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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福利房:最后的晚餐还要吃多久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07日 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有几个公务员没有房子? (博讯 boxun.com)

    
     北京市政府公务员小李工作已经五年,他时常加班却从没有领过加班费,忍受着办公室政治的压抑,就盼望着能搭上最后一班车,享受到公务员队伍最大的红利———低价房。但现在,他的排名却越来越靠后,从最初的第600名,到后来的800名,再到现在的1000名开外,梦想中的肥肉离他越来越远。
    
     最近,他又一次与分房福利擦肩而过。某国家部委将自己分房后剩下的几十套房调配给北京市,迅速被处级以上的干部分光,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局长们。这让他尤其愤愤不平,“这些人很多都是享受过福利分房的,竟然还能厚着脸皮要到房子。”老干部们要房子的理由是“补差”,比如当初福利分房的时候他们的面积是60平方米,而现在局长可以分到120平方米,他们就找到现任局长,要求再补一套房。
    
     另一位北京市委的公务员小王则领着几个年轻同事,找分房的一位副局长抱怨不公平,结果一句话就被挡回来了———“别人当年也等过!”他抱怨说,福利分房制度已经风雨飘摇,单位里家庭条件不好的小年轻,如果分不到房子,真的连婚都结不了。但他们不会就此撂挑子不干,他们还依恋这个体制“忍吧”。
    
     小王、小李的境况是公务员群体最底层生存状态的缩影,那么居于上位者又如何呢?
    
     最近,一篇题为《东坝朝阳新城800套限价房已被农业部公务员笑纳》的帖子雪藏数月之后,因为楼市新政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该帖内容非常详细,罗列了农业部各下属事业单位办理签约的时间、地点,应当是内部人士所为,属于分肥不公引发的“内讧”。据一位农业部系统的人士讲,这800套房分给了农业部下属的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分房容易“内讧”,是因为它不像部委公务员分房那么固定,这一批完了之后,下一批不知何时才有着落,全靠领导个人的能力和意愿,因此大家就争得比较厉害。
    
     离权力中心越近,分得到的资源就越大,资源分配机制就越有保障。在农业部分房被热炒的同时,一则《北京公务员买房内部价惊人》的网络热帖爆料称,在北京海淀区四道口的“部委大院”区,近两年盖起了不少新楼房。这些“家属楼”的价格是4500元/平方米左右,是同地段房价的十分之一。网帖还给出了各大部委分房所在的具体地段。(新华网4月11日)
    
     这只是公务员住房福利的冰山一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产研究处处长文林峰向本报记者坦称,尽管1998年国家明确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但实际上这一政策从未停止过。人们都知道公务员的工资买不起房子,省长、市长也说自己买不起房子,但同时又有几个公务员没有房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4月27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称,公务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危害极大。陈淮称,除了前苏联,任何国家都没有公务员住房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经验”,不论历史还是现实,再没有其它的例证。
    
     这种危害,就是对政府和公共政策公信力的危害。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誓言犹在耳旁,那厢央企地王拔地而起,在央视《新闻1+1》3月17日的节目中,白岩松无奈感慨,“有的时候你在想,房价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白岩松的感慨被媒体放大,网络媒体纷纷以《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为题对该节目进行了转载。“总理不如总经理”命题提出不久,最严厉的一轮房地产调控开始了。
    
     然而,8年控房铩羽而归,调控调控,越调越涨,越调越恐,如同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当初跟随“有正义感”的经济学者易宪容、谢国忠的唱衰房价未买房的“空军”们(因唱空房价得名),在丧失数次买房佳机之后,成了愚蠢傻蛋的代名词。当新一轮方式“史上最严厉”调控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少见追随易宪容、谢国忠的“粉丝”了。谢国忠本人最近讲述了一个“保姆辞职准备参与炒房”的故事。全民炒房的时代浪潮已经汹涌。
    
     “空军”们信任的其实不是专家,而是专家背后的政府公信力。政府房价调控政策屡次破产之后,人们开始相信开发商的那句话,“政府不会出台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因为房价真下跌的话,拥有多套房产的公务员们———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首先就会成为政策的受损者。
    
     当公务员丧失对民众生活压力的痛感
    
     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住房调控政策失败的原因,以免再次失败引发更大的反弹。以往的住房调控政策应验了不少开发商说的,“不怕没政策,一有政策就会把房价向上推高一次”。国家每次出台的调控总是“重拳打到棉花上”,足以证明公共政策的失效。
    
     对于公共政策失效的原因,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美国学者奥尔森的解释。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的衰落。
    
     与西方利益集团游说国会(议会)不同,自上而下畅通高效的公务员体制,是最贯彻公共政策最强大的支柱,他们一旦被强大的利益裹挟其中,就可能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
    
     另外,与西方的利益集团公开游说不同,我们看不到中国房地产利益集团活动的全貌,只能依稀捕捉其活动的影子。下面,我们不妨再通过公共政策的各个环节做一番察验,且让我们看看这些影子。
    
     如果拆分开来,与掌权的官员直接将权力变相的个例腐败不同,公务员群体拿民众保障房来谋利的行为,当属于集体腐败。甚至有山西省忻州市公务员群体将分到的限价房倒卖赚得5000万元,直接将民众权利变现。不管是有权力的高级公务员,还是基层公务员,他们都可以通过“超国民待遇”从现行的房价飙涨中获得利益。因为有了新福利房的保底,公务员家庭还可以到市场上囤房、参与炒房。县政府科级以上官员的孩子,来北京读大学,往往就“顺手”把房子一块搞定。需要住房的市民,在房地产市场为何会那么吃力?因为除了炒房客之外,他们还要和全国的官员竞争。
    
     公务员群体在房价飙涨的过程中,比一般民众更有可能和条件参与囤房甚或炒房从而使得资产快速升值。这个时候,还能指望公务员一边囤房,一边还要下力气打压房价这种自我割肉的行为吗?
    
     谢国忠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十万雪花银其实都花在了置地上,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到了今天,这样的传统依然没有本质变化,只是不再买地(也买不到地),可以买的是长在土地上的建筑。房地产屡次反弹飙升,让普罗大众咋舌,让开发商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这其中,恐怕不能低估公务员群体的力量,它至少大大影响了公共政策所要达到的效果。
    
     统计数据是决策的第一步,因此也可能成为利益群体影响决策的第一步。从以往官方的房价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民意的呼声、民众的痛感,并不能直接传达到体制之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涨幅非常温和,甚至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房价“最热”的北京,2009年一年也就上涨了9.2%,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是7.4%、8.7%和18.9%.在这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涨幅一年超过10%的,仅仅只有六七个城市左右,很多城市的房价涨幅连5%都不到。
    
     只是,广大人民群众智商的上涨幅度也超过了统计局官员的预计,这些数据被人们普遍认为“被调控”的结果,是统计机构被“绑架”的直接证明。原来最权威的官方统计数据是可以被玩弄于股掌之中的。
    
     公务员生活与民众生活处于不同的轨道之上,没有对民众生活压力的痛感,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也就被打了折扣。任志强公开声称,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都供应给公务员,而在2005—2009年,北京由特定单位使用的用地面积大约是商品房住宅用地面积的两倍。据向知情人士了解,北京市与部委在自建保障房问题上存在着默契,地方政府每年背着建经济适用房的指标,但建商品房比建经济适用房挣钱挣得多得多,如果有部委自建经济适用房,正好替市里完成了指标,一举两得。
    
     《住房保障法》目前已经纳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人们一直对该法寄予厚望。中国的房地产缺的是有保障的市场,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在当地,直接在市场购买住房的居民约占总户数的3%,80%的中等收入居民都可以购买由“建屋发展局”(H D B)提供的平价住房。
    
     相较而言,中国目前的住房保障面临着“三缺”———缺专门机构,缺财政支持,缺考核机制,单纯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住房保障仍是无本之木。200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发布调研报告指出,该年度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当年9月,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仅为23.6%.这还不算其中有多少又被公务员们占据。
    
     《住房保障法》会给人们一个乐观的未来吗?南都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王涌,他参与了最初的起草过程。他认为,最根本的制度设计是要确定地方政府应承担住房保障的法定职责。在住建部召集的起草工作座谈会上,王涌就提出,草案应规定地方政府将土地供应和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住房保障建设,然而政府方面没有将其建议纳入草案之中。他还提出,应由上级政府确定下级政府每年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财政收入,以增加执行过程中的强制力,然而这一建议也未能列入草案之中。
    
     立法的过程是形成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环节。但因为没有公开的辩论,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会决定法律草案中,人们也不知道,当草案内容遇到利益集团或其代言人的游说,又会如何变形,最后它又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这一切都不在民众的掌控之中,已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公务员们,会自动代表民众的利益吗?
    
     何以保障公共政策的推行
    
     人们常常把土地财政看成房地产市场乱象的根源,不错,分税制后的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地方政府炒高房价获得的超额收入、超高G D P以及与之伴随的政绩,使得土地财政成为房价高企的公共原因。但维护这个现状的前提,就是高房价对政府人员没有杀伤力。人们更不应该忽视的是,在土地财政背后,其实已经有多少公务人员深陷利益的困局,在公共政策的形成以及执行当中,他们又会拿出多大的意愿砥砺而行?
    
     类似新加坡那样的中立公务员系统,可以通过恰当的公共政策,平衡房地产市场交易双方力量,使得利益集团不得单纯追求一方利益最大化。但中立的公务员系统一旦遭到利益集团的侵蚀,公共政策的动力保障又该如何而来?
    
     有关房价的公共政策,是一个逻辑非常简单但又具备普遍性的问题。之所以非常简单,因为只有当房价真正影响到公务员群体的个人利益,他们才会真正控制房价。正如财经评论员马光远所说,只要取消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房价肯定会暴跌200%.之所以说它普遍,是因为这种逻辑可以放大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单位的大大小小的公务员群体,还体现在这个群体除了房价之外其他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包括医疗、养老以及福利等。
    
     中国现实政治,已经从强人政治转型为常人政治,执政者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最强势的群体无疑是公务员群体,他们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他们的衍变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不让社会合力的方向走得过偏,过于惊心动魄,那么唯有保持公务员系统的中立。从这个角度看,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关涉到的是国之根本。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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