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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报告:国家权力对生育人权的制度性侵犯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08日 转载)
    国家权力对生育人权的制度性侵犯
    
     ——推行计生政策过程中存在的侵权现象调查分析和建议 (博讯 boxun.com)

    
    
    撰写人:张辉 (维权网协助)
    
    2010年3月8日发布
    
    
    
    目 录
    
    一、保护生育人权的国际文献和中国计生政策的演化
    
    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中的演变
    
    三、地方政府粗暴化管理的实施形式和主要步骤
    
    四、地方计生条例中的强制性非人道措施
    
    五、落实计生政策过程中的酷刑、残忍和非人道待遇和惩罚
    
    六、大事记回放之一:广西博白事件
    
    七、大事记回放之二:山东临沂事件
    
    八、中国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在人权保护方面的欠缺
    
    九、倡导和建议
    
    附录:中国计划生育维权可依据的法律条款
    
    注释
    
    参考文献
    
    
    
    一、保护生育人权的国际文献和中国计生政策的演化
    
    1、国际社会从保护人权出发通过国际文件和条约提出的生育人权的概念
    
    在联合国文件中, 第一次出现“生育权利和自由”概念是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议》。决议中写到“每个家庭有权自由决定家庭规模”。1968年5月联合国在伊朗德黑兰召开了世界人权会议,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指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这是联合国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的较完整的生育人权的定义,也是第一次将生育权利确认为一项基本人权。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 重申了《德黑兰宣言》中的计划生育概念, 并且提出应为保护生育人权提供手段和方法。
    
    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确定了国际人口活动的各种准则, 并被视为联合国开展国际人口活动和指导各国人口活动的宪章。《行动计划》在联合国以往有关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生育人权的概念, 其14条F款规定:
    
     “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的责任时, 应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未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
    
    这一表述实际上是联合国关于计划生育的经典定义, 其后的联合国文件都无出其左右。 1984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召开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墨西哥城宣言》及《进一步执行世界人口活动计划的88条建议》。会议肯定和再次扩充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中所确定的计划生育概念和原则。与布加勒斯特会议相比, 墨西哥会议的计划生育定义从原来的“自由”“负责” 演变成了“自由”“负责”和“不受任何强制”三个方面,突出了计划生育的自愿性。
    
    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进一步强调了计划生育的自愿性, 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强迫”, 主张“人人享有在没有歧视、强迫和暴力的情况下作出有关生育决定的权利”(行动纲领,7.3),并把计划生育纳入“生殖权利”的范畴。《行动纲领》的另一个特点是充分考虑了人口与发展、环境之间的关系。《行动纲领》在论述发展与计划生育关系时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绝对化,指出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能促进所有人权的享受, 但缺乏发展并不得被援引作为限制国际公认的人权的理由”(行动纲领, 第2章原则3)
    
    开罗会议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确立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协调发展目标,即消除贫困、促进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加强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促进性别平等与公平、降低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确保优质的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在内的生殖健康服务,实现人口和现有资源之间的平衡,以及保障所有人权等。1994年开罗人发大会明确提出,一切人口与发展活动都应以人(human beings)而不是人的数量(human numbers)为中心。
    
    从以上的联合国文献所体现的核心价值来看,人权和人的发展才是国际社会提出计划生育概念的原旨。从这样的原旨出发,一切违背人权和人的发展的计划生育方案都是国际准则所不能容许的。
    
    2、中国政府以稳定政权和发展经济为宗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谈计生政策的演化,要从建国以来的有关情况谈起。从1949年到1953年,中国全国总人口接近6亿,比1949年净增6000万,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开始显现。1953-1957年,中国政府开始酝酿计划生育政策。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计划生育内容。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严重政策灾害,并导致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于是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至1962年,计划生育又被重新提出并在部分市、县进行试点,至1966年文革开始,计划生育丧失了政策实施的环境,从而又陷于停顿。以1971年7月8日,国务院以国发[71]51号文件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71]51号文件)为标志,计划生育运动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中国政府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1979年以前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以宣传和鼓励“二胎化”为特色。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一胎化”,其实质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新修改的《宪法》。此前的“二胎化”政策变成了“一胎化”政策。从字面意义来看,“提倡”“只能”的意思是不同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名义上说是“提倡生一个”,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只能生一个”。
    
    在未经试点与未考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条件下,“大跃进”式地将政策不分城乡差异地紧缩为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结果执行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使本应下降的生育率,竟逆转为大幅度回升。1984年,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发了七号文件,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以此调整此前的莽撞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一胎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民允许生第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2~4个孩子。
    
    从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制度化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计划生育条例。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提出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2000年以后,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时期”,也可以定义为“人口惯性增长时期”或者“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阶段”。2002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才开始逐渐走入规范化。但这种规范化是一种权利侵犯的规范化,并与各地党政官员的政绩紧密联系,那就必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异化与演变。
    
    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中的演变
    
    在70年代,中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依靠动员、榜样的力量,所以效果不是太好。一般都是先进行政策宣传,通过报纸、广播、会议等形式向群众传达领袖的指示和国家的政策、党委的决定,动员群众自觉落实,强调党员、干部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然后,层层下达人口控制指标(生育指标和上环结扎、引流产的手术任务),靠计划生育专干把生育指标发放到户,并调查摸清已经生育却没有上环结扎或者没有指标却已经怀孕的妇女,再由基层党委、政府和单位派干部向当事人做工作,要求实行免费手术,防止或终止妊娠。
    
    到80年以后,政府将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运动式推进,“晚稀少”政策不分城乡差异地紧缩为只准生育一孩。到1982年又把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依靠政策文件和地方法规进行强制执行。在城镇,因为绝大多数育龄人员都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退休金,并不完全靠子女养老,如果违反政策除了受到党纪政纪处罚还将失去工作,所以计划生育的强制推行虽然也遇到了阻力,但比起在农村遇到的阻力还是要小得多。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队事实上已经瓦解,基层政府部分失去了从经济上直接控制农民的手段,他们不可能像以前一样通过扣工分和口粮一类的措施来管理农民。于是基层党委政府便转而依靠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据观察,一般来说,主要的行政强制手段有以下这些:
    
     * 对于主动接受免费手术的育龄对象,给以少量的经济补助。
     * 对于拒绝实行手术的育龄对象,经过例行的教育动员仍然拒不服从的,就强行拉上车子、送到医院,按到手术台上做手术。
     * 家人如以暴力抗拒,则当场制服并铐住其双手或捆绑起来给以治安处罚。
     * 是党团员的还要施以党团纪律处分。
     * “计生工作对”:乡镇集中所有的干部形成强有力的工作队逐村突击,因为乡镇人力有限、权力有限、车辆有限、声势也有限,县里不得不统一安排全县的集中突击活动,并派出由各相关部门得力人员组成的督导队,协助乡镇进村入户“动员”。
     * “一票否决制”:中央每年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而从省级开始,则层层签订人口控制目标责任书,年终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进行抽样考核,考核不合格就对下级党委政府的全盘工作实行“一票否决”。“一票否决”的处罚包括扣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威胁免职和降职,断绝晋升之路。
    
    
    
    这套办法极具威慑力,迫使县乡官员不顾一切地加大工作的力度。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标语恐吓、株连亲属、牵牛扒房、半夜突袭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强大的行政力量打开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但为此付出的人权和人道代价也很沉重。这一打开工作局面的阶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起,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止。从多数地区来看,其主要的特征就是:以集中突击为主,以补救手术为主,以处罚为主。
    
    2002年9月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生法体系开始确立。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转向主要依靠法制、政策和服务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但是这种做法仍然存在一些主要缺陷:
    
     一、手术选择上不是由手术对象知情选择而是根据政策规定指定实施,
    
     二、激励措施上仍以处罚为主,而不是以奖励为主,
    
     三、在这部法律之外,没有出台任何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的具体配套措施
    
     四、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处理办法仍然不平衡的,
    
     五、强制计生行为仍然不能避免,各级政府侵犯基本人权的粗暴行为仍然层出不穷。
    
    中国之所以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产生运动式的高压强制措施,其体制根源在于政府与人民、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特殊结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社会,整个社会结构是一个各级权力所构成的金字塔。整个金字塔的稳定依靠的就是各级权力,从村支书们的权力,到乡书记们的权利,到县书记们的权力,到市书记们的权力,到省书记们的权力,到政治局,到总书记。在权力本位下,人民相对于政府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意识也远没有普及。谈到国家对社会自立的扶持以及社会力量的壮大前提下的自治,都只能是遥远不可及的目标。所以,无论是民众出于人权意识对强制计生的普遍抗争,还是社会对抗争的支持力度,都是无法和各级政府抗衡。这既是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强制推行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短期内难以改观的重要原因。更何况,强制暴力计生主要集中于广大农村,主要对象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地方官员在他们身上施行强力不会承担太多的风险,只要少许地剥夺他们的财产就可以达到威胁的目的,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配合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当然,对少数拒不配合的人则坚决予以必要的镇压。
    
    三、地方政府粗暴化管理的实施形式和主要步骤
    
    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这是中国真实的政治写照。由于选举权的不公正,立法权不在人民手里,各种规则也不是由人民制定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制定的法律也就不例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妨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各级政府连它自己制定的法律都未必遵守。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全部按法,不如没法”,真是道出真谛。抛开计划生育的法律细则,----(转下文)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取、收受贿赂的;
    
    (四)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五)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接上文)采用简单的和运动式的集中整治,这是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常态。下面以最近几年各地关于计生整治行动的成就报道或工作总结报道为例进行说明(注:因文字篇幅限制,不做全文引用)。
    
    A.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高洲乡“关于开展计划生育专项整治活动的实施方案”(发布日期2008年6月24日):坚决从严、从快严厉打击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和事;坚决落实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节育政策;整治目标: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率达90%以上;社会抚养费征收面达100%,征收率达60%以上;专项整治活动分为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具体实施、检查验收四个阶段进行。每完成结扎1例,奖励该村100元,每差欠1例,罚100元,每上环1例,奖励50元,每差欠1例罚50元⑴。
    
    B.山东省博兴县“城东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集中清理整治活动实施方案”(2008年1月12日):1、宣传发动阶段(1月12日-1月15日):各村要充分利用宣传车、广播喇叭、召开会议、张贴标语等多种形式广造舆论,造大声势,使集中清理整治活动家喻户晓,迅速在全办事处掀起“三违”清理整治高潮。2、清理整治阶段(1月15日-2月24日)。3、总结验收阶段(2月25日-3月1日)。活动内容和标准要求:清理违法生育(违法收养、违法怀孕),落实处罚措施。对违法怀孕的坚决做流引产手术并落实长效措施。确保长效措施落实率达95%以上⑵。
    
    C.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计划生育集中整治活动工作动态(2009年4月30日)显示, 4月21日召开全区计划生育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以来,全区各乡镇、街迅速行动,纷纷召开三级干部动员大会,大宣传、大动员、大排查、大清理,采取强硬措施,掀起了整治活动高潮。区组织部工作队截止4月29日,共完成结扎手术6例,其中二女户1例,100%完成了结扎任务指导数。 古南镇街组成了7个清理工作组,分别进驻各社区对象家做思想工作,动员结扎、人流、引产对象落实措施。对重点户、钉子户由街道分成了2个大攻坚组,截止到4月29日,已完成结扎任务3例,上环13例。兴桥镇截止4月29日,全镇共完成结扎手术115例,其中二女户完成7例;人引4例,上环6例。区人大办、区信用社工作队:截止4月29日,虎洁村已完成结扎对象12例,其中二女户结扎1例。区教育局工作队:截止4月29日完成结扎任务10例。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队:截止到4月29日完成结扎任务4例,其中二女户男扎1例⑶。
    
    D.山东枣庄临城街道以“铁队伍、铁纪律、铁措施”的三铁手腕,深入开展计生百日整治活动(枣庄大众网2009年8月10日报道)。成立追外逃突击队,先后到上海、徐州、杭州、微山、山亭、滕州等地,共追回外逃65人;严厉打击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先后对3名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依法刑拘,维护了政策的严肃性。自7月26日到8月5日,共落实结扎106例,放环56例,流引产28例,清理未到站查体人员68例⑷。
    
    E.广东揭阳惠来县:揭阳日报2007年6月30日报道说,连日来,惠来县缜密部署,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破难,强势推进夏季人口计生集中服务工作。至6月28日下午5时30分,全县共落实“四术”( 输卵管结扎术; 二、中期引产术; 三、人工流产术; 四,放、取宫内节育器手术 统称计划生育四术)947例,其中结扎667例(纯二女结扎63例)。仅25日当夜全县就落实“四术”257例,其中结扎173例(纯二女结扎13例)⑸。
    
    F.陕西省汉阴县平梁镇:汉阴县政府信息网2009年8月8日报道,扎实开展计生整治活动,取得明显实效。7月份以来,累计完成各类手术57例,其中结扎20例,上环32例,人流5例。对所有在家的手术对象实行限期完成,对外出手术对象尽力摸清详细地址,统一向流入地计生部门发函请求协助。同时实行“人盯人”、“人包人”的管理办法分别落实监控人,随时了解动向,一旦回家,及时组织人员落实相关手术⑹。
    
    
    G.广东廉江市奋力清理计生四术库存(2007年9月17日报道): 8月8日至8月31日,全市共完成四术1652例,其中结扎566例,上环954例,人引133例。为了攻破“保垒”村,消灭计生管理盲点,各镇采取非常手段,集中优势兵力突破落后村庄。如良垌镇在9日凌晨3日,组织干部200多人,出动汽车12辆,对计生工作难以开展的上角垌村委进行地毯式清理,共请出计生对象32人,征收社会扶养费近2万元。安铺镇于8月17日凌晨3时30分,组织镇干部200多人,出动汽车18辆,分成6个工作小组,对已经作过调查摸底的后进村洪坡村委老莫村进行逐家逐户的计生清查行动。经过2个多小时清理,共清查150多户,请出计生对象40人⑺。
    
    H.广西藤县:自(2007年)4月27日晚县领导对当前计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后,28日除金鸡、岭景镇没有采取超常规手段外,其余14个乡镇都动用了硬措施,推进当前计生工作。4月28日,全县共停水、停电19户;征收实物51户,172件;对干部职工实行三停(三停:一、停职;二停薪;三、停工)2人,抓典型18户⑻。
    
    以上只是对几个乡镇区短期突击计生清理的抽查所得到的信息和数据,如果以此类推,全国性的总体强制结扎等行为的估计数据应该是很惊人的。这说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推行计划生育的目标,完成上级交给的硬性任务,经常抛开现行法律的约束,采用一些侵犯人权的“土办法”,其实际效果是公开践踏现行法律。但基层官员采用“土办法”获得了政绩,取悦上级官员,获得晋升机会。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官员在中国计划生育系统中是很普遍的,可悲的是,上级官员对这些土办法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默许的态度,更有甚者还加以推广。中国政府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本来在人权保护方面就已经漏洞百出了,但现存政策和制度鼓励基层官员不遵守这些法规,这就必然导致大规模、系统化的对人权的侵犯。
    
    四、地方计生条例中的强制性非人道措施
    
    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各地主要依据地方政策和条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作为地方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各地计划生育条例(下文简称《条例》)(尤其是2002年人口和计生法实施之前)则明显地在堕胎、节育措施、人权歧视等方面暴露出强制计划生育的内容。
    
    至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开始实施,这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律。它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将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进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为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以后,由于地方立法的滞后性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惰性,本该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时修订或终止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并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或终止,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进行了法律法规的配套修订,但是实际上依然执行的是土政策。也就是说原来在起作用的地方政策和条例并没有被彻底叫停,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本身就包含很多非人道和违犯人权的规定,这就为各地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非人道和违犯人权现象的滋生铺垫了土壤。以下是笔者对中国各地计划生育条例中包含的非人道、违犯人权的规定进行的不完全整理:
    
    1,强制堕胎,强制上环和绝育措施
    
    A.河南省1991年《条例》规定:第二十三条,不论何种原因,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
    
    B.河南省2000年《条例》规定:第二十三条 生育1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上宫内节育器;生育2个或2个以上子女的育龄人员一方应采取绝育措施。不论何种原因,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第二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指导下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一)非婚妊娠的; (二)已生育一个子女,无生育证又妊娠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生育证妊娠的。
    
    C.广西省1994年《条例》规定:第八条 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要有一方落实长效避孕措施;已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的,要有一方采取绝育措施。
    
    D.广东省1998年《条例》规定:第十八条 已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当首选使用宫内节育器;已生育二个以上子女的,一方应当首选结扎措施,计划外怀孕应当及早采取补救措施。
    
    E.山东省1988年《条例》规定:第十八条 计划外怀孕的应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
    
    
    F.河北省1989年《条例》规定:第十八条 凡是计划外怀孕的,必须采取人工流产或引产手术。
    
    2,对非独生子女家长的歧视与对非独生子女的歧视
    
    《计生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 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而并未将其所生育的子女列为奖励对象。各地条例仅黑龙江省等少数省区参照这一口径。
    
    H.河南省1991年《条例》规定:第三十三条 非农业人口超生的第一个子女在七年以内,超生的第二个子女在十四年以内,粮食部门停供计划内平价粮油并不发给各种补贴。河南省2002年条例规定:第三十五条 在入托、入学、就医、招生、招工、征兵、农村划分宅基地等方面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及其父母。
    
    M.广西省1994年《条例》规定:第二十五条 凡未经现居住地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查验计划生育证明的,公安部门不得办理暂住户口,用人单位不得雇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签发营业执照。2002年条例规定:第三十四条对已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在入托、入园、入学、升学、就医、就业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
    
    L.广东省1998年《条例》规定:四十六条 计划外生育者,除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夫妻双方分别不予提职、晋级;五年内不予招工、招干、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评选先进,不发给奖金及生活困难补助;七年内不得享受医疗福利。2009年条例规定: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的独生子女户和纯生二女结扎户,在就业、安排宅基地、生产扶助、扶贫救济、入托、入学和医疗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N.山东省1996年《条例》规定:第三十一条 (三)独生子女优先入托、入学、就医、招工。
    
    
    
    3,罚款及处罚规定
    
    河南省2002年《条例》规定:第三十七条 不按期参加生殖健康检查的,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不按规定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违反生育证管理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广西省1994年《条例》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已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经教育后仍不采取绝育措施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视情节给予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督促其采取绝育措施;属干部、职工的,并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符合生育条件,尚未取得生育证生育的,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一次性征收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一次性征收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属干部、职工的,并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第三十七条 超计划生育一个孩子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一次性征收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超计划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加倍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属干部、职工超生的,并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各地为了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不得不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各项社会政策捆绑,以此达到要挟人们的目的。工资,奖金,补助,晋级,晋升,考公务员,参军,就学,就业,就医,户籍登记,等等,凡是能起到约束作用的捆绑手段都要用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不仅普通人不配合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要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和歧视,而且政府官员如果不能有效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会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这就是各种歧视政策出台并得以有效施行的原因。
    
    五、落实计生政策过程中的酷刑、残忍和非人道待遇和惩罚
    
    根据联合国文献的定义,计划生育纯粹是一种家庭或个人计划, 是夫妇和个人根据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作出的。强调夫妇和个人在生育数量和间隔上具有自由地与负责地作出决定的基本权利。不受任何强制形式的干预。计划生育目的在于协助夫妇和个人作出有责任的生育自愿选择,国家可以通过民主决策、为达到控制人口的目标而设定一些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但没有合法的权力去使用暴力强制节育。然而,在中国,计划生育由家庭计划转变为国家计划,在很多地区,计划生育政策行为演变为堕胎、强制结扎、上环等野蛮的粗暴的践踏人权的运动;同时,作为惩罚性措施的经济处罚则成为一些因计生而滋生的利益集团掠夺民众财富的手段,同时造就了一个依附于计生的寄生集团。计生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出现的酷刑、残忍、非人道、有辱人格的惩罚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⑼⑽:
    
    1,强制性结扎上环
    
    在现代法治社会,即使是对犯罪分子,也不能上肉刑。强迫结扎与强迫堕胎,可以说是古代肉刑的翻版,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结扎而导致后遗症现象在农村最为普遍,许多人也曾经拿起“法律的武器”打官司。但因为计划生育是一条“高压线”,有关的案子公检法都不愿意(不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很难为百姓主持公道。
    
    兴盛于八十年代的结扎手术,几乎都是计生部门“上门服务”或“集中手术”。一是“手术车”开到田间地头,二是恐吓、威胁、引诱甚至于于抓捕到计生站施行手术。开到田间地头的手术车,由计生干部象牵猪赶羊似的将锁定目标的夫妇集中到一起,有的甚至强制性按倒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象兽医阉割猪仔生殖器一样粗暴。对于整个手术的过程,计生部门是这样宣传的:整个手术时间约20分钟,术后休息1小时“即可回家”,两天后即可“照常工作”,“对身体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⑽。农村计生服务站在做结扎手术时,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大多数计生站设备简陋、技术与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手术后遗症患者比比皆是,给无数的中国男人、女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给他们身心造成终身伤害。2004年7月15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在这2亿多人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使用输卵管结扎技术。” 下面用几个实例说明。
    
    A.彩龙中国2009年2月6日报道,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张克翠,2009年2月4日走亲戚在昭通被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强行(没有签字,没有按过手印,没有经过亲属允许)拉到医院实行了结扎——而在3年前,张克翠才在安岳县做过安环手术⑾。
    
    
    
    B.2007年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从重庆来深圳的打工者黎邦华于2005年5月被居委会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甚至工作都不能做了⑿。
    
    C.马建娣,于1987年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卫生院施行了结扎手术 ,2002年却出现了宫外孕。术后又出现了系列后遗症,鉴定伤残等级为10级。状告当地的医院,到现在也没有结果⒀。
    
    D.1988年4月,曾小红经过江西省宁都县长胜镇人民政府下设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安排”(实际上是强制性带到当地计生服务站),到长胜中心卫生院做结扎手术。术后出现后遗症,术后至今18年不能治愈,曾小红不能正常的生产、生活。 2006年7月,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长胜中心卫生院赔偿原告曾小红各项损失4万余元⒁。
    
    2、剥夺对避孕方法和后果的知情选择权
    
    人们有权知道何种避孕方法更适合自己,人们也有权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避孕手段,但是既然强制结扎普遍推行,那么避孕方法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另一方面,对于结扎的后遗症,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结论,但仍然被推广为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强制结扎是对人们健康权利的公然漠视。
    
    《南方网》记者对结扎对性能力的影响问题,先后采访了国家计生委和广州的多位医学专家⒂。结扎是否对性能力有影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各呈基本观点完全相反的意见。如何看待结扎和性能力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本来是一个科学说明的问题,按照科学的依据表明真实情况就可以,但是政府官员受到立场和权力的制约,为了抬高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之合法性,就必然会口出一些无稽之谈。国家计生委生殖健康中心主任陈振文说,结扎影响性能力是无稽之谈。 据悉,男性结扎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就有。1997年的数据显示,在2亿2千多万的育龄避孕人群中,男性结扎的比例占了9.2%.国家一直鼓励男性参与计划生育,所以男性结扎一直得到国家鼓励。据悉,目前中国采取避孕措施的人群中,男性结扎占了8%。 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丘勇超说,男性节育不宜推广结扎术。在临床上,结扎后的男子出现性功能障碍问题,这类病人占了5%左右。结扎肯定会对性能力有影响。医学杂志上有数据披露,30%到40%的结扎病人性功能会受影响,主要是因为精液出不来,导致附睾和输精管囊肿,即使病人后期能自己吸收精液,性能力也会受影响。他明确表示,输精管结扎并不宜推广。广州市第一医院泌尿科主任魏鸿蔼说,结扎后出现并发症的并不少见,在他的病人中有20%- 30%结扎后会出现痛性结节,这些病人由于泻精时出现疼痛感而影响正常的性生活。
    
    3,强制孕检环检
    
    为了防患于未然,各地政府与最基层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公民的工作单位签订《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同时也要求它们与公民强制签订《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以合同的方式限制公民的生育行为,对违反合同的公民进行各种各样的惩罚。在绝大多数地方,定期孕检环检则是《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该责任书规定,孕检环检需要定期进行,在本地的孕检环检对象到位情况以WIS系统信息录入为准;流出人口凭寄回县级及以上人口计生技术服务部门出具的有效孕检环检证明认定。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要求流出人口定期回家进行孕检环检,此政策已成了外地务工经商人员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下面举例说明:
    
    A.2009年11月,德先生研究所接待了一个来京上访者,安徽省濉溪县五沟镇白寺村村民李某,他在2009年10月份,他和妻子、孩子回到老家。到家后,让他感到气愤的是,只因当年妻子没按要求回乡参加孕检,没有及时配合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镇政府遂让村里把他家的宅基地、承包地收回,并再次分给了他人。完全剥夺了他一家数口在家乡的生存条件,虽经多方投告不得解决,于是走上了上访之路。对此,笔者曾打电话询问村委会李主任证实,李主任告诉笔者,2001年,镇里让李某妻子参加孕检,他妻子不愿回乡,镇里就让村里把李仁庄家承包地、宅基地收回来,分给了另外两户人家,还给这两户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此,笔者又致电该镇分管此项工作的李副镇长、镇信访办谢主任,他说事情过去太久了,里面已经错综复杂,建议李某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李副镇长说,这不是他一家的问题,全镇不少农户因违反计生政策承包地也被收回了,这时因为当年计生工作抓得紧,镇干部压力大,镇里也是被逼无奈才这样做的。李副镇长还表示,这也不是他们一个镇的问题,他所了解的安徽农村都是这样一个路数。
    
    B.中原平原的许多农村的计生部门规定,农民去外地打工的,每2-3个月要回一次原籍检查是否怀孕,路费自理。不回去的,有的地方政府的“土政策”规定“房倒屋塌,亲属羁押”,每人每天还要缴纳看守费数十元。对于那些在外省打工的人来说,3个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够回家一次的路费⒃。
    
    C.有些地方为了使孕检环检率达到百分之百,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并且由此引发了流血冲突。比如,《 河南商报》 2008年3月31日 记者李书衡 高琪报道“15岁女生拒办婚育证明被计生人员打伤”:2008年3月29日,15岁的郑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中专女学生马玲(化名)在自家饭店,被明湖办事处计生办的王姓工作人员要求办婚育证明并进行定期孕检,发发生争执,马玲和其母均被打伤。
    
    
    3,针对胎儿及活体娩出婴儿的杀戮措施
    
    
    A.有一位居住广州的女医生在“关天茶社”发贴,“我当年在广州花都的医院产科实习,那天我和老师值夜班,在下午五点左右一个产妇在产房里引产,我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被老师从女人的体内拉了出来,那个孩子居然是活的。正在他要哭之际,我老师一把手捂住了孩子的嘴,孩子只哼哼了两声就没动静了,只听我老师和另一个助产士说:‘拿一管酒精来。’见她们从孩子的囟门处推了进去,孩子一会就变成了紫色。”⑽
    
    
    B.陈女士家住宁波市鄞州区某街道,十年前陈女士在宁海第一医院住院生产(1999年4月5日),产下“死胎”从此不育。此后10年间她求医问药只想要个孩子。2009年7月24日陈女士从宁海第一医院找到十年前病例。病历显示:“分娩一成熟男活婴(无准生证,县×××陈××来院不准新生儿存活)故未予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处理,2分钟后新生儿死亡。” ⒄。
    
    C.董铁峰是浙江省新昌县广播台的职工,他的遭遇如下:2002年10月19日凌晨1点,妻子怀孕9个多月去浙江新昌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分娩,到计划生育指导站后,一护士给妻检查了身体,检查结果为“子宫已开,胎儿头部已显露”,建议立即分娩。我将妻抱入产房后,留下母亲和岳母在照料产妇。护士要求我出示准生证明,妻无准生证明,护士立即报知计划生育部门。五分钟后,有两男一女来到产房门口,未出示他们的证件,也没说他们是谁。问了我的姓名和住址,便说快叫部长来,随即打了电话。1点20分,一男一女一起进来,和先来的三个人聚在一起并把护士叫来商量。1点40,突然有一群约20来个不明来历的人冲进产房,将母亲和岳母扭着胳膊拖出产房,并将岳母的头向氧气瓶猛撞。并有3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把我按住。随后,产房门就关上了。约十来分钟后,趁他们稍有松懈,母亲和我挣脱出来冲进产房,见一护士正在拔出刺进婴儿后脑上的剪刀,伤口很深,剪刀上粘满了鲜血直至手柄,婴儿脑浆迸出。母亲一声惨叫,瘫倒在产床边……后来我问医生那些人的来历,医生告知那群人是新昌县城关计生办的。我问医生:“你们将婴儿用剪刀刺死,新昌城关计生办的执法人员有没有书面文件或法律依据?”医生答:“是口头上指示的,没有其它依据……这种事(指将剪刀刺入婴儿脑部导致婴儿死亡)经常有,又不止你们一个”。⒅
    
    杀婴现象在政府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相比于其他不人道现象来说,不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但是这些事例反映了地方官员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恶面貌。
    
    4. 强制堕胎(事例)
    
    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强制堕胎的国家,梁泉在一篇文章中,用“以国家的名义杀人”为题,回忆了多年来因失去孩子所导致的人间悲剧——孩子被强制堕胎,太太被堕胎后离家出走,父亲则在悲愤中撒手人寰。悲剧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他们没有一张叫做“准生证”的东西。其实这类故事在今天的中国无处不在,不胜枚举。
    
    A.刘丹和未婚夫宋青山是浏阳市金刚镇人,未婚先孕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只好先订婚。2009年2月26日刘丹被镇计生办拉到市计生服务站强制引产,流血不止,抢救无效而死亡⒆。
    
    B.2009年6月12日山东聊城市冠县一高龄孕妇怀胎九个月,因是计划外怀孕,被数十位计生办干部强行引产,导致母子双亡⒇。
    
    C.2004年3月15日晚,河南省宜阳县某乡副书记李某带队20几人,翻墙而入,将农民刘纪的妻子王锋光着身子从被窝中拽出,到了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作了引产手术。而事前几个月,刘刚请乡计生办6个人到他家吃饭,后者答应以后不会在生育的事情上找他的麻烦了〔21〕。
    
    D.湖南省桃源县热市镇落实计外孕补救措施不惜代价:该镇重点监控政策外孕情,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补救,不论对象身在何处,一经发现不惜一切代价落实到位。2007年5月9日,该镇党委政府根据确切信息,得知该镇菖蒲村、九龙村、凤鸣村各1名计外孕妇分别流动到广州等地后,立即决定拨出专项经费,不惜代价前往广州等地落实补救措施〔22〕。
    
    F.在广西博白事件中,全县二十八个乡镇刮起的计生风暴,变成了一场收获颇丰竞赛。博白县官员在向上级汇报计生政绩时,主要的政绩之一就是:从2月上旬至4月26日,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县成功迫使堕胎、结扎、放环为3964人,平均每日强制堕胎48人。(博白事件,在文中另有章节详议)
    
    5,针对计生对象的侵害和人身强制措施
    
    中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这样的行为遇到阻力的时候,如果缺少足够的法律法规支撑,就必然伴随着行政随意性。以运动的方式表现出行政随意性,就必然导致以基层政权为主体的有组织的打砸抢。以下例举三个事例展示个体公民在这种有组织犯罪中的无助:
    
    A.广西梧州市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市各机关单位都要抽调百分之五十的人员下基层搞计生。藤县则在党委、政府的部署下,实行严格的“承包责任制”。他们在黑夜里包围超生的农户的房屋,搜索超生大肚婆、欠社会抚养费的青壮年夫妇,见了人就团团围住,就地软禁,不许走动,让人寸步难行。这次行动风暴的第一个目的是要钱,没有钱的就要去放环,生了两个孩子的夫妇,就要去结扎。拆掉门窗,破坏木门,捣毁大件不方便抬走的家用物品, 更有甚者砸毁房屋。2007年5月5日,自良镇司六村农文业、农华业两兄弟同属超生,被强行砸毁尚未入住的一层平房。5月5日执法思旺村时,围观村民林建深,看不过眼说了句“土匪”,即时给公安干警用警棍击晕,并实施殴打〔23〕。
    
    B.2004年4月1日,河南省宜阳县某乡计生办10多个工作人员来到东村村民范海家,让女主人李蓉做结扎手术。李表示:“乡计生所收我现金1000元,允许我生育第三胎。”并出示了乡计生办写的收款票据。没想到乡计生办的人说:“这条子不管用!”踹开房门进屋就搬电视机等值钱的东西。李质问:“你们难道是土匪?”话音未落,带队的工作人员一挥手:“打!”6个人冲上来殴打李,并将其拖上车拉到乡政府司法所,揪下车后又是乱打。这时李已经满脸是血,衣服也变成了血衣〔24〕。
    
    C.2003年3月27日凌晨2点多,宜阳县某乡的乡干部带着十多个人翻墙进入村民王全家内欲牵走一头价值3000元的耕牛。结果,在争执中将王全的5根右腿踝关节筋腱打断〔25〕。
    
    D.2004年3月24日晚12点,宜阳县H镇计生办10余个人将乔中的弟媳陈丽光着身子从被窝里揪出来要做引产。将乔中求情,直接被打昏。而弟媳陈丽之所以怀上第二胎是因为2002年计生办几次上门,要他们交纳1600元,保证可以生第二胎〔26〕。
    
    6,株连惩罚
    
    株连是指因一人有罪而牵连他人,是专制社会的统治者惯常使用的震慑手段,在毛泽东时代发展到极致。当一项政策没有明确法律依据而只能运动式推进的时候,株连就是迫使人们屈服于这个政策的有效手段,这个手段至今还经常使用在中国大陆。株连手段最经常被使用的政府领域是拆迁和计划生育。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基层政权为了使计生对象屈服,往往针对计生对象的家属,亲属,朋友甚至邻居(扎连十族)、同事、单位领导的株连惩罚措施。以下举两例说明:
    
    A.2008年4月,苍山县一些农民在四处借钱,营救被村里“计划生育”抓走的亲人。姚成志的弟弟姚成军一家,因超生躲到外地打工。姚成志因牵连被罚款,其妻子喝药自杀〔27〕。
    
    B.《江苏法制报》2006年5月30日报道“妹妹超生 哥哥停职:质疑新时代的连坐”,泗洪县瑶沟乡付圩小学校长的宋心亮只因妹妹超生,就受到了乡里停职、停发工资的处理〔28〕。
    
    7,以完成人口计划为由而不允许合法生育
    
    个别地方政府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取得“实效”,按照地方的人口比例拍脑袋就想出一个“合理”的数字,要求基层按照数字落实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和强制堕胎人数。当基层工作人员完不成这个“数字”上的任务时,就有可能以完成计划生育任务为名,不允许部分公民合法生育。以下举三例说明:
    
    A.2004年3月16日,河南省伊川县的韩丽走在大街上被抓去做了引产顶替别人的指标。〔29〕
    
    B.2004年3月19日,河南省宜阳县L镇的黄赫到河东村姐姐家探亲,被拉到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做引产手术。黄符合计生政策可生二胎,而且2003年镇计生办就到她家里要走了2000元办二胎生育证。出人意料的是,计生办工作人员强迫黄在引产手术的签字单上签下一个她从没听说过的名字“侯××”,并要求她在这个名字的旁边注明“丈夫叫王××”。〔30〕
    
    C.在王幸福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录:“2004年3月下旬,乡计生办对××村分了两个妇女引产任务,计生办找到村长,村长说:‘俺村告状人多,最好别在我村搞,若因此引发上访,工作不好办。’乡计生办说:‘你村小煤矿外地打工人多,抓两个顶替完事,但你村5户对象,每户掏500元费用,共掏2500元了事。’”〔31〕
    
    
    
    8.打击报复进行举报、揭发的群众
    
    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在细节上本就有很多可以挑拣的问题条款,这些问题条款在执行的过程中又被基层官员曲解,以求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任务。这就必然导致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上访告状,从而引发基层官员打击报复举报、揭发的群众的恶性事件。以下举两例说明:
    
    A.刘绪玖,贵州省仁怀市坛厂镇怀阳洞村中坝组人。坛厂镇超生现象严重并随意滥罚款。刘进行举报,遭到打击报复。以诽谤罪被长期羁押,并相关证人都被威胁恐吓〔32〕。
    
    
    B.李楚亮是广东普宁市南径镇龙门村村民。2008年4月28日,村委书记李宝盛给他开了一张通知,通知上说,“根据计生条例55条规定,你已生育有8个子女,属超生子女应征社会抚养费456960元,接到通知后10天内到村委办理缴纳金额手续,逾期后果自负。”同时被罚款的还有4个村民,他们大多被罚两万至十多万。村民们怀疑,这些都与他们质疑村委选举不公有关〔33〕。
    
    
    9,针对违规生育者的经济处罚
    
    1995年7月国家计生委下发《关于印发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坚持“七个不准”的通知》,其中规定:不准不经法定程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产抵缴计划外生育费。不准滥设收费项目、乱罚款。但是在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执行,经济处罚依然是基层政府敛财的手段。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国官员的资源是公章与红头文件,而计划生育部门敛财靠的是对超生者罚款。因此,人们习惯地称谓计生委为“寄生虫”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他们一方面是持着计划生育红头文件的“上方宝剑”打压群众;另一方面希望育龄妇女超生。因为只有超生了,他们才会堂而皇之地罚款。以下举两例说明:
    
    A.朱晓敏和王泽霞是安徽省含山县仙踪镇居民,他们是离婚后再婚。按照政策规定,他们不准生育孩子。他们于2004年11月生育了一个女孩。由于没有准生证,2005年6月6日,他们收到含山法院(2005)含法行执字第036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总执行金额449659元,这个数目,超过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100倍〔34〕。
    
    
    B.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的计划生育政策公然被用来寻租。“只要交钱(胞胎费)就可以生”。县里、市里、省里来检查,村干部提前通知:“该躲的躲,该藏的藏。”“保胎费”只是开始,超生户生完孩子还要交“超生费(社会抚养费)”而且很少开正式收据。不只是这样,这一届干部下去了,新上任的干部还得罚〔35〕。
    
    
    10.利用发放准生证的权力刁难群众,并进行权力寻租
    
    准生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本意是防止不符合条件的对象违法生育,但一些符合生育条件而没有来得及或者忽略办理“准生证”的怀孕妇女却因此被“无辜”惩罚。或者不让出生,或者父母要交纳罚款,或者就直接成为没有户籍的人。在有些地方,计生证则直接变成计生部门敲诈勒索的工具,更有甚者,敲诈勒索而不予兑现任何承诺。
    
    
    A.据吴小姐介绍,她98年随毕业分配落户到公司所在地的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城关镇书院洲居委会。后来公司改制离职,但户口没迁移。2004年9月,当办理准生证时,居委会有关负责人却以吴小姐长期不在安乡为由拒绝为吴小姐办理。孩子只有三个月就要出生了,可她却拿不到准生证〔36〕。
    
    
    B.北京博士办不到准生证:秦丽是北京某知名高校在读女博士,结婚怀孕已有三个月,却拿不到准生证,是因为有关规定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对合法适龄夫妻生育的第一胎没有任何限制,这位女博士生育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却也被囿于门外〔37〕。
    
    C.成都邓先生的宝宝9月底就要出生了,可生育服务证还没有着落。邓妻先后在杭州、大连工作,现购房而户口迁回成都。他们首先到成都市人才市场去开生育服务证,可对方不给开,说掌握不到他妻子以前的情况,必须先到大连开了再开。于是,邓先生又亲自飞了趟大连,没想到大连那边的人才市场却说他妻子以前在杭州工作,必须杭州开了大连再开〔38〕。
    
    
    D.2008年4月16日宁夏网记者乔素华报道“一纸婚育证明难倒一家人”:近日,石嘴山市康嘉小区的刘女士可谓“愁白了头”,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开个计划生育服务证,她奔波许久却是毫无进展。“宁夏这边要北京方开证明,北京方又要宁夏这边先出证明”。
    
    E.另外,湖南在线投诉直通车,投诉主题:“准生证办理”栏目登载了大量群众办准生证难的投诉 〔39〕。
    
    
    
    F.2004年元月,宜阳县B镇计生办人来到农民周学文家,要他们交纳1500元办理二胎生育证,周学文表示实在没钱,计生办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对周说:俺们工资发不下来。你们先掏1000元,过罢年再弄500元。最后周卖光家里所有粮食凑足了1000元送到计生办。两个月后,计生办来人强行将周的妻子带走作了引产〔40〕。
    
    G.湖北省公安县章庄铺中学教师雷元周,2006年向章庄铺镇计生办交款1.2万元买下生育二胎的机动指标(有社会抚养费正式收据),谁料2008年生下第二胎后计生办突然翻脸不认人,向上级汇报时不仅隐瞒了他们当时“收钱放生”之事实,更无中生有的诬陷雷元周生育的是第三胎,周被做出了“双开”(即:开除公职和开除中共党籍)和“重罚”〔41〕。
    
    王幸福发现了生育证的秘密,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乡计生办根据县计生委下达的“经济指标任务”指令,乡政府计生办给每个计生工作人员分配具体的经济数额任务,一般每个人每月1500元至2000元,这些经济数字都必须保证彻底完成。完成这个任务的具体办法是:以高至5000元、低至1400元的不同价格大量批准、出售人口生育指标。具体操作是:每个计生人员分片包村串户,对有生育能力的中、青农民广泛动员,掏若干千元批准生育第几胎,掏多少好处费保证不结扎、不引产……并严格规定:超额完成一个奖300元,少完成一个下岗。〔42〕
    
    
    11. 黑户:强制计划生育在户籍登记方面的歧视
    
    A.《中国青年报》“冰点报道”2008年12月3日长篇报道《多余的十五年》,介绍了十五岁的北京女孩李雪的命运。李雪是第二个孩子,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靠低保为生,交不起5000元钱的罚款,所以李雪一生下来就报不上户口,也不能上学读书。
    
    B.笔者的两个孩子均因为没有“准生证”而长期不能办理户籍手续。均是在入学的前期,不得不缴纳一定的罚款才入户归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就是说,无论是计划内出生还是计划外出生的孩子,只要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同时,在中国,户口管理是公安部门的独家责任。但有关部门又规定,凡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又没有交罚款的,未婚生育的,抱养手续不全的不能进行户口登记,也不能领取身份证。在中国如果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法律身份,就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且会影响到正常就学和就业。
    
    全国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黑户?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2008年福建省着手解决黑户的问题,估计全省未落户的人口约有18.3万。按福建人口3400万计算,黑户是人口数的0.5%多一点。按这个比例推算,全国可能有700万。有人认为福建官方的统计实际上缩水一半,福建省黑户实际人数应为36万多人。按照这样的估计估算,全国就应该有1000万人以上〔43〕。
    
    12,强迫公务人员进行非法活动,公安机关参与计生暴力活动
    
    针对计生工作人员和基层政府官员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工作考核制度”,通常表现为对计生工作不力者扣发工资,奖金、福利,威胁免职、降职的“一票否决制”。而公安成为计生干部的武力后盾,野蛮推行计生土政策。公民遭受计生暴力时报警无用。这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谁敢上访告状——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镇压”》(经济消息报,记者李凌)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生育”案件。“因为农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公开。1998年8月份,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党委书记郑某带领1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将中街村的80多名上访群众抓走,并抢走物资价值6万余元。后以每人交500元钱释放。1998 年11月24日凌晨4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某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到村民家抢劫,抢走总价值30多万元的财物,并且打人、抓人,每人收缴罚款几千元到一万元”。
    
    13.动用和勾结黑社会暴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但这些写在纸上的法律对计划生育部门是失效的。中国计生的强制性的实施方法,以行政、司法等公权力去剥夺了公民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基本上就是对人尤其是妇女的身体和个人生殖权利的一种侵犯。类似于广西自治区博白县污辱、殴打、戕害育龄妇女的事件层出不穷,计划生育部门不仅常常狐假虎威地借用公安、法官实施野蛮的计划生育,而且常常借用类似于黑社会组织打压、处罚超生的农民,更显示出计生部门对妇女人身自由完全缺乏尊重。
    
    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乡镇干部在评价村级干部时,以是否完成乡镇的计划生育任务作为标准之一,而村干部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对待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时常常大打出手,从而达到完成罚款任务的目的。湘南农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使用暴力。一些基层党政部门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运用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非常之人。于是,很多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执法时网罗大量黑社会流氓恶势力作为帮手。地方官权不仅借用黑社会力量实施强制堕胎、刮宫、结扎及罚款,而且动用私刑进行打压。而只要没有因此发生死人或群体性事件,上级党政对这些“非常手段”虽不公开支持,但在行为上还是默许的。于建嵘的《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2007.3)一文对此现象作出了详细报告。
    
    应该说,黑社会组织参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是个别现象,而黑社会分子参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则是普遍现象。基层政权的公务人员为了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就要超越法律法规而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这就把一只脚迈进了黑社会。而原有的地痞流氓和草根黑社会组织为了洗白自己,也积极参与到非法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分赃盛宴”中,一方面是为了求得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杯羹”,另一方面是在基层官僚中为自己寻找保护伞。长期以来,黑恶势力猖獗中华大地,这和基层政权在无形中的培养密不可分,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黑社会势力的成长中也是功不可没。
    
    14,法院基本不受理计生案件
    
    在各级政法委的干预下,各级法院的大门经常是对特定人群紧锁,这在中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土地问题成为热点的时候,政法委就指示法院不受理土地案件;当拆迁问题成为热点的时候,政法委就指示法院不受理拆迁案件;当毒奶粉事件成为热点的时候,政法委就指示法院不受理毒奶粉案件;同样的道理,当计划生育成为热点的时候,政法委也指示法院不受理计划生育案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计划生育的受害人找到法院,法院连一个不受理的裁定都不给,以防受害人就这个不受理裁定进行上诉,曝光案件。另外律师被恐吓不得接手涉及计划生育的案件。新闻媒体被恐吓,被禁止发布计生案件报道,很少出现的律师援助和新闻报道通常都来自外地。
    
    A.就法院不受理计划生育案件来说,山东临沂陈光诚案最为典型。另见本文临沂事件分析。
    
    B.杨忠臣是河北省昌黎县安山镇罗家营村农民,七年前,他和妻子金亚妮怀孕,在胎儿九个月的时候,没有准生证的金亚妮被带到昌黎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做了引产手术。此后的七年来,金亚妮没能再怀上孩子。2007年初,昌黎县法院受理了杨忠臣和金亚妮夫妇起诉昌黎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但2007年5月18日,昌黎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杨忠臣夫妇的赔偿请求。杨氏夫妇的代理律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孙茂航告诉《财经》记者。“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恐怕是中国司法机关受理的第一起计划生育案件。”〔44〕 该案竟然才是中国计生第一案,可想而知,计生案件走入法治轨道何其艰难。
    
    
    
    15,计生土政策泛滥
    
    1995年7月国家计生委下发《关于印发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坚持“七个不准”的通知》,这个文件的出台本身正说明了计生暴力事件的多发性、严重性。其中规定,严禁使用暴力手段和其他不法手段推行计生政策。但地方官员在推行计划生育措施时,为了到达计生效果和目的,急功近利,不断地增加一些“土办法”,“联系实际”制定一些“土政策”。同时计生部门又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声称绝大部分群众是自愿接受流产、引产、上环、结扎绝育等手术的。
    
    西北农村的个别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与计划生育捆绑到一起,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或者非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及其生育的子女,采取的惩罚性措施除了对“超计划生育户”罚款以外,往往要不分、少分或者收回已经分配的承包土地⑽。
    
    
    
    将“上环证”和户口捆绑。目前很多地区搞计划生育实行上户口捆绑婚育证明(婚育证明捆绑上环证或结扎证)的“内部规定”,没有上环证新生婴儿就不能上户口。谷歌关键词“上环证”搜索结果为1100万个,关键词“上环才给上户口”搜索结果296000条。
    
    六、大事件回放之一:广西博白事件
    
    一方面,即使是2002年人口和计生法实施以后,仍然有许多地区在计生手段上继续采取粗放、强制、集中运动式的方式。另一方面,针对上述粗暴的违反法律和践踏人权的计生行为,部分地区的社群开展了反暴力计生的维权抗争。广西博白事件就是典型之一。
    
    博白事件的经过如下〔45〕:
    
    2007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宣布,在2006年底对各地进行目标责任制考核期间,发现融水县、苍梧县、蝶山区、博白县存在计生工作严重滑坡、计生数据瞒报、漏报,生育证发放管理混乱等问题。自治区随后给予融水县、苍梧县实行“一票否决”,对博白县和牒山区给予“黄牌警告”处分。紧接着,玉林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博白县江宁镇人口和计生工作“一票否决”,给予博白县人口和计生工作“黄牌警告”,并通报全市。限期一年整改。
    
    
    为摘掉“黄牌”,迅速扭转人口计生工作的被动局面,从2月2日起,博白县组织镇村干部进村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2月25日出台了《博白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黄牌警告”大整改实施方案》,向1980年以后的超生群众征收“社会扶养费”,不管以前有无罚款,现在都要交一至七万元,如果3天内不交罚款,将铲平房子,没收所有财物。要求所有国家工作人员,8月底前每人要动员落实补救措施或结扎1例和征收社会抚养费500元以上。目标责任捆绑,实行县四家班子领导包乡镇、县直挂钩单位和乡镇领导包村、乡镇村干部包对象的计生包干责任制。要求社会抚养费按照上限征收,对拒不缴纳者由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安机关制订处置突发性事件的工作预案,遇到紧急情况及时出警。确保孕检率达到100%,育龄妇女一孩上环、二孩结扎。同时,公安、民政、劳保、税务和工商等部门联动,成立了计生案件执行领导小组,县法院一名副院长脱产带队,严厉打击阻挠、破坏计生工作的违法行为。
    
    3月1日组织开展第一季度妇检。对清查出来的应环扎未环扎和计划外怀孕对象,采取人盯人的办法,做到存在一例,查找一例,动员一例,落实一例。对不按时妇检的罚款1000元。对阻力大,困难多的“钉子户”和“死角村”,集中力量,实行大兵团作战,特别是对阻挠、破坏计生工作的人进行重拳出击。针对江宁镇计生对象利用库区从水上逃跑躲避的情况,调用冲锋舟日夜巡逻,拦截外逃对象252人落实了计生措施;针对英桥镇杨充村部分村民打击报复计生工作人员的情况,组织警力300多人进行围捕,抓获违法分子13人;针对部分计生对象逃往浦北县、广东廉江市躲避的情况,及时与周边县市建立区域合作关系,协同开展计生大清查,江宁、那林、英桥等乡镇外流的计生对象,深受震慑,纷纷返回落实措施。
    
    
    截至3月7日,全县已完成“四术”任务3964例;全县征收社会抚养费227.7万元。法院对计划生育非诉案件特案特办,快立、快审、快执结。截至4月上旬,该院共执行案件72件,其中部分执行60件,终结执行12件,拘留8人,拘传1人,征收社会抚养费183363元。至4月24日止,全县完成“四术”17268例,征收社会抚养费788.1万元。更值得恐怖的是,到4月26日直接减少潜在的政策外人口3855人,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实现强制堕胎相同人数。
    
    
    对来自政府的计生行动的赞歌的背后,字里行间都隐藏着赤裸裸的违法和对人权的践踏。由此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抗。据官方报道,5月17日上午,玉林市所辖博白县顿谷镇计生行政执法工作组,到顿谷镇李姓超生户家中,动员其依法缴交社会抚养费,但其拒不缴交。工作组依法暂扣其杂货店部分商品,并请他到镇政府接受劝导。当晚七时,数百名民众围堵顿谷镇政府。5月18日至19日该县永安镇和沙陂镇也出现了民众围堵镇政府机关现象,并出现了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围观群众最多时达到二千人左右;另有水鸣、大垌、那卜、英桥四个乡镇先后发生类似围堵事件,部分镇政府机关或计生服务所的门窗、交通工具、办公用品被烧毁、损坏。5月19日至20日,浪平、江宁、菱角等九个乡镇均有部分民众在赶圩时聚集乡镇政府,询问有关计生政策。经解释,民众自觉散去,均没有过激行为。到5月22日,博白县受围堵的几个乡镇已恢复平静。官方承认,当地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并且涉嫌乱收费。博白县副县长黄维表示,“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绪串联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对抗政府,并实施烧、砸、抢等破坏行为,政府对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而媒体则失语。
    
    有网友赋诗写到:《博白吏》 “暮投博白县,计生夜捉人。青壮早遁走,老幼独看门。吏呼一何怒,老幼哭何苦!听翁前致词:儿媳逃合浦,儿子附书至,二人甚凄苦!室中更无人,唯有三岁孙,家产早被抄,田地无耕耘。老朽人虽衰,请从吏夜归,愿充结扎数,换得我儿归。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46〕。
    
    七、大事件回放之二:临沂计生事件
    
    1.临沂计生事件前奏
    
    山东省临沂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存在野蛮行为,比如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随意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最终在2005年被陈光诚律師和其它人士向媒体和有关部门揭露,并引发当地政府对陈光诚和当地村民进行打压的事件。
    
    2004年7月9日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印发(临发〔2004〕18号)《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是临沂这一计划生育运动的发端和法规依据,在该年年底,临沂市某些地区开展暴力计生工作。2005年2月14日,临沂市政府再次印发红头文件,认为过高地估计了百姓的素质,依法办事不行,必须采用更强硬的传统手段。2005年3月开始,临沂市三区九县开展大规模暴力计生运动,抓人、打人、关人、强制结扎、强制堕胎、办学习班、收学习费。
    
    2.维权过程:
    
    2005年4月中旬,陈光诚、袁伟静夫妇开始对此进行调查,试图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这些受害者的利益,并向媒体揭露了有关情况。4月,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媒体对此事进行采访报道。5月22日至25日,在陈光诚的带领下,公民维权网站站长李健对临沂市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走访,并在6月10日,“公民维权网”发布《关于山东省临沂市暴力计生事件的调查报告》,在互联网上引起反响。
    
    5月9日,在陈光诚的带领下,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江天勇律师、李春富律师进入临沂进行调查,并协助部分村民进行起诉。2005年6月21日,在陈光诚的带领下,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江天勇律师、李和平律师再次进入临沂进行调查,并提供法律援助。7月中旬,在陈光诚的带领下,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金玲进入临沂部分县区采访
    
    7月,志愿者根据陈光诚讲述整理出《政府违反计划生育法 临沂市“扎”连十族》一文,在网络上引起进一步反响。2005年8月中旬,滕彪、郭玉闪、涂毕声与陈光诚从北京赴临沂沂南县、费县、兰山区、蒙阴县等地进行调查和提供法律援助。2005年8月下旬,郭玉闪、涂毕声写出临沂计生调查手记和相关文章。8月以后,众多的学者、异议人士、法律工作者写出评论文章,对临沂的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引起网络更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8月下旬,滕彪发表《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十篇,在关天、凯迪社区、燕南网、世纪学堂等网站引起强烈反响;海外数十家网站转载。2005年9月初,关天、凯迪等多数国内论坛迫于压力,删除几乎所有关于临沂计划生育的文章。
    
    8月28日至9月1日,王振宇、涂毕声、江天勇、李春富赴临沂协助当事人进行立案。8月后,数十家国际电台和报刊对此进行采访报道;包括华盛顿邮报、自由亚洲、BBC、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共同社、中央广播电台、美联社等。由海外媒体曝光后,受到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就临沂计生事件发表了谈话,并称要着手调查此事。9月初,国家计生委一名官员会同省、市、县计生官员在临沂进行调查。
    
    2005年8月12日以后,陈光诚夫妇在家中被监视居住。8月25日,陈光诚避开监视人员去上海、南京,并辗转来到北京。在北京多次被临沂官员围堵,几次险些被劫持。9月6日下午,陈光诚在北京与时代周刊记者讨论临沂的计生状况,下午即被山东警员在不出示任何证件、公文的情况下,强行抓走。然后被关押在临沂市沂南县,与外界的通讯也被限制,并且受到多次殴打,一些同情支持他的村民也曾遭殴打。自失去自由开始,陈光诚进行绝食抗议26小时。陈光诚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BBC、南华早报等多家国际媒体均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一些人权机构发出呼吁关注盲人维权者的命运。9月7日晚20:06,陈光诚回到家中。
    
    数名律师先后介入此案,并前往临沂进行调查取证,但受到很大阻力,甚至遭暴力袭击。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被临沂警方从家中带走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在失踪三个月后,6月12日陈光诚家人才收到他被刑事拘留的通知。
    
    8月18日,山东临沂沂南法院开庭审理,陈光诚被指控犯有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当天法庭没有做出裁决。这次的庭审引发极大的争议:陈光诚的辩护律师张立辉以及陈光诚的妻子不被允许进入法庭;辩护律师许志永博士前一天晚上被沂南公安以偷窃为借口羁押,陈光诚庭审结束后才获释;法庭临时指派的两各辩护律师,没有为陈光诚做任何辩护;陈光诚明确拒绝法庭指派律师的情况下,法庭并不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休庭。
    
    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
    
    根据一份民间关于山东省临沂市暴力计生事件的调查报告〔47〕,临沂计生侵权制造了以下典型个案:
    
    姚明建,男,23岁,临沂沂南县苏村镇姚家官庄村农民。2005年5月16日下午3点多,苏村镇的计生人员开着一辆车来到姚明建家,找其父母未果,结果姚明建本人被强行抓至苏村镇计划生育处(此过程中计生人员未表明身份),并在办公室被殴打。
    
    张明兰,女,68岁,临沂沂南县苏村镇邢家庄农民。2005年5月18日,数位苏村镇的计生人员在没有找到其女刑爱霞的情况下,到家强行张明兰拉到计生办关了起来,以要挟和逼迫刑爱霞来做结扎。共被关押5天。
    
    陈京玉,女,69岁,临沂沂南县苏村镇夏家庄农民。为了迫使其女刘春华(外地打工)回来做结扎,2005年5月18日上午9、10点钟,数名计生人员把独自在家的陈京玉抓去计生办关押起来。而本人有病必须吃药,也不让吃药和吃饭,一直到当天晚上9、10点钟,才被亲属强把她要回来。
    
    
    石明理,男,67岁,临沂费县探沂镇丰厚庄农民。计生人员为促使其儿(石松)媳堕胎,于2005年4月23日晚上12点多钟来到石明理家,强行把石明理抓到离本村6、7里远的大马山庄(学习班)关了起来。2005年5月3日,计生人员抓石松的妹夫季开健,但季开健从平房上跳到隔壁邻居季振刚家跑掉了。结果计生人员就以此为由把季振刚抓到大马山庄关了起来。石明理要求自己替换季振刚,但计生委的人不同意,他们还鼓动焦虑的季振刚的妻子辱骂石明理,5月7日上午10点左右,忠厚善良而又绝望无路的石明理被逼自尽。
    
    因怀疑临沂兰山区义堂镇下坡村村民陈增义王琴夫妇出外躲避计划生育超生,2005年3月22日晚,计生人员到其弟陈增雨家把他的妻子孟令红和2岁的婴孩一起抓走,以逼迫结扎对象出来结扎。
    
       
    
    山东省临沂市发生的大规模的、涉及人口数以千计的、主要发生在广大农村的暴力计生行为是由临沂市统一部署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他们为了对超生怀孕的实行强制堕胎、对已育有两个孩子的实行强制结扎,不惜践踏宪法和触犯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施行株连政策和制造恐怖气氛,通过违法侵入公民住宅、违法拘押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酷刑逼供、虐待和生理心理折磨、人格侮辱、敲诈勒索、剥夺公民的节育选择权以及对计生法律法规的非法解释和篡改欺骗等等手段以图实现他们所谓的计生目标。临沂市各级政府在此事上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传播已使得当地风声鹤唳,它不仅严重败坏了法律的权威,侵犯了公民的神圣权利,动摇了当地政府的合法性及其信用,也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道德准则。
    
    八、中国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在人权保护方面的欠缺
    
    截止目前,中国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主要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签署的人口问题国际文件主要有:1974年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关于进一步执行〈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建议》、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等。中国政府在签署这些公约和文件时,申明中国将在不违背宪法有关计划生育条款规定的情况下履行国际公约、文件所载的义务。
    
    
    
    A.国际社会中计划生育概念的内涵
    
    《行动计划》第14(F)段, 联合国文件中计划生育的定义是指夫妇和个人自由负责地决定自己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从这一定义来看, 计划生育具有如下特征:
    
    a. 强调夫妇和个人的权利。计划生育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基本人权,计划生育“目的是协助夫妇和个人实现其生育目标, 并让他们有充分机会自愿选择生育子女的权利, (行动纲领,7.16) 。
    
    b.反对对夫妇和个人生育的数量和间隔的干预。认为“人口目标尽管是政府发展战略的一个合理部分, 但不应以指标或配额方式强迫推行计划生育”(行动纲领,7.11) , 强调夫妇和个人在生育数量和间隔上具有自由地与负责地作出决定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的生育自决权, 不包括对子女性别的自由选择权, 只包括数量和间隔方面的权利。
    
    c.计划生育在于实现夫妇和个人的生育意愿, 旨在防止意外怀孕, 消除病理性不育症和生育力低弱症, 以便所有夫妇的子女数都能符合其理想(行动计划,29(C) 段)。所谓生育意愿, 是指夫妇或个人根据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所确定的生育子女数量, 有的研究者又把它称之为理想子女规模。
    
    d.政府作用是有限的, 其计划生育目标应主要“ 针对信息和服务的不足”(行动纲领,7.12)。具体地说,“应在法律、医疗、诊治管理方面排除使夫妇和个人不能获得信息、不能享用计划生育服务和方法的不必要障碍, 以使夫妇和个人更容易为他们自身的生殖健康负起责任”(行动纲领,7.20)。对出于降低或提高生育率而采取的社会和经济奖惩措施持否定态度, 认为在近100年来大部分这类奖惩措施对计划生育影响甚微, 在有些情况下还会起反作用, 并且它还会影响夫妇和个人对生育和家庭规模的决定, 会影响基本生育权利的实现。(行动纲领,7.12; 墨西哥会议秘书长关于审查和评价《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报告, 254段。)
    
    e.计划生育纯粹是一种家庭或个人计划, 是夫妇和个人根据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作出的。但政府可以做出相应的社会倡导。
    
    B.中国的计划生育与国际公认计划生育概念之间的区别
    
    a.中国在强调计划生育是公民权利的同时, 也强调了它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一义务性规定不仅使中国的计划生育有别于国际上的计划生育, 有别于国际人权观点, 而且也是中国制定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乃至国家立法、制定地方法规的依据。b.在中国的计划生育中, 规定了生育子女数量和间隔。c.中国计划生育的目的不是实现夫妇的生育意愿。
    
    
    中国在人口领域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在人权标准上,与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确立的人权标准(以1994年《国际社会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为代表)存在着整体上的差距。
      
    
    1、纲领认为,“发展权利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虽然发展能促进所有人权的享受,但缺乏发展并不得被援引作为限制国际公认的人权的理由。”而我们则是部分地基于发展权的考量来运用计划生育措施、手段。
      
    
    2、纲领认为:“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普遍取得保健服务,包括有关生殖保健的服务,其中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生殖保健方案应提供范围尽量广的服务,而无任何形式的强迫。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负责地自由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为达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 这一原则有两个要点:一是“无任何形式的强迫”(“任何形式”也就包括了法律责任机制、包括社会抚养费等强行性法律在内),二是“自由决定生育数和生育间隔”。这是计划生育政策与国际社会在人口领域的共识与标准之间存在的最重要差异。
      
    
    3、纲领在保护基本人权、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作了重点努力,而在中国,男女平等、妇女维权和家庭保护等工作,属于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并不归属于人口领域,也非主要由人口政策所承担。换言之,中国的人口政策与国际上人口政策在范围和内涵上有着较大差异,这两种政策体系在理解人口问题时呈现出一定程度上不同的思维框架。
    
    中国计划生育法制体系由宪法、法律和众多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组成。其中,计划生育法制体系中的最高位阶规范乃是宪法规范。宪法中关于计划生育,有两条规定,其一是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其二是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宪法的这些规定为计划生育其他法律规范提供了规范上合法性和价值上正当性的根基,是整个计划生育立法和行政工作的基础。
    
    
    与宪法的规定紧密相连的是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法制体系。这一体系依托宪法规范,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在中央层面,有一法三规。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等条款的授权下,产生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而在地方一级,占主导地位的首先是省级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条例,极个别的地方是政府规章,如西藏地区;此外还有很多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计划生育法制体系的核心部分侧重的是“控制人口数量”,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及其他方面的努力,则通过教育法、劳动法、卫生法等领域以及教育、劳动、卫生、文化等一系列的政策来完成。
    
    中国的计生法体系是以宪法为基本依据,由中央层面的一法三规及地方层面的条例组成。但是中国计生法体系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宪法:宪法中关于计划生育有两条规定,其一是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委托给国家的任务是“推行计划生育”;其二是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宪法中仅仅有计划生育义务的规定,却没有明文规定生育权作为基本权利,这使得生育权在法律定位上无法真正与受教育权、劳动者的休息权等基本权利并列。这是中国宪法条文的一个缺陷。其他国家虽然也罕有将生育权或生育自由纳入宪法者,那是因为生育的权利和自由未受到人为障碍而需要加以规范上的保障,因此就无须将自然的自由转换为规范的自由,正如呼吸自由一样。在中国,将生育权或生育自由纳入宪法却呈现出例外的必要性,这项权利的行使不能说没有遭遇人为障碍,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中,常常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正当的生育权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在立法中对生育权的处置也曾过度侵蚀这一权利。自主生育是一项人权,在它未受到外力阻碍的地方,它没有必要获得规范上的明文确定;但在它同时受到自然障碍和意志性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必要确立生育权的宪法地位和意义,这对于人权保障是十分必要的。
    
    
    一法三规:在人权保障方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可以认为是计划生育领域人权保障工作的最重要进展之一,但对胎儿权利及孕妇健康权的侵害未被明确禁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只含蓄地规定了:“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未能明确禁止强制堕胎手段。《计生技术服务条例》主要规定了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技术服务所需遵循的准则。但是,在人工终止妊娠这一敏感的人权保护领域未设置特定限制。
    
    
    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人权保护:目前各地规定中对于生育二孩乃至多孩的,除去特殊考虑因素(如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之种群与文化保全的需要)外,着重保护的权利并非生育权,而是可以暂称为“老年人生存——保障”权的这样一种人权。对于何种类型的人群可以生育二孩,从目前的规定来看,最主要的,是对本地方各类人群“老年人生存——保障”权面临风险的一个估测。
    
    
    九、倡导与建议
    
    1.人口比例失调问题亟待解决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此为标志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由“柔性倡导”转变为“刚性推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胎化”政策在权力的指挥棒下雷厉风行,至今已经历三十年。经过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由此造成的各种后果也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公众话题。
    
    首先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2007年,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人口比例失调”, 根据政府预计,到2020年,中国育龄人口(20-45岁)中男性将比女性多出4千万。据官方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男女比例为118.58比100〔48〕。但是,个别地区的男女比例却达130比100。而在工业发达国家,男女比例为104-107比100。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问题,2006年12月12日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截止2005年底,中国有60岁以上人口约1.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中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推动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主要推力之一就是中国政府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
    
    从长远来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和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牵涉到权益保护问题。一方面,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数千万青年将遭遇配偶问题,另一方面,人口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将迅速衰老会出现老龄退休人群的照顾问题。这些都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巨大隐患,可以说,中国社会在短期内的发展严重地透支了未来。
    
    在我们能观察到的视野里,也应该明确的是,用“计划”的权力侵犯生育的人权已经造就了一场人权灾难。当今世界没有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政府的权力大规模地限制国民的生育权利,因为此项政策的推行,大量国民的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更有诸多国民遭受暴力、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待遇。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经常连国内法律也不遵守,更不论国际文明准则,任意限制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人权问题,并不是部分官员的问题,更不是国民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并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都不是不是以人为本的产物,都不是围绕“人”和“人权”确立起来的,而是围绕统治权力确立起来的。所以,要想解决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人权问题,要想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问题。
    
    2.政策的灾难要用政策去补救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低至2.24‰,自然增长率为11.87‰。从分城乡看,城镇的总和生育率1970年为3.27‰,1974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的1.93‰。此后,连年下降,1980年已低至1.13‰。可见,1980年之前,中国政府采用“倡导倡导”的方式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就已经收到成效。
    
    三十年过去了,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我们做了很多,也做错了很多。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压力已经今非昔比了。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资料《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可见不光是城市人口不愿生孩子,农村人口也开始不愿生孩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以人权保护和人的多样性发展为出发点反思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修正计划生育政策,以积极的态度与国际社会的计划生育政策接轨。这就需要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充分地提高认识。
    
    
    
    首先,根据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保护生育权这一基本人权,在立法上认可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一切政府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出发点以及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权利依据。
    
    第二,计划生育的概念上,要由特色的计划生育概念向国际社会通行的计划生育概念统一。国际社会通行的计划生育定义是指夫妇和个人自由负责地决定自己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计划生育纯粹是一种家庭或个人计划,是夫妇和个人根据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作出的。计划生育在于实现夫妇和个人的生育意愿,旨在防止意外怀孕,消除病理性不育症和生育力低弱症,以便所有夫妇的子女数都能符合其理想。所谓生育意愿, 是指夫妇或个人根据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所确定的生育子女数量。不能以发展为借口来限制人权(生育权),虽然政府可以合法通过一些鼓励的方法去达到控制人口的目标,而这些鼓励性的方法不应该有歧视性。
    
    
    第三, 政府作用是有限的, 主要功能应在于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医疗条件协助夫妇或个人来实现他们的家庭计划。其计划生育目标应主要针对信息和服务的不足,具体地说, 应在法律、医疗、诊治管理方面排除使夫妇和个人不能获得信息、不能享用计划生育服务和方法的不必要障碍,以使夫妇和个人更容易为他们自身的生殖健康负起责任。
    
    
    第四,摒弃以国家为唯一主体、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被动型开发(发展)模式,向以人的开发为方向,以增加人的可行能力和选择能力为目标,以人的参与和社会参与为保障的主动型开发方式转变。
    
    
    第五,计划生育本身的不良后果已经随着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逐步显现出来,政府应该通过民主立法程序,指定合理的生育政策,向国际公认的计划生育惯例转换。
    
    3.社会的灾难要全社会去努力
    
    
    
    即使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以“一胎化”为内容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也已经不合时宜了,推动这样一种政策的废止和修正也应该提上全民族的议事日程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快捷的办法是政府主动将此先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主动废止或者修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问题和“困难”。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正式而彻底地将农业税划分为地方政府的收入,在各地的实践中,农业税基本属于县乡政府的收入,其中乡级政府通常可分得75%以上,而三提五统及各种农民所承受的额外负担基本上是全部由乡级政府支配。2005年之后,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乡级政府的官员从整个权力体系的利益链条中跌落下来,他们缺少了原来充足的“办公经费”和铺张浪费的条件,于是不得不抓紧手中仅剩的计划生育监督权力捞取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地方的乡级政府工作人员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热度已经超越2005年之前了。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了基层政府的主要财源,而县级政府为了维持乡级政府的工作热情,就默许甚至怂恿乡级政府工作人员继续从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寻租。所以乡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利益问题,是阻碍对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废止或者修正的主要阻力,而整个官僚系统的惰性是另一重阻力。中国的各级政府,一是有自己的利益,二是有强大的行政惰性,单纯依靠政府主动将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主动废止或者修正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那么就需要全社会为此努力。
    
    首先,中国公民要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抵触一切违法行为,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各种法律为武器,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各级官僚和各级政府不能在计划生育政策中为自己攫取额外利益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的废止和修正就有了契机。公民对违法行为不服从也是一种公民不服从的方式,当公民对官僚和政府的违法行为不服从的时候,官僚和政府的违法行为成本就会提高,从而减少违法现象。
    
    其次,中国公民要强化自己的权利意识和人权意识。只有增强权利意识和人权意识才能明白“恶法非法”的道理,就能以人权和联合国文献为武器不断抗拒恶法,使“恶法”的执行成本变高,甚至变得不可执行。这样一来,“恶法”就会遭到公民的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废止和修正就有了踏实的基础。公民对“恶法”的不服从是公民不服从的经典方式,这样的方式不仅推动了各国的立法进程,而且具有道义的制高点,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第三,专家学者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专家学者的责任使命不是为政府的政策做合理性论证,不能只是为政府的政策歌功颂德,要针对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研究探讨,利用自己的权威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一个又一个研讨会和座谈会针对计划政策开起来的时候,政府就不能自说自话,它必须关注公共舆论,这就会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废止和修正提供一些良好的舆论条件。
    
    第四,民间组织和维权律师要发挥自己的能力。民间组织和维权律师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领头羊,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中发生的暴力、酷刑和不人道现象需要他们去关注,当事的弱势公民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当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社会各界的法律帮助和其他帮助时,人们就会坚定自己维权的信心,增强自己维权的动力。
    
    第五,民间公益人士和意见领袖要显示自己的才能,善于关注各个领域里的公共政策,包括当局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协调社会各界的推动力量,共同促进计划生育政策的废止和修正。
    
    第六,民间公益社团要和国际人权组织配合。国际人权领域展开的官方对话是促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的一个方面,国际人权领域展开的民间对话也是促进中国人权改善的积极方面。中国政府推动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涉及诸多人权领域,而中国政府又有刻意隐瞒的趋向,这就需要民间做出积极补充,以促进政府向良好的方面转化。中国社会大众对人权的普遍性认识与国际社会有一些差异,面对这种差异,我们需要一方面深化与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的对话,另一方面也要反思我们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的不足之处,这样有利于人们提高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有利于改进人口政策。
    
    附录:中国计划生育维权可依据的法律条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三十九条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四十五条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六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第二百六十三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九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第六十八条 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九条 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三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取、收受贿赂的;
    
     (四)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五)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第四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施行避孕、节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受术者本人同意,并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6、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
    
    第三十七条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
    
    7、生育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中指出: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对生育权问题提出的新的观点,就是自由且负责任的行使生育权,强调夫妻和个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强调夫妻在行使生育权时,要考虑到将来子女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但同时应当承担对家庭、子女和社会的责任。
    
    生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1.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的权利。2.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公民有权利选择生育与不生育,不生育也不应当受到歧视。3.在生育权问题上夫妻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从理论上说,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不可能依靠单方实现,因此,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实现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应当是以双方协商为基础的,两个人共同的意愿才能实现。4.生殖健康权。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公民有权获得科学知识和信息、有避孕措施的知情权和安全保障权利以及患不孕症公民有获得咨询和治疗的权利。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指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措施。
    
    我国当前直接涉及到的生育权问题的法律主要有两部:一部是2005年8月28日修正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 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育龄夫妻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划生育,有关部门应当提供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和技术,保障实施节育手术的妇女的健康和安全。国家实行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制度,发展母婴保健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妇女享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另一部是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中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但是,立法目的来看,该法调整的重点是计划生育,出发点不是为了给生育权以定位。
    
    8、其他
    
    
    中央计划生育"七不准":
    1、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
    2、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
    3、不准不经法定程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产抵缴计划外生育费。
    4、不准滥设收费项目、乱罚款。
    5、不准因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株连其亲友、邻居及其他群众,不准对揭发、举报的群众打击报复。
    6、不准以完成人口计划为由而不允许合法的生育。
    7、不准组织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
    
    
    注 释
    
     标号按文中先后顺序排列;个别由作者收集的素材文中已做说明,不单独标注;
    
     ⑴ 萍乡市政府信息公开网:
    
     http://www.pingxiang.gov.cn/ecms/www/pxs/z/lhx/2008-11-19/79001.html
    
     ⑵博兴县政府信息公开网:
    
http://www.bgk.gov.cn/openmsg.asp?msgid=mf01_0000000093

    
     ⑶吉州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jzq.gov.cn/bmdtw/Detail.asp?ID=39691(第一期工作动态已删除)
    
     ⑷枣庄大众网:
    
     http://zaozhuang.dzwww.com/news/zzsz/200908/t20090810_4975501.htm
    
     ⑸星空网自揭阳日报《惠来计生已落实“四术”947例》特约记者 唐桂彪 记者 李美佳报道2007年6月30日报道(网站内容已删除)
    
     ⑹汉阴县政府信息网:
    
     http://www.hanyin.gov.cn/new/ShowArticle.asp?ArticleID=5824
    
     ⑺廉江市政府网:
    
     http://syj.lianjiang.gov.cn/recview.asp?infonum=81539
    
     ⑻藤县综合网 《寄生工作动用硬措施出效果》
    
     http://www.txzhw.com/html/bendixinwen/20080822/News_939.html
    
     ⑼王海鑫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衍生的法治困境—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十宗罪
    
     http://wangxinhaipku.bokee.com
    
     ⑽中国计划生育现状调查 观察 2007.6.13 http://www.100md.com
    
     ⑾彩龙中国 都市时报《四川女子春节到外地探亲 被强行拉走结扎》2009年2月6日报道
    
     http://news.hunantv.com/x/n/20090206/135282.html
    
     ⑿南方网《男子被"强迫"结扎留病根 丢饭碗失"性福"》记者马小六 2007年12月24日报道
    
     ⒀消息来源由德先生研究所义工李雷调查提供。李雷自2009年11月1日至2009年12月30通过网络搜寻和电话查证的方式对部分案例进行了收集整理,本文多有采用。
    
     ⒁《后遗症18年未治愈 患者获赔偿》 http://case.148365.com/2815.html
    
     ⒂ 《男性结扎十年性能力会丧失?》 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2004年7月28日
    
     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nanyuetuijian/80200407280243.htm
    
     ⒃中国计划生育现状调查 观察
    
     2007.6.13 http://www.100md.com
    
     ⒄现代金报《新生儿因无准生证被当死胎处理》2009年8月14日记者 蒋振凤 实习生 潜雄斌 报道
    
     ⒅滕彪著:《杀害自己孩子的民族没有未来》,《橄榄枝》第九期,2007年冬季号。
    
     〔19〕同〔13〕
    
     〔20〕同〔13〕
    
     〔21〕《宜阳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变异样本》欧阳斌 凤凰周刊总158期
    
     〔22〕同〔13〕
    
     〔23〕同〔13〕
    
     〔24〕同〔21〕
    
     〔25〕同〔21〕
    
     〔26〕同〔21〕
    
     〔27〕《苍山超生“黑孩”》 记者李秀江 《小康》2008年5期
    
     〔28〕《妹妹超生哥哥停职:质疑新时代的“连坐” 》作者金维《江苏法制报》2006年5月30日
    
     〔29〕同〔13〕
    
     〔30〕同〔21〕
    
     〔31〕同〔21〕
    
     〔32〕举报人博客 http://blog.bandao.cn/archive/54068/blogs-496302.aspx
    
     〔33〕奥一网 http://sports.oeeee.com/a/20080717/610715.html
    
     〔34〕中国计划生育现状调查 观察 2007.6.13 http://www.100md.com
    
     〔35〕《苍山超生“黑孩”》 记者李秀江 《小康》2008年5期
    
     〔36〕《办个准生证怎么这么难? 》红网长沙2004年10月31日
    
     〔37〕同〔13〕
    
     〔38〕《户口辗转三地生育证难办》 《成都日报》2007年9月5日
    
     〔39〕湖南在线投诉直通车 2009年2月24日
    
     http://sms.hnol.net/tousu/ts_list.asp?id=5368
    
     〔40〕同〔21〕
    
     〔41〕同〔13〕
    
     〔42〕同〔21〕
    
     〔43〕《加紧解决“计生黑户” 》《南方都市报》中国观察之丁东专栏 2008年12月13日
    
     〔44〕《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案》作者:段宏庆,《财经》杂志 总190期2007-07-23〔〕
    
     〔45〕广西博白事件可参考以下资料:
    
     http://www.fjsnow.com/bbs/thread-144721-1-1.html
    
     http://www.happyhome.net.cn/bbs71/dispbbs.asp?boardID=33&ID=6612&page=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529/14/9737_527074.s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706/19506.html
    
     〔46〕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529/14/9737_527074.shtml
    
     〔47〕李健《关于山东省临沂市暴力计生事件的调查报告》
    
     http://web.cenet.org.cn/upfile/72913.doc
    
    〔48〕《说出中国人口的秘密—访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西安人口网 2007年2月26日http://www.xianfp.gov.cn/Index/Catalog117/1082.aspx
    
     参考文献
    
     冯立天:《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人口研究2000.4
    
     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中国知网
    
     张维庆:《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史进程》 中国人口网
    
     艾 佛:《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命运》 价值中国网
    
     湛中乐:从基本国策到基本法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立法背景与立法过程评析
    
     湛中乐 苏宇:《中国计划生育、人口发展与人权保护》 人权网
    
     于建嵘:《底层政治》,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
    
     《宜阳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变异样本》欧阳斌 凤凰周刊总158期
    
    原文网址: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1003/20100308103837_20313.html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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