息教会多年来的分裂现状,教会议事会在16位成员中有11位同工和信徒表示要求换届选举的情况下,开始建立筹备小组,准备组织一次新的议事会的选举,以取代没有得到会众支持的“堂管会”,使之成为新的“堂管会”。在选举之前,议事会对选举的原因作了充分说明,教会也成立选举小组,广泛收集意见,同时在教会征集了六百九十二位信徒的签名,并制定了一系列公正合理的选举规则,包括选举的法律条款依据、选举组织、选区划分、确定选民资格、候选人在选举中的介绍、投票和计票 、点票和唱票、安排观察等。其中特别制定了投票者的资格必须是受洗者。
    
    
    议事会又将于2008年12月14日进行选举换届的事务报告呈交给相关的部门,包括将选举的决定告知付仁叨先生组建的“堂管会”,但遭到拒绝。虽然如此,教会同工在经过多次召集同工和各村点信徒代表召开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表示要求选举换届,又多次在主日聚会中通报全体信徒,并通报候选人名单,这其中也包括付仁叨先生私自呈报给两会和宗教局的“堂管会”成员之后,教会最终确定选举的时间仍然在12月14日(圣餐主日)。
    
    
    2)选举经过及结果
    
    
    如前所述,以付仁叨、林恩宝、项仁辉等为代表的“堂管会”坚决抵制换届选举,并在选举的前几天,由乐清市宗教局和镇政府统战部的人以及“三自”会主席元春根先生找到选举小组的部分同工要求延迟选举时间。但是,被找去谈话的同工信徒表示已经多次召集各村点的信徒代表,以及教会的部分同工(传道人,圣职人员)召开信徒大会,教会信徒扩大会议已经决定了选举的时间和相关事项,不宜另作修改。教会也相信教内的议事会选举换届工作属于教会内务事务,对于教外人事的诸多意见仅作参考,而不具决定性的意义。教会的内部选举换届也属于我国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条款范畴内。
    
    选举如期于2008年12月14日主日圣餐后进行。选举时市府、镇政府都来了很多人,各个村点还分别来了村委书记、村长两位。公安局还派了数十名特警在派出所待命。政府人员来的目的是劝阻教会的本次选举,宗教局、“三自”主席和镇统战部的人分别在台上讲话。主要是提出推迟选举的时间。其中统战部的人公开叫大家回去。部分会友随后离开,但有会友要求政府部门的人离开会场,要求教会的选举必须自行处理,必须得到尊重,政府不得干涉。结果选举还是照计划举行完毕,虽然在选举时反对者曾经多次粗暴的抢夺投票箱,但是最后仍然在票数的支持下产生了新的教会议事会。而也被作为候选人的“堂管会”成员得票最多的一位付仁涛先生的票数由于只有6票,林恩宝、项仁辉两人均不超过4票,因此都全部落选。
    
    
    选举后白象教会向所在片区的基督教众教会送发了《关于乐清市北白象教会堂管会换届选举结果的通知函》,通报白象教会已经产生新的堂管会,人员包括:堂会主任郑永生,副主任陈安国,堂委成员:郑乐国、杨小微、施曰丹、郎小惠、刘立志、郑乐乐、黄余胜、陈赛芬共11人。白象教会同时向乐清市基督教两会两次递交了选举结果的报告,其第二次报告的陈述如下:
    
    
     “ 乐清市民宗局、基督教兩会: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的《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七条,以及《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为了健全本堂的堂务组织和管理制度,确保信徒的聚会活动有序的进行,本堂六百九十二名信徒以签名的方式表示要求教会进行选举换届工作。经本堂宗教教职人员的认肯和各村点多次的信徒代表会议的民主协商,集体决定推选举候选人,甄定选举人的投票资格,已于二OO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在白象教堂主日聖餐后进行选举换届工作,共有三百五十六名合乎选举资格的本堂受洗信徒参与了本次的选举投票活动。本堂经过全体信徒大会的集体民主选举,正式选举产生以郑永生为堂委主任,由十一名成员组成的堂管会组织。本堂爱国爱教信徒承认本次的选举结果,拥护此堂管会组织。请求贵局以及相关部门不給予二OO七年未经过本堂宗教教职人员总负责人郑永生同工的认肯,也未经堂点信徒大会或信徒代表会议选举或民主协商推选,不認同此打着“民主协商推选”旗号,却没有经过民主协商推选,私下凑合而成的“堂管会”组织。不認同此一严重违反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七条,以及《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五条中关于“民主协商推选”规定的“堂管会”组织。本堂广大信徒不承認以付仁叨为堂委主任的“堂管会”谎报组织。为此,请求贵局受理二OO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的选举结果,并予以备案!”
    
    与此同时,以付仁叨为堂委主任的“堂管会”则以白象镇基督教堂的名义向民宗局递交了一份关于解散2008年12月14日选举结果的报告。要求宗教局不予承认本次民主选举的结果。结果乐清市两会在2009年1月16日盖章,市宗教局、镇政府先后在这份递交给民宗局的报告上盖章,签署“不予以承认本次选举”的签字。
    
    
    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本次选举结果不予承认,致使教会的冲突对立面更为加剧,以致教会的聚会秩序更加混乱,教会区会的讲台派单安排形成了两个“堂委会”同时派单,争夺讲台的局面。
    
    
    3、支持选举的信徒被拘捕判刑
    
    
    1)教会秩序的混乱和殴打信徒事件
    
    在民主选举中落选的付仁滔、林恩宝、项仁辉等人由于得到市宗教局、镇政府和市基督教两会力量的支持,每逢主日,也组织数位人士抢占讲台,致使拉扯传道人,抢夺话筒、投影仪被损坏,电源短路等经常发生,有时也以音响干扰主日聚会,使得聚会秩序经常出现混乱。
    
    
    为了维护教会秩序,使信徒能够听道,教会便委托熟悉电工和音响技术的信徒黄乐敏,负责音响设备的维护工作。他需要经常维修教堂内被破坏的音响,有时因圣堂电源被切断也需要采用手提式的充电音箱,以供使信徒可以听到讲道员的声音。因此,落选者视黄乐敏为眼中钉。2009年3月1日下午聚会散会后,黄乐敏到三楼圣堂拿包,到了二楼至三楼的平台,碰到了林恩宝的同伙人杨华西,杨华西挑衅黄乐敏(杨氏曾在2008年年底带多人到黄乐敏家威胁),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杨的同伴刘日华、赖志坤、陈佼海三人从四楼冲下来支持杨,杨华西随即用拳头打中黄乐敏的鼻子,黄的眼镜也被打掉,使高度近视的黄失去视觉能力,无法进行有效的自卫。随后赖志坤、陈佼海、刘日华三人按住黄乐敏,并阻止旁人劝架,使黄受到杨华西的继续拳击踢打,口鼻流血。黄乐敏被殴打时,教会里有三位男信徒和两位中年女信徒在现场劝架,但都无法阻止殴打,当时现场还有其他的目击者。被打致神智不清的黄乐敏,在教友的扶送下,去派出所报案,后被紧急送到温州医学院,诊断鉴定结果是:鼻骨左侧骨骨折、脑震荡、全身软组织挫伤。而现场的目击者在当时没有看到杨华西受伤,但杨后来第一次声称有三根肋骨折断,其后则说一根肋骨折断,肾出血4+。
    
    
    2)黄乐敏被拘捕判刑
    
    
    53天以后的4月23日下午 北白象镇派出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黄乐敏刑事拘留。理由是杨华西体检结果有腰椎(L3)骨质增生,横突骨折。
    
    
    黄乐敏的被拘留,引起了教会众多信徒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警方没有全面调查案件事实,而只听信了杨华西一方的证词,这种做法不能令人信服。并且在事件发生53天之后才以杨的体检结果为证据认为是黄乐敏造成的,而没有认真的区分这种结果是何时造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能认定杨华西的体检结果和黄乐敏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呢?况且,现场将黄乐敏打伤的肇事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结果反将报案者予以拘捕,因此执法者的公平受到了质疑。
    
    
    黄乐敏被拘留后,白象教会议事会曾经多次派出代表与乐清市各个部门的领导和办案人员交涉,向乐清市人民政府、市人大、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发出《有关北白象镇基督教堂因民主选举的落选者付仁滔、项仁辉、林恩宝煸动部分信徒制造事端、诬陷受害者黄乐敏,以及白象派出所以涉嫌故意伤害刑拘黄乐敏的申述》,[53]表示对案件的质疑,要求释放黄乐敏。教会的信徒并自发征集到两千余名信徒的签名,集体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温州市人民政府、人大、公安局、检察院等部门发出《乐清市北白象镇基督教会信徒致各有关部门的联名信》(以下简称《联名信》),[54]呼吁政府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督促市宗教局深入了解并听取教会广大爱国信众的呼声,放弃对少数滋事者的支持!以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但是政府各部门对教会和信徒的申述呼吁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
    
    
    
    黄乐敏本人则通过委托律师李柏光、李敦勇向公安局递交申请书,要求重新鉴定杨华西“伤情”,但遭到了拒绝。[55]2009年11月5日,温州乐清法院宣布判决黄乐敏有期徒刑八个月,赔偿金额一万多元。对黄乐敏的判决结果,使教会信众认为,这是政府相关部门策划的一起案件,目的是为了报复08年12月14日白象教会的民主选举。 [56]
    
    
    小结
    
    
    白象教会案例,其焦点在于由教会议事会发起的堂管会民主选举事件,黄乐敏事件则只是选举事件产生的一个附属结果,因此本文认为黄乐敏事件双方的法律责任的多少,并不会影响到本案例的典型性意义;当然对政府来说,对支持议事会的黄乐敏给予刑事判决,则表达了其打击议事会的态度。
    
    
    白象教会议事会在其发布的《2008年浙江省温州市乐清白象基督教会的“民主选举事件”》一文中明确表示“ 期待从本次选举的整个过程中看出政府部门应该不要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造成因为政教混乱的关系,带来不和谐的负面影响,而当切实的落实政教分离的原则,撤销“三自”和宗教局,让教会完全的独立自主…”
    
    
    
    议事会在《联名信》当中更进一步的表达:“我们教会根据国家、省市宗教管理条例之规定,教会以会众制进行民主选举产生堂管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教会由信徒自己去管理,教会的管理权力来自全体会众,自主办教会,民主办教会,这样做符合教会从“三自”转向“三好”的精神(治好、养好、传好教会),也符合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1-6节的选立真理。”
    
    
    通过白象教会民主选举事件,可以清晰的看到:
    
    
    在大陆部分基督教信仰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尤其是经济和文化也比较发达的区域,政府的“三自”教会系统内部已经产生了不可阻挡的民主选举教会管理组织的要求。
    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控制,仅剩下了对教牧人员控制的最后一条“防线”。面对教会领袖和信徒要求政教分离、教会独立
    自主治理的要求,政府的态度鲜明,给予了坚决的否定,甚至不惜违逆民意,将法律作为选择性打压的工具,实施对要求宗教信仰自由人士的严惩。
    
    “三自”教会治理秩序的混乱,根源即在于政府目前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其它相关法律犯规在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上的自相矛盾,相互否定。可以预料,类似白象“三自”基督教会的混乱秩序,将会继续存在,甚至加剧,或最终引起教会形体的分裂。
    白象“三自”教会民主选举事件,表明了在目前的政制法律制度框架内,通过“三自”教会系统寻求宗教信仰自由这一途径是不现实的。
    
    
    白象教会案例,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三自”教会内存在宗教信仰自由的说法。这是本案例显示出来的核心意义所在。
    
    
    (六)山西临汾教案
    
    ——大陆30年以来最受关注的教案
    
    
    1、临汾基督教会简介
    
    2、临汾教案的始末
    
    1)教案的肇始
    
    2)教会信徒的露天祷告
    
    3) 教案升级并大批拘捕教会领袖
    
    4) “基督教非法势力”的定性
    
    5)重判教会领袖
    
    6)律师的庭审纪实和抗议
    
    小结
    
    
    1、临汾基督教会简介
    
    
    山西临汾基督教会,是临汾市“三自”教会系统以外的当地基督教会信徒对自己所在教会的一贯定名(见后文临汾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杨荣丽基督教非法势力的非法性》)。目前该教会在临汾市尧都区靳家庄建有一座可以容纳5000人进行主日敬拜的“金灯堂”教堂,而在全市各县镇乡村则设有30多处支堂,教会共有信徒五万多名。临汾基督教会被大陆家庭教会系统公认为中国十大基督教会之一。一般认为该教会的设立时间在1978年,但事实上临汾基督教会的传承超过100年以上,在1900年的“庚子教难”以前临汾当地即已有基督信徒。目前临汾基督教会能有如此的规模,正是得益于 “庚子教难”中遗存信徒的两位后裔王晓光和杨荣丽夫妇。
    
    
    王晓光和杨荣丽作为基督信徒的敬虔后裔而得到当地基督教会的认可,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到临汾市的“三自”教会参加教会事工;但1992年临汾“三自”教会产生分裂,教会的一千多名信徒大部分从中分离出来,王晓光和杨荣丽开始带领着这批信徒走上独立建立牧养教会的道路。经过17年的发展,他们的信徒人数已经变成当初的50倍,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屈指可数的大型教会之一。
    
    
    
    临汾基督教会作为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发展迅速的大型主流教会,其教案的发生及其结果,对于考察中国大陆政府对迅速在广大农村地区扩展的宗教信仰所持守的态度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很遗憾的是,我们将要回顾的事件,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过程。
    
    
    2、临汾教案的始末
    
    
    1) 教案的肇始
    
    
    2009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政府动用400左右的警力以及其他人员,使用推土机,挖掘机等设备,对当地张庄乡南韩村基督徒郭艳艳申办的福音鞋厂的几十间即将竣工的厂房予以摧毁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工厂内部的财产,包括电视机、冰箱、汽车、锅碗灶具等均被损坏。而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厂内超过100以上的人员还受到了殴打伤害,造成30多名人员的不同程度受伤,其中有5名以上的伤员伤势严重。根据该事件到目前为止所披露的资料显示,在拆除之前和拆除过程中当地政府并没有出示有关的执法文书,因此该行为被评论认为十分野蛮,与黑社会的做法无异。[57]
    
    
    2)教会信徒的露天祷告
    
    
    因为“福音鞋厂”从老板到工人都是基督徒,信徒们希望鞋厂平时做鞋,但在圣诞节、复活节等一些大的节日里,家庭教会的成员们大聚会时也可以使用,而当地民众的居所大都还是窑洞,因此信徒们对厂房的建设抱着盼望。但当地政府发现这个建筑也是家庭教会成员的聚会所时,包括教育局、工商局、派出所、大队干部等都上门要求停工。厂房的最终被摧毁,以及大量人员的被打伤,引发了当地上千信徒9月13日在现场长达四五个小时在大雨中流泪进行祷告。这些场面通过信徒们拍摄的画面报道上传到网络之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巨大反响。[58] 信徒露天祷告这一场面后来成为政府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对多位信徒进行治罪的理由。
    
    
    
    3) 教案升级并大批拘捕教会领袖
    
    
    临汾教案自9月13日浮山福音鞋厂被摧毁事件之后不断升级。9月17日上午,向外界媒体发出报道信息的信徒陕永昌被政府拘押。9月18日始, 临汾金灯堂教会因为帮助了浮山教会,被停水,停电。饮水饮食发生严重困难。教会负责人24小时受到监控。信徒被跟踪,没有人身自由。所有的手机,通讯,和互联网都被屏蔽封锁。大批信徒聚集祷告更加热烈。但因为面临中国政府即将举行六十周年建国大庆,因此临汾市政府不得不开始出面谈判。9月19日下午2时许,临汾市公安局局长兼市秘书长李海潮奉市长指派,接走临汾基督教会负责人杨荣丽及两位同工,声称要协商解决问题(参《山西临汾教会迫害升级水电通讯全断当局出面谈判》。[59]
    
    
    经过一天的协商,双方终于在当天深夜达成协议。市府当局同意允许教会重建家园,并对事件造成的财务损失、受伤信徒的损失承诺给予14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费用。由许姓官员代表临汾市委和市政府信访局,杨荣丽代表临汾市家庭基督教会,双方签署了“关于浮山县张庄乡南韩村福音布鞋加工厂问题的协调处理意见”,协议书写明:“经双方协商,对浮山县张庄乡南韩村福音布鞋加工厂问题的处理达成如下协议:对福音布鞋加工厂的建筑物损失,衣物财物,伤病人员治疗,群众协助救治费及其它费用,共计补偿壹百肆拾万元。如无特殊情况,资金明天到位。”
    
    
    9月20日,政府没有兑现协议的赔偿承诺。9月23日,杨荣丽等9位教会同工乘车去太原上访,途中被警方拦截拘捕。同一天,警察动用十多辆警车包围了临汾教会的大教堂。禁止信徒聚会,该教会在附近乡镇30多个支堂亦被禁止聚会。(后来的审判表明,随后有更多的信徒受到了政府的拘捕)。9月24日中午,警察大规模搜查教堂并搬走电脑等财物。
    
    
    
    4) “基督教非法势力”的定性
    
    2009年9月27日,临汾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以《杨荣丽基督教非法势力的非法性》为题发文,将临汾基督教会定性为“基督教非法势力”。[60]文件将杨荣丽等人带领的山西临汾基督教会自由传教、组织大型聚会等教会的正常活动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其中在第二部分“基督教非法势力违反的法律法规”中,引用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条款,认定:(一)杨荣丽等带领的“中国山西临汾基督教会”,“没有在政府宗教部门和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是“非法设立宗教组织。”(二)“…不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登记,通过租赁或购买废旧工厂、闲置地等手段,擅自在尧都、襄汾等多处非法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包括2008年, 建成金灯堂教堂,属于“非法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三)十多年来,不经政府宗教部门许可,多次在尧都、襄汾、蒲县等地擅自组织大型宗教活动,是“非法进行宗教活动。”(四)“在杨荣丽非法宗教组织中,杨荣丽及他们自封的传道人都没有经过合法宗教团体认定和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没有获得宗教教职人员身份认定,擅自进行传教、讲道、礼拜等宗教教务活动,是非法宗教教职人员,不具备进行宗教教务活动的资格。”是“非法自封传道人。”文件更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在完全缺乏对未成年人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的意愿调查证据的情形下,认定(第五项)临汾基督教会“非法向未成年人传教。”并在最后引用《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相关条款将临汾基督教会的露天祷告,为维护权利进行的上访等活动认定为(第六项)“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该文件的结语,使用政治性的语言,指称临汾基督教会的杨荣丽等教会领导人“必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必会受法律的惩罚。”
    
    
    5)重判教会领袖
    
    
    
    2009年10月30日,山西临汾市尧都区检察院向区法院起诉5名被拘押的临汾基督教会基督徒。起诉书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杨荣丽、王晓光、崔家兴、杨旋的刑事责任;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追究杨荣丽、张花梅的刑事责任。其中重点指“杨荣丽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起诉书称:“非法占用农用罪”的事实是,2008年5月兴建的“金灯堂”教堂非法占用农用土地12.42亩,其中非法建筑及附属设施占地计6.01亩。而该地块是以杨翠莲、崔家兴的名义与褚玉柱等八户村民签订了租赁耕地14.88亩、使用权为20年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但是建教堂的决定是由杨荣丽、王晓光等人决定。
    
    
    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事实是,2009年9月13日,浮山县政府有关部门在对位于浮山县张庄乡西韩村郭艳艳的非法建筑进行了依法拆除后。张花梅、杨荣丽于当日早晨纠集信徒数百人,将装有音响设备的客货车横置于230省道临公线西韩段中间,并指使数百名教徒在公路上祷告,并围攻到场疏导交通的公安民警,致使该路段交通堵塞长达4小时之久,严重地扰乱了交通秩序。[61]
    
    
    最终,于2009年11月25日临汾市尧都区法院第十二审判庭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等罪名,分别判处杨荣丽七年,王晓光三年,杨旋三年半,崔家兴四年半,张花梅四年有期徒刑。[62]
    
    
    继上述五位教会领袖被重判后不久, 2009年11月30日, 又有五位山西临汾教会领袖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被判的分别是李双平,杨红珍 ,杨才珍 (丈夫即杨旋),高琴(又叫高福琴),赵国爱,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劳教期限从10月11日开始算起。[63]
    
    
    6)律师的庭审纪实和抗议
    
    
    临汾教案的法庭审判,成为一场过场戏。出庭为被告辩护的基督徒律师团成员为被审判的教会领袖们做了精彩的法庭辩护。审判结束后,律师们将这一审判的过程写成《临汾教案庭审纪实》一文,并将《杨荣丽的辩护律师辩护词》及《王晓光一案辩护律师辩护词》予以发表,使得这场审判的不公正被充分的暴露。 [64]
    
    
    
    小结
    
    
    山西临汾教案,开端于政府认为浮山县基督教会(信徒)开办的福音鞋厂同时作为教会的聚会场所而进行强行拆除,进而引发了信徒的露天祷告,信徒为了赔偿而上访等问题。这一基于教产问题而引发的权利之争,其根源也是由于教会在扩展中无法在目前宗教信仰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下解决教会建立教堂的问题。但是当地政府没有正视问题的根源,予以积极的引导解决,反而将教会信众的正常需求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予以粗暴的打压,甚至将一个持守正统基督信仰的大型教会一棍子定性为“基督教非法势力”,最终还坚持错谬,将临汾基督教会的主要教会领袖全部送上法庭,予以重判,或者予以劳教。这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1年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个对正统教会打压的极端案例。这一案例充分的体现了目前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的倒退现状。
    
    
    通过本案例中临汾市政府对临汾基督教会的定性,也体现出目前在教会信仰的实践中,无论是教会的注册登记、教会活动场所,还是属于教会内部事务的传道人认定等,要脱离政府的法律法规的管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36条承诺实质上成为一种虚设。
    
    
    本案例中政府对教会的定性,也充分的暴露了政府的打击对象就是发展迅速的基督教会的事实。但是政府为了掩盖这一目的,以法律工具化的手段选择性的以非法占用农地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对教会领袖实施审判,这一欲盖弥彰的做法事实上无法掩盖临汾教案的实质正是一个典型的宗教迫害的案例。在这一目的的驱使之下,浮山福音鞋厂的赔偿等问题统统被扔到法庭之外了。临汾教案的过程和结果,给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言说自己贴上了一个有形的封条。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在
    
    
    通过研究以上的案例,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教会来说,都存在着许多引致双方关系紧张的问题。如何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我们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理清这些看起来错综复杂的问题,才可能研究解决难题的途径。归纳起来我国宗教信仰方面主要存在着5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结社自由与注册登记问题。 这是除了三自教会身份的比如白象教会以外的所有非官方教会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因为近年大家关注更多的是注册登记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忽视了结社自由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我们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登记不登记,这应该是教会的自主权利。因此,即使是像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这样秘密成立的教会联盟事工机构,其权利也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通过以上守望教会的案例,我们看到,不是教会不希望进行注册登记,而是政府利用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以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来设置制度性的重重障碍、使家庭教会无法注册登记。守望教会遵从圣经的教导,顺服政府的权柄, 通过注册登记的尝试,揭开了政府盖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头上的这两层面纱,使其露出真面目:就是不准登记,或者说,如果不加入“三自”,就不予批准。
    
    
    “事实上,不仅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会员的结社权不被当局认可。官方教会的会员也同样不享受结社自由,他们只能加入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不能自己建立独立的教会、或加入他们选择的教派。因此,教徒没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65]
    
    
    第二是自主办教与政教分离的问题。 政府在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上,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并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捆绑在一起,事实上在政教关系上实行的是政府管制模式,而教会一致要求的是政教分离。在这个问题上,就连白象教会这样的“三自”教会,也明确提出了“……当切实的落实政教分离的原则,撤销“三自”和宗教局,让教会完全的独立自主……让教会的主权独立于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让教会真正的实行自养、自传、自治的原则。”
    
    
    
    后面我们通过研究政府的宗教政策,可以知道政府之所以采取管制的的模式,乃在于政府一直在将宗教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上海政府对万邦教会采取的取缔方法“似乎……不是针对宗教信仰,而是制裁政治反对派或邪教”,而临汾地方政府宣布临汾基督教会为“基督教非法势力”所罗列的条文,特别是其政治性用词用语,则更为典型,甚至让人有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感觉。
    
    
    因此,采取政教分离的关系处理模式,让宗教问题去政治化一直是教会非常强烈的盼望。
    
    
    
    第三是宗教团体的社会身份平等地位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宗教团体平等的进入社会公共空间,让不同的宗教或信仰进行自由竞争等问题。 有专家学者将宗教信仰领域也称为“宗教市场”,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宗教或信仰,都应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大张旗鼓的进行宣讲,难道执政党认为必将消亡的其它宗教信仰还用得着害怕吗?
    
    
    
    万邦教会在这次被扫荡式取缔中的遭遇,让万邦教会的教牧人员有一种倍受歧视的感受。临汾教会领袖的审判案例,让出庭的辩护律师感叹,这是一场以法律工具化的手段选择性的对基督教会进行打压的不公平审判。这背后的根源,难道与执政党在宗教政策上一贯对基督教信仰的歧视没有关系吗?基督教信仰受到“歧视”的不平等待遇问题,一方面与政府一直在将宗教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有关,特别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一执政党和政府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纲领性文件[66],提出的“国际宗教反动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包括罗马教廷和基督教的“差会”,也力图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渗透活动,‘重返中国大陆’”这一对基督教会的认识,是政府过去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都是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侵略我国的工具的错误政治性认识的继续(参见后文的分析)。因此使得基督教与我国自生的道教,以及已经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在现实中的地位,就有了巨大的差距。临汾教会的信徒想利用自己工厂的房屋进行聚会敬拜,遭到了政府部门的野蛮摧毁,而全国各地的道教佛教不断修建寺庙的报道却经常见诸于报端。2007年2月7日,中国新闻社的报道说“成都宝光寺除夕头炷香以9. 9万元高价拍卖”成功。[67]如果在网络上搜索,则可看到更多的头柱香火不但是可以公开拍卖,甚至是由当地政府的领导亲自点燃的。这些例子,反映了基督信仰在我国各种宗教信仰中由于政治性歧视所带来的地位低下的问题。当然,道教和佛教等宗教信仰在我国的宗教信仰地位,也是远远不及共产主义信仰的“崇高”地位的。
    
    
    
    第四是教产问题。宗教信仰自由,不仅仅是头脑里的自由,还是实践的自由。教会要建立,聚会要有场所,要有物质的条件,教堂等教产问题就成为宗教信仰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需求。临汾基督教会的聚会场所被粗暴铲除,才引发信徒的露天祷告,守望和万邦教会的被驱逐,才出现露天敬拜的聚会。这些都让国内外的人士对中国政府努力树立和谐社会的形象和实质产生了质疑。
    
    
    第五是宗教立法与依法管理问题。 我国没有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健全法律体系,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准则得不到承认,宪法36条和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以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实施当中相互矛盾,互相否定,在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上,非但不能提供制度性的保护,反而成为了实质上的障碍。从守望教会给国家宗教局的申诉《意见书》,到万邦教会对被取缔的行政复议书,都反映出了我国在宗教立法上的问题。宗教立法的宗旨问题不解决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依法管理更无从谈起。但这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成因:政府对宗教信仰问题的基本观点及政策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自然是由于公民的宗教信仰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和政府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及其所形成的政策,采取的政教关系处理的具体方式方法。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认识观点正确,采取的政策得当,形成法律法规的出发点良好,才有正确处理政教关系的基础。公民的宗教信仰存在的事实,是一个常识问题,本报告仅作简单概述,不作重点的研究,而将主要分析形成我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政策性根源。
    
    
    
    
    (一)执政党宗教信仰问题的纲领性政策文件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阐明了执政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至今为止,这个文件依然是执政党和政府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纲领性文件。[68]
    
    
    这份有十二个要点的文件,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一至第二点,是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及现状的陈述;第二部分即第三点,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三部分即第四点,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第四个部分五到第十二点,是如何落实“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措施和方式方法。最后部分的这八大点,其重要性在于它实质上形成了执政党和政府30多年以来的政教关系处理的模式。这份文件在论述中,还涉及了许多影响政教关系的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作部分点评。
    
    
    文件第一部分第一点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其中包括三个重要观点。
    
    
    一是对宗教信仰的本质认识:“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配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到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
    
    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观点。有神与无神,是可以争论的;但是以无神论作为政府的政策,并作为立宪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对相信“有神”的公民来说,便形成了对其信仰正当性的否定。再者,“精神鸦片”的说法,更是有对持有宗教信仰公民歧视的嫌疑。虽然现在不常提“鸦片说”了,但影响还是很大。
    
    
    二是认识到宗教信仰存在的长期性。因为“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不过,“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只是有一个长期过程。对宗教信仰长期性根源的认识也是属于学术上还有待研究的争议问题。在此对公民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归结为思想和习惯的陈旧,也形成对这些公民“愚昧落后”歧视的嫌疑。
    
    
    三是认识到“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有了一点认识的进步;但是是不是从此就不依靠行政的强制来处理宗教信仰的问题了呢?遗憾的是在后面的八到第十二点的政教关系的处理上,让我们看到的似乎与此是完全矛盾的做法。
    
    
    第二点在“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的陈述中,对我国宗教信仰的现状作了简述。之后指出:“宗教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为,虽然“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宗教问题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一定的群众性,在许多地方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还受到某些阶级斗争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这是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相交织的一个认识。尤其是认为过去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都是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侵略我国的工具,所以一向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问题在政府看来也是政治问题。对宗教问题,要求 “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 是对的,但是宗教问题政治化的认识给政教关系的处理将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
    
    
    第二部分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在第三点上说“建国以来,我们党对宗教的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肯定的方面主要包括:“……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开始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检讨的方面主要指自一九五七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对宗教的工作犯了极 “左”的错误。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应该说政府在纠正极“左”政策对宗教信仰所采取的消灭做法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1957年之前,我国是否就有宗教信仰的充分自由,还是值得探讨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回到什么样的起点的问题。肯定“三自”的政策,对不加入“三自”的教会不予以承认,正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重大问题。
    
    
    第三部分即第四点提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
    
    
    
    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本部分作了一个定义,“就是说:每个公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这个定义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对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定义我们会发现,这个定义除了“信”和“不信”的抽象提法以外,则丝毫没有提及宗教信仰的实践活动方面。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宗教问题专家当时不知道联合国所通过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我国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含义的解释,还是不能和这些国际公约文书所确定的含义对接。
    
    
    不过重新提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指出“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又“……强调指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过分强调宗教信仰问题是“公民个人的私事”,有没有限制宗教信仰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言外之意呢?从现在基督教会进入公共空间聚会敬拜受到严重打压来看,至少现在是存在这个问题。
    
    
    本部分最后说:“总之,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说法虽然不错,但是有一点“指鹿为马”的嫌疑;应该说明,宗教信仰自由是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权利才是根本目的。
    
    
    第四个部分五到第十二点,是如何落实“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措施和方式方法。
    
    
    一是“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平反冤假错案,都是应该的。不过“必须在各种宗教中培养一大批热爱祖国,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宗教学识,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代表人物。”这个提法实质上表示了党和政府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原则。另外各种宗教信仰的代表人物,首先是由其信仰的见证决定的,执政党和政府去培养,就有了要去指导其信仰的嫌疑;而爱国,和对社会的发展道路持什么样的看法等,则是另外的问题。“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提法也有指这些人士思想认识等落后的嫌疑。
    
    
    二是“合理安排宗教活动的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
    
    这个部分中提到“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一些寺观教堂”,“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 关于基督教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等政策恢复了宗教信仰的部分活动空间。宗教界有看法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句:“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 但是任何宗教组织和教徒也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这是政府采取典型的管制限制模式的做法。
    
    
    三是“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
    
    这个部分明确提出“全国性爱国宗教组织共有八个,即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此外还有若干宗教性社会团体和地方组织。”“一切爱国宗教组织都应当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党和政府的干部也应当善于支持和帮助宗教组织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包办代替。”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承认的宗教组织事实上都属于上述八个所谓的爱国宗教组织,而这些组织都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这在目前来说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要成立宗教社团,就必须加入这些政府领导的团体。这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来说,首先是不平等,其次就是强制性的问题。
    
    
    四是“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 这个问题同上述“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的实质一样。
    
    
    五是“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那些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当中,这项规定的执行,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步骤,不宜简单从事。”这一规定如按国际通行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准来衡量,我国在这方面的自由程度就被降低了大半。
    
    
    六是“坚决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就意味着要坚持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产的迷信活动。” ……“ 要用确凿的事实,充分地揭露这些坏人是如何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并且注意划清正常宗教活动同违法犯罪活动的界限,明确指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决不是打击而恰恰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 这里其中之一的问题就是“正常的宗教活动”的问题,由宗教信仰者的标准来判断呢?还是由政府进行判断?由政府来判断的话,政府就同时成为了“宗教裁判所”。
    
    
    七是宗教外交的问题。
    
    在宗教界的对外联系交往的问题上这里主要提出的是“反渗透”问题:“国际宗教反动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包括罗马教廷和基督教的“差会”,也力图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渗透活动,“重返中国大陆”。我们的方针,就是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 ……“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决抵制国际宗教反动势力重新控制我国宗教的企图,坚决拒绝任何外国教会和宗教界人士插手干预我国宗教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包括它们所控制的机构)用任何方式来我国传教,或者大量偷运和散发宗教宣传材料。”……“严密注视外国宗教敌对势力在我国建立地下教会和其他非法组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进行间破坏活动的情况,并给以坚决的打击。”后来江泽民有一个说法,就是“这实质上是政治问题。”(见后文)。
    
    
    
    八是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是处理好宗教问题的根本保证。”
    
    “党对宗教的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委,一定要有力地指导和组织一切有关部门,包括统战部门,宗教事务部门,民族事务部门,政法部门,宣传、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并且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把这项重要工作切实掌握起来,坚持不懈地认真做好。”执政党和政府在此将宗教问题再次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并明确地提出了政府多部门联合管制宗教信仰的具体安排,强调的是处理问题,而不是保障权利的问题。
    
    
    这份文件的最后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这里一方面强调要“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另外又强调了党和政府的目的还是“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小结:执政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这份纲领性政策文件,改正了1957年以后中国政府为了“消灭”宗教信仰所采取的极端做法,有限度的给予了公民部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空间。但是由于存在着很多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定位不准确的问题,也由于文件在宗教团体的认定,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宗教教职人员的对待,以及宗教活动的自由度等问题都作出了重要的政策指导或规定,并对中国以后的宪法修订以及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都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因此说这份文件是形成中国政府近30年以来政教关系处理模式的基础。
    
    
    (二)、执政党对宗教信仰问题政策的连续性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江泽民在宗教界春节团拜会上有一篇讲话《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69]其中他说到“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定会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另外他还有一点谈到“国内对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实质上是政治问题。”)
    
    
    从国家宗教局网站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仍然还是主要的一篇党的政策性文件就可以相信,执政党的宗教信仰问题的政策确实至今还是稳定和连续的,只是稳定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发展和进步。
    
    
    2007年12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一个《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 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讲话,[70]“他强调,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努力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宗教关系和谐”这个说法在此主要指的应该是政教关系和谐。至于如何使宗教关系和谐则缺乏具体的内涵。 胡主席的讲稿,除了提到保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连续性以外,还引用了江泽民讲过的一句话“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这句话的具体含义也是很空洞的,以至于原政协主席李瑞环一九九四年七月四日在与“新形势下民族、宗教问题研讨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中也只好在自己做了一番理解后说:“这样解释是否符合马列主义原则?是否与有关政策相衔接?这个问题希望理论家们进行研究。”
    
    
    总结地来说,就是这三十年以来,执政党和我国政府在宗教问题的政策上保持着稳定性和连续性,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只有一些新的概念或说法而已。
    
    
    
    
    第三章、中国政府处理政教关系的模式
    
    
    执政党和政府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和制定的政策,一方面在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上形成一种处理模式,同时也逐渐的将这种政策注入到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当中。从政策到管理模式,再到法律法规体系,但我们若再从后者往中间探讨,则更容易看清政府的政教关系处理模式。
    
    
    (一 )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执政党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段话中,一个和信仰有关的提法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则是后来的补充,在意识形态上是否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还有待考察)。我们都知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其实无论是什么主义或思想,这种主义或思想对社会或者谁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是一个问题,但是将这个主义或思想写到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当中,作为指引全国人民的主义或思想,这是受到当代中国社会很多公民质疑的一个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十八条第二款明确“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如果公民本身的宗教或信仰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作为公民还得遵守国家的法律,那么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呢,还是坚持原有的宗教或信仰?
    
    
    因此,我国宪法中的这种写法,有使公民的宗教或信仰自由“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的嫌疑。事实上,因为宪法序言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造成了我国公民几代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被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而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则更因为不是共产党人而失去了很多公平竞争的机会。
    
    
    
    从执政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信仰在宪法中的地位而言,我国其它的民间宗教或信仰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便不仅是低一等的问题了,而是地位非常的卑微了。
    
    
    因此,要认识我国的政教关系问题,首先认识到在政府与宗教或信仰的关系上,已经先存着一个“政教合一”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但因为共产党人不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称作“教”,所以或者称我国政府为一个“政信合一”的政府比较合适。
    
    
    2、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首先,我们看到宪法三十六条的内容正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以下简称《基本政策》中几个要点的概括,五句话,四层意思。
    
    
    而一般官方对前两句也就是什么是宗教自由的标准解释,引用的也是《基本政策》中的解释,就是“每个公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有时再加上:“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信教的自由,也尊重和保护公民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无论信教与否,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加以歧视。”
    
    
    这个解释前面我们说过,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定义相比较,就是没有提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内涵。这样,在面对实际的宗教信仰活动时,官方就可以说,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宗教自由,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就有过这样的解释。这就是说,你有思想上的自由,而没有行动上的自由。这实际上也否定了有宗教信仰和思想的人也有表达这些信仰和思想的自由,以及聚会做礼拜即和平集会的自由。这一点,我们通过后面对《宗教事务条例》的分析看得更具体更清楚。
    
    
    第三句“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问题是“正常”两个字。政府因此成为了宗教裁判所。政府的出发点应该是宗教信仰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因此两个字的存在使得宪法可成为打击宗教信仰异己的工具。尤其对于一个“政信合一”的政府来说,当政府将宗教问题看作政治问题时,宪法被工具化的这种危险就更大。
    
    
    第四句“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看起来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说,宗教信仰是可以被利用来破坏社会秩序之类的。问题是宪法当中为什么没有提其他的社会力量也是可以被利用的,而单独要针对宗教信仰写这一句呢?比方说,如果写上一句“任何人不得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损害公民的思想健康…”有这个必要吗?但是唯独对宗教问题的这种写法,就产生了另眼看待的不平等问题了。
    
    
    第五句“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句话的问题同第四句一样。宗教信仰团体及其信众,作为主权国家的社会团体及公民,依法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保护国家的利益,如有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则有宪法其他条文如第54条和相关法律予以惩罚。在此写上一条,既属画蛇添足,更令人觉得政府总是将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这样对政府的形象非常不好。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对公民涉及宗教信仰方面的权利还有一些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等。在这些立法里边表明公民不得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而使其它权利受到侵害是应该的。
    
    
    小结: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政教关系在法律上的第一个体现就是执政党信仰或者说宪法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地位不平等问题。其次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宪法中的具体内涵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的标准定义内容不一致的问题。另外就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立法不健全的问题,因此才会出现权利保障的官民解读不同的诸多争论。
    
    
    (二)政府管制模式与《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中国政府自1982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公布以后,按照这份文件的观点和政策规定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了一套对宗教信仰活动进行管理的方式方法。而其经过22年之后最终将各省市执行政策的经验汇集成为一个结果,就是国务院于2004年11月30日公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的《宗教事务条例》。这个条例的内容充分表明了我国在政教关系处理上实行的是一种高度管制的模式。
    
    
    最近的11月底,新上任不久的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先生,发表了一篇阐述我国政教关系的文章《关于当代中国政教关系》。[71] 文章努力的证明我国的政教关系是“一种新型政教关系。这种新型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而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则是为其9月份上任以后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对基督教会的打压浪潮作辩护,以强调其在文章中所说的:“宗教组织也不能以政教分离为借口不服从政府的依法管理。”
    
    
    那么我国的政教关系,真的是如王局长所论述的“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模式吗?首先,我们通过前面的一系列教案,已经看到了一个我国政教关系非常不和谐的局面,所以王局长建议“把当代我国政教关系称作政教和谐模式”的提法立即受到了教会内外的批判是不奇怪的。其次,我国政府在政教关系处理上实际推行的高度管制模式,这一点事实上在前面的案例里面通过各个教会的申诉以及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也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在此对《 宗教事务条例》所集中显示的这种管制模式 进行太详细的分析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抱着和王局长一同学习探讨的态度,我们不妨在此从《 宗教事务条例》的六个主要方面再择要予以评点。
    
    
    1、政府对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
    
    《 宗教事务条例》包括总则和附则在内共7章48条。总则第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和宪法的陈述一样,“正常”两字给与政府干预宗教信仰的内部事务留下了权柄。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以“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理由,对宗教事务进行高度管制的事实,是和政教分离原则相背离的规定。
    
    
    2、宗教团体的登记
    
    “第六条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根据这一规定,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家独立注册登记成功的宗教团体。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一地一业一会的原则,以基督教会为例,不加入官方承认的“三自”教会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则根本不能获准登记(见守望教会案例)。
    
    3、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二条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
    
    “第十三条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不仅宗教活动要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一条还对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宗教人员,宗教活动场所的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宗教活动场的管理组织和制度,捐献等宗教活动的细节都作了详细规定。
    
    
    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六条从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到第二十五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这些纯粹属于宗教信仰团体或个人的内部事务,都要经过政府县级以上甚至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其中还有“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等提示性陈述。试问,宗教信仰活动如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发生,我国不是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吗?如果以防止意外发生为理由就一定要经过政府同意,那么试问王局长,为了防止你的司机开车可能发生交通意外事故,请你们凡是开车跨省区出行的时候都必须申报省级以上的政府管理部门同意可以吗?在此足见这些条文的荒谬。政府的目的不过是借种种理由要管制这些宗教活动而已。
    
    
    4、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基督教会的教职人员在大陆如不经过“三自”教会向政府申请备案,就不能从事宗教教务活动这些事实完全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独立自主原则,也不符合宗教发展的事实(见守望教会案例)。
    
    
    5、宗教财产
    
    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财产问题就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建造教堂等。另外,第三十六条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则不仅是简单的管制问题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政府还要管到米袋的程度吗?
    
    
    6、法律责任
    从第三十八条到第四十五条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的违规行为,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教职人员的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列举了详细的处罚措施或者法律责任。另外,第四十三条的“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使得不被政府承认的基督教独立家庭教会常常在政府的所谓执法行动中被没收所有的财产。
    
    
    第四十六条“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在前面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无论是行政复议申请,还是行政诉讼,甚至法庭审判,在政府的法律法规体系内,都成为了走过场的形式而已。
    
    
    法律学者、宗教问题专家曹志先生从中国宗教团体登记制度的角度分析入手,对我国的政教关系及形成的处理模式过程和结果有过精辟的论述,他的结论是:“代表着信仰教义的宪法序言、被视为仪式活动的制宪和修宪、执政党——政府——社会——个人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组织关系,正是在宪法的广义上,构建并稳定中国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实质是“人民宗教”。‘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符合宪法序言神化中国共产党而要求在政治共同体内的宗教(活动)服从最高政治权力代表的逻辑。正是中国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我们才理解:由这种政治权力衍生的制(修)宪权、立法权、行政管理职权和地方政府权力,都是为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统治地位而存在和运作,所以,宪法第36条、立法法、宗教条例、社团条例、地方宗教立法,都旨在塑造一种宗教(秩序),能够被纳入执政党独占政治权力的政治秩序和国家结构中,使之成为政治功能的一部分,从而为建立神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秩序服务。这种政治秩序的“人民宗教”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政教关系与其说是“以政统教”,不如说是各种“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依附于人民宗教。所以,在这种政教关系模式中,宪法第36条“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内容,被“人民宗教”所决定。” [72]这一结论清晰的表明了我国的政教关系处理模式是为维护执政党政治权力垄断为前提的制度性高度管制模式。
    
    
    
    第四章、政府管制模式的结果——对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评估
    
    
    
    我国由宗教政策主导的宗教立法和制度性法规所形成的宗教信仰管理体制,使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没有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根本保障,并因此造成了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现状:
    
    
    首先是非共产主义信仰的公民和宗教团体被置于法律的不平等地位
    
    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执政党的信仰成为我国宪法的至高信仰所决定的。同时,执政党的信仰及其宗教政策也使得作为共产党员的公民选择其它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了剥夺。因此非共产主义的宗教或信仰在我国处于一种普遍的受到歧视的对待。尤其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执法过程中,公民因为非共产主义的宗教或信仰受到打压的同时,往往在人身自由、财产等权利方面都一同受到严重的侵害。
    
    
    第二是自由结社的民间独立宗教团体被制度性的置于“非法”状态之下。
    
    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所形成的双重登记审批管理实质性的剥夺了一切非官方宗教团体的注册登记权利。政府对于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定位是造成民间宗教信仰团体无法合法化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所有宗教团体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均受到了剥夺
    
    非官方的宗教团体在“非法”的状态下其独立自主的权利受到了否定,官方设立的“三自”教会等组织也由于处于政府的高度管制当中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政教不分离的管理模式是造成一切宗教组织丧失自主权的制度性原因。
    
    
    
    第四是公民的宗教信仰的实践权利受到高度限制
    
    公民可以有思想上的宗教信仰自由,而缺乏行动上的实践自由;公民可以有在家庭当中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不能拥有公共社会空间上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是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准则而刻意对这一普世权利的实质内容进行阉割造成的。如果要给我国政府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打分的话,以100分为满分则只能打20分,10分在头脑的自由上,10分在家庭的自由中,去除思想上的自由实质上不是由于政府给予的,最后得分为10分。
    
    
    一言以蔽之,我国政府对宗教信仰的高度管制处理模式,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政教关系极不和谐的局面,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极端对立的状态。
    
    
    
    结束语、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建议
    
    
    通过以最近几年基督教家庭教会信仰状况为例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实际落实情况的分析,我们对政府如要切实落实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提出如下建议:
    
    
    修改宪法,建立健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
    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为根本目的,纠正限制宗教信仰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抛弃管制是为了最终消灭宗教信仰的目的。修改宪法36条,使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与联合国相关公约文书的定义相对接,逐步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使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2、废除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或对其进行违宪审查。修改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去除部门挂靠等多重管理的体制,允许一地一业可以有多个社会团体进行独立注册登记,为宗教信仰的结社自由建立法律基础。
    
    
    3、以政教分离为原则,抛弃目前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模式
    
    应当纠正对宗教问题过度政治化的政策,抛弃控制一切宗教团体组织的做法,不支持或压制任何的宗教或教派,不介入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使宗教团体的自主权利得到尊重,最终达到互不介入、互不干涉的和谐状态,使政府与宗教之间通过法律调整实现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
    
    
    4、允许宗教团体自由结社,对于宗教团体的登记注册,出于慈善和公益目的而进入社会服务的愿望,给予同非宗教团体、组织同等的待遇。放松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使宗教信众在集会自由、出版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权利也得到真正的实现。
    
    
    保护宗教团体的教产。同时给予自由结社的宗教团体相同的财产法律保护待遇。
    
    
    我们期盼中国政府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中国《宪法》,指定相应的法规、采取具体措施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治理的大国,推动世界和平与进步。
    
    
    
    
    注释:
    
    [1]公法评论网刘军宁:《世界不是恺撒的,宗教自由是人的第一自由》(http://zhongmeng.org/bbs/viewthread.php?tid=11078&extra=page%3D1)
    
    [2] ]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gb/zcfg/zc/75352506-2bd0-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3]中国基督教网站(http://www.ccctspm.org/other/gaikuang.htm)
    
    [4]美国“大使命中心”《普世宣教手册》2005年5月版150页。7千余万是广义基督徒9千多万减去天主教2千万的结果。
    
    [5]见2009年7月10日《南方周末》“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崛起”一文,文章引用中国基督徒的数量约为7000万。
    
    [6](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012235.shtml)
    
    [7]见《家庭教会联合会论坛》(http://www.chousechurch.net/bbs/viewthread.php?tid=6&extra=page%3D1)
    
    [8](http://www.chousechurch.net/bbs/viewthread.php?tid=68&extra=page%3D1)
    
    [9]参博讯网(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012235.shtml)
    
    [10](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7/03/200703081032.shtml)
    
    [11](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7/12/200712190513.shtml)
    
    [12](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2/200802211039.shtml)
    
    [13]维权网(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10/20081016234540_11161.html)
    
    [14](http://tystree.blogspot.com/2008/10/blog-post_30.html)
    
    [15](http://www.chinanpo.gov.cn/web/showBulltetin.do?id=31987&dictionid=2351)
    
    [16](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7112)
    
    [17](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9/03/200903070018.shtml)
    
    [18](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3/200903100811.shtml)
    [19](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7/200907041300.shtml)
    
    [20](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542)
    
    [21](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947)
    
    [22](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05/20080508231815_8607.html)
    
    [23](http://www.zjblog.org/?action-viewnews-itemid-13518)
    
    [24](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6/200906222034.shtml)
    
    [25](http://earlyrain.bokee.com/6909033.html)
    
    [26](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139)
    
    [27]据《杏花》网刊整理(http://www.xhjournal.cn/article/2008/12/20081211123206320601.shtml)
    
    [28](http://www.xhjournal.cn/article/2008/11/20081117161300130001.shtml)
    
    [29]见《行政复议申请书》(http://www.xhjournal.cn/article/2008/12/20081211141243124301.shtml)
    
    [30]见《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http://www.xhjournal.cn/article/2008/11/20081117173254325401.shtml)
    
    [31](http://news.boxun.com/news/gb/yuanqing/2008/05/200805120554.shtml)
    
    [32](http://www.de-sci.org/blogs/jidian/?p=30676)
    
    [33](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220)
    
    [34](http://news.boxun.com/news/gb/religion/2009/11/200911031502.shtml)
    [35](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11/200911081200.shtml)
    
    [36](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11/200911142013.shtml)
    
    [37]丁谷泉:中国宗教自由黎明前的黑暗—浮山教案谈起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759
    
    [38](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2/200902130702.shtml)
    [39](http://www.canyu.org/n10458c11.aspx)
    
    [40](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id=1082)
    
    [41](http://stj.sh.gov.cn/Info.aspx?ReportId=f223406b-5aed-4e6d-936d-cb2a3e7eb9a2)
    
    [42](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11/200911131253.shtml)
    
    [43](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098)
    
    [44](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089)
    
    [45](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religion/2009/11/200911171720.shtml)
    
    [46](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124)
    
    [47](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11/200911240440.shtml)
    
    [48](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227参阅RFA自由亚洲电台当日报道)
    
    [49](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227)
    [50]参《2008年浙江省温州市乐清白象基督教会的“民主选举事件”》(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5/200905080832.shtml)
    
    [51](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5/200905080832.shtml)
    
    [52](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5/200905120537.shtml)
    [53](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5/200905051525.shtml)
    
    [54](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5/200905120537.shtml)
    
    [55](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5/200905210421.shtml)
    
    [56](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049)
    
    [57]参《山西临汾400警察暴徒血腥镇压基督教会》(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458
    
    [58]参《山西临汾400警察夜袭 血腥镇压基督教会》(http://www.epochtimes.com/gb/9/9/16/n2659098.htm)
    
    [59](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515)
    
    [60]见《临汾教会经历强暴与谎言的逼迫》( 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9837)
    
    [61]见《山西临汾将治罪杨荣丽等5名基督徒》(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114)
    
    [62]见《临汾教会杨荣丽等五人被重判七年至三年徒刑》(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209)
    
    [63]见《山西当局猖狂迫害;又有五位山西临汾教会领袖被判劳教》
    
    (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270)
    
    [64]同上文(http://chinaaid.org/chinese_site/press_release_detail.php?id=10270)
    
    [65]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2/20090208125614_13525.html
    
    [66] 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gb/zcfg/zc/75352506-2bd0-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67] 转引自(http://www.51766.com/xinwen/11003/1100313165.html)
    
    [68]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gb/zcfg/zc/75352506-2bd0-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69]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gb/zcfg/zc/2b952bb6-2656-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70]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19/content_7281396.htm)
    
    [71](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11/28/content_12550565.htm)
    
    [72]见公法评论网《中国宗教团体登记制度分析》(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uanti/zongjiaoziyou/20081128/107.html)
    
    维权网原文网址: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1002/20100226104855_20091.html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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